薦語

他對真相的揭示，足以讓同時代歌功頌德的作家蒙羞。

——「詩人圈今日說」微信公眾平台

人物簡介

楊顯惠，甘肅東鄉人，1946年出生。1965年由蘭州二中上山下鄉赴甘肅省生產建設兵團安西縣小宛農場。1971年入甘肅師範大學（現西北師範大學）數學系讀書。1975年在甘肅省農墾局酒泉農墾中學做教師。1981年調往河北省大清河鹽場工作。1988年入天津作家協會專職寫作至今。 

主要作品收入《這一片大海灘》、《夾邊溝記事》、《告別夾邊溝》等書。短篇小說曾獲全國短篇小說獎、中國小說學會獎、《上海文學》獎。 《定西孤兒院紀事》、《夾邊溝記事》是其著名作品，真實地還原了當年的歷史場景，動人心魄又引人深思。

楊顯惠與夾邊溝

*本文由平台讀者明玄子提供，其父是夾邊溝的倖存者之一；系《當代》刊登楊顯惠〈告別夾邊溝〉的〈編後〉，2004年1月。

從1997年開始，年過半百的楊顯惠重返河西走廊，尋訪四十年前落難於夾邊溝的右派群體。他嘗試過從查閱官方檔案入手，但是沒有人理睬他。他只能“貼着地面行走”，在隴東的黃土高原中穿行，在河西的戈壁荒灘中尋找，整整三年，他竟然尋訪到了一百多位當事人。在哭泣和淚水中，昔日的右派如今的老人們沉浸在那段不堪的年月之中，向他追述一個個受盡折磨死裡逃生的故事。每當此時，楊顯惠也屢屢無法自持，只能請求老人暫時停下來，讓他走到院子裡，擦一擦眼淚。

1999年，楊顯惠開始寫作“告別夾邊溝”系列。2000年開始，系列在《上海文學》和《小說界》上連載，引起全國轟動。

一位死難者的兒子，偶然讀到了以自己的父親為原型的篇章，他一下子哭倒在地，把《上海文學》供在桌上，長跪着，一頁一頁地讀，一次次地哭。他對朋友說，父親去世時他還小，只知道父親死在夾邊溝，但不知道父親是死得這樣慘。

在甘肅臨洮，有一位八十二歲的夾邊溝倖存者裴天宇老人。老人說，他在甘肅師大當教授的學生寄來了四冊《上海文學》，他用了半個月時間才讀完那四篇文章。他說，每一次拿起來讀不上十分鐘，就老淚縱橫，無法繼續……

上海學者朱學勤把《夾邊溝紀事》看為他“精神年輪”里的三本書中的一本。他說，有朋友稱此書是中國的《古拉格群島》，他以為還不夠。《古拉格群島》僅僅描述知識分子在集中營里被虐待，卻還沒有觸及饑荒中知識分子相互蠶食之慘烈。那是真正的吃人！中國知識分子所經歷的苦難，遠遠超過蘇俄。

中國小說學會常務副會長、文學批評家雷達為《告別夾邊溝》作序，標題是〈陰霾里的一道閃電〉。他高度讚揚楊顯惠的貢獻，認為書中表現的歷史悲劇的精神本質和沉重教訓發人深省。

夾邊溝在甘肅河西走廊重鎮酒泉三十里外，地處祁連山下，荒漠戈壁之中。1957年4月，成立於1954年3月的夾邊溝農場改變為勞教農場（行政名稱是甘肅省第八勞改管教支隊），開始收容甘肅省的機關、企業和學校在大鳴大放期間因右派言論被揪出來的“右派分子”。

夾邊溝風大沙多，有限的農田“嚴重鹽鹼化”，“主要植物為蘆草”，“幾乎無降水”，這些長年的生態記錄一目了然。事實上，這個小型農場自開辦時起就只能接收四五百名勞改人員，因為它只能養活這麼多人。但1957年甘肅當局卻將兩三千名右派源源不斷地押送至此，沒有人想及以後將會出現什麼樣的結局。 

