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泥灣有沒有種罌粟賣鴉片？ 

2017-05-25 洪振快 梅花檔案

根據現有資料，359旅在南泥灣既賣過鴉片，也種過罌粟。直接證據就是中共中央西北局的《南泥灣調查》。

1943年，西北局對南泥灣進行了調查，其中有一段涉及了“特產”和“收煙”的問題。

據此調查，南泥灣是1940年被發現的。同年末，中央財經處開始計劃開發。1941年初，僅有中秘、中財、中組、中青四個農場，7月增至14個。5月，八團到金盆灣；7月，炮兵團到南盤龍川，11月警衛營開到。1942年，成立農場管理處，以軍委農場李世俊為主任。3月，特務團開來駐馬坊；6月，九團開來駐九龍川；8月，四支隊來駐南泥灣，“皆曾種地，但中心在種特產”。

本年農場增至30余個。該年全區種地面積共約計15000畝；其中川地9000畝，內民種6000畝，機關部隊3000畝；山地6000畝，內軍民各半。

調查中說，部隊開到南泥灣後，“種特產向老百姓調劑了幾千畝川地”。

1942年各單位的種地情況，有一個調查表，如下：

資料來源：《中共中央西北局文件匯集》一九四三年（一），中央檔案館、陝西省檔案館1994年出版，第272頁。

表後還有說明：“估計八團有一部分不在南泥灣境內，但各團種地至少五○○○畝以上，據許多同志談，去年吃虧處在把農業生產中心放在特產上，而種特產的缺點，第一，貪多；第二，缺乏經驗，未好好的採訪老百姓的意見，如炮兵團下種時，老百姓說太早，種了不出來，我們不聽，結果六○○畝只出八○畝。其他施肥割煙皆不熟悉；第三，種子不好也有關係，老百姓存的多是一九三五年以前的種子。”

這個調查表和後面的說明透露了很多信息。從表中看，土地分成了三種用途：糧地、特產地、菜地。糧地是種糧食，菜地是種菜，特產地是種什麼特產呢？其中八團一欄，特產地下有用地1000畝，收煙數300兩，每畝產量“3.3兩，即煙地”的說明。特產是“煙”，而每畝產量僅僅3.3兩。從中看出，調查表中所謂的“煙”，不是普通的煙草，而是特殊的罌粟。其中缺點的第三條，即種子多是1935年前的種子，也是一個旁證，因為1935年國民政府開始嚴禁鴉片，種植罌粟變為地下活動，老百姓留下的多是該年以前的舊種子。

調查材料還說明幾點：一，種特產（罌粟）的地是向老百姓調劑過來的幾千畝川地，不是軍隊自己開墾的。二，“吃虧處在把農業生產中心放在特產上”，“貪多”，可見“特產”成了生產中心（調查報告前面已明確說“中心在種特產”），種糧倒在其次了。三，沒有經驗，又不聽有經驗的農民勸告，種罌粟不得法，以致炮兵團下種600畝，只有80畝發芽，收成總共只有幾十兩，畝產可能連一兩都不到。四，3000畝川地，只收穫不到1300兩的特產，成效很差，但若以1942年12月的延安市價來看，這些特產大致值1400石小米，比起種糧所得為多。五，參與種罌粟的有八團、特務團、警衛營、炮兵團，其中除炮兵團外，其餘都屬359旅。六，信息來源可靠。八團即718團，其團長為陳宗堯，與材料來源中所說“陳團長談”相符。特務團、警衛營的材料來源則是李世俊，李世俊是農業專家，也是農場管理處主任。顯然，陳宗堯和李世俊都是開發南泥灣的權威人士，其信息是可靠和可信的。七，炮兵團是八路軍總部炮兵團，這意味着其他部隊也在南泥灣種了罌粟。

359旅曾經種罌粟，還有一個佐證，即前文西北財經辦事處的報告中提到：“一九四二年春季邊區各縣特產……八月後新貨收起”，“一九四二年邊區自產特產”，說明1942年邊區各縣曾“自產特產”，春季下種，8月收成，359旅種植罌粟“自產特產”與之相符。

