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康生的一句話，到走訪徐明清

1975年秋，重病纏身的康生，已感到將不久於人世。當王海容和唐聞生前去看望病重中的康生時，他說有重要情況要轉告毛主席，康生說江青歷史上有問題，是叛徒，知情者可找王觀瀾（徐明清的丈夫）、徐明清。

1976年10月，“四人幫”被粉碎。在清理江青檔案時，發現有一份延安時期徐明清為江青寫的證明材料，有關部門據此懷疑徐明清與江青關係密切，互相包庇，徐明清被捕入獄。

1977年3月6日，中共中央以10號文件的形式，對徐明清和江青的關係加以定性。在這個“紅頭文件”定性之下，徐明清被關押到秦城監獄，坐了兩年多冤獄。

1978年十一屆三中全會後，在撥亂反正和糾正冤假錯案的大潮下，徐明清才被釋放出獄。後由黨組織為她徹底平反，撤銷其叛徒罪名，重新澄清了她與江青的關係。

然而，在20世紀80年代初，一位中共高幹的夫人以真名和筆名陸續出版了多本有關江青的傳記：《江青野史》、《女皇夢——江青外傳》、《江青秘傳》、《無冕女皇》，其中都把徐明清污衊成叛徒、與江青關繫緊密的死黨，使徐明清的聲名再蒙陰影，造成了惡劣的社會影響。這讓晚年的徐明清再度遭受到極大傷害，被迫與那位作者對簿公堂。

那麼，徐明清到底是怎樣一個人？她早年是怎樣與江青結識的？她們之間究竟是什麼樣的關係？在數十年曲折的人生歷程中，她們各自走了一條什麼樣的路？

為此，我們曾專程來到徐明清的寓所，拜訪了這位歷經風雨的老人，聽她講述自己那漫長坎坷的人生歷程。

在“晨更工學團”初識江青

1911年5月，徐明清出生於浙江臨海縣山區的一戶普通農家。小學畢業後，徐明清考入台州女子師範學校。1926年，加入共青團，後又轉為共產黨員。

1928年，徐明清考入了陶行知在南京創辦的曉莊師範學校，成為陶行知門下一名得意弟子。

1930年，曉莊師範被國民黨當局強行查封，陶行知被迫逃亡日本。徐明清輾轉於江蘇、安徽和她的家鄉，在各地開辦小學和婦女識字班。

1932年10月，徐明清受陶行知委派，參加了“晨更工學團”的創辦，並成為負責人。當時“晨更工學團”是個公開、合法的教育團體，設有幼兒園、小學、特別班，以及農民、工人、店員識字班。

當時，上海的左翼“教聯”、“社聯”、“劇聯”以及“左聯”等組織，都紛紛派人參加“晨更工學團”的工作。“左聯”派出的是陳企霞，“劇聯”派出的是田漢的弟弟田沅。正因為田沅跟“晨更工學團”有如此密切的工作關係，所以在後來的一天，他把江青安排到了這裡。

徐明清記得，一天，田沅陪着一位山東姑娘來到“晨更工學團”。她細高個子，穿一件藍布旗袍，長得俊俏，性情活潑。這姑娘就是後來的江青，而當時的名字叫李鶴。

徐明清那時的名字叫徐一冰，雖然她只比江青大三歲，但政治上卻比江青成熟得多。

田沅介紹說，李鶴剛從山東來上海，想在“晨更工學團”謀點事。徐明清看江青不僅識字，還會唱歌、演戲，“晨更工學團”當時正好缺教員，徐明清就把江青留了下來。最初，徐明清分配江青在店員識字班當教員，教唱歌，輔導店員識字、讀書。

當時“晨更工學團”里的女教員不多，只有徐明清、江青和一個名叫李素貞的寧波姑娘。她們三人同住在那座小樓頂上的閣樓，每天爬着竹扶梯上下。小閣樓上只有一扇窗，沒有床，三個姑娘在地板上鋪了草蓆就可以睡覺。

三個女教員的關係很融洽，彼此稱呼都很親切。江青叫徐明清“一冰”，徐喚江青“小李”，而對李素貞，徐明清和江青都稱呼“寧波李”。

江青的身世和來由之謎

天天生活在一起，徐明清和江青慢慢熟悉起來。當時江青一頭短髮，從不塗脂抹粉。徐明清記得，江青那時很活潑，教唱歌、演戲，跟女友們相處得不錯。

可是一回到小閣樓里，江青往往就判若兩人，常常獨自唉聲嘆氣，久久凝視着北方，一言不發。徐明清看出她有心事，但又不便直接問她。有時，江青從身邊掏出一封信，細細地看，看完又收起來。

