血的神話－－公元一九六七年湖南道縣文革大屠殺紀實(83)

譚合成

卷九

第八十三章  牢獄生活

砰!身後傳來一聲沉重的鈍響，鐵門關嚴了。黃義大抬起頭看了看牆上貼的“監規制度”，白紙黑字，一共六條：坦白從寬，抗拒從嚴，老實交代自己的問題；不准交頭接耳，不准高聲喧譁；不准帶火柴硬器入監房；不准抽煙飲酒；一切服從看守人員的管制；所有情況都要向看守人員報告等等。

從這一刻起，黃義大開始了人世間的另一種生活。

儘管所有的人從來都沒有告訴他，為什麼把他送進這裡來，但“監規”上寫得明明白白，送你進來就是要你“老實交代自己的問題”。

這個陳舊的看守所，共有12間監室，每間約10平方米，原為住4個犯人設計，現在大約要關三十人左右。監室里只有靠外牆三米高處有一個很小的通氣鐵窗，小到把所有的鐵欄杆弄斷，也難容一個人爬出去；地面是水泥地面，非常潮濕，特別是春夏之交，一發“水南風”，牆上、地上均是濕淋淋，伸手一摸全是水珠。只要在看守所里住上一年的人，手腳都會患上關節炎。縣廣播站站長唐厚文是一個文人，文革初被打成“小鄧拓”關了進來(文革初期道縣的文化大革命基本上是比照着北京的模式進行的，全國各地也基本如此，北京揪出一個大鄧拓，道縣就要挑一個小鄧拓；北京揪出一個大彭真，道縣就要揪出一個小彭真；北京揪出一個大劉少奇，道縣就要揪出一個小劉少奇……)，在裡面坐了不到一年，患上了嚴重的關節炎，膝蓋腫得很大，白天、黑夜“哎呦”地叫個不停，吵得眾“牢友”無法入睡。牢房裡面又潮濕又陰暗，白天黑夜都要開燈。每天“放風”的時間只有五分鐘，只有在這個時候，你才能看到天日，看到太陽從雲層中灑下的金光。放風的時間最重要的任務就是呼吸，抓緊時間、集中一切精力拼命地呼吸。唐厚文已經痛得走出去放風的能力都沒有了，眾人可憐唐厚文，每到放風時，便分頭攙扶他到外面去見點陽光，吸吸新鮮空氣。

犯人們睡的床，是四邊用磚頭砌有一尺高的一圈，中間搭上幾根木料，用長木板並排釘成的一個大統鋪。犯人進來從外面依次挨着睡，像擺鹹魚條子一樣，床的對面有50公分寬的空間，供犯人上下床和通行，裡面的檔頭放了一個大便通，前面的床位被先進來的老犯人占上了，最後進來的只有靠裡邊睡，腦袋邊上就是便桶。剛進來的人，不說別的，光是便桶濃烈的臭味就能讓你馬上暈倒過去。

因為每天只有五分鐘放風時間，而且是一個號子（監室）一個號子地輪流放風，放完一個號子，關好了，再放第二號子，所以必須跑步前進才能解完大便，即使沒有解完，五分鐘時間一到，武裝看守鈴聲一響，就馬上必須提上褲子拼命地往回跑，稍有遲緩，就要在外面的地上罰跪。夏天不管太陽有多毒，冬天不怕下雪下雨有多冷，露天中一跪就是一兩個小時。所有的人都特別害怕，不敢有絲毫遲延。

由於號子空氣齷齪，衛生條件十分惡劣，每天都有幾個犯人“拉稀”，沒有辦法，只能屙在便桶里，在那個窄小的空間裡，那個臭氣可想而知。黃義大剛進去的幾天，聞到那種熏天臭氣，就想嘔吐，頭昏腦脹，根本吃不進任何東西，送進的囚飯甚至一連幾天不碰，眼睜睜地看着別的犯人狼吞虎咽地把它吃個精光。

對於每天放風上廁所，他也非常難以適應。當縣長時，坐辦公桌的日子長了，習慣了慢條斯理地上廁所，從從容容地方便，像很多搞腦力勞動的人一樣，把上廁所看成是一種思考問題的時間。為了適應這種嶄新的方便程序，他真的沒有少吃苦頭。

