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宗棠“抬棺西征”背後的新疆謀略

學習親民軍史

左宗棠收復新疆示意圖

人物簡介

左宗棠，1812年11月生於湖南湘陰縣，號湘上農人，晚清著名的政治家、軍事家、洋務派領袖，官至東閣大學士、軍機大臣。太平天國運動期間，左宗棠成為湘軍集團的骨幹，並組織“楚軍”。之後，左宗棠經略西北，擊敗阿古柏侵略軍，收復新疆。1885年9月，左宗棠在福州病逝，朝廷追贈太傅，諡號文襄。著有《楚軍營制》，其奏稿、文牘等輯為《左文襄公全集》。

新疆，自古以來就是中國的領土。早在西漢時期，我國的文獻就已經將此地稱為西域。漢武帝時期，兩次派張騫通西域；漢宣帝時期，中央政府設立西域都護府，任命鄭吉為第一任西域都護，管理這片遼闊的土地。1757年，清朝肅清了作亂西域多年的準噶爾叛亂。此後，乾隆將西域改名為新疆，意思是“故土新歸”，1762年，設立伊犁將軍進行治理。然而到19世紀中期，隨着清朝的衰落，新疆地區出現動盪，外國侵略者乘機扶植代理人或直接入侵，新疆危機再次爆發。

在滿目瘡痍的中國近代史上，找尋國人如流星划過般的自豪與勇氣，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但是，在新疆危機中，一位年過花甲的湘北老農左宗棠，面對俄國和英國的虎視眈眈，毅然出關西征，收復新疆。更難得的是，他在收復新疆之後，又為治理新疆立下汗馬功勞。以史為鑑，過去的一切不應僅僅是電影的素材，更應是今人的寶貴經驗。

“西定新疆，舍君莫屬”

俗話說，家家有本難念的經。對於1870年前後的晚清政府來說，難念的經尤其多。1864年，清政府終於將太平天國運動撲滅，但這場持續13年之久的農民戰爭熊熊大火，燃燒了晚清政權太多精力。就在同年，新疆多個地方發生動盪，先後出現了5個封建割據政權，他們不但自立為王，而且相互攻伐。

1865年，一個占據了喀什噶爾（今喀什）的割據政權，感到獨力難支，向新疆以西的浩罕汗國（今烏茲別克斯坦境內）求援。浩罕汗國大喜過望，立即派來軍事首領阿古柏帶兵入侵新疆。阿古柏先後攻下天山以南的喀什噶爾、葉爾羌（今莎車縣）、和闐（今和田縣）等地。不久，阿古柏在喀什噶爾建立了所謂的“哲德沙爾汗國”，自立為汗，占據了南疆。1870年，阿古柏又向天山以北擴張，在北疆擊敗了另一個割據政權，占領了烏魯木齊等地。至此，阿古柏染指天山南北，新疆幾乎淪為異域。

眼看阿古柏在新疆得手，俄國捶胸頓足，深恨來遲一步。此前，俄國就利用第二次鴉片戰爭的機會，趁火打劫，侵占了中國100多萬平方公里的領土，其中包括中國西北巴爾喀什湖以東以南44萬平方公里的領土。俄國的野心不止於此，在吞併了中亞地區的三個汗國之後，俄國急不可待地想吞下伊犁和烏魯木齊。於是，1871年，俄國出兵侵占伊犁。第二年，俄國派使團到喀什噶爾，和阿古柏簽訂條約，承認阿古柏政權，換取了在南疆通商的權益。

英國對新疆也早就垂涎三尺。阿古柏入侵南疆後不久，英國使節就面見阿古柏。為了獲得英國的庇護，阿古柏表示：“（英國）女王就像太陽……從倫敦到這裡，任何人都可以自由往來。”隨後，阿古柏也同英國訂約，從英國人手中得到了武器支援。英國則承認了“哲德沙爾汗國”，取得了在新疆的各種特權。

新疆危機到了千鈞一髮的邊緣，晚清政權放眼大江南北，發現只有一個湘軍名將左宗棠，此時正好在西北督辦陝甘軍務。

左宗棠人生經歷之複雜，迥異於常人。1812年，他出生在湖南省湘陰縣一個貧寒家庭。父親是個默默無聞的秀才，以教書為生，左宗棠是他最小的兒子。幼時的左宗棠身體孱弱，在兩三歲時險些夭折。成年後，他的仕途也很不順利，在中了湖南省的舉人之後，他三次赴京會試，均未考中。心高氣傲的左宗棠打算再不踏進官場，終生做個農夫。但不知為何，左宗棠的祖父總是堅信，“此子異日必能昌大吾門”。