很偶然，有一次這封信掉在了小閣樓的地板上，徐明清拾了起來。出於好奇，也出於關心，她打開了這封信，一邊看，一邊不由得大笑起來。

許多年過去了，但徐明清仍記得，那封信的開頭稱呼是“進子”兩字（江青原名李進孩，又叫李進），落款是“小俞”。雖然時隔70多年，信的原文大多不記得了，但信中有一句，徐明清印象很深：“你是我心中的太陽。”一看這封信，徐明清明白了江青為什麼苦悶。

當徐明清把信交還給江青時，問起了“小俞”，江青也道出了心裡話。“小俞是我的愛人。這封信，是我們談戀愛時，他寫給我的。我們結婚以後，他被捕了，我不知道他現在究竟在哪裡，非常想念。”

徐明清好言勸慰了江青一陣，要她不要過分擔憂，一切都會好起來的。但當時徐明清對江青的身世和來“晨更工學團”前的經歷並不清楚，後來才知曉了這些。

1914年，江青出生於山東諸城東關一個手工業者家庭，乳名李進孩。上小學時，校長給她取名“李雲鶴”。她父親李德文以木匠為業，在縣城開了個木匠鋪。李德文娶了兩個妻子，李雲鶴為庶出。

1926年，江青的母親帶着12歲的女兒投奔親戚，後隨親戚來到了濟南。為了長久生計，江青在濟南報考了山東省實驗話劇院，並學習了話劇和古典音樂等。在這裡，她結識了當時頗具聲望的劇院院長兼青島大學教務長趙太侔。一年多後，在北平演出受挫的江青不得已返回濟南，通過趙太侔的關係，進入青島大學圖書館當了一名管理員，同時在中文系旁聽。

就在這時，青島大學物理系的一個19歲男生，走進了江青的視野，他就是趙太侔的妻弟俞啟威。

趙太侔之妻俞珊，是當時中國話劇界的明星，“南國社”成員。學了一段話劇表演的江青對俞珊很羨慕，經常去看望、請教俞珊。在俞家邂逅了俞珊的弟弟俞啟威，並和他墜入了愛河。

“九一八”事變後，中國各地掀起了反對日本侵略、反對蔣介石“不抵抗主義”的浪潮。俞啟威領導青島大學的學生參加罷課、去南京請願，成為青島學運的領袖人物，並加入了中國共產黨。

俞啟威的行動直接影響了江青，她的思想也漸漸趨向激進，不久也加入了青島左翼演員同盟——“海鷗劇社”。這時，俞啟威和江青從熱戀轉而同居。

此後不久，俞啟威擔任了青島大學中共地下支部的書記，後來又擔任了中共青島市委宣傳部部長。1933年2月，經俞啟威介紹，江青加入了中國共產黨。7月，由於叛徒告密，俞啟威被逮捕，江青被迫逃往上海。

到上海後不久，江青便向與田漢熟識的俞珊請求拜見田漢，並投奔到田漢的門下。

在田漢家暫住了些日子後，田漢讓他的弟弟田沅照顧江青。田沅向哥哥建議，把江青安排到“晨更工學團”去工作，江青也同意了。於是，才有了田沅陪同江青來“晨更工學團”的一幕。

1933年冬天，一位穿棉袍的青年來到“晨更工學團”找李老師，他就是剛從監獄被保釋出來的俞啟威。俞啟威來到上海，並從姐姐俞珊那裡得知江青的信息，便徑直來找江青。

徐明清見江青和俞啟威相親相愛，又無處安身，就想方設法給他們讓出了一個房間，讓她們暫時有個棲身之所。後來，俞啟威找姐姐幫忙，在靜安寺附近租了一間小屋，他和江青一道搬了過去，但那時江青仍在“晨更工學團”教課。

兆豐公園，江青遭遇第一次被捕

1934年初，徐明清等組織“晨更工學團”的教員、學員參加了抗日救亡的遊行示威，引起警方注意。俞啟威很快意識到有再次被捕的危險，於是決定和江青一道離開上海去北平暫避。徐明清由於身份暴露，也很快離開了“晨更工學團”，去上海浦東辦女工夜校。