只是三年半的時間！前一年半是右派們的勞累史，後兩年，也就是1959年初到1960年底，則完全是三千右派的飢餓史。在饑荒中，吃盡了荒漠上能吃的和不能吃的所有東西，最後超過二千五百人成了餓殍！

根據倖存右派的回憶和楊顯惠的調查，1960年春播的時候，有一半的人已經累垮了，下不了地，只能在房門口曬太陽，躺着。死亡開始了。每天有一兩個兩三個人從衛生所的病房裡被抬出去。

傅作義的堂弟傅作恭是留學美國的博士，水利專家。他是由當水利部長的傅作義寫信從美國叫回來報效祖國的，安排到水利部工作，後來被借調到甘肅進行規劃修建引洮工程。傅作恭性格內向，不善言談。在反右運動中，別人開的玩笑話“引洮工程是銀河工程，大禹治水都沒有治出來，共產黨能治出來嗎？”硬栽到他頭上。傅作恭被打成極右分子，開除公職，送到夾邊溝農場勞動改造。

就在這年冬天，傅作恭在場部的豬圈邊找豬食吃時，倒下了，大雪蓋住了他的身體，幾天后才被人發現。生前他曾經給哥哥傅作義寫信求救，據說傅作義無法相信弟弟信中的描述而沒有郵寄錢物。

在死神面前，右派們開始了本能的掙扎求生。夾邊溝生存條件極為慘烈，右派們的自救更是令人瞠目結舌、驚詫莫名。

在每天吃過了食堂供應的樹葉和菜葉子煮成的糊糊湯後，他們蜷縮在沒有一點熱氣的窯洞和地窩子裡，儘可能地減少熱量散失，等待下頓的糊糊湯。

如果有了一點力氣，就到草灘上挖野菜、捋草籽，煮着吃下。體質稍好的，到草灘上挖鼠穴，搶奪地鼠過冬的口糧；看到晰蜴，抓來燒着吃或者煮了吃，有人因此中毒而亡。

到了寒冬臘月，野菜無跡可尋，右派們只能煮干樹葉和草籽果腹。草籽吃了脹肚，樹葉吃了也便秘，無奈之下，只好趴在洞外的太陽地上，撅着屁股，相互配合掏糞蛋。

俞兆遠，原是蘭州市西固區工商局的一位科長。在吃遍樹葉野菜草根草籽之後，他開始吃荒漠上的獸骨。楊顯惠在書中寫了這樣一個場景：“……骨頭經風吹吹雨淋變得光溜溜白花花的，同室的人都說那東西沒法吃也沒營養，但他說，沒啥營養是對的，可它總歸沒有毒性吧，毒不死人吧！這就行！他研究怎麼吃骨頭，總也想不出好辦法，便放在火上烤着看看。誰知這一烤竟然出現了奇蹟：白生生的骨頭棒子被烤黃了，表面爆起了一層小泡泡。他用瓦片把泡泡刮下來，拿舌頭舔一舔刮下的粉末，無異味，尚有淡淡的鹹味。於是，他把幾根骨頭棒子都烤了，把泡泡刮在床單上集中起來，居然湊了一捧之多。他像是吃炒麵一樣把它放進嘴裡嚼，咽進肚子。後來，他們全窯洞的人都去山谷和草灘上搜集獸骨……”

1960年9月，夾邊溝農場除了三四百名老弱病殘之外，悉數遷往高台縣的明水農場。這裡的條件比夾邊溝更為惡劣。右派們開始大面積出現浮腫。一位存活的右派回憶道：

“他們在死前要浮腫，浮腫消下去隔上幾天再腫起來，生命就要結束了。這時候的人臉腫得像大南瓜，上眼泡和下眼泡腫得如同蘭州人冬天吃的軟兒梨，裡邊包着一包水。眼睛睜不大，就像用刀片劃了一道口子那麼細的縫隙。他們走路時仰着臉，因為眼睛的視線窄得看不清路了，把頭抬高一點才能看遠。他們搖晃着身體走路，每邁一步需要停頓幾秒鐘用以積蓄力量保持平衡，再把另一隻腳邁出去。他們的嘴腫得往兩邊咧着，就像是咧着嘴笑。他們的頭髮都豎了起來。嗓音變了，說話時發出尖尖的如同小狗叫的聲音，嗷嗷嗷的。”