後來，左宗棠的才華引起了一些大人物的注意，著名學者賀長齡、兩江總督陶澍及其女婿胡林翼都與左宗棠交情很深。1849年，林則徐途經長沙，指名要見在家耕讀的年輕舉人左宗棠。那時左宗棠已經不打算考科舉了，正在研究邊疆地理。有人說他不務正業，他卻不為所動，認為成大事的人不僅要讀經典，更要有真本事。知道這個情況後，林則徐把自己擔任陝甘總督時在新疆整理的資料和地圖全送給了左宗棠，並說：“將來東南洋夷，能御之者或有人；西定新疆，舍君莫屬。”一年後，林則徐病重，他讓兒子代寫遺書，向咸豐皇帝推薦“絕世奇才”左宗棠。左宗棠就此進入皇帝的視線。

1852年，太平軍攻入湖南，長沙告急。左宗棠在朋友的勸勉下，進入湖南巡撫衙門，擔任軍事幕僚。根據左宗棠提出的各種建議，長沙在太平軍的包圍下，足足撐了3個月，最後太平軍無奈撤圍而去。左宗棠的將才令人刮目相看。奉命剿滅太平軍、正在家鄉組建湘軍的曾國藩，請他參與督辦軍務。但是左宗棠孤傲的性格在官場上很容易得罪人。有一次彈劾他的奏摺送到了咸豐皇帝那兒，幸好給皇帝當教讀的潘祖蔭說了一句話，“天下不可一日無湖南，湖南不可一日無左宗棠”，把他保了下來。

1860年，左宗棠在曾國藩的支持下，拉起一支軍隊，自稱“楚軍”，在江西、安徽與太平軍交戰。隨着對太平軍的節節勝利，昔日的孤傲書生變成了聲震朝野的名將，1861年他出任浙江巡撫，第二年升任閩浙總督，剿滅太平天國後又率軍北上陝甘，與活躍在北方的農民起義軍捻軍作戰。1871年，左宗棠進駐甘肅。此時，阿古柏已入侵新疆6年，左宗棠成了離侵略者最近的一名將領。

位於湖南省長沙市瀟湘大道的雕塑《湘江夜話》，以林則徐（右）和左宗棠1849 年在長沙湘江邊會面，並徹夜長談抵禦西方列強入侵、保衛新疆的歷史故事為主題

海防與塞防之爭

既然有左宗棠在甘肅，朝廷覺得，可以商議討伐阿古柏、收復新疆的問題了。可是，就在左宗棠緊鑼密鼓準備西征時，北京傳來了反對進軍新疆的聲音，原因是東南沿海又出事了。

1874年5月，日本藉口所謂的“琉球漂民”事件，出兵台灣。10月，清政府做出讓步，與日本簽訂了《北京專約》，承認日本入侵台灣是“保民義舉”，賠償白銀50萬兩。儘管此前清政府不乏割更多地、賠更多款的經歷，但是向一個自己從未放在眼裡的鄰國服軟，再懦弱的大臣貴戚也會受到刺激。一時間，加強海防的呼聲高漲。《北京專約》簽訂後的第五天，總理衙門上奏朝廷，提出加強海防的6條措施。清政府希望在更大範圍內聽取意見，就將總理衙門的奏章，連同前江蘇巡撫丁日昌草擬的《海洋水師六條》，發往各省督撫大臣。

接到朝廷的諮詢信後，直隸總督李鴻章、辦理台灣海防的沈葆楨等17人先後發表意見，支持加強海防。左宗棠也在這17人中。左宗棠此前曾創立福州船政局，深知海防的重要。但此時李鴻章卻節外生枝，打起了小算盤。

李鴻章認為，加強海防急需用錢，現在用兵西北花費巨大，新疆不過是一塊貧瘠無用的土地，當年乾隆皇帝傾全國之力，只是得到“千里曠地”，得不償失。而且，新疆靠近俄國和英屬印度，兩國對新疆覬覦已久，阿古柏又得到了奧斯曼土耳其帝國的冊封，即使勉強收復，將來也無法長久固守。因此，最好停撥西北塞防的經費，投入東南海防，同時撤回西征部隊，放棄新疆。

李鴻章的小算盤激起了一場海防與塞防的大爭論。支持李鴻章的大有人在，有為自己利益考慮的沿海地區督撫，有不願給西征部隊供應軍餉的中央大員，還有很多李鴻章的門生故吏。在這種情況下，左宗棠能不能力爭，就十分重要。

左宗棠也深感壓力。而且，面對咄咄逼人的李鴻章，他多少有點心虛。他畢竟是個舉人出身，套用現在的學位，如果說名列殿試三甲的曾國藩和李鴻章是名牌大學畢業的話，那麼左宗棠最多也就是個專科畢業生。以前，有曾國藩在，湘軍出身的人腰杆都硬。可兩年前，曾國藩去世了，湘軍集團的勢力日漸衰落，李鴻章的話語權越來越大。幸好，以軍機大臣文祥為首的一批人認為新疆不能丟，力挺左宗棠西征。朝廷便發了一封密諭給左宗棠，諮詢他的意見。他知道，這是一次可能決定新疆能否留在中國的奏對。經過一番深思熟慮，他寫下了《復陳海防塞防及關外剿撫糧運情形折》，也就是著名的萬言書。左宗棠在奏摺中指出，對於國家的安危，“東則海防，西則塞防，二者並重”。