俞啟威和江青到北平後，曾在幾所大學當旁聽生。但沒過多久，因生活難以維持，江青就獨自返回上海來了。

江青回到上海時，徐明清已去浦東的女工夜校工作。經基督教女青年會勞工部的介紹，江青被安排在該會在小沙度路辦的一個女工夜校里當教員。

正是這次在上海期間，江青遭遇了她人生的第一次被捕。

據徐明清回憶，江青是在和人接頭時被捕的。

有一天，江青走在街上，忽然看見一張熟悉的面孔，她驚呆了！那人也認出她來，喜出望外。

此人名叫樂於泓，平常大家都叫他“阿樂”，是中共地下黨員，當年在青島和俞啟威、江青一起參加革命活動。在俞啟威突然被捕時，是阿樂幫助江青逃出青島，送上船的。

他鄉遇故知。形單影孤的江青見到阿樂自然非常興奮。她當即和阿樂找一僻靜處細談。此時阿樂擔任共青團中央的交通員，公開身份是一家郵局的出納員。此後，他們有了比較多的往來。

1934年9月的一天，江青請阿樂為女工夜校的演出拉琴，兩人約好在兆豐公園見面。然而這時，阿樂已被特務跟蹤。

兆豐公園即現在的中山公園。那時，公園有兩個門，其中一個門一出去便通往英租界。阿樂在跟江青見面後，發覺有人跟蹤，知道情況不妙，當即與江青分開走。阿樂熟悉那裡的環境，飛快地從那個通往英租界的大門出去，進入租界，甩掉了特務。

江青沒有阿樂那麼幸運，被特務在另一個大門口截住，從而被捕。

在看守所里，江青遇到了一名她教過的學員，此人在江青被捕後十多天即獲釋。江青托她帶口信給基督教上海女青年會勞工部總幹事鍾紹琴，鍾紹琴很快把消息告訴了徐明清。

江青被捕後，既無叛徒指證，也沒有任何證據，被關押了兩個月，警察局經數次審訊後，認為從她身上得不到任何有價值的口供，遂允許保釋。

當時正式出面保釋江青的是上海公共租界華人教育處處長、中國著名教育家陳鶴琴，以及公共租界公董局的何德奎。有了他們出面保釋，1934年冬，江青得以釋放。

徐明清帶出獄後不久的江青回到浙江老家，並為她看病

江青被保釋出獄後不久，徐明清收到了俞啟威從上海寄來的一封信。原來俞啟威從北平又回到上海，住在親戚家裡，江青也暫住那裡。俞啟威在信中說，江青出獄後心情一直很沉重，鬱鬱寡歡，希望徐明清能去看看她，並留下了他親戚家的地址。

徐明清向組織上徵求意見，在得到組織的同意後，徐明清去了俞啟威的親戚家。在那裡，徐明清見到了俞啟威和江青。當時江青無處落腳，無奈之下只得在這裡借住。

徐明清見到江青時，發現她的身體狀況非常不好，正在發低燒，臉色很難看，還有點神經質，說話聲音忽高忽低，時快時慢。顯然，她是在獄中受到了刺激，精神有點不大正常。因剛剛被保釋，她還得定期向警察局匯報自己的情況。

就在這時，徐明清接到了家中的電報，母親病重。徐明清向組織上告假，回鄉探望母親。組織上說，你把李雲鶴也帶上吧，避一避風頭。

於是，徐明清買了兩張船票，帶江青離開了上海。走的那天，俞啟威到碼頭送她倆上船……

徐明清的父親是位中醫，家中有幾畝薄地，幾間小屋。母親雖得了傷寒病，但精神尚好。在故鄉，徐明清和江青同住一間小屋。

江青初來時，每天仍發低燒，雙頰紅暈，不停地咳嗽。徐明清請父親為江青看病，經父親診斷，說她得了肺癆。

徐明清的父親給江青用了一些中草藥後，江青的身體漸漸有了好轉。正巧，徐明清有一堂侄回家結婚，他是北平醫學院西醫專業的學生，徐明清也請他為江青看病。他說江青確實得了肺癆，要徐明清到縣城給江青買一些西藥。就這樣，經過中西醫結合治療，江青的身體康復很快。

