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山老狼《醜陋的中國皇帝》系列之四二——有民主理念的、想帶領中國跟上世界潮流的趙紫陽

趙紫陽是紅朝開國後坐上皇帝大位時間最短的一位。從1977年一月代理中共總書記到1999年六月被鄧小平趕下台僅兩年半的時間。

趙紫陽1919年生於河南滑縣桑村鄉趙莊。原名趙修業。父親趙廷賓，字良鄉，又名秋喜，家中殷實，有糧田數十畝，是當地有名的地主。他平日樂善好施，得村民愛戴。與髮妻劉氏得一子，即趙修業。1927年趙修業進入位於桑村鄉的縣立第十七小學讀書。1932年6月在桑村小學宣誓加入中國共青團。其介紹人就是校長楊慶然和兩位教員胡敬一、聶真三，三人均為中共地下黨員。因中共發動的滑縣暴動和其他起義遭鎮壓，地下黨組織解散，趙修業與組織失去聯繫。

1932年秋天，趙父送趙修業到縣立第一小學讀書。1933年夏天，趙成功考取開封的省立初級中學（今開封高中），中學時期，他成績優異，多次獲得校方頒發的獎學金。1935年北平的“一二、九”運動爆發，趙修業與同學參加了聲援北平學生的活動。

1936年，趙修業考入武昌高級中學。在武漢，他將自己的名字改為趙紫陽。 1937年，蘆溝橋事變發生後，中國進入全面抗戰狀態。時年十八歲，正在武漢讀書的趙紫陽因戰爭輟學，返回家鄉組成抗日團體，1938年2月趙紫陽再次與中共組織取得聯繫，之後被中共派往冀魯豫省委黨校學習。三個月後正式加入中國共產黨。9月趙紫陽學習結束回到滑縣，年僅20歲的他被中共委任為滑縣工作委員會書記。1939年春，滑縣工委改稱縣委，趙紫陽改任縣委書記，擁有不小的地盤和地方武裝。小小年紀就成為中共一縣之黨首，預示其今後前途無可限量！

1939年，在趙紫陽的策動下，他的老同學、原中國國民黨籍的滑縣縣長陳曙輝率軍投靠中國共產黨，宣布脫離國民黨領導，接受中國共產黨的改編。這是20歲的趙紫陽投身中共後為中共立下的第一功！有了這第一桶政治金，趙紫陽更受上級高度重視。 同年6月，趙紫陽上調成為中共豫北地委宣傳部長。他也因此認識了宣傳部的女幹部梁伯琪，兩人結為夫妻。

1940年6月，任中共晉豫魯冀邊區第二地委（後改為第六地委）書記。1943年改任中共豫魯冀邊區第四地委宣傳部部長。同年7月，趙紫陽在滑縣開展僱佃貧農運動和減租減息運動，調動了地主和農民的積極性，其滑縣建設的經驗受到鄧小平等人的讚賞。至抗戰勝利時，趙紫陽已經成為中共黨內頗具名氣的中層領導人。

1945年8月後，中共中央任命他為地委副書記兼軍分區副政治委員、地委書記兼軍分區政治委員。同年春天，中央局書記鄧小平在山東冠縣舉行的土地改革問題的座談會上特別肯定趙紫陽在滑縣的土改經驗，並將趙紫陽的經驗推廣到中央局的所有轄區，趙紫陽也因此在當時被稱為“土地問題專家”。

1946年5月，中共中央指示在全國的解放區開展大規模土地改革，已經創造出滑縣成功的農民運動經驗的趙紫陽再次受到重視。劉鄧大軍攻克滑縣之後，滑縣成為解放軍的重要後方。趙紫陽再一次回到滑縣，主持徹底的土改運動。在趙紫陽領導下，滑縣的土地改革運動轟轟烈烈、如火如荼。滑縣土改最大的事件就是趙紫陽的父親趙廷賓在兒子領導下的農民運動中被活活斗死！不知道趙紫陽對自己親生父親被自己所發動的農民運動鬥爭而死是什麼樣的心情？或許此時的趙紫陽有崇高的共產主義理想，有真誠的階級鬥爭理念，面對斗死的父親想到的不是血濃於水的父子親情，而是刻骨的階級仇恨！斗死身為階級敵人的父親後，自己的革命理想就會實現了！

1947年秋，趙紫陽率地方部隊隨晉冀魯豫野戰軍第十縱隊南下，中共中央任命他為中共桐柏區黨委副書記兼桐柏軍分區副政治委員。12月，中共中央中原局批准成立桐柏區黨委和桐柏軍區，趙紫陽任軍區副政委和兼任中原局副書記。投身中共不到十年的趙紫陽快速成長為中共高級幹部了！只是趙紫陽這個中原局的副書記資歷太淺，可能有很多資深的長征大員完全不服。1949年3月趙紫陽被降級改任中共南陽地委書記兼南陽軍分區政治委員。

1949年10月後，趙紫陽任中共中央華南分局常務委員、秘書長、農村工作部部長、副書記等職。1950年，再次擔任河南省南陽地區地委書記。1951年4月，趙紫陽南調廣東工作。

當時軍隊要人葉劍英任廣東省委書記兼人民政府主席，他的兩名主要下屬古大存和方方主持土改。他們根據廣東獨特的社會和歷史現實，主張“寧慢勿亂”，頒布了《廣東土地改革實施辦法》，對廣東土改實行較溫和的手段路線，給大多數地主家庭以生活出路，不作過分清算。

趙紫陽抵達廣州之後，很快就被任命為中共華南分局秘書長；1951年5月被增選為中共廣東省土地改革委員會副主任，主任為方方。而陶鑄任華南分局第四書記。他們上任後，對廣東的“溫情主義”式的“和平土改”感到不滿，加上當時的地方幹部和南下幹部的矛盾尖銳，南下幹部受到地方幹部的排斥，他們打算仿效北方放手進行“疾風暴雨式”土改的意願也受到地方幹部的阻撓。 陶鑄、趙紫陽向中央寫了關於廣東土改的報告書，認為廣東土改工作落後，幹部不純。

陶鑄和趙紫陽的告狀信得到毛澤東的堅決支持。1952年，毛澤東向廣東發出了“依靠大軍，依靠南下幹部，由大軍和南下幹部掛帥”的土改政策。毛澤東的指示使廣東的政局形勢發生逆轉，葉劍英和方方作了檢查被調離了廣東，古大存的職權也被架空。陶鑄升任華南分局第二書記，主持全面工作；趙紫陽稍後也升為華南分局副書記，兼分局農村工作部部長，主持土改。陶鑄依仗手中毛澤東的尚方寶劍，開展了整頓幹部隊伍和“反地方主義”的運動，製造了大量的冤、假、錯案。趙紫陽作為陶鑄最得力的助手，從嚴從緊執行急進的土改政策，使得廣東的鬥地主土改運動搞得轟轟烈烈。

1953年11月，毛澤東一聲令下，全國開始了對農村進行社會主義改造的農業合作化運動。農村出現了屠宰牲畜、砍伐樹木、變賣生產工具等情況，令生產遭到嚴重破壞。趙紫陽在廣東堅決執行了毛澤東的指示。大搞合作化運動。直到1956年宣布合作化運動勝利完成。

1958年毛澤東發動“大躍進”。陶鑄是毛澤東大躍進運動的得力幹將。1959年1月中旬，陶鑄到東莞調研後得出的結論：生產大隊隱瞞和動用了由公社統一管理的糧食和資金。與此同時，趙紫陽到雷南縣考察後認為雷南有瞞產問題，必須開展反瞞產運動。2月，趙上書毛澤東報告“反瞞產”的經驗，毛當即批示將趙紫陽“反瞞產”經驗向全國推廣！趙紫陽“發明”了“反瞞產”大棒並雙手奉獻給毛澤東！毛澤東把這“反瞞產”大棒發到全國中共大員手上！此後各級共產黨官員揮舞“反瞞產”大棒，強行搶奪農民糧食，導致在其後三年中，中國五千多萬農民活活餓死的慘劇發生！趙紫陽對這一慘劇的發生負有重大罪責！雖然此後趙紫陽經調查研究建議中央停止“反瞞產”。但在那個“寧左勿右”的年代，大罪鑄成，幾千萬餓死的農民已經不能復生矣！