後來，左宗棠又在《遵旨統籌全局折》中駁斥了放棄新疆的言論，指出“是故重新疆者所以保蒙古，保蒙古者所以衛京師。西北臂指相聯，形勢完整，自無隙可乘。若新疆不固，則蒙部不安，非特陝甘、山西各邊時虞侵軼，防不勝防，即直北關山亦將無晏眠之日。”一句話，新疆不穩固，北方安全就無着落，整個國家安全也將隨之崩塌。左宗棠還駁斥了李鴻章的論調，指出新疆土地肥沃、物產豐富，絕非“千里曠地”。另外，當時海防的艦船、炮台都已經有了規模，後面的主要任務是軍事操練，“停兵節餉，於海防未必有益，於邊塞則大有所妨”。

清廷收到左宗棠的回奏之後，立即召開會議，決定任命左宗棠為欽差大臣，全權負責新疆軍務，準備西徵收復新疆。

面對如日中天的李鴻章，左宗棠之所以能頂住壓力，一方面是由於新疆對國家的重要性，另一方面是因為他倔強的性格。1854年，湖南官員王珍在一場小戰鬥中擊斃太平軍30人，卻上報為大捷，曾國藩看後未加查證，也簽上自己的名字。但在送給朝廷的最後文件上，左宗棠自作主張，刪掉了這場虛假的勝利。雖使曾國藩勃然大怒，左宗棠卻不為所動，不惜與曾國藩失和好幾年。

清政府選擇了這樣一位將領帶兵西征。

直隸總督李鴻章（1823—1901）。在海防與塞防之爭中，他主張加強海防，停撥塞防經費。

西征之際，謀定而後動

左宗棠對面臨的困難心知肚明。兩江總督劉坤一在給左宗棠的信中直言，收復新疆是“任天下之至重，處天下之至難”。別的不說，光是朝廷那幫大臣，每當左宗棠遇到實際困難，進軍稍慢，就會出現各種非議，“按兵不動”“擁兵自重”的帽子紛紛飛來。

左宗棠承受着巨大的壓力。打仗實際打的就是糧餉，邊塞作戰更是如此，左宗棠曾在海防、塞防的大辯論中明確提出，充足的軍餉是收復新疆的基本保證，並要求其他省份努力保證西征軍餉。西征軍的軍費開支巨大，預計每年要支出800萬兩白銀，但實際到賬的各省協餉只有500萬兩。後來，許多省份又拿出海防重於塞防、要協助海防的藉口，拖延供給西征軍的餉銀，西征軍陷入每年只能完整發下一個月餉銀的窘境。左宗棠在多次上奏催促餉銀未果的情況下，提出了向洋商借一部分款的建議。他在給友人的信中嘆息說：“借餉而議及洋款，仰鼻息於外人，其不兢也，其無恥也，臣之罪也。”

好在朝廷同情左宗棠的處境，下令沈葆楨籌款。可是沈葆楨本來就反對西征，便上奏朝廷說，新疆土地廣闊，短期無法收復，即使收復，守衛新疆的花費也是無底洞。左宗棠據理力爭，算了一筆細賬，表明錢花在新疆絕不是虧本的。他最終說服了朝廷，籌到了足夠的軍餉。據統計，從1876年到1880年，收復新疆共耗費5000萬兩白銀，年均1250萬兩，占清政府年財政總收入的15.6%。清政府能下定決心如此大手筆地投入，很大程度上來自左宗棠的堅持。

在籌餉的同時，左宗棠還專門在西安設立西征糧台，統籌軍糧。此外，他還在歸化（今呼和浩特）和肅州（今酒泉）設立專門機構，保證南北兩路的軍糧供給。後來，西征軍陸續進入新疆，左宗棠又命令各軍在哈密等地採購糧食，就地屯墾，為軍隊提供了充足的糧食。

武器更是打仗的關鍵。左宗棠費盡心思，給西征軍裝備了最新式的武器。僅僅是1875年10月18日，神機營和工部火藥局就向駐紮在哈密的文麟撥發了帶刺刀洋槍200杆，洋帽10萬個，七響後膛洋炮200尊，隨帶炮子10萬發，各種火藥3.2萬斤，火繩4000根。此外，還有架劈山炮、德國造後膛來福線大炮、來福前膛馬洋炮、開花後膛炮、七響後膛洋馬槍……應有盡有。英國歷史學家包羅傑說，“這支中國軍隊完全不同於所有以前在中亞的中國軍隊，它基本上近似一個歐洲強國的軍隊。”