號子裡有一個不成文的規矩，凡新進來的犯人首先要先倒7天便桶。就是在放風時，負責把便桶里的屎尿到進廁所。黃義大住進的那間監室，共關了31個人，黃義大一進號子，就有人說：“哎呀，義大書記，黃縣長，你也進來了？”經他一說，大家都知道了這位新進的犯人的身份，因着這個特殊的身份，加之一看，雙手捆得發紫，連筷子都提不起來，於是決定法外施恩，免了他7天倒便桶的“規矩”。

這間監房的三十多人，有因“派性鬥爭”遭報復抓進來的；有參與宗族械鬥的頭子和基層幹部；有因長期外出雲南、新疆等地區搞副業謀生的所謂“流竄犯”；也有個別偷摸扒竊的人；還有在外面打死人殺了人的刑事犯。這些從農村被關進來的人，最難受的是吃不飽、餓得發慌。有一些關得時間長了的人，因為肚子裡一點油水也沒有了，更是餓到了貪饞的程度。每人每餐十六兩一斤的秤，只有二兩八錢米（按規定是三兩米，因為每人要抽出二錢米的飯加給在外面挑水或搞其它勞動的人吃），飯菜分別用兩個小木桶送進來，每人一個鋁製缽子，大家推選出兩個分飯菜分得均勻的人來分飯菜，飯菜分好以後，統一擺在那裡，喊了釣（號）再依次按順序拿。菜里根本看不到一點油，吃的主要是蘿蔔、白菜，早餐就是幾塊酸蘿蔔。喝的水每個間子一天一桶子，大約二十斤，每人只分得一小口杯，天氣再熱，渴得難受，也只能留着這點水潤潤喉嚨，從來不敢大口喝水；一身再臭，不到一月，不得放你出來洗一次澡。大家只好每天早上送進的那十來斤水，各人用自己的洗臉巾浸濕擰乾，擦一下臉，餘下的水按每天三人輪流擦擦澡或洗洗短褲。所以凡進來的人，都希望早一點判刑到勞改場去，不管怎麼樣，勞改場總可以吃得飽一點，活動面也寬一些，寧願判重一點，也不願意關在看守所里，受這個閻王罪。

劉香喜也被關進了這個看守所，他受的折磨比黃義大隻多不少，可以說整個看守所三、四百號犯人中，第一個遭罪的就是劉香喜，黃義大只能屈居第二。比別人稍有不同的是，他從關進這張鐵門的那一刻起就下定了必死的決心，這也是性格的使然，他對自己說：“進來了就別想着活着出去，出去了就要把這幫‘殺人犯’送進來！”他的這種態度，理所當然地使他遭到比別人更多的打擊。對於自己的牢獄生活，劉香喜寫了一首劉氏七律《死牢》：

春來大地鳥無聲，

鐵窗驚夢桔花聞；

勒索捆打催人命，

老君爐里整七年。

後來成了“告狀油子”的李念德也在這前後，被送進了這個看守所，他沒有和劉香喜關在一個號子，也沒有和黃義大關在一個號子裡，而是關在勞動號子裡，這裡關的都是罪行稍輕的犯人。

顯而易見，李念德對於牢獄生活比黃義大、比劉香喜這些人適應多了。首先關在勞動號子這邊本身就要輕鬆很多，而且還可以見天日，每天還可以多吃得幾兩米。即便是不安排勞動，關在號子裡的日子，李念德也顯得遊刃有餘。僅以放風為例，每天鈴聲一響，他第一個走出號子，到院子裡溜一圈，伸伸腿，吸吸氣，然後慢騰騰地走進廁所，解完手，系好褲子，走出來，晃晃悠悠朝監房裡走，收監的鈴聲一響，他的一隻腳正好踏進號子裡，什麼都不耽擱，時間一點都不浪費。他年輕，身體壯，勞動力好，做事又機靈，為人又強霸，當時牢裡面也是“階級鬥爭為綱”，不像後來有牢頭、牢霸這些現象，若不然很可能成為一個牢頭或者牢霸。