在那段日子，徐明清每天中午陪江青出去散步，曬太陽，江青閒時就打打毛衣，聊聊在上海的人和事。江青還和徐明清談起了許多她小時候的故事，也講她學戲演戲的辛苦和趣事，還講到了她和俞啟威如何認識和熱戀的。就在這樣散淡嫻靜的日子裡，江青的心情一天天開朗起來，身體也很快恢復起來。

俞啟威不時給江青寄來書信，談他的想法和打算。從信中，江青得知俞啟威已去了北平。

一天，江青又接到了俞啟威的信。信中說，如果她身體精神比較好的話，希望她赴北平和他一起過年。江青看到這封信後很愉快，便找徐明清商量，說自己現在身體已經恢復了，想離開這裡去北平找俞啟威。還希望徐明清能和她一起先去上海。

當時就要過年了，母親的病還未痊癒，因此徐明清想，還是留下來照顧母親，並陪伴母親過完年再說。

這樣，江青只好單獨離開臨海縣。她沒有路費，俞啟威也沒有寄錢來，徐明清從家裡給她拿了一些路費和路上吃的乾糧，並一直把她送到了臨海汽車站。

江青走後，從北平給徐明清來過信，告訴了她在北平的地址。

一個多月以後，徐明清見母親的身體已基本康復，便也離開故鄉前往上海。

因叛徒出賣，徐明清突然被捕

1935年春節後，徐明清從家鄉回到上海，繼續主持浦東女工夜校的工作。

4月中旬的一個星期天，徐明清前去參加“教聯”常委會。“教聯”的負責人之一丁華告訴她：“老莫叛變了！”徐明清這才想起在“晨更工學團”時，曾跟老莫有過工作聯繫。

為防萬一，徐明清將女工夜校的工作，以及黨的關係作了移交，並把一些進步書籍轉送到夜校女工徐佩玲的家裡，準備隨後轉移。

然而就在徐明清轉移的前一天，老莫露面了。他帶着上海市警察局的人來到徐明清的住處。就這樣，徐明清被押走了。

徐明清被押解到警察局後，老莫一口咬定她是中共黨員，徐明清矢口否認，並大罵老莫陷害好人。說到氣憤處，竟撲過去與老莫廝打，特務們一擁而上，將徐明清架走毒打了一頓。

在陶行知及組織的大力營救下，1936年6月，徐明清被釋放出獄。但由於在關押期間受到嚴重摧殘，她的身體極度虛弱，全身出現浮腫，組織上允許她回家鄉治病休養。兩個多月後，徐明清病癒後再次回到上海。

這次回上海，徐明清先見了“教聯”和地下黨的負責人丁華和王洞若。他們告訴徐明清，現在西安的地下黨東北軍工委急需加強力量，上海工委已決定派四名同志前往那裡工作，徐明清也在其中。

徐明清愉快地接受了組織的安排。臨離開上海前夕，徐明清決定去看看江青。因為她聽說，自1935年春天江青第三次來上海後，化名藍苹，因演《娜拉》一炮走紅，後跟電影名編劇、劇評家唐納戀愛、結婚，成了上海演藝圈的明星，名氣陡增。而過了一段時間，俞啟威回到上海後，她與俞啟威相見後又舊情復發，感覺十分內疚和苦悶，遂與唐納鬧起了離婚。她離滬北上追隨俞啟威，唐納追到濟南，以自殺殉情，後被救。江青在此之後返回濟南，兩人遂攜手返回上海。

因為不斷看到有關江青的傳聞，徐明清很是困惑：“一年多沒見，難道江青的生活真的變得如此快？”

那天，徐明清來到了江青的家。她來時碰巧江青不在，是唐納接待了她。

徐明清告訴唐納，她是藍苹的朋友，叫徐一冰，明天就要離開上海了，如果藍苹有空，約她明天到火車站見一面。說完，她還給江青留下了一張字條。

第二天，在上海火車站，一輛即將開往西安的火車停靠在月台上，徐明清正在和前來送行的浦東女工夜校的學員們話別。但徐明清期待的江青卻一直沒有露面。也許“名演員”太忙了吧，徐明清想着。

直到火車快開時，才見急匆匆跑過來一個女人。徐明清仔細一看，認出她就是江青。可江青此時的樣子和徐明清想象中的相去甚遠，她非常瘦，而且臉色蠟黃，根本不像一個正走紅的明星。