至於怎麼打，左宗棠成竹在胸。他在給朝廷的奏摺中早已說明先殲滅阿古柏、後索還伊犁的構想。殲滅阿古柏又分兩步：先北後南。憑藉早年對新疆地形的研究，再加上林則徐送給他的新疆地圖，他認為，新疆被天山分為南疆和北疆，“北可制南，南不能制北”。在召集各軍商討具體作戰問題時，他又給部將劉錦棠定下“緩進速戰”的策略，出關後先在北疆猛打幾仗，挫敗敵人銳氣，等收復烏魯木齊，再南下與阿古柏決戰。

經過一年的積極備戰， 1876年3月16日，左宗棠離開蘭州揮師西進。部隊主力是劉錦棠帶領的老牌湘軍，其中絕大多數是南方人。他們跋山涉水來到西北，本已水土不服，又聽說要去條件更苦的新疆，很多官兵出現畏戰情緒，不敢打先鋒。敢做先鋒的只有在陝北招降的董福祥部隊。但湘軍畢竟是主力，董福祥也在觀望湘軍的反應。

左宗棠和劉錦棠秘密商議之後，定下了一條計策。左宗棠在前往肅州的途中，路過董福祥部隊駐地。突然，一名老兵從隊伍中跑到左宗棠轎前，大聲呼喊，誰也拉不走。左宗棠當這人是瘋子，毫不理會，但官兵們聽到老兵的話，無不驚駭。老兵喊的是：“我是老統領派來的，老統領要出關打先鋒！大家吃飽了，隨老統領去打新疆！”

“老統領”說的是劉松山。劉錦棠率領的湘軍本是劉松山的部下，劉松山戰死後，劉錦棠接任，被稱為“少統領”。湘軍老兵們突然聽到老統領英靈下凡，還要帶隊去打新疆，原本畏戰的士兵都變得熱血沸騰。劉錦棠故意找到那個老兵的長官，問是怎麼回事，對方說：“這人平時好好的，在營里五年了，今天不知道怎麼回事。”劉錦棠又故意問那老兵，老兵說：“那陣子忽然感到一陣冷風，老統領就來了，讓我說那些話，後來我就什麼也不知道了。”消息就此在西征軍中傳開：老統領知道左帥要西征新疆，就先來了肅州，讓少統領率兵出關殺敵。左宗棠當即命令全軍設祭，祭奠劉松山，還寫信給留守蘭州的人，若有其事地說：“忠壯（劉松山諡號）歿後，遇有大戰，必先示夢其部曲。忠義之靈，固常在也。”

這齣老統領顯靈的大戲，正是左宗棠和劉錦棠為激勵士氣刻意安排的。當時，上至貴族、將帥，下至士兵、百姓，都有濃重的迷信思想。借士兵們對老統領的崇敬，激勵他們的士氣，是左宗棠無奈中想出的妙招。

左宗棠西征途中的運糧隊伍。

阿古柏（1820—1877）

全殲敵人，安撫同胞

1876年4月7日，左宗棠抵達肅州，指揮各軍入疆。西征軍先到哈密，隨後翻過天山，穿過戈壁，逼近烏魯木齊。

天山北路被阿古柏侵占後，原來陝西回軍的首領白彥虎逃至新疆，投靠阿古柏，背叛了國家和民族。此時，他正代阿古柏占據烏魯木齊。1876年8月，劉錦棠部從阜康出發，進逼烏魯木齊東北的古牧地。阜康到古牧地的路程一百餘里，有兩條道路可選：大道平坦，卻要經過50里荒無人煙的戈壁；小路途徑黃田，水源充足。白彥虎故意放出黃田有重兵把守的消息，希望西征軍走大道進戈壁，自己好偷襲。

劉錦棠將計就計，派人佯裝走大道，實際上悄然走黃田。白彥虎正準備偷襲，卻被突然殺來的西征軍反偷襲。黃田叛軍一觸即潰，西征軍乘勢追擊，1876年8月17日，歷時5晝夜的狂攻，西征軍用德制的後膛炮攻破古牧地城池，以傷亡600人的代價殲敵6000餘人。

第二天，劉錦棠率兵長驅大進，直搗烏魯木齊。阿古柏聽到烏魯木齊危急，急忙派兵增援，但還沒到烏魯木齊，就聽說城池失守，白彥虎倉惶逃往南疆。西征軍3個月就收復了北疆。

阿古柏的軍隊。

丟失北疆之後，阿古柏企圖借天山天險，靠着英國的支持死守南疆。1877年4月，休整了一冬天的西征軍主力悄然從烏魯木齊出發，直奔達坂城。南下之前，左宗棠再次申明紀律，嚴禁殺掠，對於依附敵人的各族同胞，只要真心反正，一律寬待。