李念德的這個號子關了也有將近30人，其中有兩個重要人物，都與殺人事件有些牽連，一個是“紅聯”副政委賀霞，一個是“革聯”司令張福山。

賀霞的主要罪名是“階級異己分子”，對於一貫認為自己“根正苗紅”的賀霞，這一點打擊最大，試想一下，一個階級立場最堅定，階級鬥爭覺悟最高的人，突然一下變成了“階級敵人”，那是一種什麼樣的感覺！賀霞就像受了宮刑一樣，身體的損傷說不上很大，但在心靈上比死還難受。但即便是在號子裡面，他還是很堅決地與身邊的這些人劃清界限，以一個共產黨員的標準嚴格要求自己，自覺地監督身邊這些“階級敵人”的活動。據李念德說：“這個人最喜歡打小報告了。”而李念德也確實是一個不老實的角色，不老實的人到什麼地方都不老實，李念德在號子裡面經常干一點點違反“監規”的事情，大錯誤不犯，小動作不斷。這一天，李念德又做了一點違反監規的小動作，被賀霞匯報了上去。結果，從號子裡拖出，跪到坪子裡足足曬了兩個多鐘頭的太陽。這是李念德自進牢房以來從未有過的奇恥大辱，平日挨罵、挨打、挨跪、挨罰，都是別人的事，從來沒有搞到他身上過。他跪在坪子裡被火辣辣的太陽把腦筋曬出了毛病，心想：屌你老母親個“階級異己分子”，比起老子還要低人兩等(在李念德的心中是這樣分等級的，四類分子子女在四類分子之上，四類分子在“階級異己分子”之上。)，敢打老子的小報告，老子不活了，老子跟你拼了。

體罰結束以後，回到號子裡，李念德走到賀霞面前：“你這個畜牲養的，敢打老子的小報告！”“我沒有……”賀霞剛要辯解，李念德的雙手已經卡住了他的脖子，這雙拿慣了鋤頭把子的手，鐵鉗一樣，掐得賀霞臉也漲紅了，眼也翻白了，嘴巴張得老大地拼命抽氣……監室里的人看到要出人命了，喊了起來：“報告武裝……”

武裝看守聽到喊聲，跑過來，把賀霞解救出來，又把李念德用銬子銬上，關了整整四十天的小號子。

張福山的罪名是“反動組織壞頭頭，打砸搶分子”。他入獄以後非常緊張，表現得極度惶恐不安，對自己的前途非常悲觀，身體狀態也越來越差。李念德看在眼裡，對他很同情，利用自己身強力壯的優勢經常幫助他，慢慢地兩人成了朋友。在李念德準備出獄的前一個晚上，張福山趴在李念德身邊悄悄地告訴他：“小李，我求你辦個事，我有一本材料，關於殺人的事的，放在我老婆手上，這個東西非常重要，都是證據。我自己保管不了啦，放在我老婆那裡也不安全，你出去以後，到鹽業公司找到我老婆……就說我叫你來取的。你千萬要把它保管好，這個東西遲早是有用的……”

李念德出獄之後，信守諾言從張妻處拿到了這本材料，這本材料就是“揭蓋子學習班”的材料匯總，李念德一看，知道是朋友的生死相托，連忙帶回去找到一個妥當的地方藏了起來。後因生活漂泊動盪，又先後換了10個地方保管，直至1982年才拿出來。李念德寫給鄧小平的“告狀信”就是根據這份材料寫成。

關於黃義大的牢獄生活，筆者想用黃義大本人寫的一段申訴材料說明之，非親身經歷者無論如何寫不出這樣入木三分的文字。

把我拘留審查以後，對我的人生摧殘，那就更殘酷了，因為這個牢房是（縣）武裝部軍管的，他們把我看成了不共戴天的大仇人，認為他們殺“四類分子”是“革命”行動，我身為一個共產黨員，當時又是道縣的縣長，跑到省里去四十七軍和省革籌的領導匯報，是為“四類分子”說話，是道縣“牛鬼蛇神”的總後台，是“階級異己分子”。他們依此上報了我與劉香喜兩人的死刑（劉香喜：復退專業幹部、群眾組織負責人，原縣革委會常委，堅決反對殺人，並為此而鬥爭），而且已經得到零陵地區支左領導小組，即原零陵軍分區的批准同意，並蓋上了大印上報到湖南省革命委員會要求處以死刑。因為我當時是省管幹部，地區還沒有權處死。後來，據說是華國鋒同志知道了此事，說：“這個人我知道，道縣大屠殺時他到長沙來找過我，為解決道縣的嚴重問題出了力，做了很多工作，有什麼問題叫他檢討檢討就行了……”判死刑省里沒有批，我這才從死亡線上倖存下來。