在餓死幾千萬人後，中共於1962年初召開了“七千人大會”。劉少奇主持對大躍進進行了系列的的糾正工作。趙紫陽又緊跟劉少奇，推行“聯繫產量責任制”。到1963年，中國經濟有所好轉。

 1965年初，陶鑄專任中共中南局第一書記，46歲的趙紫陽升任廣東省委第一書記。成為全國最年輕的省委書記。 1966年4月，文化大革命開始的前夕，時任中南局第一書記兼任廣州軍區政委的陶鑄在中共八屆十一中全會上突然被提升，當選中央政治局常委，兼任中央書記處常務書記、國務院副總理、中宣部部長。坐上了中共第四把交椅，排名僅次於毛澤東、林彪和周恩來。趙紫陽私下曾勸說過陶鑄，說北京局勢兇險，這工作不適合他。但毛澤東欽命陶鑄赴京擔任打倒劉少奇的首席打手，陶鑄豈能推脫？只能前往。

1967年1月4日，陶鑄倒劉不力，被扣上中國“最大的保皇派”罪名而被毛澤東打倒。作為與陶鑄共事十多年的趙紫陽受到牽連，被扣上了“陶鑄在廣東的代理人”的罪名被打倒。並被扣上八大罪狀： 1. 兩面三刀，打著紅旗反紅旗； 2. 配合國內外階級敵人，猖狂向黨向社會主義進攻，大刮單幹風，破壞人民公社制度； 3. 用評功擺利，代替階級鬥爭，瘋狂地推行劉少奇的明左實右路線，破壞社會主義教育運動； 4. 打著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的招牌，推行修正主義路線； 5. 頑固地堅持劉、鄧、陶的資產階級反動路線，妄圖拒絕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 6. 庇護牛鬼蛇神，陶趙互保，蛇鼠一窩； 7. 大耍象徵性奪權的陰謀； 8. 地主階級本性不變，沉醉於發臭、腐爛的資產階級生活。 1970年6月30日，被打倒的趙紫陽和夫人梁伯琪以及兩個十六七歲的子女被下放到湖南省連源縣湘中機械廠勞動。 1971年，毛澤東開始處心積慮要打倒林彪。如果林彪倒台，自上而下的高層各級大員又有一次大洗牌。毛澤東提前作林彪倒台的準備工作，提拔和解放大批幹部，以備林彪倒台後充實留下的官場真空地帶。5月趙紫陽被毛澤東“解放”出來，任內蒙古革命委員會副主任。 1972年趙紫陽再次回到廣東，被任命為廣東省委第一書記、省革命委員會主任兼廣州軍區政委。 1975年初，重新執掌中國大權的鄧小平任命趙紫陽主政四川。10月趙紫陽擔任中共四川省委第一書記兼成都軍區第一政治委員。隨後毛澤東發起了“批鄧反擊右傾翻案風”運動打倒了鄧小平。趙紫陽受到牽連，1976年2月14日，趙紫陽被點名批判搞復辟倒退。萬幸的是毛澤東幾個月後就一命嗚呼。隨後鄧小平復出。趙紫陽在鄧小平全力支持下大抓四川的經濟工作。1977年四川風調雨順，全省糧食總產量比1976年增長10%。1978年，趙紫陽在鄧小平支持下，進一步放寬農村政策，將農民的自留地面積擴大至總耕地面積的15%左右，並支持農民包產到戶。隨着家庭聯產承包製的推廣，趙紫陽又率先在四川進行了全國最早的人民公社改建鄉政府的試點。當時趙紫陽領導的四川與萬里領導的安徽遙相呼應，揭開了中國農村大改革的序幕！當時中國有一句最有名的民謠：“要吃米，找萬里；要吃糧，找紫陽。” 趙紫陽在四川進行農業改革的同時，也在探索工業改革，他在工業上實施的擴大企業自主權的方針和相配套的14項政策使試點企業真正成為主體，釋放了企業的活力，為促進工業發展，又出台了對新的社隊企業和城鎮集體企業三年內免徵所得稅，對政策性虧損的產品實行定額補貼等一系列政策，這些政策積極促進了四川工業生產和商業流通服務的恢復和發展。鄧小平在取代華國鋒成為中國“最高領導人”之後，將趙紫陽的“四川經驗”作為中國經濟改革的的樣板，推廣到全國。客觀地說，鄧小平對趙紫陽的一生有知遇之大恩。趙紫陽在貴人鄧小平的扶助下，仕途一帆風順。從1943年趙紫陽在滑縣搞土改受到鄧小平的讚賞後，鄧小平對趙紫陽一直極為關注。趙紫陽在鄧小平手下搞地方工作也一直得心應手。1975年鄧小平特意將趙紫陽調到家鄉四川主政，趙紫陽也不負鄧小平期望把四川工作搞得有聲有色。1977年鄧小平提拔趙紫陽為中共“十一大”中央政治局候補委員。1978年2月提拔趙紫陽任全國政協副主席，1979年十一屆三中全會提拔趙紫陽為政治局委員。1980年2月在中共十一屆五中全會上當選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成為接任華國鋒總理的不二人選。1980年4月任國務院副總理，1980年9月，取代華國鋒任國務院總理。1981年6月在中共十一屆六中全會上當選為中共中央副主席。 1982年9月，在中共十二屆一中會上，趙紫陽任中共政治局常委。中共政局進入了胡耀邦、趙紫陽時代。在中共統治中國六十多年間，唯有胡、趙時代的中國是充滿活力、充滿希望、充滿激情、充滿陽光的年代。胡耀邦任總書記時，因平反冤、假、錯案讓上億人從政治的陰影中走出來，理順了民心。政治上的束縛較為寬鬆，不輕易地對不同意見者扣上反黨政治帽子，黨內富有民主氣息，不同意見可以正常交鋒。許多對言論自由和出版自由的限制都有所放鬆，允許知識分子自由表達意見。趙紫陽任總理期間，對中共從蘇聯全盤引進的經濟模式進行了大膽的改革：在農村全面推行聯產承包責任制，自1980年到1984年，中國的糧食總產量提高了50%。從根本上解決了毛澤東時代遺留的大饑荒問題。這是一個很了不起的巨大成就。在工業方面促使國有企業的所有權與經營權相分離，大膽引進並推動設立股票市場和期貨交易，主導加入關貿總協定（即世界貿易組織-WTO的前身）的總體設計，積極支持習仲勛等人在沿海省份建立的經濟特區。為了進一步引進外資，創造出口， 1979年進行“擴大自主權”試點、1982年推出“減稅讓利”、1984年“利改稅”、1986年“企業承包”、1988年搞“股份制試驗”。一步步引領中國從計劃經濟的困境邁向市場化和全球化的坦途。 1987年1月，胡耀邦在一場陰謀中被鄧小平等老人逼迫下台，趙紫陽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被推舉為中共中央代總書記，同年11月在中共十三屆一中全會上趙紫陽正式升任中共總書記，並任中共中央軍委第一副主席。1988年4月在第七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一次會議上被任命為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軍委副主席。當鄧小平等老人們把趙紫陽扶上台時，原本期望趙紫陽吸取胡耀邦下台的教訓，對所謂的資產階級自由化思潮進行大張旗鼓的批判。但事與願違，趙紫陽作為一個開明的共產黨人，對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沒多大的興趣。坐上總書記的寶座不久就下令停止進行所謂的“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鬥爭”，並對一些與資產階級自由化有牽連的知識分子進行了保護。在總書記任上的趙紫陽在政治上實施比胡耀邦更加開明的政策，包容不同的思想觀點，引導中國跟上世界民主、進步的潮流，給中國社會注入了巨大的活力！中國的文學界、史學界、理論界、新聞界、教育界等出現一個前所未有的繁榮局面。