“一冰，你上哪兒？”江青問道。

“我去西北。這一去，不知何時再見面了！”徐明清回答。看着江青那副黃瘦的模樣，徐明清隨後特意叮囑她要多注意身體。

誰知江青聽了她的話後，長嘆了一口氣，只說了一句：“真是一言難盡啊！”

博古批准了江青去延安

徐明清到了西安後，才得知她所要接頭的那位同志已經被捕。她只好先通過自己的關係，暫且安頓下來。接着，找到了一份工作，擔任西安北大街幼稚園的園長。這時，她不再叫“徐一冰”了，改名“徐明”。

西安事變後，徐明清被調到新成立的中共西安市委，任市委委員兼婦女工作委員會書記，並負責與八路軍駐西安辦事處聯繫。因此，她與當時在辦事處工作的鄧穎超、葉劍英、危拱之、蔡樹藩等人成為同事。

1937年7月下旬的一天，一輛黃包車停在西安北大街幼稚園的門前，從車上下來一位穿着旗袍、打扮入時的女子。她拎着一隻小皮箱，說是要找徐老師。

徐明清聞聲從房間走出來，見來人後不禁吃了一驚，原來來者正是江青。

上海一別轉眼就一年了，徐明清發現江青的氣色好了一些。江青說她此次北上就是專為找她。徐明清遂讓江青先在幼稚園住下，並詢問她將來的打算。

“我想到延安學習，想請你幫我找個關係進去。”江青說道。

“你從上海帶介紹信來了嗎？”徐明清問道。她所問的介紹信，是指中共上海黨組織的介紹

江青搖搖頭，說：“有你在，會有辦法的。”

由於江青拿不出組織證明，徐明清就對她說：“你還能找出什麼證明你身份的東西嗎？”

江青打開小皮箱，從裡面翻出了一本影集，說：“這本影集或許能證明我的身份。”

徐明清翻開她的影集，上面有一些她演的進步話劇、電影的劇照，如《娜拉》、《王老五》等等，表明她確實是一個進步青年，要求到延安是可以理解的。

徐明清把江青的影集收了起來，囑咐她不要着急。

不久，徐明清把江青的情況和要求向危拱之作了匯報。危拱之表示可以把江青帶到辦事處談談。於是，徐明清和江青乘坐一輛黃包車，去了設在西安七賢莊的八路軍辦事處。

她倆到了辦事處後，徐明清看到鄧穎超正在辦公，便把江青介紹給鄧穎超。江青遞上了她的影集，鄧穎超一面翻看影集，一面打量江青，說：“你就是上海電影界的明星藍苹啊！”

接着，鄧穎超說：“這事由博古同志管，他今天正好不在，你們先把影集留下，過兩天再來吧。”

過了兩天，江青單獨去了一趟八路軍駐西安辦事處。傍晚回來時，她告訴徐明清：“博古同志跟我進行了一次長談，我把自己的情況向他仔細匯報了。我提到了小俞，他便答應了。”

不久，江青就搬到了八路軍駐西安辦事處去住了。

7月下旬的一天，江青坐着黃包車來到幼稚園，她欣喜地對徐明清說：“一冰，博古同志通知我，明天就去延安！”

據江青自己後來說，她是搭乘一輛運米的卡車從西安出發的，途中遇大雨，道路不通，等了好幾天仍無法通車，只得改為騎馬，十分艱難地到達了距延安80公里的洛川。趕巧的是，她到時，中共中央政治局正在那裡開會。

據毛澤東的秘書葉子龍後來回憶，江青到洛川的那晚，正好中央洛川會議結束。經八路軍留守兵團司令員蕭勁光和夫人朱仲芷介紹，江青認識了葉子龍，後來江青見毛澤東也是朱仲芷介紹的。

到延安後，江青被安排在延安的第三招待所暫住。登記時，她不再寫“藍苹”，而是寫經過深思熟慮後為自己起的一個新名字“江青”。

到延安後的第二天，朱仲芷帶着江青來到毛澤東的住處，毛澤東在院子裡同她們談了話。這次，是江青和毛澤東第一次正式見面。

按組織要求，徐明清為江青寫證明材料

1937年9月中旬，就在江青進入延安後一個多月，徐明清接到中共中央組織部的通知，調她到中共中央黨校學習。這樣，她也離開西安，和10多位幹部一道，步行了10多天，到達延安，住在中央組織部招待所。