但是像我這樣手中掌握了他們殺人證據，而且又準備清算他們罪惡的人，倘若不能除掉，豈不是要留下無窮的後患嗎？他們豈能輕易放過我呢？因此他們採取了更加殘酷的手段，企圖把我關死在牢中。

他們摧殘我的第一個手段是，嚴格禁閉，不准我與外界有任何聯繫。同我關在一起的人，他們的親屬，甚至已判死刑犯的親屬，都可以送點吃的東西進來，而我則不行。我們把我愛人孫美姣（當時在縣文化館工作）流放到僻遠的小甲公社，幾個小孩也不准在縣城念書。把我的家庭搞得支離破碎。當時是低工資制，我每月工資90元，在縣一級來說還是比較高的，愛人工資每月40多元，由於物價低，兩個人的工資加在一起每月有一百多元錢，養活四個小孩，只要節儉一點，一般還可以過得去。把我抓去坐牢以後，他們把我的工資也停發了，每月只給30元生活費，還要扣出9元錢交坐牢的伙食費，剩給家裡的只有21元，愛人以及幫我帶着四個孩子的大姨，六口人，每個月只有60多元錢，生活非常困難。幾個孩子每天向媽媽鬧着說：“吃不飽，餓得作難！”我愛人只能是含着眼淚，無法解釋。大姨這時已經是60多歲的老人了，見着這個情況就帶着我的大孩子（年僅12歲）每天去挖土方賣，小女孩子年僅10歲，就去檢一點鐵礦砂賣……弄幾個錢維持生計……

在如此艱難困苦的條件下，我愛人聽說我在牢房裡身體很不好，千方百計省下一點錢來，在鄉下買了一些藥，並買了一點豬肉，煮好後送到看守所。當時不准她請假，她頂着風浪，硬着頭皮送回來。沒有錢買車票，只能一個人走幾十里山路，徒步趕到看守所。她到了看守所，找到老所長歐春林同志，將東西放在他的辦公桌上，對老所長說：“老黃已關了這麼久了，身上又患有多種疾病，聽說他近來身體已經很虛弱了，我這裡給他送了點吃的東西和一點藥來，你行行好，給我轉交一下吧！”老所長說：“老孫啊，不行啊！武裝部對他看管得很嚴，每天都死死盯着他，軍管小組也經常給我們打招呼，不准他出來搞勞動，不准他與外界接觸，堅決不准接受他親屬送來的東西。我怎能給他送進去呢？萬一被武裝看守人員知道了，他會被整死，我也下不了台。他們說黃義大是反革命……現在只有慢慢地熬，看以後怎麼樣吧。”我愛人沒辦法好想只有含着眼淚，拿起那些東西，痛苦地回去……

開始進牢房半年多，我不怎麼覺得餓，甚至吃不下東西，半年以後肚子裡的油水沒有了，飢餓成了一個讓人難受的惡魔。我感到胃在痙攣、在萎縮，但有一隻手從裡面伸出來，伸到喉嚨口，想要向裡面抓東西。再髒再臭的東西，吃到嘴裡都又香又甜。在這種近乎貪婪的食慾面前，人的尊嚴幾乎都喪失完了。牢裡一年到頭只有春節的大年三十，每人才能吃三、五點像螺絲肉般大小的肉丁和一點點粉絲，湯里可以見到一點油星子；平時的菜里是嘗不到油味的。

