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姓口述：《偽軍醫女兒的苦澀青春》
原創 2017-07-12 馮利 博雅書院人文視窗


口述人：曉秋（女，西南民族學院子弟，1955年出生）
採訪整理：馮利
採訪時間：2016年3月
採訪地點：西南民族大學校園

馮利：曉秋的父親是一名醫生，1950年參與西南民族學院的建院工作，是該校衛生所的創建人之一，治癒很多民院人的疑難雜症，醫術、醫德為人稱道，受全院師生敬重。1966年，文革爆發，其父參加群眾派性組織，積極保衛被打倒的院領導。1968年，學院和全國同步開展“清理階級隊伍”運動，院革命委員會一方面組織檔案知情人員提供名單，進行檔案大清查，從中發現蛛絲馬跡，但凡檔案中有污點和疑點的人皆被立案審查；另一方面召開全院教職工大會，動員群眾揭發，鼓勵檢舉他人，慫恿告密，進行深挖細查。據《西南民族學院院史1951-1991》記載，在運動最初兩個月內，全院就召開各種類型的批鬥會150餘次，揪出所謂“叛徒”、“特務”、“反動黨團骨幹”、“偽軍官”、“偽保長”、“漏劃地主分子”、“應打倒的走資派”、“反動學術權威”、“假黨員”、“現行反革命分子”共58人被隔離關押。全院四百多教職員工，被立案審查者148人，占全院教職工比例的33%多，弄得全院人心惶惶，風聲鶴唳。就在這場清理運動中，曉秋的父親被深挖出解放前曾在國民黨軍隊從醫，被扣上國民黨殘渣餘孽“偽軍醫”的帽子，立即遭關押審查，失卻自由。13歲的曉秋一夜之間從不知憂愁的快樂女孩變成了牛鬼蛇神子女，全家頓陷黑暗，曉秋的人生夢魘從此開始。  

曉秋的這段人生經歷帶有普遍性。有人強調說文革倒霉的只是位高權重者或罪大惡極者，其實不然，曉秋父親不是當權者，只是一名德高望重的普通醫生，僅僅因為曾經是舊政權的一個醫務工作者，就慘遭關押毒打，就連累子女命運坎坷。全國從舊政權遺留下來的就職人員數以百萬計，絕大多數都沒有逃脫“清理階級隊伍”運動的魔掌，他們的家屬子女數百萬計，從成人到孩童，無不受牽連，成為賤民，遭受社會的不公正對待，每個人都有自己錐心之痛的血淚史。而這只是文革受迫害者諸多種類人群中的一類人而已。那時的曉秋絕非一個，是千千萬萬，許多人的命運更加悽慘跌宕。那些懷念文革、為文革說話的人是罔顧歷史真實，無視百姓命運，缺乏良知，擁抱邪惡。      

講述老百姓過去的故事，是為了後來人了解真實歷史，了解普通人的文革生態，正視歷史的荒謬，正視強調“階級鬥爭”給普羅大眾的傷害，以免重蹈覆轍，以杜絕文革思維繼續殘存作惡社會，這就是普通人曉秋故事的意義所在。

曉秋 1968年）

噩夢開始

我爸是西南民族學院衛生所的醫生，1968年“清理階級隊伍”運動中，他被深挖細查出來是國民黨殘渣餘孽，解放前曾經做過國民黨軍隊的醫生，是無產階級政權的敵人，被關押進“群眾專政大軍”，我的惡夢從此開始，甚至改變了我的人生軌跡。     

我爸出事時我13歲。那場清理階級隊伍運動，聲勢浩大，涉及面寬，揪出的人數多，民院的氣氛很緊張，天天開大會，每天都有人被揪出來，被揪出來的大多都是有歷史問題的，如國民黨的殘渣餘孽、地富反壞右等牛鬼蛇神。最早我還跟着別人嘲笑父親被揭發出是“壞人”的小孩，突然一天，同樣的厄運降到我家。我爸被宣布是隱藏在革命隊伍中的國民黨殘渣餘孽，當天就被抄家，抄走的東西後來作為罪證拿去當“階級鬥爭展覽”的展品。抄完家，父親便被抓走關押起來寫交代材料。其實我父親並沒有向組織隱瞞他的歷史，剛參加新政權的工作時他就向組織交代了自己的國民黨軍醫經歷，寫進了個人檔案，可能是因為他的醫術精湛，遇到了民院的好心領導，把他的檔案做了特殊加密處理。這是一段不光彩的歷史，也是一段政治敏感的歷史，在無產階級專政的紅色政權下，他屬於舊時代的遺留者，隨時有可能被清理打擊，可能當時有高人告誡他不要提這段歷史，所以他從未向其他人提及。單位的同事從未有人把他和國民黨聯繫在一起，既然沒有人問，他肯定不會主動去說。     

