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決“六∙四”悲劇需要的民族勇氣和智慧

1989年“六∙四”事件之際，中國科學院長盧嘉錫正在大阪大學訪問。我因為對前任科學院長周光召印象不太好（他原是我們的系主任），覺得那個位子上的人遠離科學精神，沒有去見他。後來，聽姚明龍（他與盧同一專業）講，盧不愧為一科學家，他不僅讚揚“六∙四”民主精神已經超越“五∙四”，還糾正同學們道：“鄧小平不是老糊塗了，而是發瘋了！”。盧歸國之際，他的秘書請我們“包涵”，我們同學中也沒有人去密告。我現在回憶起這個情節，一方面是表示對一個正直中國科學家的敬意，同時也傳達出當時的氣氛。後來，我們陸陸續續地知道：當時的三位最高權力掌握和執行者中，鄧小平的後人試圖為鄧小平減輕責任，直接調動軍隊鎮壓的國家主席、中央軍委副主席楊尚昆另有意圖，而宣布戒嚴的總理李鵬為了洗刷自己，甚至把“正指揮”（屠夫）的頭銜安在北京市長陳希同的頭上。今年，被江澤民關押後釋放的陳希同在仍然能夠公開抗議“六∙四”鎮壓的香港出書為自己叫冤，並承認“六∙四”鎮壓是一場不應該發生、也可以避免的悲劇[1]。我也相信，英國金融時報等外國媒體關於當年中央辦公廳主任、現任總理溫家寶在政府內部提議重新評價“六∙四”事件的報道是有根據的。不承認“六∙四”民族悲劇、阻擾解決“六∙四”悲劇的，已經不是直接鎮壓民眾和平請願的決策和執行參與者，而是靠民族悲劇發跡的一小撮既得利益集團。

“六∙四”悲劇的最大得益者當然是江澤民。作為的部分是悲劇、部分是犯罪的政策（不倫不類的“鄧小平理論”）的遺囑執行人，以“三個代表”垃圾論（此“垃圾”論斷據說出自楊尚昆兄弟）為旗號的江澤民集團為了保住自己的權力，完成了把中國從國家社會主義向國家資本主義的轉換。在這個以血腥鎮壓起始的轉換進程中，我們也目睹了人類歷史上最卑賤無恥的人性出賣。

當時的駐日大使楊振亞據說是胡耀邦的“團派”下屬，雖然在1987-88年，指使大阪領事館因為“雁鳴”事件[2]沒收了我的護照，但在89運動高潮，托東京大學《新大陸》的主編（正好是大阪大學轉去的同學）支持我，把我們關西的留學生簽名發表在大使館控制的《新大陸》上（《雁鳴》已經被迫停刊）。宣布脫離李鵬政權的大使館人員馬秋芸女士在參加抗議遊行時也正是得到了楊振亞的默許，還形容楊振亞也為“六∙四”悲劇“留了淚”。所以，當一個我原來認識、據說得到楊振亞、陳一咨賞識，但因為“中央還沒有攤牌”而拒絕參加遊行的京都大學法學部的留學生JWD在6月3日晚上才打電話請求我讓他“代表京都大學”第二天到大阪領事館抗議時，我正因為幾天來找不到京都方面合適的同學，就同意了。第二天在領館前，我又請HL同學代表神戶、姚明龍負責捐款/財務、LHG負責公關，成立了我們五人為主的關西中國留學生民主聯合會。當我們五人趕到大阪府廳的記者俱樂部時，JWD一個箭步搶到中間座位。我在右邊拍他的腿，示意他往左移，但他假裝沒有知覺。結果，HL、JWD和我坐在正面，我右側的姚明龍和LHG只能坐在側面無法面對記者們也沒有發言。俱樂部給我們30分鐘時間，JWD假裝沒有感到我的不斷示意，一個人講了近20分鐘，向公眾顯示了他的地位。比我年長的LHG會後問我JWD是什麼人，責怪我為什麼讓JWD這樣出風頭。我一方面以北京的學生們鬧分裂為教訓，另一方面也對政治資本不感興趣，完全沒有預想到被出賣的政治後果。幾天后，JWD得寸進尺，要我提名他當“會長”，我解釋說我們只是臨時召集人，沒有必要搞得那樣正規。他神秘地說，楊振亞和他在準備成立流亡政府，日本政府希望關西只有一個“領袖”好打交道，況且，他是學法律的，日本政府已經把他作為“領袖”了。我覺得可笑也可怕，但知道“親日=賣國賊”的結果，所以，又由我提議JWD正式當“會長”。當我們在大阪的中之島舉行中國人在關西的最大集會（有8千人左右）時，許多人不解、憤怒地質問我為什麼有人在會場到處散發以JWD為“會長”的聯合會名單？這是我們完全沒有想到的！上次會議後，出席會議的三、四十名各校代表留下姓名、學校、電話，複印了幾份，便於我們聯繫。但JWD專門輸入打印出來，散發給大家，宣示他的“會長”地位，實際上把所有別的名單上的同學都作為人血饅頭出賣給在日本各權力機構（東京、北京、華盛頓、台北）了。一個剛拿到博士學位計劃歸國的學長指着我的鼻子痛罵：“我被你叫來開會，是知道你可靠，但沒想到你政治上這麼幼稚！如果吉林大學黨委從這張聯合會名單上看到我摟學期間成為海外反動組織的小嘍羅，我的一輩子就毀在JWD手上了！現在我一家沒法留在日本，也去不了歐美，只好逃到新加坡去了！”。我除了賠罪，還有什麼臉面做人！大阪府立大學的訪問學者LRY憤怒地罵道：“我是經歷過文革的人，也沒有見過JWD這樣披着人皮的奸賊”。