一大批對現實政治、經濟體制進行批判的作品問世，引起了社會的各界的強烈反響。各種有關政治體制改革的建議引起了人們的強烈關注。“政治改革”成了中國人民議論最多的話題。一九八七年，包遵信、金觀濤等人主編一套叢書：《走向未來》。叢書就世界走向、人類價值觀、中國如何跟上歷史發展潮流、中國未來發展方向、民主、人權、自由、科學等方面的問題進行了全面的、系統的介紹和探討，這套叢書在大學生中引起了強烈的反響，為日後學生愛國民主運動的爆發提供了強大的思想、理論武器。一九八八年六月，中央電視台播出了六集電視政論片《河殤》。此片由蘇曉康、王魯湘、張鋼、謝選駿、遠志明撰稿，經中共廣播電視部副部長王楓批准播出。此片對傳統的中華文化進行了深刻反思，呼喚全民族對歷史和現實的反省意識，提出中華文化只有吸收世界一切先進的東西才能走向新生。《河殤》中令人深思、令人迴腸盪氣、令人慷慨悲歌的精彩文字甚多。其結束語令人振聾發聵： 專制政治的特點是神秘性、獨裁性和隨意性。民主政治的特點應該是透明性、民意性和科學性。我們正在從混濁走向透明。我們已經從封閉走向開放。黃河命定要穿過黃土高原。黃河最終要匯入蔚藍色的大海。黃河的痛苦，黃河的希望，造就了黃河的偉大。黃河的偉大，也許在於它在海洋與高原之間創造了一片新大陸。黃河來到了偉大而痛苦的入海口。滾滾千里泥沙將要這裡沉積為新大陸。洶湧澎湃的海浪將在這裡同黃河相碰撞。黃河必須清除它對大海的恐懼。黃河必須保持來自高原的百折不撓的意志與衝動。生命之水來自大海，流歸大海。千年孤獨之後的黃河終於看到蔚藍色的大海。《河殤》的播出在中國社會各階層產生了強烈的反響，在國外也引起了不小的震動。其威力不亞於爆炸了一顆政治原子彈。學生、工人、農民、士兵紛紛來電、寫信，讚揚《河殤》。專家、學者們紛紛發表評論高度評價《河殤》。國外華僑、留學生和外國的研究中國問題的專家們也從此劇的播出認為中國將會加快政治體制改革的進程。趙紫陽對《河殤》一劇大加讚賞。接見外賓時，在外國人面前也對此劇大大地誇獎一番。並把此劇錄像帶作為禮品送給國外友人。趙紫陽時期較寬鬆的政治環境也為民主、自由、人權思想的大力傳播創造了條件。方勵之、劉賓雁、王若望等人在被中共除名後，竟然還可以公開地發表自己的政治主張和見解，並從事政治活動！這在毛澤東時代簡直就是不可想象的事。一九八八年五月四日，方勵之與其夫人李淑嫻（北大物理系講師、海淀區人大代表）出席慶祝“五四”運動六十九周年大會。並宣布由他親自主持的“民主沙龍”正式開場。方勵之在會上說：“我現在活得很自在，……不同意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的提法，……現代化不分國界。”方勵之等人發起的北大“民主沙龍”為日後震驚世界的學生愛國民主運動的爆發起了不可估量的作用。一九八八年六月，方勵之接受香港《時報》記者採訪時說：“最大的問題是中共的獨占體制，唯有變革公有制為私有制是根本方法。” 一九八八年九月六日，香港時報發表了《方勵之談大陸知識分子處境》一文。文中說：“大陸知識分子爭取民主的長期目標是多黨制的民主制度，近期的目標是實現必要人權，爭取言論、思想、新聞等自由。” 劉賓雁先生被中共除名後，一直在努力想創辦共產專制下的第一張民辦報紙，並為此大力奔走呼號。王若望先生又準備在美國發起成立“中國人權保障大同盟”併力爭在中國內地公開註冊登記，合法地進行活動。北京大學教授金觀濤提出了“二十世紀人類最大的遺產是社會主義的嘗試及它的失敗。”而中共的喉舌之一，《新觀察》雜誌主編、有幾十年共產黨齡的戈揚更說：“金觀濤對社會主義的否定不是太厲害了，而是太客氣了。現實社會主義社會的本質是一種封建社會，它的頭子必然是皇帝。” 中共社會科學院政治研究所所長嚴家其、中共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研究所所長蘇紹智以及陳一咨、李澤厚等一大批共產黨的專家、學者都在不同的場合提出中國必須進行政治體制改革、實行多黨制、新聞自由的主張。在大學校園，自七七年初的爭民主運動被鎮壓下去後，學生們並沒有因此而放棄對國家、民族命運的關注。就在中共政權日益腐敗的一九八七年和八八年，恬靜的校園也涌動着對現實、社會、腐敗、分配不公、共產專制制度的強烈不滿的潮流。一九八八年四月六日，北京大學十名研究生在學校三角地貼出《致七屆人大和七屆政協的公開信》，信中呼籲“兩會儘快研究教育改革的出路問題，把這個問題真正放到戰略重點的地位上加以考慮，制定出一套有利於教育事業全面發展的基本方針政策。”公開信一貼出，當即在會上簽名的就達數百人。四月八日，北大青年教師在三角地貼出《致兩會代表的公開信》；四月九日，中國人民大學青年教工聯誼會部分會員在校內貼出《致七屆人大新任國家領導人的公開信》。以公開信的方式向中共領導的呼籲沒有任何回音。學生們又有人提議到人民大會堂前給中共“兩會”代表們擦皮鞋。四月六日，北京大學十幾名研究生以勤工儉學的名義，要為中共的代表們擦皮鞋，此舉大丟共產黨的臉面。被公安人員強行阻攔。四月十日，幾十名大學生再次來到天安門廣場為中共代表們擦皮鞋，再遭公安人員的干預。此舉在國際上引起了較大的關注。一九八八年六月，北大學生柴慶豐被當地無業人員殺害。此事引起了學生們的極大義憤，學潮再起。在此次事件中，學生們貼出了許多針對中共共產專制的大字報。題為《！！！》的大字報中說：“是時候了，我們沉默了那麼久，那麼久！是時候了，欺騙一次又一次，把我們籠罩。我們抗議，抗議淫蕩的社會！我們抗議，抗議淫蕩的政府！”一份署名“湖南人”的大字報中說：“柴慶豐同學被害，表面上是一件普通的刑事案件，其實這是社會腐敗、政府無能、貪官污吏橫行的表現。現實的中國是歷史上最黑暗的時期，儘管他披上了改革的外衣，罩上了經濟發展的面紗，其實肌體已經腐爛，脊梁已被壓垮，只剩下一些白白的肥嘴吮吸人民的血！……同胞們，時機到了，這是一個絕好的機會。我們應該把社會風氣、黨風問題、政治體制、貪官污吏、教育問題、知識分子待遇問題加在一起算總賬！”一篇題為《並非離題》的大字報中說：“誰還相信被落後的中國傳統文化所同化的上一世紀的‘馬列’？我八百年前就不相信，你相信嗎？右耳（指鄧小平）相信嗎？黨風不正的根源在哪裡？現在大家都有數，正如歷代屢禁不止的貪官污吏現象要隨封建社會一同消滅一樣，本世紀內我們就不用幻想‘黨風根本好轉’了……唯有放棄馬列，實行多黨制，真正廢除終身制，中國的政治經濟體制改革才會徹底。” 在眾多的聲討共產黨的大字報中，有兩付對聯尤其引人注目。其一：我欲重振華夏雄風，卻原來是共產黨（擋）路；你想達到小康水平，無異於在現代化（畫）餅。其二：要民主合理，爭自由合理，護人權合理，合理不合法，見他媽的鬼，那狗屁‘十條’！喝民血失節，沾國家失節，飽私囊失節，失節必失心，滾你娘的蛋，這無恥一黨！隨着學生們情緒的激動，各校商定於六月八日到天安門進行遊行示威。但由於共產黨派出公安人員和武警部隊對天安門廣場進行了嚴密控制，這次由柴慶豐被害事件引發的學潮被平息。一九八九年初，圍繞釋放被共黨關押達十年之久的魏京生一事，中國的知識分子紛紛上書共產黨實權人物鄧小平。一九八九年一月六日，方勵之先生發出了《致中央軍委主席鄧小平的公開信》。信中說： “今年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的第四十年，也是五四運動的第七十年，圍繞着四十年和七十年，一定會有不少紀念活動。