達坂城是通往南疆必經之路，其得失關乎全局。4月17日，西征軍包圍達坂城，卻苦攻不下。就在這時，城內的維吾爾族群眾冒死送出情報，說城內守軍準備棄城而逃。西征軍得到情報，堅定了攻城決心。19日夜，西征軍攻下達坂城，阿古柏心腹愛伊德爾胡里等1200餘人被活捉。劉錦棠把俘獲的敵人押赴肅州大營，但對被脅迫附敵的各族同胞一律發放衣物糧食，送回原籍。幾天后，劉錦棠進抵托克遜。托克遜城中的維吾爾族同胞冒險出城報信：“敵人聽到達坂城失守，惶恐至極，正在各處燒殺劫掠，準備逃跑。希望官軍速進，解救百姓。”劉錦棠當即下令西征軍進攻托克遜，敵人望風而逃。

托克遜之戰後，南疆門戶大開，阿古柏精銳部隊折損大半，他感到十分驚恐。維吾爾族同胞對阿古柏的殘暴統治早已深惡痛絕，聽說西征軍要來了，相互轉告，準備配合。阿古柏知道大勢已去，日夜哭泣，最終服毒自殺。阿古柏死後，他的兒子相互爭鬥，西征軍則繼續掃蕩殘敵。

1877年10月，劉錦棠大軍進攻庫爾勒，白彥虎掘開開都河，妄圖阻止大軍前行。當地蒙古族老百姓主動給西征軍當嚮導，找到開都河的淺灘處，西征軍順利渡河。劉錦棠大軍進入庫爾勒城後，發現已是一座空城，糧草供給斷絕，又是當地維吾爾老百姓帶西征軍找到了白彥虎藏糧的地點。白彥虎向阿克蘇逃亡，結果城內百姓緊閉城門，不許其入城。但等到劉錦棠大軍一到，百姓立即夾道歡迎。1878年1月，西征軍收復和闐，盤踞新疆12年之久的阿古柏匪幫終於被全殲，新疆回到了祖國懷抱。

西征軍將領劉錦棠（1844—1894），後為新疆省首任巡撫。

抬棺出征，收回伊犁

收復天山南北兩路後，只剩下伊犁仍被俄國占據。俄國原本聲稱“代清朝占領伊犁”，一旦清軍收復北疆就立即歸還。但在西征軍平定南疆後，俄國仍拒絕交還伊犁。1878年10月，清政府派吏部侍郎崇厚為全權大使，赴俄國交涉，索還伊犁。

儘管左宗棠對清政府靠外交談判索還伊犁有些看法，但也無力改變朝廷的主意。崇厚是個膽小平庸的人，在俄國的恐嚇下，他竟然擅自和俄國簽訂了《里瓦幾亞條約》。按照條約，俄國雖然交還伊犁，但割去霍爾果斯河以西、特克斯河流域等戰略要地，使得伊犁以西、以南險要盡失。

消息傳來，全國譁然，紛紛要求處斬崇厚，廢除條約。西北前線的將士們群情激奮，劉錦棠認為：“非決戰陣，別無善策。”左宗棠在奏章中憤怒地說：“武事不竟之秋，有割地求和者矣！”由於左宗棠和前線將士的決心，也因為全國上下的堅決反對，朝廷在崇厚回國後，將他交刑部治罪，定為“斬監候”。1880年2月，清廷派曾國藩的兒子、駐英法大使曾紀澤前往俄國重新訂約，同時命左宗棠統籌新疆南北的戰守事宜。左宗棠調兵遣將，定下了兵分三路，武力收復伊犁的策略。

赴俄國重新訂約的駐英法大使、曾國藩之子曾紀澤（1839—1890）。

此時，左宗棠已是68歲高齡，經略西北已經10多年。雖然他精力旺盛，但多年戎馬，身體畢竟不堪重負。由於水土不服，他全身長滿風濕疹子，奇癢不止，夜裡難以入睡。左宗棠本來就有咳血的毛病，在西北越來越重，有時候早上起床時，吐血不止。他甚至擔心自己的身體出不了玉門關。但他很明白，要索回伊犁，自己必須出關遠征。一旦談判破裂，和俄國的戰事恐怕一兩年內難以結束，自己即便出了玉門關，能否活着回來就不好說了。

1880年5月26日，左宗棠率領親兵1000餘人離開了肅州大本營，向新疆哈密進發。抱病出征的左宗棠命人抬了一口空棺材，跟在自己身後，表明戰死疆場的決心。這位年近古稀的老將為收復國土抬棺出征的壯舉，不但極大地激勵了將士們的士氣，更令無數後人感動落淚。

3天后，左宗棠到達玉門關。他不僅不覺得寒苦，反而興致很高地說，自己雖然比不了年輕人，但這次為國效命，“孤憤填膺，誠不知老之將至！”

與此同時，曾紀澤也抵達聖彼得堡，開始與俄國談判。俄國在談判中雖然蠻橫無理，幾次恐嚇曾紀澤要開戰。但是得知清軍在前線調動頻繁，左宗棠又抬着棺材到了新疆，俄國也不敢貿然動武，伊犁前線一時處於相持狀態。

