蘭州：被遺忘了的左宗棠和消失了的左公祠

直江兼續重光

      甘肅蘭州：被遺忘了的左宗棠和消失了的左公祠------------“一個人激活了一座城市”
      光緒十二年（1886年）的“敕建左文襄公祠”，今天只存在於澳大利亞人莫理循1910年拍攝的一張老照片中。上世紀初期，莫理循自北京取道洛陽、西安，經過蘭州考察河西、新疆，拍攝了大量照片，留下了清末西北社會、名勝、生態環境的影像資料。
       一直以來，致力於民俗研究的鄧明總是用“彌足珍貴”來形容莫理循的這些資料照片。“這是因為，近百年中國社會的急劇變遷，使得照片中的絕大部分事物早已不復存在了。比如我們蘭州的左公祠。”鄧明說：“左公祠是一座敕建的祠堂。1885年，左宗棠在福州病逝，終年74歲，當時他是督辦福建軍務的欽差大臣。左宗棠病逝後，清廷追贈太傅，諡文襄，入祀京師昭忠祠、賢良祠，並令在左宗棠出生地湖南及他立功的省份建祠。1886年，甘肅遵敕就在蘭州府文廟東側建成左文襄公祠，老百姓口頭上稱‘左公祠’。”
      相對於蘭州城那些消失得沒有一絲痕跡的祠堂，左公祠還屬“有跡可循”的。自清順治年間起，蘭州城就建了多座祭祀有功德官員的祠堂。據載，這樣的祠堂有10餘所，如祭祀順治時山西三邊總督孟喬芳的孟公祠，祭祀康熙時蘭州衛指揮張丕猷的張公祠和甘肅巡撫齊世武的齊公祠，祭祀乾隆時武英殿大學士阿桂的阿公祠等。百年間，它們全沒了蹤跡，沒有留下一片瓦礫。
     “祠堂作為崇拜先祖與崇拜神靈的產物，是先民精神和英靈棲息的殿堂。作為中國民間保存最好的一種古建築群體，祠堂留給後人許多珍貴的歷史、文化研究價值。而祠堂文化是一種相當有地方特色的民俗文化，它既蘊涵淳樸的傳統內容，也埋藏深厚的人文根基……為此，有這樣的說法：千秋功過，於祠堂可見一斑。”甘肅省檔案館研究館員陳樂道介紹說，像左公祠這樣的由官方或民間為國家和地方名人建立的紀念性祠堂，它有別於宗族祭祖的姓氏祠堂，一般在這裡不進行族姓的祭祀活動，不設神主龕、神主牌，也不修族譜，僅為弘揚歷史名人的功績、品德、氣節等。 “這樣的專祠雖然在數量上無法與姓氏宗祠相比，但其歷史意義卻遠在一般宗祠之上。”
       能被莫理循納入鏡頭的左公祠，究竟是一座怎樣的建築?“莫理循照片中的左公祠，是在舊時的蘭州內城南大城門裡面，那時的蘭州城有內城和外城之分，具體位置在蘭州府文廟即今天的蘭州二中東面的曹家廳路西，坐北向南。”
        鄧明是老蘭州人，對蘭州城的變遷瞭如指掌。他說，莫理循的照片顯示，左宗祠的東側為四楹三間牌坊，為斗拱歇山頂，進牌坊右拐是大門，為青磚券門三座，均有題額，為磚雕仿斗拱硬山頂，進大門是正堂，正堂之後是戲樓和祠堂的主體建築臥龍閣。“左宗棠曾自比諸葛亮，時人稱其為‘今亮’，臥龍閣一名也由此而來。”
       毋庸置疑，風格古雅、氣勢宏大，帶有一定神秘色彩的祠堂建築，是中國傳統文化深層內涵的一種重要表徵。在獨特的祠堂建築文化形式上，集中體現了中國古代的宗教觀念、宗族制度、倫理道德及人們在社會生活和審美趣味方面的許多特點與個性。
         左公祠能成為蘭州城中名氣最為響亮的祠堂，按鄧明的話來說就是“少了些‘神’氣，多了些人氣”——在這裡發生過一些與甘肅近代史有關的事。”除每年的春秋祭祀之外，左公祠更多時候是當時甘肅官紳宴請交際及招待外賓之所。“按現在的話來說，它就是那個時候的星級賓館，整個祠堂建築獨特而氣勢非凡。”
        芬蘭探險家馬達漢於1908年1月29日從新疆進入蘭州，3月17日離開。在蘭州的40多天中，習慣每天記日記的馬達漢，在後來在他出版的《馬達漢西域考察日記》中記錄了政府大員在左公祠宴請外賓的事。
        1908年陝甘總督升允宴請馬達漢、天主教傳教士萬·迪克、比利時在蘭州參與新政建設人員林阿德等。“在城堡南門附近，一座為紀念以往一位著名的陝甘總督左宮保而建的廟宇內，擺放了一張歐式長桌，桌旁圍坐着主賓18人。宴會廳美麗地裝飾着地毯和燈籠，兩排廊柱支撐着天花板，半圓形的後牆上開着大窗戶，靠前有一個半圓形的高台，台上放了幾張矮小的茶几，在茶几之間是一排鋪着紅色墊子和狼皮的座椅，接着是相對鋪紅墊子的直背靠椅，一直延續到門口。靠門口的一堵牆邊有一個舞台，舞台上裝飾着幕布、燈籠和地毯。”馬達漢在日記中記載，當時道台以上的全體官員都出席了宴會。