但是，比之回顧過去，更多的人可能更關心今天，更關心未來，期待着兩個紀念日會帶來新的希望。鑑於此，我誠懇地向您建議，在這兩個日子即將到來之際，在全國實行大赦，特別是釋放魏京生及所有類似的政治犯。我想，無論對魏京生本人做如何評定，釋放他這樣的已經服刑大約十年的人，是符合人道的，是會促進社會的良好氣氛的。今年恰好又是法國大革命的200周年，不論怎樣看，由它所標誌的自由、平等、博愛、人權已受到人類的普遍尊重。因此，我再次誠懇地希望您考慮我的建議，給未來增添新的尊重。” 以方勵之的公開信為發端，北京知識界及海外民運人士紛紛向中共當局呼籲要求釋放魏京生。一月十二日，原被中共取締的“星星畫會”部分成員在香港舉辦了“星星畫會十周年畫展”。該組織負責人王克平宣布：他已寫完了《重審魏京生》劇本，擬於三月份在法國上演，屆時將在海內外掀起一個釋放魏京生的高潮。二月八日，中國民聯成員倪育賢在美國成立了“促進中國民主化聯絡組”，準備發起十幾萬人的簽名活動，以呼請釋放魏京生。二月十三日，著名詩人北島發起，由中國民聯成員王軍出面，聯繫了三十三名知名知識分子聯合簽名發出《致人大常委和中共中央的公開信》，要求“實行大赦，特別是釋放魏京生等政治犯”。此次簽名者不但有李澤厚、蘇曉康、金觀濤等著名學者，而且還有數名全國政協委員和人大代表。中共欽定的政協委員和人大代表公開簽名反對關押政治犯，這在中共四十年的歷史上是絕無僅有的。二月十九日，中國民聯成員陳軍公開宣布成立“釋放魏京生公開信簽名聯絡處”，準備在工廠、學校徵集簽名並將簽名提交全國人大討論表決。二月二十六日，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所副研究員包遵信等四十二人聯名寫信給中共中央，要求釋放政治犯。三月八日，中國科學院研究員許良英等四十二人發出公開信，要求“防止由於發表不同政治見解的言論和文字而治罪的歷史悲劇重新出現，請責成有關部門釋放一切因思想問題而被判刑或勞動教養的青年。” 三月二十四日，《光明日報》主任記者戴晴等四十二人又發出致七屆人大三次會議的公開信，“呼籲釋放魏京生等人。” 與此同時，大學校園裡學生民主、人權的意識空前高漲。自一九八八年方勵之、李淑嫻夫婦在北大組織“民主沙龍”後，參加活動的學生與日俱增。與此同時，北京各高校紛紛成立了各式各樣的“研討會”、“討論會”、“演講會”、“圓明園沙龍”、“自由論壇”等。其中的骨幹在日後的民主運動中成了世界注目的學運領袖。這些重大事件的出現，無疑與趙紫陽開明、寬鬆的政治有關。沒有趙寬鬆的政治環境這些事件是不可能發生的。趙紫陽不僅在政治、思想、文化方面大力開放，對中國政治體制的變革也進行積極的設想和布局。1988年，老狼就聽所在國有企業單位領導說過：今後國企和政府機關要取消黨的組織，黨的組織和活動轉入地方，以所在地區劃分建立黨的基層組織，受地方黨委的統一領導。請注意鄧小平所說的“政治體制改革”趙紫陽式的“政治體制改革”的區別：鄧小平的改革是在堅持“一黨專制”的前提下，對社會存在的問題和弊端進行改良。趙紫陽主張進行漸進式的改革，從而實現中國的民主化。具體的做法就是在穩定的前提下“先人權後民主”，即先施行“有自由而無民主”的香港模式，他認為自由比民主更為重要，香港在英國殖民統治時期，雖然沒有民主，但有自由，任何人可以自由批評港督。同時，司法獨立，不受政府控制，並允許結社，這樣可以啟發民智，提高國民的民主意識。主張先做好兩項改革：首先開放報禁、實行言論自由；其次，加強法治建設，實現司法獨立。同時，執政黨黨內需要民主化改造和政治決策的公開化，要培養公民的權利意識。趙紫陽在短短兩年多的總書記任上從政治領域推動了中國的極大進步和變革，中國政治領域的新氣象與當時蘇聯的公開性、民主化運動和東歐人民爭民主、自由的鬥爭匯成了一股共產專制國家變革的歷史潮流。震撼了世界。趙紫陽的開明政策受到中共高層頑固勢力的強烈反對。中共元老李先念在“十三”大後，多次公開攻擊趙紫陽，稱趙紫陽不是搞社會主義，學習西方的東西太多。1988年底，李先念找到鄧小平，要求把趙紫陽拉下台。中共元老王震因《河殤》播出到中央電視台大吵大鬧，並找到趙紫陽要求對《河殤》進行全面的批判。時任總理李鵬、政治局常委姚依林經常對趙紫陽的講話提出責難。面對保守派們的反對，趙紫陽依然故我，不遺餘力地推動中國方方面面跟上世界的進步潮流。趙紫陽從一個狂熱的共產主義革命家轉變成了認同認同民主、自由和世界普世價值的偉大的政治改革家，其思想的轉變是一個緩慢的過程。這個過程如果有一個明確的拐點的話，老狼認為應該是毛澤東發動大躍進失敗之後。趙紫陽最初投身革命，完全是為了“共產主義”的崇高理想。為了這個革命理想，他可以拋頭顱、灑熱血！為了這個革命理想，他可以讓農民們把自己的地主老爸斗死而不吱聲！為了這個革命理想他在廣東搞急風暴雨的土改把所有地主、富農們往死里整！為了這個革命的理想，他越過頂頭上司上書毛澤東要搞“反瞞產”運動，導致全國活活餓死幾千萬農民的慘劇發生！可大躍進活活餓死幾千萬人的慘劇不能不讓趙紫陽對自己當年投身革命的初衷產生了懷疑：我們革命的目的就是讓自己的人民過吃了上頓沒下頓的悲慘的日子？隨後毛澤東的發動的“文革”使趙紫陽吃盡苦頭。吃盡苦頭的趙紫陽最終覺悟：極權專制的政治體制是導致所有中國人包括身在高位的劉少奇、林彪……們巨大災難的根本原因。當趙紫陽先生一步步走向中共最高層，肯定就會思考如何在中國實現根本變革的重大問題。如果趙紫陽能在總書記的位置上呆上十年，中國的政治體制變革或許就會成功。可惜的是1989年胡耀邦突然病故，隨後出現的學生運動，給中國頑固勢力把趙紫陽拉下馬提供了千載難逢的良機。中國與世界民主進步大潮失之交臂！惜哉！ 1989年4月15日，前中共中央總書記胡耀邦因突發大面積心肌梗塞突然去逝。以學生祭奠胡耀邦為發端，一場席捲中國，震撼世界的反抗共產專制暴政的愛國民主運動全面爆發了。趙紫陽也因這一場學生運動的興起而意外倒台。 4月17日，北京、上海數萬大學生走上街頭，進行了未經中共當局批準的遊行示威活動，遊行的主題是悼念胡耀邦。當局對此未進行干預。 4月18日凌晨，北京高校學生再次走上街頭遊行。遊行隊伍高喊“反對專制”、“反對獨裁”、“打倒官僚政府”、“打倒特權階級”、“打倒官倒”“自由萬歲”。當遊行隊伍到達天安門廣場，數千學生在人民大會堂東門外靜坐，要求向中共的“人大代表遞交請願書。請願書中提出了七點要求：（1）重新評價胡耀邦的功過是非，肯定其民主、自由、寬鬆、和諧的觀點。（2）徹底否定“清除精神污染、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運動，為在兩次運動中蒙受不白之冤的知識分子平反。（3）要求國家領導人及其家屬的年薪及一切形式的收入向人民公布，反對貪官污吏。（4）允許民間辦報，解除報禁，言論自由。（5）增加教育經費，改善知識分子待遇。（6）取消有關限制遊行的十條規定。（7）要求政府對他所承認的政策失誤向全國人民作出公開檢討，並適當改選部分領導人。但中共的幾名“人大代表”奉命拒絕了學生們的請願要求，並派出警察進行干預。 4月19日，北京大學“民主沙龍”第十六次會議上成立了“北大團結學生會籌委會”。