1969年的春節，也是我到看守所以後的第二個春節。我心裡盤算着，今年的春節怎麼過？想來想去，也沒有什麼可求的，因為這裡天天餓得慌，就想過年這一天非要吃一頓飽飯不可。於是，在春節前七天，我就開始作準備，每天從我分得的老秤2兩八錢飯里留下手指大小的一坨飯，儲存在口杯里（冬天不會餿），準備大年三十晚上吃一餐飽飯！我想在這三百多犯人的看守所里，也只有我一人有這個創造和發明。誰知過年的頭一天，又開始“清籠”了。“清籠”就是清理監房。這一天烏雲密布，北風刺骨，整個看守所戒備森嚴；武裝看守、軍管小組的人員全部出動，一個一個監房清理，清到哪個監房，監房裡的所有被關押人員帶着自己的衣物用具，全部站到監房門口的坪子上，一個個地進行搜身檢查，褲子上有皮帶的一律脫了丟了。到檢查我的時候，武裝部的科長、軍管小組成員，還有看守所的武裝人員全部圍攏過來，特別凶象，一件件的衣服要我脫下，被子抖了又抖，一個個衣服口袋翻了又翻，都沒有查出什麼問題來，這時他們突然看到我的口杯里有些剩飯，武裝部的一名科長高聲叫道：“黃義大，你這飯是怎麼來的？”我說：“是我昨天不舒服，不想吃，又捨不得倒掉留下來的。”他們把眼睛鼓鼓地看着我沒說什麼。可另一個軍管小組的人走上來說：“他媽的，簡直扯淡，牢裡還有飯剩？跪下！交代你究竟搞什麼鬼！”一腳將口杯踢起，滾出好幾步遠。我處心積累的過年飯，被他們踢得撒了一地。多麼痛心啊！叫我跪，我偏不跪，我昂首挺胸地站在原地。這時歐所長過來低聲地說了一句：“你撿起杯子進去吧 !”待我進去以後，他“咣”的一聲將門鎖上了，我才沒有吃更大的虧。

第二天，大年三十，下午六點鐘，各個監房的門鎖均在響動，送飯的人來了，大家分完了飯菜，都在不聲不息地各自吃着。這時外面的爆竹聲響徹雲霄，我家離看守所也就是200米遠，我將飯菜放在床頭，心裡想着：我的小孩子是最喜歡放鞭炮的，他們今年還會放鞭炮嗎？我愛人帶他們回家過年來了嗎？他們能吃些什麼呢？大年三十講的是過年團圓，可他們的爸爸卻不能同他們坐在一起過年，他們能吃得下嗎？我愛人這時會不會哭？我希望她不要當着孩子們的面哭，無論如何要帶着孩子們好好地過一個年，告訴他們爸爸是無辜的，用不了多久就會出來的……一旁的牢友，見我呆呆地坐在那裡，有的過來勸我，給我端起飯說：“老黃，吃吧，等一會飯菜都涼了……”第三天是大年初一。我從小在家，爸爸媽媽每次過年都要說，這一天是新年的開頭，一言一行都關繫着全年的吉凶禍福，小孩子不得亂說話，要講也得講那些吉利得福的話。可以說，人們對大年初一這一天是很迷信的。我一早起來，從監房的小窗戶往外一看，白皚皚地下了一地雪，感到很興奮，隨口就念起了毛主席的《沁園春·雪》：“北國風光，千里冰封，萬里雪飄……”恰好看守“武裝”就在外面，被他聽見了，大喊一聲：“黃義大！你剛才說什麼？”我說：“沒說什麼，念了一下毛主席的詩詞。”他說：“什麼詩詞不詩詞的，你就是故意搗亂！出來！”把監房門打開，把我叫了出去，命令我跪下。我說：“我又沒有違反監規，跪什麼？”他更兇惡了：“你跪不跪？再不跪下，我拿根繩子來捆死你！”這些人是說得出做得到的，捆人更是他們的家常便飯，他是受上司指使，特意躲在我的監房門口監聽，等着要找我的麻煩，我真怕在這個“大吉大利”的大年初一里，就被他們死死地勒一繩子。只好在雪地里跪了一個多鐘頭。其它監房的人看到這個情況，都在悄悄地說：“黃義大一大早就被弄出來拜年了，我們可千萬小心點。”