       除了升允，當時甘肅按察使陳燦、勸業道彭英甲等都在場。宴請的菜餚主要是西餐，西餐是由當時在甘肅礦物學堂化學教習比利時人賀爾慈的廚師烹飪的，喝的洋酒是由林阿德提供的，林阿德當時是比利時參贊兼翻譯。”鄧明說在日記中可以看出，當時賓主間的交流是伴隨着秦腔演出的一種很愜意的氣氛中進行的——升允向外賓介紹了自己出使俄國的見聞，還介紹了甘肅實行新政的情況，宴會整整持續了五個小時。
      到民國，左公祠更演化成了一個激勵大眾激進的場所。1912年11月，國民黨甘肅支部成立大會在左公祠進行;1916年，蘭州民眾在左公祠為黃興和蔡鍔舉行追掉大會，以此紀念這兩位推翻帝制的鬥士……
      盛極一時的左公祠在張廣建任甘肅督軍時代後期逐漸衰微。原因是會館的興起。“史料記載：凡公宴演劇，率假坐於此(左公祠臥龍閣)。自皖江會館興，眾咸趨之，此閣遂冷落。”鄧明說據考證，皖江會館原來是清代左營守備署，1915年甘肅巡按使張廣建變賣清代衙署，在蘭州做官的安徽江蘇人購買左營署後將其改建為會館，因為規模宏大，建有劇場，隨即成為省城官紳公宴喜慶的場所。
       到1936年留美博士趙元貞將蘭州府文廟的西廡、尊經閣及左公祠闢為校園，建立志果中學(今蘭州二中)，存在了50餘年的左公祠就此謝幕。“一個人激活了一座城市”。用這句話來形容左宗棠之於蘭州，並不過分。坊間曾流傳，早在同治十年(1871年)左宗棠尚在世之時，以省城官紳為代表的蘭州老百姓給左宗棠建了生祠，地點在五泉山清暉閣(今清虛府)，第二年左宗棠進駐蘭州督署後，認為這樣做不妥，隨後，他將生祠改為泉神雹神祠，以祭祀惠澤生民的泉神和肆虐莊稼的雹神。
     “左公病逝噩耗傳至隴上之時，民士皆奔走悼痛，如失所親。”甘肅省地方史志學會會長張克復說，左宗棠在隴上民眾心中的地位很高，受到非常高的尊崇。“不僅修建左公祠，還將蘭州城的西關大街命名為‘宗棠路’，將蘭州城的西稍城門命名為‘宗棠門’。還有，抗戰時期將新辟的城南公路(今白銀路)命名‘左公東西路’。”“提江南江北書數千里掃蕩之師，靖隴上烽煙，修明禮樂;願關內關外億萬戶弦歌之士，學湘中豪傑，旋轉乾坤。”蘭州翰林劉爾炘書就於五泉山的這一副楹聯，可謂是對左宗棠在西北的功勳的高度凝練。
      “垂暮之年的左宗棠抬着棺材西進，懷着馬革裹屍的堅定信念去抗擊入侵者。”張克復說，光緒二年(1876年)左宗棠讓護衛抬着一口棺材，親率6萬大軍翻天山，穿沙漠，歷時兩年，收復新疆全境，是晚清歷史上最揚眉吐氣的大事件，也是抗拒外來侵略的光彩一頁。“左宗棠駐紮蘭州，並以蘭州為大本營光復新疆，這是蘭州之幸。他先後創辦蘭州製造局、甘肅織呢局等，進行了興辦近代工業的嘗試，因為他，這個往日風氣閉塞、死氣沉沉的邊陲古城，閃現出一縷近代工業文明的光華，並在全國最早邁入近代工業文明的殿堂。”
       在柏敬堂這樣的老蘭州人眼中，左公的功績就像“左公柳”一樣深入人心。“老百姓說起左宗棠最為樂道的就是左公柳，其實，左公柳是種植在驛道上的，在西征途中，他下令軍士種植楊柳，據說，等到幾年後左宗棠離開時，左公柳已蔚然成林了。”
      “大將籌邊尚未還，湖湘子弟滿天山。新栽楊柳三千里，引得春風度玉關。”因《楊乃武與小白菜》一案牽連撤職查辦的浙江巡撫楊昌浚把左宗棠比作甘棠，寫下了《恭頌左公西行甘棠》的詩。詩中的甘棠典出《詩經·召南》，周朝的召公經常到民間訪貧問苦，有時候乾脆就在甘棠樹下現場辦公，從此後人把那些心繫百姓、惠民親政的官員稱為甘棠。
      “可惜的是在民國十八年的大旱災中，左公柳被饑民伐毀殆盡，幾乎是‘十里不逢一’了。”張克復說，“左公柳已成為西部歷史的一個標記。而今，它雖已化為一縷縷歷史的殘片，但它折射出的民族大義、愛國情懷及環保意識，卻與世長存。”編劇楊曉文直接以“他就是個藝術”來形容左宗棠。他說，左宗棠在經營西北時為甘肅做的大事好事太多了，單純一個甘肅貢院的建立就足以用“偉大的左宗棠”來定位。1875年在甘肅貢院建成之前，甘肅學子參加鄉試得去陝西，路上就要花去三四個月的時間，任陝甘總督的左宗棠遂上奏《甘肅分闈疏》得到批准，自此，陝甘分試。楊曉文說，紀念一個人、感覺一個人，是在紀念這個人留下的精神，沒了祠堂，可在老百姓心中，左宗棠還是那個“活着”的偉大的湘人：洋務派首領之一，晚清著名軍事家、政治家。
     “惟楚有材，於斯為盛。”
        120年後紀念左公，嶽麓書院的那一聯語，仿佛告訴了我們產生這樣一位歷史人物的奧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