成員有王丹、丁小平、楊濤、熊炎、封從德、常勁、楊丹濤。也就在這一天，《世界經濟導報》（主編欽本立）和《新觀察》雜誌（主編戈揚）在北京召集一些著名的專家學者座談，與會者強烈呼籲在中國進行政治體制改革，加快民主化進程，並為學生的遊行示威活動叫好。隨後中國社會科學院政治研究所所長嚴家其、研究員包遵信貼出了《致中共中央、人大常委會、國務院的公開信》，要求中共當局承認學生們在遊行、靜坐、請願中提出的要求都是積極的民主要求。 4月20日，數萬大學生再次來到天安門獻花圈，但是中共當局以清場為由派出數千警察對學生們採取了強硬措施，當場學生受傷達數百人之多。製造出了震動北京城的“四、二Ｏ”血案。血案之後，北京各高校學生們更是群情激憤。經各校學生領袖們磋商，成立了“首都高校行動委員會”，並於當晚在北京師範大學召開誓師大會，決定立即統一遊行到天安門廣場，參加次日的胡耀邦追悼會，同時向中共當局遞交請願書，並就“四、二Ｏ”血案向中共當局提出強烈抗議。學生運動的第一個高潮出現在胡耀邦的追悼會時。 4月22日，北京和高校數萬大學生列隊來到天安門廣場。當胡耀邦的追悼會後，數萬學生高呼“對話、對話！”“李鵬出來！”的口號。但無人理睬。學生們又推舉的三名代表郭海峰、周勇軍、張智勇在人民大會黨東門外要求向李鵬遞交請願書。當時人民大會堂的工作人員說李鵬答應十二點十五分鐘與學生見面。“高校行動委員會”負責人吾爾開希用話筒向全體學生公開了此事，學生們情緒趨向緩和。孰不知李鵬在此時玩了一個“金蟬脫殼”的花招：為了保證追悼會的順利進行，會前對學生們的一切要求都表態同意；但追悼會剛一結束，李鵬等中共的頭頭腦腦們就一窩蜂地從人民大會堂的地下通道逃之夭夭。時間在一分一秒地過去，胡耀邦的追悼會已結束很久，說好的李鵬出面接見學生卻沒有兌現，學生們情緒激憤！十二點十五分，郭海峰等三名學生代表為見李鵬一面並遞交請願書，競採取了中國幾千年老百姓見封建皇帝老兒的古老方式：下跪！在下跪請願都不被中共當局理睬的情況下，中午一點左右，學生們開始撤離天安門廣場，沿途學生們呼喊“和平請願，政府不理，通電全國，統一罷課”的口號。同一天，除北京外，上海、天津、西安、成都、南京、長沙、合肥、哈爾濱、大連、重慶、杭州、蘭州等城市的大學生們都走上街頭遊行示威。其中西安市和長沙市的中共官員派出大批公安人員進行干預，警察與學生們發生了激烈的衝突，造成學生多人受傷並被捕的嚴重後果。 4月23日，北京市二十九所高校的代表四百多人在圓明園開會，成立了“北京高校臨時學生聯合會”，北京政法大學學生周勇軍為第一任主席，王丹、吾爾開希、馬少芳等七人為常委。4月28日，該組織正式定名為“北京高校學生自治聯合會”。吾爾開希擔任主席。學生們提出了開展民主運動的宣傳綱領和行動目標：(1)耀邦下台誰之過；(2)政治公開；(3)懲辦貪官污吏；(4)廢除特權；(5)政治平等；(6)廢除終身制；(7)廢除世襲制；(8)官倒曝光；(9)注重人權；(10)反對通貨膨脹；(11)人民軍警愛人民；(12)依法治國、教育治國。學生們提出的宣傳綱領直接觸及到共產專制制度中最腐朽的、僅是在封建時代才具有的原始罪惡基因。體現了人類社會發展的時代和進步潮流，得到了社會各界最廣泛的同情和支持。趙紫陽面對激烈的學生運動提出的對策主要是勸導學生複課，對學生要疏導，展開對話，避免流血，若有打砸搶等違法行為，要依法處理。鄧小平也同意了趙紫陽這一溫和的處理對策。 4月24日，時任中共政治局委員的萬里在聽了北京市委關於學潮的匯報後，不敢擅自表態，此時趙紫陽又在朝鮮進行國事訪問。萬里向李鵬等人建議聽取鄧小平的意見再作決定。鄧小平定性為“動亂”。次日的中共喉舌《人民日報》在頭版頭條上發表《必須旗幟鮮明地反對動亂》一文。此社論一發表中共地方官員們紛紛表態以示緊跟，這其中猶以上海市委書記江澤民表現最突出。就在社論發表的當天，江澤民就在上海召開了黨政官員大會，要求認真學習社論，堅決反對“動亂”。江澤民不但堅決反對所謂的動亂，而且於第二天以中共上海市委的名義查封了公開呼籲政治改革的《世界經濟導報》，責令該報總編輯欽本立停職檢查。江澤民的倒行逆施理受到了社會各界的嚴厲批判。4月28日，中國社會科學院政治研究所所長嚴家其等人起草散發了《捍衛新聞自由》的署名公開信聲援欽本立先生。趙紫陽回國後不滿江澤民4月26日停止《世界經濟導報》發行並整頓其編輯部的處理，指摘江澤民把事情搞糟了，搞被動了。並當面對江澤民說，“我不給你們壓力，但我也不管此事，由你們自己處理”。《四二六社論》發出的當天，學生組織以“新學聯一號令”通告全市的高校學生於第二天舉行聲勢浩大的遊行。 4月27日，十多萬高校學生在“擁護共產黨”、“擁護社會主義”、“維護憲法”、“堅持改革”、“民主萬歲”、“科學萬歲”、“人民萬歲”、“反官僚、反腐敗、反特權”等口號下遊行到了天安門廣場。在眾多的標語口號中，其中一幅頗具幽默：“毛主席說：‘鎮壓學生運動決無好下場。’”把專制魔頭毛澤東搬出來反對另一大獨裁者，是想以毒攻毒還是真的不知毛澤東是何物而盲目加以崇拜？若是後者那麼學生們的民主意識還有待於提高。 4月29日，國務院發言人袁木、國家教委副主任何東昌、北京市委常委兼秘書長袁立本等人與官方機構全國學聯、北京市學聯指定的學生進行了對話，就一些全國民眾關心的重大問題表明了政府的態度。雖然最能代表北京高校學生的“高自聯”被中共視為“非法組織”，不在對話的對象之列。但也默許兩位所謂的非法“高自聯”的學生參與對話和提問。從對話時袁木的表態來看，中共的立場似乎已從《四、二六社論》基礎上有所軟化。 4月30日，中共北京市委書記李錫銘、市長陳希同又與市屬的十七所高校的二十九名學生進行了對話。 5月3日，趙紫陽在紀念五四運動70周年的會議上發表講話，他肯定了學生的愛國熱情，但更多的篇幅是強調應該保持穩定。 5月4日，是被中共譽為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轉折點”（即中國共產主義運動的發端點）的五四運動七十周年紀念日。這天，“北京高校自治聯合會”近十萬學生和來自全國各地的高校學生走上街頭，進行了遊行示威活動。學生們打着“弘揚五四革命精神”、“誓死捍衛憲法尊嚴”、“腐敗不除、國無寧日”、“新聞要講真話”等橫幅，分三路向天安門廣場匯合。其中最引人注目的一幅是“七十年了！！！？？？”，在天安門廣場上，“高自聯”的學生領袖們宣讀了著名的《五四宣言》：要求共產黨當局在校園實行民主改革嘗試，使校園生活民主化、制度化，促進政治體制改革，促進新聞立法，同政府平等對話。同一天，全國各大城市的高校學生都走上街頭，向中共官員遞交請願書，呼喚民主，以紀念五四運動七十周年。在學生們遊行示威的同時，一千多受職業良心驅使的北京中共官方的新聞記者們也走上了街頭並發出了憤怒的吶喊：“有嘴不能說自己想說的話，有筆不能寫自己想寫的新聞！”、“重大情況讓人民知道”、“新聞要客觀公正”、“加強新聞監督推進政治改革”、“首都新聞界要求洗刷恥辱”、“強烈要求恢復欽本立職務”……。面對時代的進步潮流和人民的強烈願望，中共總書記趙紫陽表現出了一個政治家應有的對國家民族負責的態度和順應時代潮流的改革精神。當天下午在接見亞洲開發銀行會議代表時就學生愛國民主運動一事說：“現在北京和其他某些城市一部分學生的遊行仍在繼續。但是我深信，事態將會逐漸平息，中國不會出現大的動亂。