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魯寧：我父親不後悔被定“林彪死黨”

林立果的“小艦隊”：那個詞本來是開玩笑

我也沒準備，原來就以為空軍的幾個子弟聚一聚，沒想到來了這麼多人，有一些話現在還不好說，還不敢說。但是我想有一些事，既然是這種座談，也想說一說。

我父親王飛“九一三”時是空軍副參謀長兼黨辦主任，是林立果、周宇馳、於新野、劉沛豐這些人的直接領導。我“九一三”時在部隊，是武空13師飛行員，是運輸機的副駕駛。我聽到傳達的時候感情肯定跟在座的不一樣，因為這些人都是我身邊的人，從小看着我長大的，我叫着周叔叔、叫着小於叔叔，叫劉沛豐是劉叔叔，就這樣長起來的，他們怎麼變成了什麼“十惡不赦反革命”，要“謀害毛澤東”什麼的，簡直不可思議。我對這些人的印象，跟大家聽到傳達文件是不一樣的。像林立果1967年從北京大學入伍到空軍以後，當時我只知道空軍來了一個挺能幹的呂秘書叫呂果，我們以前聽說、後來也聽到一些情況，都是說很平易近人，很有一些進取心，願意學習什麼的。當時我父親覺得不好安排他給某一個首長當秘書，所以說就讓周宇馳帶他，叫“一幫一”，讓他們組織一個調查研究小組，沒有什麼具體的事情，就跟他說部隊裡邊一些比較重大的事情你們先去調研一下，查一查前因後果，提出一些改進方案什麼的。在“文化大革命”當中，什麼“新三軍”、“老三軍”鬥爭比較複雜、比較激烈，他在當中都見識到了，也有自己的獨立見解。

我父親講，“小艦隊”那個詞，本來是一句玩笑話，就是黨辦這些人在一塊聊天吹牛的時候一句玩笑話，結果就變成了一個“反革命組織”的“核心力量”、“核心組織”了。當時西郊機場有兩架飛機要上廣州，後來就是凡是上了飛機那個名單的，就都是“死黨”了，當時就是這麼給框的。按這個框，我父親因為正好是林立果他們的頂頭上司，所以說給他定“林彪死黨”——他覺得也不冤，確實他跟這些人很熟悉，這些人想搞一些什麼，他說我都聽到了，或者說我也都知道這些事情，所以現在我們跟他聊的時候，他也覺得這個“九一三”、這些人實際上應該分成兩塊，黃吳李邱（中央政治局委員、中央軍委成員黃永勝、吳法憲、李作鵬、邱會作）可能是對林立果他們，對《五七一工程紀要》這些事情確實是不知道，是被冤枉的。我的感覺，像周宇馳、於新野、林立果他們那一塊，經常通過調研小組發現一些問題，通過自己認真思考分析，最後他們得出的結論，是矛頭指向了“文化大革命”、指向了中央文革，“不解決毛澤東，就不能挽救民族危亡”。

所以說這些人最後的仇恨——當然我說的“仇恨”也是一點一點地認識——就覺得不解決毛澤東，就不能挽救民族危亡。他們就認為“文革”就是中華民族的„„那個時候“浩劫”這個詞沒出來，是中華民族的災難。要想制止這場災難，那不得不採取一些現在認為不可思議的行動。這個《五七一工程紀要》就是在那種狀態下，可能就是在他們幾個人當中出來了。

我們也是跟我父親聊天聊到這個事，他講《五七一工程紀要》在“九一三”之前他都沒見過，是在進了學習班以後，給他看那個影印件他才知道。他一看完這個，說我相信這個肯定是真的。於新野的字他很熟悉，另外平時說的一些話，他們討論問題的時候這些內容都說過，所以他認為是真的。但是這個裡邊後來講到什麼要謀殺毛澤東之類，這個問題，他覺得肯定林彪不會知道這些事情，黃吳李邱也不會知道這些事情，因為像空軍吳司令員在九屆二中全會被批以後，很多事情上邊都那麼關注了，底下的一些事情怎麼還敢向他匯報、對他交待？不可能了。當然從另一個角度來講，也算是給黃吳李邱一種解脫，他們實際上沒在一塊。