現有資料也顯示，延安時期種罌粟的不止359旅，而是相當普遍的現象。前述劉向三1944年的調查報告，提到其他部隊機關種罌粟的有：保安縱隊、二團，地點都在關中分區。

而種鴉片的地區，在中共歷史上也不止於陝甘寧邊區，時間也不限於延安時期，比如解放戰爭時期曾在東北大量種植罌粟。王錫富，1947年在東北行政委員會遼東辦事處工作，該年5月，他被分配到政委會開辦的元興商店工作。“到總店報到後，才知道這個商店不是做買賣，而是經營大煙的，凡調去的同志都不願干，爭着調出，經店領導開會動員，再三說明生產大煙對支持解放戰爭的重大作用，大家的認識才慢慢提高。”

後來，他被分配作複查員工作，任務是“確定每畝煙的生產產量，收割後再複查是否達到予定的數量”。“確定畝產煙量時，要根據煙的品種、土質的肥沃程度，煙苗的疏密，長勢情況及煙桃能割漿的刀數等條件來核定，同時，要考慮到割煙的技術水平，如將煙桃割漏了就會不出會少出漿液。一經核定測量後，煙戶如交不上來，則由駐在所（分店在中心村鎮設的機構）人員向煙戶催要。更有的個別戶隱瞞留用，欲私賣錢，只交部分煙土。這樣就達不到定量要求，駐在人員只得動員說服，必要時有的個別駐在人員（都是出院的傷病員）就用皮帶逼迫這些煙戶上交煙土。……我記得有一位婦女被逼上吊致死。”

王錫富在文中說，“在東北解放戰爭中著名的‘三下江南、四保臨江’戰役勝利後，在解放前實行土地改革，組織大生產。為支援前線，一九四七年，東北行政委員會在臨江、長白、扶松、蒙江（今為靖宇）等四縣大量播種罌粟。直接由元興商店經營管理，由總店負責組織領導，總店下設四個分店，每縣設一分店。當時總店經理由遼寧省公安局秘書長孫敬之兼任”。

文中還說，1947年播種後的大煙長勢良好。文中也點明，“種大煙的多為個體煙戶，也有機關和部隊參加生產”。他點出了一個他熟悉的人，“我認識一個名叫宋嘉仁（後任伊春市財政局局長）的就是在大煙地里複查煙產量時熟悉的，當時他是通化林木公司（即遼東林營局）西大川事務所所長，他身背一支七九式步槍，也跟在煙地里勞動。”

宋嘉仁算是機關的，部隊也有，緊跟着的後文說：“在複查部隊生產的煙量時，有位營長（關里來的老幹部）單獨告訴炊事員給我做了兩碗麵條，可以說是很好的保健飯了”。部隊殷勤招待了這位複查員，顯然他對評估“部隊生產的煙量”有一定的權力。（《伊春文史資料》第八輯，1993年8月出版（內部發行），第216－219頁）

359旅不僅在1942年“自產特產”，其後數年中也應該一直在販賣鴉片。前述劉向三的調查報告，對1944年359旅在　縣的走私情形，一共舉了六個例子，但“僅舉典型報告，如有需要容後補充”。除此之外，359旅所屬大光商店因販賣鴉片還與子長縣政府發生糾紛，把邊區軍隊、政府最高領導都牽扯進去了。

1942年6月12日，山西人高光富等人攜帶鴉片，由358旅715團運輸隊保送（每兩鴉片保送費法幣8元），到達子長縣，由359旅718團開的大光商店出售，被該縣瓦市公安局查獲，高光富等被抓。公安局要求大光商店交出鴉片，但大光商店開始不承認，後承認買了200多兩，但拒絕交出鴉片。由於沒有贓物不能判刑，而高光富等又是外省人士，不能長期羈押，子長縣陷入了為難處境。

事情拖了將近半年不能解決，12月5日子長縣縣長黃聚俊、裁判員李桂榮向邊區高等法院院長呈文匯報，要求“速示辦法，以便遵照宣判”。19日，邊區政府審判委員會向聯防司令部賀龍發去公函，認為犯人已經在押，則作為贓物的鴉片，“亦當隨案移轉，不應仍存大光商店為合法”，為了“不致使以後工作發生困難”，詢問“究應如何處理？尚希查明並裁酌示復”。