第二天，徐明清去報到時，遇到了闊別多年的同鄉王觀瀾。當時他擔任中央組織部組織科科長。由於同鄉之情，又志同道合，兩人經常交往談心，越走越近。1937年底，徐明清和王觀瀾在延安結婚。毛澤東、張聞天、李富春、蔡暢等應邀參加了他們的婚禮。婚禮很簡單，只是請客人們在延安的“合作社”吃了頓飯。

結婚前，徐明清用的名字是徐明。徐明清說，有的書中說她是和江青一起改名，一道混入延安的，那真是無稽之談。她來延安是組織調動的，來延安時介紹信上的名字還寫的是徐明，只是因為在中央黨校學習時同班有個重名的男學員，她才改名“徐明清”的。

徐明清到延安後不久，江青來組織部招待所找過她。當時組織上派江青到農村搞調查，她從農村調查回來後，還給徐明清念過一首打油詩：“陝北好地方，小米熬米湯，蚊子虱子成了王。”以此來形容當時延安生活條件之艱苦。江青從十里洋場的大上海來到生活艱苦的延安，並下到農村鍛煉，表現還算不錯。

後來，江青要求到抗大學習。她在自己寫的材料中說明，她本人於1933年在青島加入共產黨。但她卻沒有黨的組織介紹關係和證明人材料。因此，組織上要對她作進一步審查。

當時，中央組織部為證實江青的黨籍問題，要求接觸過她的人寫出證明材料。組織上曾找過徐明清和其他人，請他們各自寫出證實江青情況的材料。徐明清說，她是當時為江青寫證明材料的人員之一。

徐明清就自己在上海、臨海、西安與江青的認識和接觸情況，如實地寫了一份材料。這個證明材料證明了江青在上海、臨海、西安的經歷，證明她曾參加過中共領導下的一些進步活動，證明她參加過共青團，參加過黨的外圍組織“劇聯”和“教聯”。但在徐明清和江青接觸時，並沒有人告訴過她江青是中共黨員，所以她的這份材料中根本沒有提及江青參加過中國共產黨、在上海是一名有組織關係的中共黨員之類的文字。

這份材料被存入了江青的檔案。沒想到若干年後，這份材料竟成了指控徐明清包庇江青混入延安、混入黨內的憑據，並因此讓她坐了兩年多的冤獄。

那麼江青在延安何以恢復了黨籍，這其中又有什麼內情呢？

據徐明清回憶，江青進入延安後，曾在關於自己入黨經過的材料上，寫明入黨介紹人是黃敬（即俞啟威）。於是，黨的組織部門通過地下交通，去函向黃敬了解。黃敬寫了證明材料，證明江青是由他介紹入黨的。黃敬是江青入黨的第一權威證明人，而且黃敬當時已成為黨的一名高級幹部，他的證明材料，應是很有分量的。

王觀瀾夫婦受邀參加毛澤東和江青的“婚宴”

經過兩個多月的審查，江青的黨籍問題由於黃敬的證明，最終得以解決，她本人也於1937年11月進入抗大學習。

在抗大學習期間，江青和毛澤東有了頻繁接觸。她經常以向毛澤東請教問題為由，到毛澤東住的窯洞來作客。很快，江青和毛澤東戀愛的消息便在延安不脛而走。

據徐明清回憶，就在那一階段，組織上又一次找到徐明清，向她了解江青的情況。這次了解的重點，是江青在上海時各方面的表現。徐明清根據當時的傳聞推測，這大概是為了江青和毛澤東的婚事。

徐明清向組織交談的內容，與她為江青寫過的證明材料大體上相差不多，但她還是實事求是地講了自己所聽說的江青在上海時的那些事。

1938年4月，延安魯迅藝術學院成立時，江青從抗大調到了魯藝，在那裡擔任戲劇教師。1938年8月，江青又接到一個重要調令，調她到中央軍委辦公室當秘書，實際上就是到毛澤東身邊工作。對於江青來說，這是至關重要的一步。從這以後，她和毛澤東就生活在一起了。

由於當時處在戰爭年代，江青和毛澤東結婚並沒有舉行比較正式的儀式。

據葉子龍回憶，1938年的一天，賀龍來延安，在與毛澤東談完工作臨出門時，半開玩笑地對毛澤東說：“主席，結婚大喜，也不請我們喝酒？”毛澤東隨即對身邊的葉子龍說：“子龍，你辦兩桌飯，讓他們吃一吃。”