由於右派死亡太多，而且漸漸地連掩埋死者的右派都很難找到了，他們都再也沒有足夠的力氣了，因此，對死者的掩埋越來越草率，大都是用骯髒的破被子裹一裹，拉到附近的沙包里，簡單地用沙子蓋一下了事。當時的右派們形象地稱之為“鑽沙包”。1960年的冬天，在明水的夾邊溝右派們進入了生命的絕境，最為駭人聽聞的一幕出現了：活人吃死人。“鑽沙包”的死者都是餓死的，身上皮包骨頭，於是，他們的胸腔經常被劃開，內臟被取出…… 

五十年過去了。現在的夾邊溝是怎樣的呢？ 

不久前到過的人說，當年右派們住過的房子，由於年代久遠，已經拆得七七八八。一面將要傾倒的泥磚牆土腥瀰漫，向東開的門框猶存，不知何人何年塗在上面的藍色油漆顏色依舊鮮艷。這就是死在這裡的右派後代們所說的“哭牆”。“哭牆”後面，是一些楊樹、沙棗樹和榆樹，這是當年右派們的“勞動成果”，半個世紀過去了，樹木已長大成林，一派生機，而種植者的身影已經消失，雖然他們大都沒有離開。

翻過土丘，面前是一面斜斜的戈壁，鐵青色的黑色沙子靜默着，幾百年不移動一寸。那面微微突起的沙丘就是“萬人坑”，裡面“扔”了好多人的屍體。土嶺前，一綹一綹的墳墓格外清晰，像是人側睡的模樣，一個挨着一個……

還有必要記住這些嗎？ 

一個強大的聲音說：不必了吧！ 

不遠處，一岔路口，就有一面牌子，上面大書“夾邊溝渡假村”。真是讓人仰天長吁，無話可說。一邊是飢餓和死亡，一邊是酒足飯飽，歌舞昇平。歷史和人，反覆得耐人尋味。目睹的人說，當年右派們住過的房舍現在不可以再拆了，連廢墟都沒有勇氣面對和保留的民族是沒有希望的。為什麼不在這裡建一座紀念館，以警示後來者呢？竟然把夾邊溝開發建成了一個度假村，不能不讓人感到十分驚訝，並且感到無比的荒謬和恥辱！

我知道，夾邊溝這些慘烈的故事，與當下的時尚大相徑庭。這是某種人不願提起，也聽不進去的故事。然而，它們與今天的生活難道真的沒有一點精神聯繫了嗎？社會政治和文學藝術都不能忘記昨天，因為，關注昨天就是關注今天，關注歷史就是關注自己。

夾邊溝事件中有這麼一個“細節”：在死亡邊緣的右派們經常談論的話題是，明天該輪着誰了，張說輪着我了，李說輪着他了，王說一定是我。當死亡成為唯一的話題，當“脊梁”似的精英一一折斷，這個民族還能期望什麼？！這難道不是一個極其慘痛的教訓嗎？

還有這麼一個令人無限悲憤的“細節”。由於死亡人數實在太大了，1961年元旦開始，倖存者分期分批給予遣返。但是，農場有一名醫生被留了下來，在夾邊溝繼續工作了六個月，任務是給死者“編寫”病例。一直到1961年7月，全部死者病例才“編寫”完成——二千多名右派雖然事實上幾乎全是餓死，但病例上全然不見“飢餓”二字。 

中國人敬畏歷史。歷史就在眼前流過，不會無動於衷。夾邊溝事件，以及當時全k國大大小小的類似的事件，是中國當代史上一段切膚之痛。不單是個人之痛，家族之痛，人群之痛，“而是整個中華民族之痛。不僅切膚，而且徹骨，而且剜心。”