我對此具有充分的信心。”“學生們對我們的工作是又滿意又不滿意，他們決不是要反對我們的根本制度，而是要我們改正工作中的缺點和錯誤。” 趙紫陽的講話得到了知識分子的歡迎。嚴家其、蘇紹智等知名學者當天就貼出《我們不再沉默了》的大字報，號召知識分子一與學生們一道，在爭民主運動中走在前列。 5月6日，趙紫陽召集中共主管宣傳、思想工作的負責人胡啟立、芮杏文、王忍之等人說：“放開一點，遊行作了報道，新聞公開程度增加一點、風險不大。”“面對國內人心所向，面對國際進步潮流，我們只能因勢利導。” 5月9日，數千名首都新聞工作者來到中國記者協會所在地，遞交了一封要求和中共主管宣傳工作的負責人進行對話的信。首都一千多名記者、編輯在信上簽了名。次日北京高校數萬學生騎着自行車上街遊行，對新聞工作者的請願進行聲援。在趙紫陽的支持下，自5月11日起，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胡啟立、書記處書記芮杏文、中宣部長王忍之連續三天到新華社、人民日報社、光明日報社、中國青年報社等新聞單位，與編輯、記者們座談對話。胡啟立說：“新聞改革作為政治體制改革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已到了非改革不可的時候了。要在民主、法制的軌道上改革新聞。” 趙紫陽吹響了中國政治體制改革的號角。但遺憾的是，他不是中國的戈爾巴喬夫，他的身上有幾千年傳統文化的烙印，他的身後有一群老朽們在垂簾聽政！還有一群熱血沸騰、恨不能一夜之間中國就變得如同西方現代文明社會一樣的衝動的青年學生。 5月13日，這是一個中國歷史，也是世界歷史上值得大書特書的日子。這一天在中國的首都北京市數千學生以絕食的方式去為十億人民爭民主。與此同時，全國各大城市的大學生也起而響應北京“高自聯”舉行了聲勢浩大的遊行示威、成立學生自治會和絕食抗議活動。對於學生們的這一極端的行為讚譽者有之；反對者有之；推波助瀾者有之；冷眼旁觀者有之。十年後的今天，當人們再來重新審視學生們的這一舉動時，我不禁要大聲地對學生們說一聲：同學們，你們錯了！學生們以天下為己任是應充分肯定的，但憑着青春的衝動，憑着賁張的熱血，憑着書生的意氣去投身於複雜的政治，這本身就是一種極不成熟的表現。據說學生絕食請願的目的：一是要中共當局明確承認四、二六社論是錯誤的；二是宣布學潮是愛國的；三是承認高自聯為合法組織。可這三個目的與趙紫陽的加快政治改革的表態和採取的相應措施相比較就真的那麼重要？讓政治家們公開承認自己的錯誤是艱難的，學生運動的性質千秋史冊自有公論，“高自聯”沒公開取締而且準備與之對話，就已經是當局的誠意表示，何必又非要當局在大庭廣眾之下自煽耳光？在學生們紛紛罷課，成立了“高自聯”並多次上街遊行示威的情況下，中共當局並沒採取鎮壓、取締的措施，還派出了中共政治局委員的高層幹部與學生對話，這已見當局推進民主的決心和勇氣，（若毛澤東在世早把你們斬盡殺絕了）在這種局面下不去考慮支持、配合併推動上層進一步下定改革決心，而是採取以絕食相要挾，逼人就範的無賴方式，這有助於中國的民主改革和社會進步麼？趙紫陽作出了自共產黨在中國專制四十年所沒有的開明講話，是承擔了巨大風險的，弄不好就會被頑固派們趕下台，可學生們不是想的如何配合當局積極穩妥地推進民主改革，卻以“若不滿足我的要求我就跳樓自殺”這一當今社會普遍的無賴行為相要挾，這不給了共產黨的頑固勢力以繼續專制的口實嗎？學生們口口聲聲說要與黨和政府平等對話，並提出了什麼級別以上的黨政官員才能參與，這種乳臭未乾的幼稚的提法給人以不知天高地厚之感，你以為你是誰？這樣的提法和作法會有什麼結果同學想過嗎？這有助於中國的民主化麼？學生運動自四月爆發後，五月四日趙紫陽在學潮和民眾的強大壓力下做出了進一步進行政治改革的承諾並開始對新聞進行改革。從這個意義上來說，此次學生運動已經推動了中國政治上的巨大進步，（趙紫陽有關開放新聞自由的談話）取得了完全的勝利，它已完成了自己的歷史使命，學生們還是應當回到校園多學知識，增長才幹。至於如何進行政治體制改革，那是政治家和社會各界精英們對話時商討的問題。二十來歲的青年無論從知識、閱歷、才幹、看問題的角度、思維方式等都不足以擔此重任。有誰見過當代文明世界有二十歲的政治家？學生領袖們想在中國扮演波蘭的瓦文薩、捷克的哈維爾的角色是幼稚和不現實的。改革是艱難而複雜的，戈爾巴喬夫執掌蘇聯大權，足足花了五年的時間，才使國家擺脫了共產專制的桎梏。學生們又怎能如此性急地想在中國一夜成功呢？有堅定正確的政治方向，還應有靈活機動的戰略戰術。正確的戰略戰術才是實現正確的政治方向的保證。不能把無休止的抗議當成目的。政治鬥爭是複雜的，政治家們從來就沒有一成不變的觀念。波蘭共產黨首領雅魯澤爾斯基在波蘭搞軍事管制，逮捕了大批“團結工會”領導人，但波蘭最後卻在雅魯澤爾斯基的任上實現了完全徹底的民主化改革。阿爾巴尼亞的阿利雅是世界公認的專制頑固派，但面對世界民主化潮流，他不也在世界最頑固的共產黨專制堡壘中實行了真正的民主改革嗎？鄧小平逮捕魏京生，拋出了“四個堅持”，但以鄧的睿智和現實，面對世界潮流，也決不會無動於衷。鄧小平在中國首倡改革，使他在世界獲得了很高的聲譽，但戈爾巴喬夫的改革又使鄧小平相形失色，此時的鄧小平莫非就沒有再來一次政治改革以讓世界對他刮目相看的追求？趙紫陽五月三日的開明講話，沒有鄧的默許可能嗎？萬里在四月二十四日面對學潮提議請示鄧小平，才有後來的《四二六社論》，但在加拿大訪問時，不也公開讚揚學生的愛國熱情，支持記者們要求新聞自由嗎？李鵬這樣的事後被公認的頑固派不也公開說過：民主自由不是資本主義國家的專利，我們準備在民主法制的軌道上逐漸開放人民的民主自由的話嗎？那麼世界又有什麼一成不變的呢？客觀地說，此時的鄧小平站在了十字路口，既可能順應潮流推進改革，又可能在頑固勢力的壓力下血腥鎮壓民主運動。學生和社會各界只能為民主的實現營造出一種和諧的政治環境。趙紫陽當初說：“中國不會亂，我對此有充分信心”時，頑固派是冷眼旁觀，現絕食一出現，以趙紫陽為首的改革派對局面失控，保守派幸災樂禍，終於有了壓制民主打倒趙紫陽的口實。學生們的極端行為使中國的改革大業毀於一旦。成亦蕭何，敗亦蕭何。學生們發起了共產黨專制以來的中國空前規模的民主運動，但就在民主運動已初見成效，中共已開始改革新聞時，學生們以“政治跳樓”為要挾手段的極端方式恰又葬送了從中共內部進行民主變革的前途。學生絕食後，五月十三日晚，嚴家其、包遵信等人在北大貼出了《我們再也不能沉默了》的大字報，呼籲知識分子舉行支持、聲援絕食的學生大遊行。5月14日，知名學者嚴家其、蘇曉康等十二人又發出了《我們對今天局勢的緊急呼籲》，要中共當局定學潮是愛國民主運動，承認高自聯為合法組織，要求共產黨不得對絕食學生採取強制措施，否則將成為歷史罪人。 5月15日，嚴家其、包遵信、蘇曉康等人組織數萬知識分子進行聲援絕食學生的大遊行，5月16日，嚴家其等人在北大三角地召開“中國知識界新聞發布會”，宣布成立“中國知識界聯合會”。中共控制的新聞機構在胡啟立與新聞記者對話後，對學生運動的報道更加直接和公開。從五月十五日起中國的新聞記者們確確實實地自由了，在其後的三天時間裡對學生絕食現場和遊行示威的情況作的報導的客觀公正程度簡直就與西方民主社會一樣！自毛澤東共產黨一統大陸後，中國人民從此失去了新聞自由，但趙紫陽當政，中國再次實現了新聞自由！