父親出事，我最初是震驚、恐懼，五雷轟頂，繼而是自卑，深度極端的自卑。我的性格開始變得非常自閉，很內向，根本就無臉見人，躲在屋裡看書，不願邁出家門看任何人的臉，覺得低人一等，人家都是正常人，我爸連帶我們變成了大眾眼中的壞人。    

我並不是自我束縛，自己恐嚇自己，自己幽閉自己，在文革的社會意識中，在我們小孩所接受的社會影響中，就是“老子英雄兒好漢，老子反動兒混蛋”。如果父母是革命者，子女就是好樣的；反之，如果父母是“牛鬼蛇神”，子女肯定也是反動的。我自己這樣認為，周邊的人幾乎都是這樣認為，這是當時全社會的共識。在泛濫的極左思潮之下，“血統論”與“階級鬥爭”理論緊密相連，像我爸這種人一旦被揪出來，其命運是很慘的，歷史上的污點一輩子背在身上，殃及家人和子女。牛鬼蛇神子女無不受到莫大傷害，和父母一樣生活在社會的最低層，不是時時遭遇別人的歧視，就是失去對前途的信心，招工招生都會受到影響而與其無緣。文革給成人帶來傷害，給我們這一代不是直接參與者帶來的也是直接傷害，造成很多子女心裡的壓抑、自卑，影響終身。     

父親剛被揭發出來的時候，除了我們自己感到意外，在民院也產生了轟動，大家都感到意外，其中包括好人和惡人，讓我開始體會人間冷暖。有人悄悄到我家看望我們，安慰我媽，我們也遭遇冰冷、歧視，有的鄰居近在咫尺，卻心隔千里。父親被抓走寫交代材料，幾天后臨時放回家等候處理。我媽給他煮了雞蛋，因為我們的廚房是幾家人公用的，煮了蛋端回家，鄰居盯着看，在一旁數煮有幾個蛋，立即就向組織匯報，說我媽立場不堅定，沒有劃清界線，給他煮了兩個蛋，還舀了一大勺豬油放進碗裡。上面來人找我媽就此事談話，令我媽氣結。那時的人階級立場非常鮮明，覺得我爸是壞人，家人居然沒有與他劃清界線，還給他弄好吃的東西，我親耳聽到鄰居有人說此話，而且語氣充滿氣憤。相信有的鄰居本質也不是惡人，很多平民百姓在當時的政治環境下被扭曲，滿腦都是階級鬥爭這根弦，這是那個時代人性被政治意識形態異化了的常態。

沒過幾天，我爸就被關進了“群眾專政大軍”隔離審查，關押期間工資扣發，我家的生活狀況急劇惡化不說，還要我們自己給父親送飯，我極不願意去送飯，看別人的白眼，受人呵斥。父親被關押的地方，就在我家門口前面的大樓，就像一座寒氣逼人的集中營冷酷地橫立在那裡，每天都有打人聲、呵斥聲、謾罵聲、呻吟聲從裡面傳出。我總是從被打者的聲音中去辨別是否是我爸。施暴者是從工廠來大學“占領上層建築領域”的工人毛澤東思想宣傳隊隊員（簡稱“工宣隊”），以及本院的革命群眾。那些本院職工，過去都是滿臉微笑的叔叔阿姨，轉眼間就變成了凶神惡煞的審訊者，盛氣凌人地對過去的同事和領導惡語相向、拳打腳踢，連看我們這些家屬小孩的眼光都是惡毒鄙視的。我只要邁出家門，就置於這座建築的陰影之中，它掏空了一個女孩所有的自信，完全不能昂首自信地走路，我總是低着腦袋匆匆走過，生怕遇見路人異樣的眼光。      

我11歲的弟弟懵懂無知在校園和朋友玩耍，被民院一個造反派學生叫住，用手槍對着他就連開三槍，子彈打在弟弟身後的大樹上，震動滿樹樹葉下雨般落下，打槍時那個造反派學生還惡狠狠地說了一句：“打死你這個狗崽子！”弟弟完全被嚇懵，大腦一片空白走回家，看見母親才驟然哭出聲來，母親抱着弟弟痛哭……。