鄧小平6月8日接見戒嚴部隊的錄像公開後，我們都接到日本方面通過文部省、國家公安委員會（秘密警察）等渠道的警告，說日本政府在關西只能“保護”一個中國留學生。日本報紙也把沒有得到博士學位的JWD破格提升為神戶大學法學部副教授作為日本政府“保護中國留學生”的證據來宣揚。在公派中國學生畢業後得不到護照延長、家屬無法出國的當時環境下，JWD的家人也得以快速到日本團圓。除了為其主子效力出賣我們在日本的民主運動，JWD成為“國際知名法學教授”後，出訪美國、歐洲、台灣等，也成為北京大學的座上客。正是“六∙四”悲劇的鮮血，澆灌了JWD這樣的吸血蟲。更有甚者，在“六∙四”悲劇19周年之際，JWD為了騙取清華大學法學院院長的位子，試圖把關西的“六∙四”人道捐款獻給他的朋黨控制的一個叫“中國人權研究會”的機構。上海交大的學生們有權知道：他們的第一任法學院長在中華人民共和國經歷生存危機的民族悲劇期間，為了得到日本政府的獎賞，靠同胞的鮮血，在中華人民共和駐大阪總領事館面前燒毀中華人民共和憲法、宣布不承認“李鵬偽政權”！中國的法律何在？

我不由得再次呼籲楊振亞以及當時的駐日公使、後來靠勾結日本政府貪污我的公派獎學金（至今沒有一個說明）、把我趕出日本的學校、趕出日本並最終剝奪我的國籍而得到江澤民賞識被提拔為外交部部長的唐家璇，至少也要向陳希同那樣，拿出勇氣，承認“六∙四”民族悲劇，公開當年的歷史，不要把自己綁在江澤民既得利益集團里。

[趙京，中日美比較政策研究所，2012年6月4日]

[1] 我主要是根據Wall Street Journal的報道來源。華爾街日報的中文版常常沒有翻譯出版一些敏感的英文報道。

[2] 我作為雜誌總編，為方勵之、胡耀邦等打抱不平，主持了留日同學的政治意識調查，發表在《雁鳴》上後，其中“國家民主化”、“軍隊國家化”、“如何看待四項基本原則”等結果被台灣《中央日報》、香港《爭鳴》等轉載，引起政治局注意，被稱為“中日關係正常化以來最大的政治事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