感謝“文革”的五條理由

丁學良

今天是“四·五運動”40周年紀念日，雖然中國持續十年的所謂“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運動（簡稱“文革”）”的結束，是以1976年10月“四人幫”被逮捕為標誌的，但從某種意義上說，“四·五運動”是“文革”結束的一個先聲。

今年是中國重大事件“雙紀念”的特殊年份——正式發動文化大革命50周年紀念，和正式結束文化大革命40周年紀念。雖然在“文革”發動和結束的核心地區，這兩大紀念日都被歷史虛無主義掃蕩得罕見蹤影，在全球其它地區，卻有層出不窮的中文外文評論發表。這些文章的史料價值和評判立場各各有異，但似乎缺少了一個很重要的維度，那就是客觀評價“文革”的巨大正面後果，這裡的“客觀”是指避免極左的或極右的立場。

筆者在此整理出幾條理由，來解釋為什麼我們中國人要衷心感謝“文革”，依據的是歷史長時段的冷靜回顧，主要是1970年代末至1980年代末的全中國上下各級的反省，那是最真切和豐富的時段。以下的羅列順序只是為了行文的方便，並不意味着前面的一條理由就比後面的幾條更重要。

至少有五條重要的理由

我們要衷心感謝“文革”的第一條理由，是它讓絕大多數中國人終於明白了，對中國傳統文化尤其是其中蘊含的倫理道德，不能否定得太徹底。中國知識界對中國傳統文化的批判，從十九世紀末起就一波波不間斷，但只有1949年以後，才進到由強大的國家政權動員組織全民來批判本民族的傳統文化、且任何人為之辯護都可能被打成政治犯的嶄新階段。否則，“文革”期間子女公開批鬥乃至肉體折磨父母的事不會那麼普遍。到此地步，社會不再是人間世界，而是倒退至“人對人像狼一樣”的野蠻狀態。

近年來中國官方大力推動恢復傳統文化，其實是不必要的，因為在任何一個正常社會裡，人們對本民族的傳統都會有適度的尊崇和揚棄。徹底否定本民族傳統的異常行為，只能發生在政治極端主義體制下。只要政府不去強力干涉，民間一定會有多種多樣承繼、發揚、轉換傳統文化的智慧和途徑。

我們要衷心感謝“文革”的第二條理由，是它讓絕大多數中國人明白了，剷除資本主義等於是經濟自殺。1949年以後的中國經濟政策是步步壓制資本主義活動的空間，到了“文革”就進入“割資本主義尾巴”的最後階段。1976年以後凡是出訪外國的中共領導人，都震驚於資本主義國家的繁榮。更讓他們難受的，是同為華人社會的港台新加坡，都比中國大陸富裕許多倍，而且多半是在“文革”期間經濟騰飛的，儘管它們那時也不是議會民主的政體。過去二三十年裡演化出的所謂“政治權力壟斷+經濟自由半開”的中國模式，就是這麼受啟發而源起的，成為中國官方喉舌向海外推展的“中國特色”核心板塊（參閱丁學良：《中國模式：贊成與反對》，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2014年增訂版第2章）。

我們要衷心感謝“文革”的第三條理由，是它讓絕大多數中國人明白了，滾動式的互相揭發、無情鬥爭等於是政治上的集體自殺。“文革”中被殘酷批鬥的幹部和黨團員，大部分都是以前歷次運動中無情揭發批鬥別人的積極分子。他們本以為自己過去當過革命打手，就戴上了“鐵帽子”永遠受保護。他們沒有想到的是，“這場文化大革命，是革過去革過別人命的人的命！”林彪這句精確無比的話，講明了不斷革命、永遠革命的動力學。輪番迫害過他人的人，被更多的他人輪番迫害，終於把90%以上的人統統弄成了程度不等的受害者。於是，1976年後，聽到下一輪迫害的動員令，越來越難以形成“上面一呼，下面百應！”“全黨共討之，全民共誅之！”（林彪語）的紅潮。