至此以後我更加恐懼，一邁出家門就提心弔膽。那段時間，即使不與外人接觸，在家裡也過得悲戚壓抑，大人小孩心情都沉重，屋裡歡聲笑語不再。有一段時間，我爸放出來回家寫交待材料，他天天把自己關在二樓的房間裡寫，吃飯才下來。我每天出去買菜，走在路上總覺得父親要發生事情，要從樓上跳下來自殺，老是有這種幻覺，每次走回來，臨到家很遠我就開始提心弔膽地聽我們樓前的動靜，如果平靜沒有鬧聲我才放下懸吊的心，確定我爸沒出事情。擔心我爸想不通從樓上跳下來自殺，這種想法在我腦袋裡揮之不去，持續了相當一段時間。後來我爸被定案為人民內部矛盾，我懸着的心才放下。

初中遭遇
      
1969年秋天，我上初中，剛開始上的是成都十五中學，西南民族學院接受成都市教育局的任務，開辦了一個紅衛中學，我們又全部被轉入紅衛中學。父親很重視孩子的學習教育，我拿到中學的入學通知書時，他非常高興，在那麼不正常的混亂局勢下，在他已經倒霉的情況下，我拿到一個初中入學通知書，他是很欣慰的。再者，學校就在民院校園內，離家幾分鐘就到教室。老師全是民院的教師擔任，由大學教師來教授我們，何其幸也，我對未來無限期待。萬萬沒有想到我的班主任居然是一位李姓老師，他負責我班的管理和思想工作，我當時心一沉，馬上就有不愉快的感覺，因為他曾經是“群眾專政大軍”中的一員， 管制過民院的牛鬼蛇神，我對他冰冷陰沉的臉印象深刻。我那時為了擺脫父親給我帶來的政治陰影，努力表現，積極爭取參加紅衛兵（那時的紅衛兵性質已變，不是文革初期打砸搶的紅衛兵。1969年中共九大會議以後，隨着“複課鬧革命”，紅衛兵的名稱被借用，成為中學生的官辦群眾組織，相當於文革前中學裡的共青團，需要政治表現積極才能被批准加入）。        

那時我沒有多思量我身邊的兩件事情。一件事情是我的一位同學離開十五中後沒有和我們一起到紅衛中學報到入學。我後來才知道原因，因為她父親是民院被打倒的牛鬼蛇神，當時正在民院讀書的大姐備受歧視，1968年全校畢業生分配工作，唯獨她大姐一人因為出身問題被下放到農村，因此一當她聽說被分到民院紅衛中學，冰涼透心，擔心自己再遭民院人歧視，自動放棄了讀初中的受教育機會。另一件事情是我的一位好朋友，也是牛鬼蛇神子女，雖然報到入學，卻表現消極，對爭取加入紅衛兵一事不聞不問，毫無興趣，她為啥不積極呢？我還暗自奇怪。       

皇天不負有心人，我的積極表現終於有了結果，我被批准成了一名紅衛兵。宣布那天，給每位新人頒發一個光榮證件，叫“紅衛兵證”，正面是“紅衛兵”三個大字，背面填寫有姓名、性別和家庭出身，我翻過來一看，我的家庭出身一欄上赫然寫着三個黑字：偽軍醫。當時我的腦袋就“轟”的一聲，喜悅蕩然無存，莫大的羞辱。我沒有讓第二個人見過這個紅衛兵證，我把它毀掉了。這對我是一次沉重的心理打擊，加重了我對自己家庭出身的恥辱感，我發誓再不去搞這些名堂了，我在李老師眼中根本就是另類，我這才體會到那位好友為什麼不寫申請書參加紅衛兵。    

在民院讀了一年半以後，民院紅衛中學被撤銷，學生轉入成都十六中學，我在那裡又讀了一年半。民院的部分老師隨學生轉到十六中繼續管理我們，其中就有李老師。他已經升官為年級組長，依然兼管我們班，學校的很多政治活動他都把我排斥在外，不讓我參加。他和我家一無冤二無仇，就是因為我爸的歷史問題，他作為管教人員，他們之間的關係就那麼對立嗎？就會影響子女嗎？他的階級立場劃分得異常清楚，十分堅定，我在他的眼神里就能感受到寒光。