雖然這新聞自由僅三天就短命夭亡，但畢竟新聞自由在共產黨的大陸存活了三天！此時身在火山口上的趙紫陽唯一能做的事就是力勸學生們停止絕食。盡力避免出現局面失控的狀況。 5月14日凌晨，中共政治局委員李鐵映、李錫銘等人到天安門廣場力勸學生回校。當天下午李錫銘、閻明復、尉建行等與學生們進行對話，勸學生們停止絕食。 5月15日，李鐵映、閻明復再次同學生們對話。在肯定學生的愛國熱情和推進民主進程的合理要求時，又提醒學生們說：“事情的發展往往不以人們的善良願望為轉移，希望大家以高度的理智，在民主和法制的軌道上解決問題。” 5月16日中共政治局五人常委召開緊急會議討論學生絕食一事。趙紫陽繼續採取對學生運動正面引導，不把學生推向與共產黨對立的一面，並逐步深化改革、推進民主化進程的主張，這一主張得到胡啟立的支持。而李鵬、姚依林、喬石則主張不能從“四、二六”社論的立場上後退。會上沒作出任何決定。當天下午，趙紫陽在會見蘇共總書記時，趙紫陽對戈爾巴喬夫說：“經過中蘇雙方的共同努力，今天上午實現了你同鄧小平同志的高級會晤。從1978年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鄧小平同志一直是國內外公認的我們黨的領袖。在前年召開的黨的第十三次全國代表大會上，根據鄧小平同志本人的意願，他從中央委員會和政治局常委的崗位上退下來了。但是，全黨同志都認為，從黨的事業出發，我們黨仍然需要鄧小平同志，需要他的智慧和經驗，這對我們黨是至關重要的。因此，十三屆一中全會鄭重作出決定，在最重要的問題上，仍然需要鄧小平同志掌舵。” 趙紫陽對戈爾巴喬夫的談話本身說的是事實，也沒有惡意。但趙紫陽談話後的第二天，北京市各界民眾百萬人走上街頭，舉行了自有共產黨專制以來規模最大的反對共產黨的遊行示威，嚴家其，包遵信等知識界精英們發出了《五、一七宣言》，宣言中說：“由於獨裁者掌握了無限的權力，政府喪失了自己的責任，喪失了人性，清王朝已死亡了七十六年，中國還有一位沒有皇帝頭銜的皇帝，一位年邁昏庸的獨裁者！老人政治必須結束！獨裁者必須辭職！”同一天全國各大城市都舉行了聲勢浩大的示威遊行。這讓鄧小平惱怒萬分！這直接導致了鄧小平做出了讓趙紫陽下台的決定。 5月17日，趙紫陽代表中共政治局常委會發表書面講話，呼籲同學們停止絕食。趙紫陽的呼籲不被理睬，天安門廣場被一種爭民主的狂熱所籠罩，不知世事的學生們的不理智行為又受到對政治運作方式一竅不通的所謂的精英們的支持，那麼八九民運的失敗結局就不可避免了。當天，趙紫陽寫信給鄧小平要求見面，但這時鄧小平決心已定，不想再聽趙的意見，通知了當時的全體政治局常委（趙紫陽、李鵬、姚依林、喬石、胡啟立），外加楊尚昆、薄一波兩人在鄧家開會。在鄧家的會議上，鄧小平說對學生已退無可退，只有戒嚴，用解放軍平息動亂。只有趙紫陽一人反對，原反對軍管的胡啟立、喬石和楊尚昆此時均轉變立場。趙紫陽提出辭職，但沒被會議接受。一生誤入共產主義岐途的趙紫陽跟隨毛澤東和共產黨犯下了罪行！但在這一時刻趙紫陽終於作出了最正確的決定：決不能再讓自己的雙手沾上無辜人民的鮮血！據《人民日報》報道，遠在加拿大訪問的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長萬里公開發話：“現在學生、知識界、工人要求民主、反對腐敗，這是敦促加快改革的愛國行動。”“學生示威遊行要求民主、反對政府某些官員的貪污腐敗，記者要求新聞自由，黨和政府近來一直在研究如何解決這些問題，我們將發揚社會主義民主，加費社會主義法制，使新聞變得更加開放自由。” 學生絕食後，中國的形勢真令人眼花繚亂、目不暇接。社會各階層面對突發的學生民主運動顯然缺乏心理上的準備和承受力。對現實不滿的民眾一片歡呼聲。知識界支持學生們，但又不懂得採取什麼樣的手段去達到目的。各高校負責人、各民主黨派領導先是呼籲學生停止絕食，繼而呼籲中共與學生們對話。中共的附屬組織如全國青聯、共青團中央、全國婦聯、中國文聯、全國學聯、也站在了趙紫陽一邊呼籲與學生對話。著名的學者、教授、作家、幾乎全站在了學生一邊要求共產黨與學生對話。此時中共各地方黨、政負責人的態度成了全國和全世界關注的重點，但遺憾的是除趙紫陽的發跡地四川省委書記揚汝岱公開向中央發電報要求與學生們對話外，其它各省市的官員們都採取了騎牆的態度：坐山觀虎鬥，誰贏跟誰走。 5月18日，趙紫陽、李鵬、喬石、胡啟立和芮杏文、羅乾等人到醫院看望了絕食的學生。這一天，全國人大常委會有十二名委員緊急呼籲中共儘快與學生對話，並建議從速召開全國人大常委會緊急會議，以解決當前的危機。 5月19日，趙紫陽、李鵬到天安門廣場看望絕食學生。趙紫陽哽咽着說：同學們，我們來得太晚了。對不起同學們了。不管你們說我們、批評我們，都是應該的。我這次來不是請你們原諒的。我想說的是，現在同學們身體已經非常虛弱，絕食已經到了第七天，不能再這樣下去了。絕食時間長了，對身體會造成難以彌補的損害，這是有生命危險的。現在最重要的是，希望儘快結束這次絕食。我知道，你們絕食是希望黨和政府對你們所提出的問題給以最滿意的答覆。我覺得，我們的對話渠道是暢通的，有些問題需要一個過程才能解決。比如你們提到的性質、責任問題，我覺得這些問題終究可以得到解決，終究可以取得一致的看法。但是，你們也應該知道，情況是很複雜的，需要有一個過程。你們不能在絕食已進入第七天的情況下，還堅持一定要得到滿意答覆才停止絕食。你們還年輕，來日方長，你們應該健康地活着，看到我們中國實現四化的那一天。你們不像我們，我們已經老了，無所謂了。國家和你們的父母培養你們上大學不容易呀！現在十幾、二十幾歲，就這樣把生命犧牲掉哇，同學們能不能稍微理智地想一想。現在的情況已經非常嚴重，你們都知道，黨和國家非常着急，整個社會都憂心如焚。另外，北京是首都，各方面情況一天天嚴重，這種情況不能再繼續下去了，同學們都是好意，為了我們國家好，但是這種情況發展下去，失去控制，會造成各方面的嚴重影響。總之，我就是這麼一個心意。如果你們停止絕食，政府不會因此把對話的門關起來，絕不會！你們所提的問題，我們可以繼續討論。慢是慢了一些，但一些問題的認識正在逐步接近。我今天主要是看望一下同學們，同時說一說我們的心情，希望同學們冷靜地想一想這個問題。這件事情在不理智的情況下，是很難想清楚的。大家都這麼一股勁，年輕人麼，我們都是從年輕人過來的，我們也游過行，臥過軌，當時根本不想以後怎麼樣。最後，我再次墾請同學們冷靜地想一想今後的事。有很多事情總是可以解決的。希望你們早些結束絕食，謝謝同學們。說完趙紫陽向在廣場的學生們鞠躬，學生們熱烈鼓掌，一些學生哭了。趙紫陽講話結束後，廣場上的學生紛紛請趙紫陽簽字。趙紫陽最後一次在公眾場合露面，表明了他同情學生、支持民主化改革的立場，也透露出其在總書記的位置上時日不多了。 5月19日晚，中共黨政要人召開大會宣布戒嚴。在此前老人們要趙紫陽和李鵬各自發表一篇講話，趙不同意。後來又請他主持會議不講話，趙還是不同意，最後請他只出席會議趙仍然不同意。大會由喬石主持，李鵬、胡啟立、姚依林、楊尚昆、王震等人出席。李鵬以中共政治局常委、國務院總理的身份發布《戒嚴令》。已經失去了政治權力的趙紫陽仍然在做最後的努力。希望能通知在北美訪問的萬里回國，召開人大常委會，從而利用憲法的形式機構來達到阻止使用武力清場和實現人大實權化的雙重目的。