我父親捲入“九一三”，比較關鍵的就是因為周宇馳在直升飛機被迫降以後，撕掉了手裡的兩張紙，一個是林彪手令，一個是林寫給黃永勝的一封信，那個信的最後寫了一句話，說“有事可與王飛面洽”。我父親進了學習班以後，人家也是死追這封信：你跟黃永勝最後怎麼“面洽”的？你向黃永勝交待一些什麼任務或者什麼事情？

我父親講，林彪這封信也是他後來進了學習班以後才知道的，事先他並不知道。“手令”他說也不知道，我說那不可能，我聽傳達文件，裡面有你寫的“王飛筆供”，都由你親筆簽字的，你的字我也都認得。他講，他說的有一些內容是不得已，當時紀登奎、郭玉峰給他講這些事、讓他寫這個“筆供”的時候，起碼是跟他說了八九遍，他說跟小學生聽寫似地寫了“筆供”。裡邊有多少不實之詞我就不說了。

我父親1981年以後，就算離開秦城了，身體恢復得比較好的時候，有一次我和他騎車來到釣魚臺，到國賓館門口時，我說：“你看，那就是釣魚臺，文件上說，你也承認，你當年和關廣烈來這裡看地形，要組織空司警衛營的人來這沖中南海。”我父親來回看了半天說：“喲，我今天才知道釣魚臺在這。”他說根本沒來這勘查過地形，也沒有要衝中南海。當時就是一說，後來任務就解除了，根本就沒有這些事情。文件里確實有不真實的地方。林立果他們所謂的“小艦隊”和老一輩黃吳李邱是有區別的。公審時老的都說，我們都沒這些事，一無所知。 毛真正害怕的是林彪，更害怕林立果

我想毛澤東對林彪是比較害怕的，林彪九屆二中全會之後，死活不檢討，不承認自己有任何反毛的錯誤。底下黃吳李邱，毛澤東壓得很厲害，他們又是從小跟着毛澤東搞革命起來的，都是很聽話的。所以毛對黃吳李邱是不害怕的。毛真正害怕的，一個是林彪，一個是林立果，更害怕的是林立果。林立果很年輕，不受限制，沒有什麼條條框框，你管得住吳法憲，管不住林立果。當然毛澤東也想管住林立果，我曾問過豆豆大姐，當初幹嘛給林立果找對象選妃搞得那麼大張旗鼓，現在老百姓一提都非常反感，很憤恨。她說，就是毛澤東提出來要給林立果找對象，林和葉才害怕了，趕緊說空軍誰有合適的，趕緊給找一個，千萬別用毛澤東給安排的那個兒媳婦。林立果調研小組成立以後，他們有自己的想法。應該說他們頂多到葉群那兒，葉群知道他們想做什麼。他們共同蒙蔽了林彪。否則不可能葉群接周恩來一個電話，就那麼倉惶地上飛機了。現在的謎團簡直太多了。包括剛才張大哥（張清林）說的李文普那一槍。

我問過我父親，他那時思維還清楚，他說“九一三”事情出來以後，他正好在指揮所，他說飛機走了以後，他們幾個人輪流看着標圖員標的航跡線向李德生匯報：飛機到哪了，飛機到哪了——李是周恩來派他到空軍的。我們的雷達因為有限嘛，出了國境以後飛機就消失了很長時間，雷達就搜索不到目標。我父親就跟李德生講，現在雷達全程開放，能不能除了值班雷達開放，其他雷達就請示關機了。李德生說，我不懂你們空軍的事情，像你們自己的事情該管就管，這種事不用向我匯報。我父親聽了這種話以後，就還想聽情況，就像賀鐵軍剛才講的：空軍截獲了一個情報，因為間隔時間比較長了，遞上來時，三分情報變成一份情報了，就是：“大型目標入侵；大型目標着火；大型目標墜毀。”我父親記不太清楚了，好像是在目標消失20分鐘到半個小時後，情報就傳上來了。別人可能不太清楚飛機是怎麼一個情況，但我父親說他都猜到了，他說林彪一家包括林立果都在飛機上，這個飛機在天上就着火了，然後就墜毀了。他就想象這一點，但是他沒有把這個情況轉給李德生。他把這個情報就退給賀德全，空軍情報部部長。他說既然李德生說了，你們空軍自己的事情自己處理，就不用事事都請示。這件事就等於給瞞下來了。後來中央文件編的故事說，飛機迫降爆炸起火。我父親講，他心裡很明白空中已經着火了，空中着火了以後，飛機才迫降的。