葉子龍隨即籌辦好了酒菜，毛澤東邀請了朱德、周恩來、賀龍、王若飛等人。

葉子龍後來向筆者講述這件事時，說毛澤東因結婚請吃飯共有兩次。在賀龍等之後，又請了一次，徐明清和丈夫王觀瀾在第二次被邀請者之列。

那天，一起被邀請的，還有張聞天、李富春、蔡暢、羅瑞卿等，江青坐在毛澤東身邊，殷勤地為客人們敬酒夾菜。

建國後，江青一直以領袖夫人自居，養病賦閒，過着養尊處優的日子。王觀瀾夫婦再不能像延安時那樣，可以經常出入毛澤東、江青的住處，一起聊天談心了。

1966年“文革”爆發，江青一躍成為中央文革小組的副組長，成為政治舞台上炙手可熱的人物。而徐明清則因在1935年4月曾被國民黨特務抓捕，成了“審查對象”，不容她闡明、申辯。1972年，徐明清被定為“叛徒”，開除出黨。此後，她多次向上級反映實情，但都被指斥為態度不老實。

在無可奈何的情況下，徐明清想到，江青此時已是中央政治局委員，有很大的影響力，她對自己被捕的情況是有所了解的。於是，她在1973年6月2日給江青寫了一封信。她寫道：“30年代我在上海參加革命活動的總的情況，想您是有印象的。我的一生所作所為，想您大體是了解的。”她希望江青能如實作證，推倒扣在她身上的叛徒罪名。

第一封信沒有回音，徐明清想是江青沒收到，於6月19日又寫了一封，但依然石沉大海。到了11月份，徐明清再次提起筆，給江青寫了第三封信，懇請她能本着實事求是的精神，為自己的歷史作證。

然而，徐明清的希望還是破滅了，江青對她的請求根本未置一詞。徐明清的家人說，以當年徐明清曾照顧過落魄時的江青這種關係，如果江青看到了那幾封信，卻不予理睬的話，實在是說不過去的。

結果，在“文革”那一段慘痛的日子裡，徐明清始終過着挨斗、受批的生活。

江青檔案里的證明材料，成了徐明清入冤獄的禍根

1976年10月6日，“四人幫”被隔離審查。

然而，讓徐明清萬萬沒有想到，她竟會於此際突遇大禍，蒙受了一場更為不堪的冤屈。

中央專案組開始審查江青的歷史和罪行時，從江青的檔案材料中發現：20世紀30年代在上海“晨更工學團”時，徐明清曾是江青的領導，兩人有過一段來往；1937年在延安時，徐明清還為江青寫過一份證明她在上海參加過革命活動、表現進步的材料。

於是，專案組通過公安部找到了徐明清，要她揭發江青的罪行。徐明清記得，在那幾天裡，一位副部長帶着一個書記員，每天乘一輛灰色吉姆車來王觀瀾家，一談就是一上午，非常嚴肅，連口水也不喝。他們要求徐明清站在黨的立場上，揭發江青的歷史問題。

但徐明清認為自己並不知曉江青的歷史問題，無法作出揭發。她的態度是，無論對待什麼人，都應該實事求是，自己不知道的不能亂說，不能不顧事實去造謠捏造。

就此，有關方面以“幫助江青混入革命隊伍，給江青寫過信，長期包庇江青”的罪名，將徐明清正式逮捕，關押在一個至今她和她的家人都弄不清楚的地點。

徐明清寫下的材料，被審訊人員認為是“客觀主義”，不老實，總也通不過。每次談完話，那些人都放下幾張紙，讓她繼續寫。幾輪下來，他們仍沒有得到他們想要的結果。這些人急了，大聲訓斥徐明清：“你這個人，不吃敬酒吃罰酒。讓你寫江青怎麼叛變的，你寫了不就沒問題了嘛，不就可以放你回家了嘛！”

徐明清說道：“江青被捕和我不在同一時間、同一地點，我並不清楚她被捕後是否叛變，更不知道她叛變的細節，我怎麼能寫呢？我也寫不出來啊！”