同時想召開中央政治局會議。因時任辦公廳主任的溫家寶勸阻，政治局會議沒有開成。 “六、四”大屠殺後，由中共元老主導的政治局擴大會議於1989年6月19日-6月21日召開，會議以批判趙紫陽為主，李鵬在報告中指責趙“分裂黨”和“支持動亂”，李先念甚至對趙實施人身攻擊。 6月23日-6月24日中共十三屆四中全會審議並通過了李鵬代表中央政治局提出的《關於趙紫陽同志在反黨反社會主義的動亂中所犯錯誤的報告》，趙紫陽被撤銷中共中央總書記、中央政治局常務委員、中央政治局委員、中央委員和中央軍事委員會第一副主席等職務，僅保留中國共產黨黨籍；幾天后的6月30日，第七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八次會議決定撤銷其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軍委第一副主席職務。趙紫陽被趕下台後，江澤民成為中央委員會總書記。江澤民在保守派勢力的支持下，與國務院總理李鵬聯合執行“治理整頓“政策，使中國經濟發展停滯不前。無奈之下，鄧小平於1992年年初南巡，提出“改革開放一百年動搖不得”的口號。並多次提起趙紫陽主管經濟時期的功勞，他要求時任湖北書記關廣富記下自己的意見並轉告北京當局，他說：“以前的兩任總書記抓改革開放還是有功的，1983年到1988年的經濟發展很快，打下了很好的的基礎。”南巡迴去後，楊尚昆和萬里曾提議讓趙紫陽復出。於是鄧小平讓楊尚昆告訴趙紫陽，要求趙紫陽承認在六四中所犯錯誤，但趙紫陽拒不認錯。1991年，鄧小平就曾派人向趙紫陽帶話，稱趙紫陽復出當總書記都可以考慮，前提是趙紫陽要認錯。之後鄧小平多次派人與趙紫陽聯絡，趙紫陽堅持認為自己沒錯，並要求中央重新評價六四，因此放棄復出。趙紫陽下台後一直被軟禁在家，他的住宅門前有公安站崗，並有監控攝像頭監視趙家門前的舉動。中共中央辦公廳對趙紫陽的限制有四條：一、可以在家接待客人，但不接待記者和外國人。二、外出活動要警衛局派隨衛人員，可以到郊區公園散步，如要到繁華人多的地方，警衛人員可勸阻。三、考慮到北京地區高爾夫球場都是外資或合資經營，打球的都是外國人或港澳人士，建議不要到這些地方去打球。四、如果要到外地去，可以安排到內地省份，不要到沿海或敏感地區。具體方案報中央批准。 1997年，鄧小平去世。同年中共召開“十五”大。趙紫陽於1997年9月12日發出《致十五大主席團並轉交全體代表的一封信》，敦促中共重新評價六四。全文如下：這次召開的十五大，是我們黨在二十世紀最後的一次代表大會。再過兩年多時間，就將進入二十一世紀。值此承前啟後、繼往開來的關鍵時刻，我衷心祝願大會取得圓滿成功。請允許我向大會提出一個對“六四”事件重新評價的問題，請予以審議。令舉世震驚的“六四”事件已經過去了八個年頭，現在回過頭來看，有兩個問題應該採取實事求是的態度給予回答。第一，那次學潮不管存在什麼偏激、錯誤和可指責之處，但把它定性為“反革命暴亂”是沒有根據的。既然不是反革命暴亂，就不應該採取武裝鎮壓的手段去解決。當時的武裝鎮壓雖然迅速地平息了事態，但不能不說，人民也好，軍隊也好，黨和政府也好，我們的國家也好，都為當時的那種決策和行動付出了不小的代價。其消極影響直到今天依然在黨群關係、台海兩岸關係以及我國的對外關係中繼續存在。由於這一事件的影響，還使十三大開始的政治改革中途夭折，政治體制改革嚴重滯後。以至在我國經濟上改革開放取得豐碩成果的同時，出現種種社會弊端迅速滋長蔓延、社會矛盾加劇、黨內外腐敗懲而不止、愈演愈烈的嚴重情況。第二，對那次學潮當時是否可以找到一個更好的辦法，既可以避免流血又可以平息事態呢?我當時提出“在民主和法制的軌道上解決問題”，就是為了爭取這樣的結局。我現在仍然認為採取這種方式是可以不流血地平息事態的，至少可以避免嚴重的流血衝突。大家知道，當時學生中的多數是要求懲治腐敗和促進政治改革的，並不是要推翻共產黨，顛覆共和國。如果我們不把學生的行動視為“反黨反社會主義”，而接受他們的合理要求，採取耐心的協商、對話、疏導，事態是可以平息下去的。這樣就不僅能夠避免流血衝突所帶來的種種負面影響，而且能夠在執政黨、政府和人民之間建立起一種新型的溝通和互動模式，促進政治體制的改革，使我們的國家不但在經濟改革上取得豐碩成果，在政治體制改革上，也會出現一種新的局面。對於“六四”事件的重新評價問題，遲早是要解決的。即使時間拖得再久，人們也不會淡忘掉的。早解決比晚解決好，主動解決比被動解決好，在形勢穩定時解決比出現某種麻煩時解決好。現在全國形勢尚屬穩定，思穩怕亂成為多數人的共識，人們當年那種激動情緒也逐漸趨於平靜。我們黨如果能在這種情況下主動提出重新評價“六四”事件問題，並主持進行這一工作，是可以排除來自不同方面極端情緒的干擾，而把解決這一歷史難題的進程引向理性、寬容、和解以及嚴格遵照解決歷史問題“宜粗不宜細”、“着重總結經驗教訓，不着重追究個人責任”的正確軌道上來。這樣就既可以使歷史難題得到化解，保持國內局勢的穩定，同時也可以為我國的改革開放爭取一個更好的國際環境。希望我們黨審時度勢，早作抉擇。以上建議，供大會審議。趙紫陽但這封信給趙紫陽帶來了更嚴厲的軟禁。趙紫陽又於同年10月13日向中共中央政治局七位常委發出公開信，信中指控對他的軟禁是對社會主義法制的粗暴踐踏，趙紫陽在信中說：“……自從信（致十五大主席團並轉交全體代表的信）發出之後，我就被禁止會客、外出，完全限制了我的自由，把我從半軟禁升級為完全的軟禁了。……我作為一個黨員，就某一問題向黨的代表大會提出建議，是正常行使黨員的權利，這是黨章明文規定了的。……我不知道我究竟觸犯了什麼法律，、、、、.這樣不明不白的隨意就可以對一個人實行軟禁，可剝奪一個人的公民權利，難道不是對社會主義法制的粗暴踐踏麼？……而在我們黨早已深刻總結了過去左的沉痛教訓以後，十多年來一直強調建立社會主義法制的今天，尤其是在江總書記剛剛在黨的十五大向國內外鄭重宣布了我黨要堅持“依法治國”，要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的時候，在中央身邊竟然發生了如此粗暴破壞社會主義法制的事，實在令人難以理解！……自從1989年6月以來，我被非法軟禁、半軟禁已有八年之久，不知這種被剝奪自由的日子還要持續多久？這對我一個年近八十歲的老人的身心健康來說，無疑是一個很大的傷害。、、、、.我希望能夠早日解除對我的軟禁，恢復我的人身自由，使我不再在一種孤寂、抑鬱的情境中度過餘年……” 這封信沒有帶來任何回應，完全軟禁狀態從1997年10月持續到1999年12月，之後又轉入半軟禁狀態。 2005年1月17日被軟禁達十六年之久的趙紫陽先生離開了人世。享年85歲。趙紫陽是當代中國偉大的改革家。也是一個悲劇式的英雄人物！他青年時代誤入共產主義岐途，跟着毛澤東幹了不少的壞事。但最終覺悟過來！他老年時代想的是把中國引入自由、民主、普世價值的坦途！一場突如其來的學生運動打亂了趙紫陽的改革部署！他因不願意讓自己的雙手沾上人民的鮮血而下台！他也因此而獲得中國人民、全世界人民衷心的景仰和敬佩！當代中國偉大的政治改革家趙紫陽先生永垂不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