我們要衷心感謝“文革”的第四條理由，是它讓絕大多數中國人明白了，中國不能自絕於世界文明主流，關起門來胡亂瞎搞。近代中國本是對外交流逐漸寬鬆，得此之便，全人類文明的多樣元素涓涓細流侵潤華夏，從沿海到內地。這個大門在“文革”前已經狹窄異常，1966年起就完全關閉。於是多元、寬容、隱私、人道、人權、法治等等的現代文明要素，統統被塞進“西方資產階級意識形態”的籮筐掃進垃圾堆。正是在這種“革命原教旨主義”的大環境裡，不但學習外語、閱讀外國書籍是思想犯罪，而且對思想犯判死刑、不注射麻藥就生生割喉也成為順理成章的“革命措施”（陳少京：“張志新冤案還有新的秘密”，《南方周末》2000年6月16日第10版）。多虧了“文革”對無數人施加的非人待遇，才使得人道主義、人權、法治這些人類文明和社會進步共推的價值，從官方的黑名單上解放出來，納入中國的法律和文件。儘管落實起來步步艱難，至少今天它們不再是官媒每日大批判的靶子。

我們要衷心感謝“文革”的第五條理由，是它讓絕大多數中國人明白了，領袖的權力不能是毫無限制、隨意濫用的。中國的民眾、知識分子、官員，絕大多數歷來對最高統治者的權力照單接受，並且還常為其作合理化的辯護（參閱胡德平：《中國為什麼要改革》，北京：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第99-111頁）。毛澤東的特別權力自1943年中共政治局“三月會議”期間初步確立後，一旦遇到黨內同志的質疑，就以“革命需要”的理由順利過關通行。一直通行到“文革”中，把當年推舉毛為“黨皇帝”、對毛進行個人崇拜的團隊（劉少奇、彭真為首）碾碎為止，黨內高層才猛然醒悟；1967年“二月逆流”中陳毅的牢騷就是因此而發的（《文革名人：徐景賢最後回憶》，香港：星克爾出版社2013年版第126-129頁）。你只要讀讀1976年後眾多中共老幹部的談話和回憶錄，就會感受，他們是如何的痛切反省——他們是自己拼命賣力“造神”運動的可悲犧牲品。

全國達成共識的基礎

以上五條在筆者親身參與和觀察的視野里，是構成1976年以後十多年期間中國上下共識的基礎。若缺少了這些普遍分享的可貴認知，中國不可能從政經皆近乎崩潰的邊緣，那麼快就跨過深淵，邁入開放改革的復興正道。那個時段，中國有幾條不成文的“禁忌”，上下都不願意悍然打破，它們涵括政治、意識形態、經濟、社會管理、教育、文化、對外交往諸領域，生怕一打破又回到“文革”的深淵——那是幾乎所有官民的共同地獄，他們都還記憶猶新，不用提醒。

假如上述共識的內容被寫進普通學校的教科書，納入黨校的訓練大綱，編成公民讀物，當今中國的很多難題，都不至於在這麼低的水平上模糊出題、反覆爭吵。因為當今惑人和爭吵的諸多問題，當年大體上已經弄清楚了。可惜自1990年代初以來，以上共識所依賴的苦痛經驗和反思，被持續地淡化和火化，以至於到了近些年裡，中國內地一些說法和做法，似乎依然沒有吸取十年“文革”的教訓。

物極必反，絕地易道

讀了本篇評論，可以預見有些讀者的反駁會很猛烈：為了以上那樣的共識也要衷心感謝“文革”？那些只不過是現代社會的普通常識，難道不搞十年“文革”，人們就達不到那樣水平的認識嗎？

對此我只能回答：確實，它們不過是現代社會的普通常識。可是在那個時代中國的特殊條件下，如果不是最高領袖帶領一幫人折騰多年，一直把那條起初有着最美好許諾的路子走到底，窮盡其一切的可能，最終殃及到絕大部分掌權者和普通百姓的根本利益，全國上下就達不到那樣強烈的共識。在1966年之前的中國社會裡，早就有少數人具有那種洞見，可惜社會條件並沒有提供給他們常規的平台和渠道去傳播。只有讓“文革”期間每日每時的殘酷現實當教員，才能啟蒙億萬幹部和群眾。在正常的社會裡可以通過正常程序及渠道主動展示的政治經濟常識，在不正常的社會裡，只能通過不正常的過程來被動展示。為此，我們要否定“文革”，又要感謝“文革”。沒有“文革”導致那些神話的無法掩蓋的公然破產，也許我們中國人連今天這樣有限富裕和有限自由的生活都過不上。

“文革”的諸多正面積極後果，歸結為一點，就是告訴全中國的幹部和民眾，那條政治經濟極端主義和意識形態原教旨主義的道路，無人可以走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