薦語

他對真相的揭示，足以讓同時代歌功頌德的作家蒙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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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簡介

楊顯惠，甘肅東鄉人，1946年出生。1965年由蘭州二中上山下鄉赴甘肅省生產建設兵團安西縣小宛農場。1971年入甘肅師範大學（現西北師範大學）數學系讀書。1975年在甘肅省農墾局酒泉農墾中學做教師。1981年調往河北省大清河鹽場工作。1988年入天津作家協會專職寫作至今。 

主要作品收入《這一片大海灘》、《夾邊溝記事》、《告別夾邊溝》等書。短篇小說曾獲全國短篇小說獎、中國小說學會獎、《上海文學》獎。 《定西孤兒院紀事》、《夾邊溝記事》是其著名作品，真實地還原了當年的歷史場景，動人心魄又引人深思。

楊顯惠與夾邊溝

*本文由平台讀者明玄子提供，其父是夾邊溝的倖存者之一；系《當代》刊登楊顯惠〈告別夾邊溝〉的〈編後〉，2004年1月。

從1997年開始，年過半百的楊顯惠重返河西走廊，尋訪四十年前落難於夾邊溝的右派群體。他嘗試過從查閱官方檔案入手，但是沒有人理睬他。他只能“貼着地面行走”，在隴東的黃土高原中穿行，在河西的戈壁荒灘中尋找，整整三年，他竟然尋訪到了一百多位當事人。在哭泣和淚水中，昔日的右派如今的老人們沉浸在那段不堪的年月之中，向他追述一個個受盡折磨死裡逃生的故事。每當此時，楊顯惠也屢屢無法自持，只能請求老人暫時停下來，讓他走到院子裡，擦一擦眼淚。

1999年，楊顯惠開始寫作“告別夾邊溝”系列。2000年開始，系列在《上海文學》和《小說界》上連載，引起全國轟動。

一位死難者的兒子，偶然讀到了以自己的父親為原型的篇章，他一下子哭倒在地，把《上海文學》供在桌上，長跪着，一頁一頁地讀，一次次地哭。他對朋友說，父親去世時他還小，只知道父親死在夾邊溝，但不知道父親是死得這樣慘。

在甘肅臨洮，有一位八十二歲的夾邊溝倖存者裴天宇老人。老人說，他在甘肅師大當教授的學生寄來了四冊《上海文學》，他用了半個月時間才讀完那四篇文章。他說，每一次拿起來讀不上十分鐘，就老淚縱橫，無法繼續……

上海學者朱學勤把《夾邊溝紀事》看為他“精神年輪”里的三本書中的一本。他說，有朋友稱此書是中國的《古拉格群島》，他以為還不夠。《古拉格群島》僅僅描述知識分子在集中營里被虐待，卻還沒有觸及饑荒中知識分子相互蠶食之慘烈。那是真正的吃人！中國知識分子所經歷的苦難，遠遠超過蘇俄。

中國小說學會常務副會長、文學批評家雷達為《告別夾邊溝》作序，標題是〈陰霾里的一道閃電〉。他高度讚揚楊顯惠的貢獻，認為書中表現的歷史悲劇的精神本質和沉重教訓發人深省。

夾邊溝在甘肅河西走廊重鎮酒泉三十里外，地處祁連山下，荒漠戈壁之中。1957年4月，成立於1954年3月的夾邊溝農場改變為勞教農場（行政名稱是甘肅省第八勞改管教支隊），開始收容甘肅省的機關、企業和學校在大鳴大放期間因右派言論被揪出來的“右派分子”。

夾邊溝風大沙多，有限的農田“嚴重鹽鹼化”，“主要植物為蘆草”，“幾乎無降水”，這些長年的生態記錄一目了然。事實上，這個小型農場自開辦時起就只能接收四五百名勞改人員，因為它只能養活這麼多人。但1957年甘肅當局卻將兩三千名右派源源不斷地押送至此，沒有人想及以後將會出現什麼樣的結局。 