夢斷高中
     
1972年，我即將初中畢業，恰逢鄧小平重新出山主持工作，在教育戰線出現了一次回潮，後被污為“修正主義教育路線回潮”，所謂回潮，就是重新開始注重知識教育、注重文化學習了，政治教育和政治表現退讓其次。我們之前，所有的初中生畢業即下放農村當知青，學校沒有高中，這次教育回潮，學校從我們開始要恢復辦高中，而且是以學習成績為主推薦上學。我在教育回潮中得到好處，不僅學到了一點知識，最主要的是，我的處境得到了改善，我的學習成績在班上名列前茅，讓別的同學羨慕，我有了自信和自尊。恢復高中、以學習成績為主推薦上學的消息讓我看見了未來的光明，家庭出身的政治包袱再也束縛不了我了。    

在推選過程中，前兩次推薦名單上我的名字都排在前面，心中暗喜，我上高中是十拿九穩了。我有一個同年級好朋友，因為學習成績平平，沒有被同學推薦，她是老革命的女兒，她的老革命媽媽跑到學校辦公室氣憤地拍着桌子怒罵：革命幹部的子女不推薦，要把牛鬼蛇神的子女推薦上去，你們站在什麼立場上？！一番發飆之後，年級組長李老師就找我班的班主任談話，說我父親是有歷史問題的，不能推薦。當時雖說是同學推薦，但同學受老師控制，老師給同學做工作，給學生幹部做工作，動員說服不要投我的票，我怎麼也沒料到，第三次推薦時我的名字突然被劃下來了，那位老革命的女兒上去了。因為我成績很好的緣故，有老師很同情我，但家庭出身不好屬於政治問題，沒有人敢為我說話。我最終沒能逃過極左分子老師的偏見，夢斷高中。    

我委屈、悲憤、絕望，痛感世道不公，痛哭不已。這件事對我父親的刺激非常大，當時民院的人都知道我的學習成績好，和我父母議論時都說我升高中是鐵板釘釘子，必上無疑，我爸也是這樣認為的，他萬萬沒有想到自己的歷史問題會連累到我，心裡極其內疚，一直唉聲嘆氣，又不知道怎麼安慰我。我不怨我爸，我怨恨學校，怨恨老師，怨恨那個李某人。我壓根也沒怨我的那位同學，她無非也是想上學，她媽媽為女兒鳴不平也是人之常情，哪家父母不護自己的子女？只是我的父母是政治不正確的弱勢群體，無力幫我。問題的關鍵是決定權在學校老師手中，他們為什麼不遵守既定原則，不秉公行事？！明明是以成績為主，卻把成績優秀的我釘死在家庭出身上。在以階級鬥爭為綱的和平年代，我就這樣成為政治叢林法則的犧牲品，成為“血統論”的犧牲品，成為弱肉強食的犧牲品，讓我一個羸弱初中小女生體味到社會的殘酷和不公平。什麼時候回想起這段往事，我都有錐心刺骨的痛，耿耿不能釋懷，因為這件事影響了我的人生軌跡。

（曉秋（右一）和初中好友的合影。由於三人不同的家庭政治背景，初中畢業後，三人的命運迥然不同。）

失學以後
 
我失去升學機會，父母是內疚不已，他們堅決不讓我下鄉去當知青，他們的結論是你要是下鄉，你根本就調不回來，不能升高中的原因已經證明家庭出身是你永遠翻不過去的坎，你一個女孩子，你在農村里呆一輩子嗎？我當時堅決表示要下鄉，我聽慣了“我們也有兩隻手，不在城裡吃閒飯”的宣傳，我不下鄉，難道我留在家裡吃閒飯嗎？我爸就是堅決不讓我下鄉，認為下鄉就意味着我永無出頭之日。後來國家有了一個政策，若是多子女家庭，每家可以留一個孩子在城裡，至於留誰由家長自己選擇決定，我父母決定讓我弟弟下鄉，把我留在了城裡。我漫長的臨時工生涯就這樣開始了，我當過打字員、保育員，砌過磚，挑過水泥，修過房子，賣過電影票，在游泳池打過工，幾年之內做過各種雜工，就是找不到一份正式工作。  