林立果和同伴不是凶神惡煞的法西斯分子

林彪的飛機為何會空中着火？到現在我和我父親聊天時也談到這個問題，我說我看到資料、看到書，最可能是兩種：

一種是這飛機被人做了手腳。——“克什米爾公主號”在香港被炸時，安了一個非常非常小的微型炸彈，只要把油箱炸開，在油箱附近，這個飛機就得着火。當時“克什米爾公主號”因為是在海上，就讓它慢慢自己燒着，或者在哪個島上迫降，或者讓它墜海。有的資料說256號飛機在山海關加油當中做了手腳了，所以在天上就着了；再一種可能，從現在搜集到的資料來看，有可能是駐蒙蘇軍用什麼武器，比較輕型的地對空武器擊落的，或者是一個霰彈的碎片碰到飛機，正好碰着引擎就着了。

我問我父親哪種可能性最大？——只能說是“可能性”，他不置可否。 對於“九一三”事件，我想說兩點：關鍵人物，林立果、周宇馳、於新野，不是凶神惡煞的法西斯分子。林立果當時和周宇馳在一塊，他很年輕呵，周是黨辦副主任，穿四個兜軍裝，他穿兩個兜軍裝，他們倆騎着摩托車到處去調研。人家只知道他是個司機或者是個小兵，跟着首長，去為首長服務。到哪去安排什麼活動，他不願出頭露面，都是往後閃。

很多人都不知道這個情況，現在講他，都以為是提着手槍、凶神惡煞的那種人。周宇馳也一樣，面目弄得也是凶神惡煞的模樣。50年代末，周宇馳是劉亞樓的秘書，永遠是笑眯眯的，一笑兩個大酒窩深深的。而且這些人都很能幹，能文能武，開汽車，開飛機，1967年《紅旗》雜誌社論是周宇馳寫的，就發表了。我父親說周宇馳是唐山樂亭人，全村最窮的貧僱農，40年代參軍。

於新野8歲就在上海當共產黨的交通，最後填檔案，何時參加革命工作都沒法寫，最後填了個12歲，最後到了部隊。

劉沛豐，跟着飛機走的那個，我父親說，劉沛豐劉叔叔那是解放前的正牌大學生啊，很有本事。給我的印象，他們都是精英中的精英啊，文武雙全。他們寫的《五七一工程紀要》，除了謀害毛澤東那種提法有些過於殘忍，其他的那些分析都是比較準確的。

“九一三”事件牽連的人實在太多太多了

另外我想說受“九一三”事件牽連和影響這個事，波及面太大了，對軍隊和黨的工作損失是不可估量的。

當時我在13師，武漢的部隊，也受空軍“九一三”的影響。一個13師運輸機部隊，應該說不受什麼影響，我們的師長、政委全都給抓起來了。師長王宏志（音）是中國第一批飛行員，在牡丹江跟日本人學的九九高練的第一批飛行員，開國大典駕駛運輸機C46通過天安門檢閱的駕駛員，是開闢拉薩航線、飛躍天險的功臣，在青島抓起來了，拿白布單子給他一蒙，手槍往後腰眼一頂，扣上手銬就抓起來了，從青島押回武漢。