只是三年半的時間！前一年半是右派們的勞累史，後兩年，也就是1959年初到1960年底，則完全是三千右派的飢餓史。在饑荒中，吃盡了荒漠上能吃的和不能吃的所有東西，最後超過二千五百人成了餓殍！

根據倖存右派的回憶和楊顯惠的調查，1960年春播的時候，有一半的人已經累垮了，下不了地，只能在房門口曬太陽，躺着。死亡開始了。每天有一兩個兩三個人從衛生所的病房裡被抬出去。

傅作義的堂弟傅作恭是留學美國的博士，水利專家。他是由當水利部長的傅作義寫信從美國叫回來報效祖國的，安排到水利部工作，後來被借調到甘肅進行規劃修建引洮工程。傅作恭性格內向，不善言談。在反右運動中，別人開的玩笑話“引洮工程是銀河工程，大禹治水都沒有治出來，共產黨能治出來嗎？”硬栽到他頭上。傅作恭被打成極右分子，開除公職，送到夾邊溝農場勞動改造。

就在這年冬天，傅作恭在場部的豬圈邊找豬食吃時，倒下了，大雪蓋住了他的身體，幾天后才被人發現。生前他曾經給哥哥傅作義寫信求救，據說傅作義無法相信弟弟信中的描述而沒有郵寄錢物。

在死神面前，右派們開始了本能的掙扎求生。夾邊溝生存條件極為慘烈，右派們的自救更是令人瞠目結舌、驚詫莫名。

在每天吃過了食堂供應的樹葉和菜葉子煮成的糊糊湯後，他們蜷縮在沒有一點熱氣的窯洞和地窩子裡，儘可能地減少熱量散失，等待下頓的糊糊湯。

如果有了一點力氣，就到草灘上挖野菜、捋草籽，煮着吃下。體質稍好的，到草灘上挖鼠穴，搶奪地鼠過冬的口糧；看到晰蜴，抓來燒着吃或者煮了吃，有人因此中毒而亡。

到了寒冬臘月，野菜無跡可尋，右派們只能煮干樹葉和草籽果腹。草籽吃了脹肚，樹葉吃了也便秘，無奈之下，只好趴在洞外的太陽地上，撅着屁股，相互配合掏糞蛋。

俞兆遠，原是蘭州市西固區工商局的一位科長。在吃遍樹葉野菜草根草籽之後，他開始吃荒漠上的獸骨。楊顯惠在書中寫了這樣一個場景：“……骨頭經風吹吹雨淋變得光溜溜白花花的，同室的人都說那東西沒法吃也沒營養，但他說，沒啥營養是對的，可它總歸沒有毒性吧，毒不死人吧！這就行！他研究怎麼吃骨頭，總也想不出好辦法，便放在火上烤着看看。誰知這一烤竟然出現了奇蹟：白生生的骨頭棒子被烤黃了，表面爆起了一層小泡泡。他用瓦片把泡泡刮下來，拿舌頭舔一舔刮下的粉末，無異味，尚有淡淡的鹹味。於是，他把幾根骨頭棒子都烤了，把泡泡刮在床單上集中起來，居然湊了一捧之多。他像是吃炒麵一樣把它放進嘴裡嚼，咽進肚子。後來，他們全窯洞的人都去山谷和草灘上搜集獸骨……”

1960年9月，夾邊溝農場除了三四百名老弱病殘之外，悉數遷往高台縣的明水農場。這裡的條件比夾邊溝更為惡劣。右派們開始大面積出現浮腫。一位存活的右派回憶道：

“他們在死前要浮腫，浮腫消下去隔上幾天再腫起來，生命就要結束了。這時候的人臉腫得像大南瓜，上眼泡和下眼泡腫得如同蘭州人冬天吃的軟兒梨，裡邊包着一包水。眼睛睜不大，就像用刀片劃了一道口子那麼細的縫隙。他們走路時仰着臉，因為眼睛的視線窄得看不清路了，把頭抬高一點才能看遠。他們搖晃着身體走路，每邁一步需要停頓幾秒鐘用以積蓄力量保持平衡，再把另一隻腳邁出去。他們的嘴腫得往兩邊咧着，就像是咧着嘴笑。他們的頭髮都豎了起來。嗓音變了，說話時發出尖尖的如同小狗叫的聲音，嗷嗷嗷的。”