我們對我狠下毒手的第二個手段，就是對我進行死捆狠勒，這對我的身體摧殘是最嚴重的。我自1968年10月被抓入牢房後，以批鬥為名，對我進行勒捆不下百次。每次都是必欲置之死地而後快。我大體盤算了一下，批鬥會開了一百多場，一般是我和劉香喜同志二人一起去的。每次把我們兩人喊出去，先弄到看守所的一間小房子裡，早有六、七個拿着繩子的人等在那裡，我們一進去，就叫我兩跪在地上，然後他們就用新棕繩將我們的雙手反捆到背後，又在我們的身後放一張木凳椅，他們一隻腳站在木凳椅上，一隻腳踩在我們肩背上，雙手用力拼命地勒，拼命地往上提，勒得繩子“咯咯”發響，有時新棕索經不起力勒斷了，又重新換一根接着勒，捆得我們雙手烏紫，血在手指頭上變成烏黑，心臟“咚咚”地跳到嘴裡，最後不知疼痛昏厥過去才放手。就這樣先在看守所內死死地勒捆以後，再“五花大綁”拉去批鬥會場。到了台上，又是一陣兇狠的捆勒，加以手腳上的“動作”，整得死去活來。上午從看守所拉出去，折騰一整天，傍晚才能回到看守所，那時已經是面目全非、不成人樣了。雙臂紅腫紫脹，渾身疼痛難耐，臉也腫了，嘴唇卻乾渴得裂開了口子，眼皮像鉛一樣沉重，麻辣火燒，像有人拿着燒紅的煤球烤着我的眼睛。走進監房，同監的牢友都圍到我身邊，問今天怎麼樣？我只有搖搖頭，連說話的力氣都沒有。他們把分給我的那一份已經涼了的飯菜端來給我，我嘗了嘗，哪裡吃得下啊！有時吃幾口，吞咽的痙攣使喉嚨像刀割一樣難受，只好躺下不吃了。就這麼被折磨得飢不能食、寢不能安。可是一到第二天黎明，牢門一響，照例又來了幾個手持繩索的暴徒，一邊吼叫着我的名字，一邊架着我出去，拉到鬥爭會場上，昨天做的一切今天又重新來一次……如此循環反覆地拉到各鄉、鎮、場和一些重點村去進行批鬥，使我的血管、肋骨均受到了嚴重的內創，把我這樣一個過去身體很棒的人，摧殘得左手殘廢不能提重東西，以及心血管病、心臟病、高血壓等多種疾病纏身。現在一到冬春之際，渾身的骨骼均痛得難受，常常是夜不能眠。

特別是1969年春，在道縣一中大禮堂，有武裝部的劉××副部長和周××科長以及縣革委副主任王安生等人主持召開的以鄉、鎮、場、廠的武裝部長為骨幹、全縣每個村民兵營長參加的一次所謂的“貧下中農抓革命、促生產大會”，在這次大會上，他們打算不把我整死，也要把我整成一個廢人。這一天，整個看守所的早飯比平時提前一個小時送來，監房裡的氣氛一下緊張起來，有的人預測，今天准有大事了，可能是要召開槍斃人的宣判大會啦！大家均在一種緊張的氣氛中等待着，突然七號監房的門響了，我的心“咯噔”一跳，難道今天是我要大難臨頭了？果然是把我喊了出去。接着九號監房的門也響了，把劉香喜同志也喊了出來。仍是像往常一樣，先把我們兩人拉到看守所的那一間小房子裡，照例又是他們站在板凳上，將我們兩人死死地捆勒一陣以後，給我們訓話說：“今天你們兩個在會上要老實一點，否則要你們的命！”上午八點鐘，我們兩人被拉進了大會場，在一陣吶喊聲中，把我們架到了台上。根本還沒有人發言批判，就上來一群人就對我們緊勒死捆，把我們捆得臉青手紫。這時候台上有人提出，要把我們的衣服脫光了再捆。從會場的氣氛和指揮這場鬥爭會的主持人的情況看，我感到今天的事態特別嚴重，是一場生與死的博斗。當時我想，我死不足惜，沒有什麼可怕的，但那數以千計含冤被殺的無辜生命，沒能得到平反昭雪，那些指揮殺人的犯罪分子還沒能清算，我不能這樣不清不白地被他們整死！我一定要愛惜自己生命，保衛自己的生命，決不能讓他們的陰謀得逞！這時有十多個人圍着我，按頭扯頭髮，用腳踢要害部位，剝我的衣服……這天外面陰雨綿綿，室內很寒冷，他們我的棉衣扣子全部撕脫了，毛衣扯爛了，扯着衣領“嘩嘩”地往下拉。我口喊着“暴徒！暴徒！”雙手緊緊箍住衣服，護住胸膛，躺在地上不停地滾動。他們則拼命得拳打腳踢剝衣服……他們把我踩在地下毒打的時候，我已經沒有疼痛的感覺，只覺得天黑了，一個巨大的聲浪在我身邊滾來滾去，當時我好像只有一個意識還存在着：我還沒死，我還沒死，我還沒死，沒死……這時候台下有的人站起來高喊：“不能這麼搞！黃義大犯了什麼罪？你們乾脆拉出去槍斃他算了……”台上的人則高呼：“打倒保黃派！保黃有罪！罪該萬死！”台下的人也高喊：“要文斗！不要武鬥！”主持會議的那幾個人，原來裝着什麼都沒看見，現在看到這種混亂局面，對着麥克風大聲喊道：“大家不要亂動，一切行動聽指揮。”但是整個會場大亂了，人民群眾對他們的倒行逆施發出了抗議的聲音。鬥爭會顯然無法開下去了，他們只好宣布散會，把我和劉香喜押出會場送回看守所。途中經過我家門口時，我看到我愛人流着淚站在那裡。她見我一身衣服撕得稀爛，被打得鼻青臉腫、嘴角流血，氣憤地跑到縣武裝部，找到了新調來的政委兼革委會主任陳鳳國同志質問：“黃義大究竟犯了什麼罪？是不是構成了死罪？即使構成了死罪也要依法判決才能執行！怎麼能這樣把人家整得死不死、活不活的呢？今天在一中的批鬥會上，就是想把它的手搞脫，剛才拉起從街上經過，鎮上的人哪個不議論紛紛，根本看不下去，今後就是要勞動改造也要有一雙好手嘛！”陳政委聽後說：“今天的事我不知道，我再查一查吧！”此後有很長一段時間，沒拉我們出去批鬥。