我們師政委郭學師（音），就因為過去是劉亞樓的秘書、和空軍的人關係比較熟，也就被捕了。從副師長到團級以下幹部，包括我當時是訓練大隊，從大隊長到大隊政委，所有的人全都關起來了。當時叫“學習班”，現在應該叫“雙規”，四五個人陪一個，然後門口坐一個端衝鋒鎗的戰士，守着你那間房門，不許進不許出。我們部隊很快陸軍接管，連我們大隊都是陸軍，政委都換成陸軍的人。我們師在湖北，調來高炮17軍，跑道兩頭都是，只要飛機起飛降落就瞄，當時只要搞演習，陸軍馬上就跟你對着幹，挖戰壕，馬上槍對槍。把空軍和陸軍搞得對立成這個樣子，要是擦槍走火，後果不堪設想。

好在這些部隊戰士的基礎都是一樣的，海陸空軍都能認得老鄉，最後陸軍部隊與我們關係非常好，也成了“兄弟部隊”了。當時這種部署和安排，用心是比較險惡的。

“九一三”牽涉的人實在太多，太不應該了。像我父親被牽涉進去，那沒的說，覺得給他定“林彪死黨”，他自己也不後悔。他1975年、76年就被從衛戍區轉到了秦城，他也很絕望。賀部長也被送到秦城，後來聽賀部長講：“我進秦城，聽見監獄有人在大喊大叫，我一聽是王飛，哦，我不孤獨，秦城不是我一個。”後來我問過我父親，你在裡邊喊什麼呀？人家那都是些小戰士，你就不知道給人留下個好印象？您就不能表現得文質彬彬一點，有風度一點？我父親說，實在是不行，在裡邊我的監號可能是在最後一個，告訴我們這些人是政治犯。政治犯伙食有一定標準，應該是不錯的伙食，結果到他那什麼都沒有了，湯湯水水就遞過來了，他表示抗議，結果那個小戰士說：“你是反革命，給你這些就不錯了！”我父親說：“我不是反革命，我親手活捉過日本鬼子，你懂什麼呀你！”我們每個季度可以到秦城看他一次，他後來已經不是正常人了，身體非常虛弱，走路、說話都不行了。

1981年7月底。公審林彪和“四人幫”之後，王飛專案組來找我們，說把他“保外就醫”，讓我們四個子女簽字，我們不願意簽——我們在北京沒有家，沒有住的地方。他們說，你們只管簽字，沒地方住，我們代表中央，給你們安排一個地方。一個星期之後就出來了。他說出來和進去都感到非常突然。專案組通過海淀區在西三旗給安排了一間農民房，房租我們自己出。

我父親他們這些人很悲慘，不許叫自己的名字，保外就醫化名“王玉”，否則還不讓出來。只有叫王玉，藥費才可以報銷。後來我看賀龍當年也化名王玉，送火葬場，骨灰盒上寫着。我問公安部：你們是不是只有一個“王玉”的化名，誰倒霉就安在誰頭上？

直到1994年，總政給軍委打了一個報告，要把我父親交給空軍。當總政來人和我父親談的時候，我父親說：我王飛就是王飛，絕不叫王玉，你們愛叫什麼叫什麼吧，我以後一定叫王飛的名字。現在好在他恢復了王飛的名字，否則，他連自己的名字都沒有。軍委給他一個批覆，安排三居室的一套房子，每月300塊錢，看病在空軍總院，按照軍人團以下幹部待遇，免費治療。三居室安排了，在南苑，很遠，不方便。三百元一直到五、六年前，調到一千塊錢。他現在床上吃，床上拉，風燭殘年，沒有任何生活自理能力。保姆市場上，照顧這種人，月薪不低於三千塊錢，我們為了提高他的待遇，給中央、中央軍委、總政寫信，提要求，得到的答覆是：“已經處理，不再處理”。

我父親只是“九一三”受牽連中的一個，現在連對逃荒要飯的、打工仔，報紙都要呼籲提高人格尊嚴，送溫暖，但是“九一三”這批人槍林彈雨做過貢獻，又有誰關注過？我父親已經四次腦出血，人已經不行了。我想呼籲，還有一大批“九一三”事件的受牽連者，應該改變他們的處境，給以人格的尊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