由於右派死亡太多，而且漸漸地連掩埋死者的右派都很難找到了，他們都再也沒有足夠的力氣了，因此，對死者的掩埋越來越草率，大都是用骯髒的破被子裹一裹，拉到附近的沙包里，簡單地用沙子蓋一下了事。當時的右派們形象地稱之為“鑽沙包”。1960年的冬天，在明水的夾邊溝右派們進入了生命的絕境，最為駭人聽聞的一幕出現了：活人吃死人。“鑽沙包”的死者都是餓死的，身上皮包骨頭，於是，他們的胸腔經常被劃開，內臟被取出…… 

五十年過去了。現在的夾邊溝是怎樣的呢？ 

不久前到過的人說，當年右派們住過的房子，由於年代久遠，已經拆得七七八八。一面將要傾倒的泥磚牆土腥瀰漫，向東開的門框猶存，不知何人何年塗在上面的藍色油漆顏色依舊鮮艷。這就是死在這裡的右派後代們所說的“哭牆”。“哭牆”後面，是一些楊樹、沙棗樹和榆樹，這是當年右派們的“勞動成果”，半個世紀過去了，樹木已長大成林，一派生機，而種植者的身影已經消失，雖然他們大都沒有離開。

翻過土丘，面前是一面斜斜的戈壁，鐵青色的黑色沙子靜默着，幾百年不移動一寸。那面微微突起的沙丘就是“萬人坑”，裡面“扔”了好多人的屍體。土嶺前，一綹一綹的墳墓格外清晰，像是人側睡的模樣，一個挨着一個……

還有必要記住這些嗎？ 

一個強大的聲音說：不必了吧！ 

不遠處，一岔路口，就有一面牌子，上面大書“夾邊溝渡假村”。真是讓人仰天長吁，無話可說。一邊是飢餓和死亡，一邊是酒足飯飽，歌舞昇平。歷史和人，反覆得耐人尋味。目睹的人說，當年右派們住過的房舍現在不可以再拆了，連廢墟都沒有勇氣面對和保留的民族是沒有希望的。為什麼不在這裡建一座紀念館，以警示後來者呢？竟然把夾邊溝開發建成了一個度假村，不能不讓人感到十分驚訝，並且感到無比的荒謬和恥辱！

我知道，夾邊溝這些慘烈的故事，與當下的時尚大相徑庭。這是某種人不願提起，也聽不進去的故事。然而，它們與今天的生活難道真的沒有一點精神聯繫了嗎？社會政治和文學藝術都不能忘記昨天，因為，關注昨天就是關注今天，關注歷史就是關注自己。

夾邊溝事件中有這麼一個“細節”：在死亡邊緣的右派們經常談論的話題是，明天該輪着誰了，張說輪着我了，李說輪着他了，王說一定是我。當死亡成為唯一的話題，當“脊梁”似的精英一一折斷，這個民族還能期望什麼？！這難道不是一個極其慘痛的教訓嗎？

還有這麼一個令人無限悲憤的“細節”。由於死亡人數實在太大了，1961年元旦開始，倖存者分期分批給予遣返。但是，農場有一名醫生被留了下來，在夾邊溝繼續工作了六個月，任務是給死者“編寫”病例。一直到1961年7月，全部死者病例才“編寫”完成——二千多名右派雖然事實上幾乎全是餓死，但病例上全然不見“飢餓”二字。 

中國人敬畏歷史。歷史就在眼前流過，不會無動於衷。夾邊溝事件，以及當時全k國大大小小的類似的事件，是中國當代史上一段切膚之痛。不單是個人之痛，家族之痛，人群之痛，“而是整個中華民族之痛。不僅切膚，而且徹骨，而且剜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