他們摧殘我的第三個手法是企圖把我關死在牢中。

關在看守所，比在勞改場更受罪。每天吃不飽，見不到陽光，空氣污濁，整天要你坐在窄窄的木板床上，不准下地走動，不准與人交談，有一段時間就連在監房內解小便均要事先喊一聲：“報告武裝，解小便。”才能下床，否則也要拉出去罰跪挨打。

我在看守所內，睡的地方只有2尺1寸寬？每天喝的水只有不到1市斤。

我從1968年11月14日入牢起，到1972年4月1日止，四十個月的牢獄生活，等於下了一次長時間的地獄。在這麼長的時間裡，一直沒有一個人來找過我問話和提審；也沒有要我寫什麼交待材料。我曾兩次向道縣軍管小組寫信，質問他們：我究竟犯了什麼罪？為什麼不經任何手續，也沒有逮捕證和拘留證，我本人從未在任何一個證件上籤過名，畫過押，就將我關押這麼久？我要求你們當面審訊我，最好是公開得審訊我，有罪就判刑，無罪就釋放。

1972年4月，林彪反黨集團垮台以後，這一夥殺人的指揮者，感到再也無法一手遮天了，才與1972年4月1日，將我從看守所放了出來，押送到距縣城30多公里的一個叫做洞尾煤礦軟禁起來。此後我開始過着比看守所稍好一點的軟禁生活。軍管小組專門派了兩個人跟着我，並給我劃定了活動範圍，規定“四不准”：不准接見外人；不准接見家屬；不准寄信、打電話等任何形式與外聯絡；除勞動和吃飯，不准離開反省室。

王安生這時已當上了縣革委副主任、軍管小組組長，他親口指示看守我的兩個人和洞尾煤礦礦長周××同志，要我下煤井去挖煤。周礦長見我身體已極度虛弱，又患有心臟病、高血壓、關節炎等多種疾病，不用說下礦井去挖煤，恐怕走不到礦井底下就會摔死。他跑到縣城，找到武裝部政委兼縣革委主任陳鳳國同志說：“根據黃義大目前的身體狀況，絕對不能讓他去下井，如果一下井，馬上就會出事故。”陳政委答覆說：“那就安排一點力所能及的事給他干吧，不能下井，就不要勉強了。”以後才改為養豬和種菜。

在洞尾煤礦的軟禁生活，整整過了一年，隨着林彪反黨集團罪行的深入揭露，很多問題逐步清楚，我才被宣布恢復自由，回到家中與家人團聚。(1981年5月，中共道縣縣委紀律檢查委員會對黃義大問題進行複查，經零陵地委和湖南省委批准，推翻所有誣陷不實之詞，予以平反並恢復名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