公函由邊區主席林伯渠、副主席李鼎銘轉呈，29日賀龍、徐向前、肖勁光覆信，答覆：“第七號公函接悉！內轉呈子長縣為煙土案與七一八團大光商店糾紛事，業經去函查訊，並着轉飭該店將存貨如數交出，給予懲處，特復。”1943年1月8日，林伯渠和李鼎銘簽署給子長縣縣長的批答，告知賀龍等復函內容，並表態：“現在你們就照聯防司令部賀司令的這封來信辦理好了。”

按理，有了賀龍批示，事情就好辦了。但是，事情並沒有這麼簡單。1月31日，子長縣縣長、裁判員再次向林伯渠、李鼎銘呈文，告知情況：“奉令之後，即將該商店尹主任轉案訊究，追要所買煙土，尹主任聲稱：‘我買煙土，是拿棉花和布匹換的，貨物已由高光富的團伙董姓馱去，況煙土已交給團部了，不能交出等語’”。後面，他們分析說，高光富和大光商店鴉片交易還沒完成即被逮捕，“連打條登賬的時間”都沒有，哪有時間給棉花布匹？他們說好是兩個月後給布，又哪裡是馬上給？“該店買煙，不肯交煙，而該犯高光富等又不能長期管押不判，所以我們的意見，將該煙犯高光富等解送鈞府處判較為便利，是否可以？請批示示遵！”

看起來，儘管有賀龍、徐向前、肖勁光等邊區軍隊最高領導層的批示和邊區政府最高層的批示，大光商店仍然不願遵守邊區法令，而子長縣也奈何不了，所以只好將難題往上推給林伯渠、李鼎銘。此案最後如何了結無從知曉。（《禁煙史料》第243－247頁）然而，此事比之一年多之後發生的一件事，仍屬較小。

1943年3月20日，邊區政府禁煙督察處在綏德的督察隊接到密報，說359旅合作社張主任經常在東關零銷鴉片，當晚又將賣鴉片50兩，“該處即派督察隊長及緝私員等四名前往緝私”，意外的情況發生了，“當晚東關發現槍聲，該四同志失蹤”。

第二天晚上，又查獲張主任出售了鴉片毛重10兩7錢（上晚因買主未到交易未成，次日繼續交易），於是張被扣，但“因張主任賴死不肯走，該處為着避免武裝衝突，故未勉強將該犯拘捕到案”。第三天，四名失蹤人員仍未發現，兼任西北財經辦事處主任的賀龍，接到禁煙督察處報告後，給359旅旅長兼延屬警備司令部司令王震去函，轉去禁煙督察處的要求——“請轉告延屬警備司令部，將該張主任解案訊辦等情”，希望王震“查照辦理為荷”。同時，賀龍也給兼任禁煙督察處主任的葉季壯去函，告知已將來函轉給延屬警備司令部，讓王震“查明辦理”。顯然，359旅的人，沒有王震點頭處理不了。

至於此事最終如何，王震如何“查明”，如何“辦理”，因未查到相關史料而無從知曉。但3月24日賀龍再次給王震去函，是綏德市民張作有告狀，說21日晚張主任交貨他是協助交易者而被抓，但因未從中獲利而被放了，“不料九旅反將民之老母拘捕至今不知生命如何，並聞將封閉民家捕捉民等”；賀龍的意見是，“查私犯鴉片即屬破壞統銷，拘捕人民立系違犯法令，如所述屬實，請查明辦理為盼”。（《禁煙史料》第264－267頁）

賀龍說“私犯（販）鴉片即屬破壞統銷”，而沒有說私販鴉片是違反禁煙法令，顯然是對內說的，因為鴉片統一由葉季壯任局長的物資局統一銷售是內部政策，而對老百姓來說私販鴉片是犯法的。

東關槍聲案發生後，賀龍給葉季壯的函（陝西省檔案館藏）。

 本文節選自《延安時期的特產貿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