然而左宗棠沒有想到的是，正當自己決意一戰時，朝廷卻動搖了。俄國在中國西北和東北增兵，使得清政府慌了手腳。加上李鴻章請來英國人遊說，清政府連忙召開緊急會議，商討伊犁問題。當時，力主收復新疆的文祥去世，李鴻章的意見占了上風，同時英、法、美等西方國家又對清政府嚴懲崇厚一事提出抗議，清政府動搖了。

1880年8月，朝廷的詔書送到了左宗棠手中，調他赴京任職。而當時，左宗棠掌握的情報顯示，俄國前一年遇到災荒，又剛剛結束與奧斯曼土耳其帝國的戰爭，國內很困難，不可能全力對付中國，增兵只是虛張聲勢。左宗棠氣憤至極，因為收復伊犁的理想可謂功虧一簣！但他又無可奈何，在給兒子的信里，他感嘆說，朝廷里的人不了解情況，卻混淆國事，“為之奈何”。

雖然不能不走，但左宗棠推薦劉錦棠督辦新疆軍務，堅持以武力作為談判的後盾，“先之以議論，決之以戰陣”。左宗棠即使回京，也把不明就裡的俄國人嚇出了一身冷汗。在得知清政府召左宗棠回京後，俄國代理外交大臣格爾斯急忙找到曾紀澤，問道：“聽說左宗棠現已進京，可能會挑起全面戰爭，是不是這樣？”曾紀澤模稜兩可地表示，自己還不知道這個消息。格爾斯趕緊說：“中俄兩國要是為小事打起來，實在不合情理。”

1881年2月24日，以左宗棠在新疆的布防為後盾，經過曾紀澤據理力爭，清政府與俄國簽訂《中俄伊犁條約》。這一條約雖然依舊是不平等條約，但相比崇厚所簽的條約，中國爭取回部分主權和領土。曾紀澤與俄國簽約的當天，左宗棠正好抵達北京。雖然左宗棠全復疆土的願望沒有實現，但他確實為收回伊犁起到了至關重要的作用。

左宗棠的印章，現藏於中國人民革命軍事博物館。

治理新疆，“為政先求利民”

左宗棠能夠迅速收復新疆，得益於新疆各族人民的支持。他們傳遞情報、捐送糧食，給西征軍的行動提供了極大的便利。新疆人民支持西征軍，一個重要原因是阿古柏政權橫徵暴斂，致使民不聊生。

在南疆，阿古柏採取極端野蠻和殘酷的手段，實施民族壓迫、經濟剝削。所有地方和軍隊的官員都由自己部族的人擔任，他們可以隨意搶奪居民的財物，甚至搶奪他們的妻女。據《新疆圖志》記載，維吾爾幼女自8歲以上都被姦淫，維吾爾家長死後，家產都被奪走。阿古柏也在北疆“大殺回漢居民”，各族同胞無不痛恨萬分。

左宗棠治理新疆，第一條就是強調漢族和少數民族要平等對待。他在率部進駐陝甘期間，曾上奏朝廷，特別聲明“只分良匪，不分漢回，為久遠之規、制賊之本”。對於少數民族的利益，左宗棠十分照顧。1874年，正是在他的大力斡旋下，清政府才同意甘肅單獨設立科舉鄉試考場，而且允許甘肅鄉試的一科是漢回合試，另設一科用“良”字編號，專取回族士子。

為了恢復被阿古柏破壞的百姓生計，左宗棠主張“為政先求利民”，在惠及百姓方面，做了很多有益的探索。首先是推出屯田政策。由於英國、俄國的虎視，新疆必須維持足夠的軍隊，但軍隊的供養不能轉嫁給當地百姓。因此，左宗棠實行屯田，讓軍隊自己生產，養活自己。對屯田所種的糧食，左宗棠採取照價收購的辦法，調動了士兵屯田的積極性。收購所剩下的糧食，官兵可以自由與民眾買賣。新疆廣闊的天地和士兵充足的人力資本，使得軍隊生產有着極大的優勢，軍隊不用靠吃皇糧過日子，也減輕了新疆民眾的負擔。

要想百姓吃飽喝足，最關鍵的是讓百姓地里的糧食不被地主和官吏奪走。新疆原來的農業賦稅管理，用的是徭役制，如同農奴制一樣，農民無償耕種土地，還要服各種勞役。左宗棠參照內地的做法，實行按畝征賦。他規定每畝地收糧1石以上，則交稅1斗（1石為10斗，1斗為10升）。後來，他又將不同的地畝進行分別對待，再次減少稅賦。比如，新疆土地寬廣，2畝可算作1畝，上等地徵收8升，中等地徵收5.5升，下等地徵收3升。