於是，審訊人員對徐明清實行“車輪戰”，一天提審數次，白天黑夜不讓她睡覺。如此的精神和肉體摧殘，巨大的政治壓力，折磨得徐明清頭腦暈痛，握筆顫抖，幾乎神經錯亂。

1977年1月8日，徐明清被迫寫下了一份交代材料。

徐明清萬萬沒料到，兩個多月後，她寫的那份材料竟被影印收入一份“紅頭”文件，即《關於王洪文、張春橋、江青、姚文元反黨集團罪證》（材料之二）之中，並於1977年3月6日印發全國。文件的按語中說：

1933年秋，江青在上海“晨更工學團”當教員時，就與當時“晨更”的負責人徐明清關係非常密切，後來兩人先後被捕，自首叛變。她們1937年混入延安前就訂立攻守同盟，長期互相包庇……同年10月，她隱瞞了自首叛變的歷史，由徐明清出面作假證明，鑽進黨內。

正是這樣的一份中央文件，讓徐明清的名譽掃地，蒙受冤獄，而且在黨內和社會上造成很大的影響。

14年後，徐明清終於得到了徹底平反

1978年12月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後，一部分了解徐明清歷史的老同志不斷為徐明清鳴冤。胡耀邦擔任中央組織部長後，着手清理冤假錯案，他在一次報告中尖銳地指出：“四人幫”粉碎後，我們還在搞“左”的那一套，還亂抓人。現在要趕快放。他一口氣說了20多個被亂抓的人名，其中就提及了徐明清。

不過，徐明清一案，直接涉及“四人幫”首犯江青，且她所寫的材料還上了“紅頭”文件，所以她的冤案的平反不僅要由中央組織部重新進行仔細調查，而且要報送中共中央書記處討論。

在胡耀邦領導下，中央組織部對平反冤假錯案工作抓得很緊，他們委託農業部黨組對徐明清的歷史結論作複查。農業部黨組組織專人作了大量的內調外查，歷經半年多時間，終於搞清了歷史真相，推翻了江青專案組用非正常手段整出來的所謂口供材料。

1980年3月10日，農業部黨組經中央組織部審批後正式向徐明清本人和其親屬宣布：撤銷“文革”中於1972年錯定徐明清為叛徒的決定；恢復她的黨組織生活和行政十級的待遇；恢復名譽。

1982年7月7日，中央組織部發出的《案件複查通報》第1號上，特別刊載了《關於徐明清同志是否包庇江青問題的複查結果》。

《複查結果》指出：“徐明清同志和江青的關係問題，經中央組織部核實，徐明清同志在延安給江青寫的證明材料並未證明江青在上海北新涇有黨的關係，與其他同志所寫的證明材料是一致的，是實事求是的；徐明清同志在關押審查中被迫寫的交代材料，在宣布她自由的當時，即申明推翻了。”

《複查結果》還說：“徐明清同志沒有包庇江青的問題，中央組織部於1981年7月報告中央，上述各項報告，已於1981年9月1日經中共中央書記處會議討論同意。”

就此，徐明清的冤案終於徹底得到了平反，從“文革”中抓“叛徒”開始，直到因江青問題蒙冤，徐明清度過了14年漫長的艱難日子。

在採訪中，徐明清很坦率地談到了對江青的看法。她說，最初，江青在俞啟威的影響下，加入了共產黨，走過一段革命道路。她到上海“晨更工學團”工作時，是個要求進步的青年，表現可以。而後來，江青進入上海戲劇、電影界，明顯表現出爭名奪利、愛出風頭和生活問題……再後來，隨着地位的變化，她越走越遠，以致篡黨奪權，成了“四人幫”反革命集團的頭子，成了歷史的罪人。人是會變的，江青的一生也有這樣一個演變過程。

回顧徐明清所經的磨難，讓筆者深切感到：為實事求是，許多人付出了極大的代價，徐明清老人心懷坦蕩，一身清白，堅持說真話，不跟風，即使在監獄裡，哪怕是對有罪的江青，也是實事求是，不誇大，不編造，表現出了極其難得、極其少見的高貴品質和人格力量。她是值得人們尊敬和欽佩的。

1982年，在徐明清的丈夫王觀瀾患病去世前，胡耀邦曾親自到醫院，拉着徐明清的手對她說：“不要難過，這幾年讓你受苦了！”徐明清與胡耀邦緊緊握手，哽咽着說不出話來。胡耀邦又安慰道：“這事過去了，過去了。你要保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