這期間，我一邊干雜工，一邊走上了自學的道路。我的遭遇引起很多人的同情，有一陣我家每天晚上都有民院的大人來訪，都是來關心我的這件事、為我打抱不平的，很多人主動來幫我出主意想辦法，甚至有人出主意讓我寫信給上級有關部門申訴。他們的問候和關心讓我感動，讓我家人感受到文革中既有惡人，也有好人，我們周圍其實是有許多好心善良人的，我得到很多人的幫助。我的鄰居都是知識份子，有一個陳老師的英語特別好，曾經在志願軍當過翻譯，我跟着他學了一段時間英語。民院有一位姓雷的老師，得直腸癌去世了，他的夫人從外地來照顧他，我媽很同情那個阿姨，她經常到我家串門，她是書香門第世家出身，古詩詞修養極高，得知我的情況，她就教我古代詩詞，我在她那裡得到古詩詞的啟蒙和薰陶。她又把我推薦給她的一位親戚，學習現代物理。    

那位親戚是一位老人，住在成都市委家屬院裡，有一大撥年輕人在他家聽課，他利用業餘時間（晚上或周末）給大家講授現代物理。現在想起來非常感動，去聽課的都是和我同樣命運失去讀書機會、又渴望學知識的的牛鬼蛇神子女，老人義務免費教大家，而且是秘密進行，每次結束時大家不能同時出門，必須分散悄悄下樓，儘量不讓人知道。牛鬼蛇神的子女，社會地位、政治地位低下卑微，想去招工、考大學，政治背景根本就過不了關，但這一切絲毫泯滅不了我們求知的欲望。真的，知道這些學習改變不了自己的政治處境和前途，依然暗地裡如饑似渴地學習，這是整個文革期間始終在秘密涌動的一股暗流，這樣的人多半都有世家傳統，或父母是讀書人出身，教我們的那位老師就是書香門第大家族出身，他這樣做是要冒風險的。   

痛失高中的打擊讓我非常明確我這一輩子都與學校無緣了，但我就是想讀書，渴望讀書，不想就這樣荒蕪知識一輩子，我在民院圖書館借了許多中外小說、歷史書籍來看。我從1972年到文革結束，一直沒有正式工作，做着各種雜工，但我始終沒有放棄閱讀。1976年粉碎“四人幫”時，我是發自內心的真激動，更多的不是為國家而是為自己，我以前以為熬不出頭的日子終於要結束了。1977年傳來恢復高考的喜訊，我打定主意想要一搏，想考大學，但我卻面臨一個非常現實的問題：我年齡已大，還沒有正式工作。父母強烈建議我報考中專，根本原因就是穩妥，有百分之百的把握，兩年畢業後即有工作。他們其實擔心我一個初中畢業生去與千千萬萬高中畢業生競爭，勝算難料。在他們的分析下，我屈從了，放棄了，參加了中專考試，中專的那些考題對我來說就像做小學的題一樣，太簡單了。兩個月後，看着別人參加高考，我是又羨慕又懊悔，當時國家規定，每人只能參加一次考試，若參加了中專考試就沒有資格參加高考，我眼睜睜地看着一次改變命運的機會從我眼前流過，我與大學失之交臂。當我拿到成都市衛生學校的錄取通知書時，我沒有一絲喜悅，第一想法就是想把它撕了，想放棄，想重新再考一次，參加第二年的高考，但父母苦口婆心地勸導說服我，我內心掙扎了許久，最後是恭敬不如從命，進了衛校讀書。   

我上了衛校才發現像我這種情況的人有很多，同學裡有各種背景的人，很多人的成績不比我差，看的書比我多，閱歷豐富，大多數人都和我一樣，因為家庭出身的關係當年沒能進入高中的大門，所以放棄高考，考了衛校。與77級的中專學生相遇相識，我才知道很多同齡人的文革遭遇比我坎坷多了，我家沒有家破，沒有人亡，在外面受了氣，還有一個溫暖的家。我有一個同學，其父1957年被打成右派，連幼兒園都不接受她，她母親沒有辦法，萬般無奈之下和她父親離婚，她才獲得上幼兒園的機會，寡母弱女相依為命，這是多大的人生代價啊！我的絕大多數同學都有自己的心酸故事，都是在苦難中滾過來的，後來的工作實踐證明，這些人個個都有工作能力，其中一些人是同齡人中的佼佼者，才幹突出，不輸於大學畢業者，我知道，在他們心中始終有一個痛楚：如果不是因為文革，如果不是遭受政治歧視而痛失高中，我們的人生會是另一道風景。

【作者簡介】馮利，系博雅書院•世界觀察群、文史論壇群、學術論壇群、藝術鑑賞群群友。中央民族大學學士，中國社科院研究生院碩士，曾任大學教師、雜誌主編等職，參與台灣漢聲雜誌社系列出版物，發表著述、譯本、論文若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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