新疆多年戰亂，民眾流失較多，為鼓勵移民興疆，左宗棠又制定特別的激勵制度，新來的移民可以緩交糧稅，先交六成，以後再續交。考慮維吾爾族百姓不識漢字，左宗棠又頒布律條，要求所有糧稅清單，都同時使用漢維兩種文體，讓維吾爾族百姓一目了然。這一改革，極大激發了維吾爾族民眾的生產熱情。1879年，新疆共征糧稅26萬餘石，較之原來增長了10萬餘石。

農業生產的發展需要興建水利設施，在新疆尤為如此。左宗棠將修浚河渠作為建設新疆的頭等大事。根據當地實情，渠道修建時，“先幹渠，後支渠”；官府負責幹渠，各地民眾負責支渠。考慮當地民窮地薄，左宗棠讓軍隊支援農業。哈密地區的石城子渠、鎮西廳的大泉東渠……這些大型幹渠都是當地駐軍修建的。

為了發動各族群眾參與水利建設，左宗棠還引進了內地“以工代賑”的辦法，由地方官招募民眾，修築渠道，秋收後向民眾發放糧食作為補償。到清朝末年，新疆共修建或疏浚幹渠944條，支渠2330條。水利建設的開展，為保障農民收入和農業發展，特別是抵禦自然災害提供了有力的保障。

教育是促進民族發展的重要事業。左宗棠對新疆的教育投入了前所未有的精力，尤其是回民教育。收復前的新疆，舊有的回官往往欺負普通回民不識漢字，任意勒索。少數民族的民眾每年都交很重的糧稅，其中大部分都塞到回官的口袋裡。由於語言不通，民族交流困難，很多百姓都認為是國家剝削他們，而不知是回官作怪。在少數民族聚居的地方，左宗棠下令興建義學，讓各族百姓讀書識字。他還下令刊刻《千字文》《百家姓》《三字經》等啟蒙書籍，傳播中原儒家文化。

位於新疆哈密的一棵“左公柳”。

建立新疆省，把商業帶進邊陲

推動建省設縣，讓新疆地區的行政管理第一次真正接近內地的模式，是左宗棠治理新疆的一大功勳。早在收復南疆之前，左宗棠就上奏朝廷，“為新疆劃久安長治之策”，必須“設行省，改郡縣”。朝廷同意這個建議，但當時南疆和伊犁還沒有收復，建省的事就擱置了下來。

自從乾隆平定準噶爾叛亂後，新疆一直由甘肅省統轄。清政府在新疆所設的官職，無論是伊犁將軍，還是烏魯木齊都統，都是軍職，而不是民職。乾隆設立的這種體制，有點類似軍事基地的性質，軍事戰略意義第一，民生和社會發展並不是重點。隨着時間的推移，這套辦法越來越不適合新疆的情況。用左宗棠的話說，就是“治兵之官多，而治民之官少”，政令和軍令不能協調。

當時，內地各省只有一個巡撫，相鄰幾省共設一個總督。左宗棠規劃的新疆省，規格比內地各省高，設新疆總督，烏魯木齊為首府；同時設新疆巡撫，駐地為阿克蘇。左宗棠還提議在伊犁設將軍，統轄駐軍；在北疆悉數按照舊制，不添不舍；在吐魯番則增設道員等。

這一設計成為新疆建省的藍本。1884年11月，清政府正式設立新疆省，除了不設總督，其他基本按照左宗棠的提議辦。此時，左宗棠已在北京擔任軍機大臣，他的得力助手劉錦棠成為首任新疆巡撫。後來，劉錦棠治理新疆的諸多措施，都是參照左宗棠的建議。

新疆設省，是左宗棠治疆的一大亮點。這使得新疆從一個單純的軍事據點，變成祖國西北的大後方，極大促進了其與內地的交流，密切了各族人民的關係。新疆從此與內地行政相統一，政令與軍令相和諧，行政效率有了迅速提升，迎來了一個管理順暢的發展時機。

左宗棠在新疆時，對各級官吏的管理也頗有獨到之處。他對舊有的官吏，特別是一些魚肉百姓的官吏進行了大清洗。對新任的官吏，他強調除了監督和檢查，更要懂得培訓和愛護。“欲知民事，必先親民；欲知吏事，亦須親吏。”他給下屬分發汪輝祖的《佐治藥言》、陳宏謀的《在官法戒錄》等官箴書，還自己動手編寫了《學治要言》，訓練官員的處事能力。在新疆各地官員遞交的公文上，他屢屢批示“做官要認真，遇事耐煩”等話。

左宗棠也十分注意關心下屬官吏。收復新疆後，他提高了南北各路州縣官員的薪俸，辦事效率和官場風氣明顯好轉。林發深在新疆多個地方當過知府，為官清廉，家計窘迫，當他回鄉治病時，左宗棠特別贈送500兩白銀，作為路費。此外，拒絕奢侈，禁絕陋規等，都是左宗棠個人嚴守的規矩，在新疆官場中起到了表率作用。

