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一般人理解中，江浙一帶應該是著名的米谷產地。早在宋元時期，民諺中就說“蘇湖熟，天下足”。但到了明清時代，這裡為什麼由糧米供應基地變為採購基地了呢？

　　連綿的戰火是原因之一。江浙地區歷來是兵家必爭之地。地方割據，關卡林立，壁壘森嚴，必然阻塞交通，不利於商品，尤其是糧食類等大宗商品的運輸和流通。太平天國戰爭連綿十幾年，對這一地區的農業生產打擊可想而知。

　　雍正初年，當地官員向皇帝匯報說：“江蘇地方，外似繁華，中實凋敝，加以風俗奢靡，人情浮薄，縱遇豐年，亦難為繼”，以“風俗奢靡”概括缺糧原因，顯失公允。人口密度大才是真實原因。1840年，江蘇的人口為每平方英里1107人，居全國各省之冠；浙江的土地面積在各省中最少，人口也居前列。這意味着江浙地區每個人平均占有的自然資源相對較少，人均耕地少，人均糧食擁有量也小。

　　城市的經濟繁榮以及城市的初步形成也是重要原因之一。上海以及江蘇的蘇州、無錫、南京等大城市群落興起，浙江的小城鎮雨後春筍般遍地開花，如嘉興的濮院鎮、杭州的北新關鎮等，都很有名。它們不斷擴張，擠占成片成片的農田，同時吸引大量農民進城，使得農村勞動力減少。而此時的米谷也不僅僅作為食物存在，它們更多變成了釀酒、食品加工等產業的原料，因此對米谷的需求越來越大。

　　與此同時，江浙一帶的農民大量種植各類經濟作物。江蘇缺糧很大原因在於棉花發展太快，擠占了糧田。我國棉花的種植最早是在西南西北的邊疆少數民族地區，宋元時期的黃道婆從海南黎族鄉親處學來紡織技術並加以改進，在沿海一帶推廣以後很受歡迎。技術的改進帶動了下游產品的生產，明清時代，棉花在江蘇迅速普及。但歸根結底，還是當時的人對棉製品的需求增加了，需求促進生產。用現代術語來講，就是需求側的變化帶來了供給側的變化。需求與供給向來是相互促進，單方面強調哪一側都不行，總體平衡才能有健康的發展。同樣的道理也可以用於浙江的蠶桑業。在浙江，大部分農田用於養殖蠶桑。“杭嘉湖各縣，民多育蠶，紹興亦有”，“田中所入與蠶桑各具半年之資”。

　　還有一個原因，說來較為複雜。朱元璋最初舉事的時候，蘇浙一帶的百姓大多同情他的對手張士誠，與其一起對抗朱元璋。朱元璋建立明朝後，特意在這一地區加重賦稅。朱元璋死後，歷代地方官員食髓知味，捨不得放棄這塊肥肉，就以祖制的方式將這一收稅方案延續下來。然而農田出產有限，如果單純靠種田，根本不夠交稅。百姓為了完成賦稅，只好尋找一些收入更高的生產方式，這便是種植棉花，發展桑蠶業。徐光啟在《農政全書》中如此描述這一現象：“海上(松江地區)官、民、軍、灶，墾田幾二百萬畝，大半種棉，當不止百萬畝。……壤地廣袤，不過百里而遙，農畝之入，非能有加於他郡邑也。所繇共百萬之賦，三百年而尚存視息者，全賴此一機一杼而已。非獨松也，蘇、杭、常、鎮之幣帛，嘉、湖之絲纊，皆恃此女紅末業，以上共賦稅，下給俯仰。若求諸田畝之收，則必不可辦。”

　　總體看來，明清時期雖然江浙一帶的經濟發展仍然是全國的龍頭老大，但農業所占比例越來越小，糧食需求非常大。

　　自然，湖廣一帶的糧食運到這裡來，也不是全被這裡的百姓消費掉。當時蘇州、上海一帶有大量河網水道，是天然的貨物中轉站，也有一部分湖廣糧米從這裡轉運到陝西、河南、直隸、山東等地，供給全國。但因為絕大多數糧米被運往這裡，給人造成了江浙缺米的強烈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