新疆的經濟基礎也需要夯實。作為洋務運動的領袖之一，左宗棠有過興辦福州船政局、蘭州機器局的豐富經驗。從桑蠶種植到畜牧業發展，從礦產開發到經商辦廠，他力促新疆與內地互動，帶來了新疆經濟的發展。1877年，他讓紅頂商人胡雪岩從浙江湖州招收了60名熟悉蠶桑業的人，趕赴哈密、吐魯番、阿克蘇等地，開辦製絲局，教新疆各族人採桑製絲。後來，他又讓人兩次從湖州運桑樹秧苗過來，改良新疆的桑樹品種。在興辦這些手工業和商業時，左宗棠特別注意“民力可用，商力可用”，主張商人自己運作，自己管理，官吏不插手，以免從中牟利。

在植樹造林、改造環境方面，左宗棠也貢獻甚多。他根據西北土壤環境，栽種了大量柳樹，被人們親切地稱為“左公柳”，聞名天山南北。

左宗棠的另一項重要舉措是重建貨幣制度。任何政權都會盯緊貨幣的製造，阿古柏政權盤踞南疆時，為了掠奪民眾財富，發行了一種新的銀錢——天罡。由於阿古柏等人在天罡鑄造中摻假，市場交易混亂不堪。收復新疆後，左宗棠決定鑄造新的銀錢，每枚重1錢，價值10文銅錢。這種銀錢的成色很好，兩面都印有維文，深受老百姓喜愛。左宗棠又讓部將張曜在阿克蘇鑄幣局仿照乾隆舊版，製成新的銅錢，銅錢的正面依然印着漢文“乾隆通寶”，以便老百姓認同；背面增加滿文和維文，方便老百姓識別。

位於湖南省長沙市長沙縣跳馬鄉白竹村的左宗棠墓。

傾聽新疆大地的聲音

歷史的可貴，在於它總是打破常規的邏輯，告訴你曲折的現實；人性的可貴，在於它總是突破歲月的沉澱，留給人們無盡的思考。左宗棠是一個偉大的實踐者，無論是收復新疆，還是治理新疆，其心胸之寬闊，見識之卓遠，意志之堅定，舉措之周密，愛國之熱忱，無不令後人敬仰推崇。很難想象，如果沒有左宗棠，當年的新疆將會遭遇怎樣坎坷的命運。

左宗棠對新疆的巨大貢獻，源於一個中國人對國家命運深沉的思考，源於一個主政者對來自新疆大地的聲音用心傾聽。

在駐紮西北期間，左宗棠深感只有民族平等，才能真正贏得少數民族民眾的擁護。艱苦的收復新疆之戰，每到關鍵時刻，都是靠民族團結獲勝的。達坂城的維吾爾百姓冒死給西征軍送情報，庫爾勒的蒙古族老百姓為西征軍帶路渡河，庫爾勒的維吾爾老百姓告訴西征軍藏糧的地點，阿克蘇的各族百姓關上城門拒絕叛軍，卻夾道歡迎西征軍……這就是民心的走向。

戰爭取勝的因素有很多，但是人民的擁護，卻是最為可靠的力量。不僅平叛需要這種力量，此後，左宗棠治理新疆，發展新疆，都得到了各族民眾的真心擁護。

收復新疆其實是一系列周密的行動。早在1868年，西北地區的捻軍攻入北京附近的直隸地區，慈禧太后在極度惶恐中逼問左宗棠，有何辦法可以平定西北？左宗棠直言以告，“西事艱險”，5年方可以平西北，而且需要全國支持，“用東南之財賦，贍西北之甲兵”。從那時起，左宗棠心裡就想着新疆——先定甘肅，再安陝西；先安陝西，再圖新疆。左宗棠始終把握着依靠內地、穩步推進的戰略節奏，步步為營。等到1871年沙俄占領伊犁後，他迅速做出反應，先收復緊靠新疆的肅州，插下進兵北疆的第一個楔子。此後，從攻占烏魯木齊到攻克托克遜，看似簡單，場場必勝，但每場戰爭，左宗棠都做好了周密的準備，有的放矢，緩急有法。

治理新疆從來都是一道歷史的難題，左宗棠能夠出色地書寫這份答卷，還有一個不容忽視的因素，就是他個人的情懷。他是一個出身平凡的落魄書生，終身沒有考取科舉的最高功名，只能以舉人的身份混跡官場，這終歸是有點難堪的。但他的才華世所罕見，以才華報國、建功立業，是他一生孤傲的執念，也是他前行的最大動力。唯有理解了他這份赤膽忠心，才能明白他為何在68歲高齡時，毅然出關西征，奔波於大漠之間。

縱觀左宗棠收復新疆和治理新疆的全過程，他大膽卻心細，豪放而多情，他是在完成一個必須完成的事業，不給自己半點犯錯的機會。一個平凡的人，堅持自己的夢想，最終成就國家的大業，這份忠誠與執着，在歷史的關鍵處煥發出了最奪目的光芒。

作者：吳四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