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啓超對“大革命”的大恐懼

辛亥百年，重溫歷史，認知革命（77）

作者：民主思想者

轉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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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6

關鍵詞：國民黨 共產黨 工人運動 農民運動 北伐戰爭 階級鬥爭

年度事件：北伐戰爭

  1926年7月9日，國民革命軍總司令蔣中正在廣州誓師，北伐戰爭拉開序幕。因為聚合了蘇俄的盧布、新黨軍體制以及工農運動，這場北伐取得了國民黨有史以來最輝煌的戰果。但在這輝煌的戰果之外，質疑與恐懼也同時在人心中瀰漫……

     梁啓超對“大革命”的大恐懼

  1926年的“大革命”，是在愛國憂世的青年們集體倒向社會主義的大背景下開啟的。這場“大革命”，包括政治革命和社會革命兩個部分，前者指的是通過軍事北伐推翻北洋軍閥政權；後者則是指工、農群眾運動。前者大致上處在國民黨的控制之下；後者則完全由中共包辦。政治革命獲得了時人的高度認同；社會革命卻收穫了知識界最嚴重的分裂——支持者將其讚美到天花亂墜，批評者將其貶斥得一無是處。

如何看待這種分裂？尤其是如何看待那些批評？那些批評背後有沒有堅實的事實作為依據？梁啓超1926-1927年間寫給子女們的書信里的那些對時局的評論，或許是個極好的視角——1、這些評論系私密性質（家書），能夠完全代表作者的真實想法；2、梁氏畢生致力於救亡和開啟民智，其立論的動機顯然是善意的；3、梁氏在政治信仰上反資本主義而主張國家社會主義，不至於被解讀成“代表資產階級利益的反動文人”。

    1926年9月29日：不反對研究系人物輔佐軍閥孫傳芳

梁啓超家書：

“時局變化極劇，百里所處地位極困難，又極重要。他最得力的幾個學生都在南邊，蔣介石三番四復拉攏他，而孫傳芳又卑禮厚幣要仗他做握鵝毛扇的人。孫、蔣間所以久不決裂，都是由他斡旋。但蔣軍侵入江西，逼人太甚(俄國人逼他如此)，孫為自衛，不得不決裂。我們的熟人如丁在君、張君勱、劉厚生等都在孫幕，參與密勿，他們都主戰，百里亦不能獨立異，現在他已經和孫同往前敵去了。老師打學生，豈非笑話(非尋常之師弟)。好在唐生智所當的是吳佩孚方面(京漢路上吳已經是問題外的人物)，孫軍當面接觸的是蔣介石。這幾天江西的戰爭關係真重大。若孫敗以後(百里當然跟着毀了)，黃河以南便全是赤俄勢力。若孫勝蔣敗，以後便看百里手腕如何。百里的計畫是要把蔣、唐分開，蔣敗後謀孫、唐聯和。果能辦到此著，便將開一嶄新局面。國事大有可為，能成與否不能不付諸氣數了。”（1926年9月29日）

筆者註：

蔣百里、丁文江、張君勱這些知識分子，都是圍繞在梁啓超周圍，以梁為精神領袖的“研究系”人物。“研究系”的前身，是辛亥年後與國民黨分庭抗禮的“進步黨”；“進步黨”的前身，是辛亥年前與革命黨分庭抗禮的立憲派。“進步黨”搞“開明專制”失敗後，放棄黨派活動模式，成為鬆散的“研究系”。很顯然，在1926年，“研究系”知識分子仍然寄希望於通過影響當權者，走“政治改良”的道路。梁啓超本人雖然沒有直接參與和直系軍閥孫傳芳的合作，但並不反對“研究系”人物去輔佐孫傳芳。次子梁思永曾致信梁啓超質疑此事，梁啓超回復道：

“思永問我的朋友何故多站在孫傳芳那邊？這話很難說。內中關係最重要者，是丁在君、蔣百里二人，他們與孫的關係都在一年以前，當時並沒有孫、蔣對抗的局面。孫在北洋軍閥中總算比較的好，江浙地方政象亦總算比較的清明，他們與孫合作並不算無理由，既已與人發生關係，到吃緊時候舍之而去，是不作興的。直到最近兩個月，孫倒行逆施，到天津勾結二張，和丁、蔣等意見大相反，他們方能老老實實的和他脫離關係。中間這一段誠然是萬分不值(既有今日何必當初)，然在一年前他們的夢想原亦很難怪。(故丁在君刻意欲在上海辦一較良的市政，以漸進手段收回租界。)至於我呢？原來不甚贊成他們這類活動(近數月來屢次勸他們自拔)，但我們沒有團體的嚴整組織，朋友們總是自由活動，各行其是，亦沒有法子去部勒他們(也從未作此想)，別人看見我們的朋友關係，便認為黨派關係，把個人行動認為黨派行動，既無從辯白，抑亦不欲辯白。我之代人受過，總是免不了的(亦自甘心)，但因此頗感覺沒有團體組織之苦痛，朋友中有能力的人確不少，道德學問和宗旨都是對的，但沒有團體的一致行動，不惟不能發揮其勢力，而且往往因不一致之故，取消勢力，真是可痛。（1927年1月25日）

“研究系”與軍閥孫傳芳的合作，主要是丁文江的主導，梁啓超只是一個不反對的旁觀者。丁文江之所以願意選擇軍閥，用傅斯年的話來講是：“他認為改良中國的政治（他的政治大體上是行政）決不能等到所謂時機成熟，有機會不可失機會。他之參加孫傳芳團體，是個三人團，陳陶遺、陳儀和他。他們三人想藉機試驗一回”；但更重要的，則是“研究系”一以貫之的“政治改良”立場——如梁啓超所說，“孫在北洋軍閥中總算比較的好”，寧願在一堆爛蘋果中選擇一隻腐爛程度最輕的，也不願意拋棄蘋果去選擇別種水果，這是“研究系”一貫的政治立場。

1927年1月2日：中產階級不能自存，正當工人全部失業

梁啓超家書：

“時局變遷極可憂，北軍閥末日已到，不成問題了。北京政府命運誰也不敢作半年的保險，但一黨專制的局面誰也不能往光明上看。尤其可怕者是利用工人鼓動工潮，現在漢口、九江大大小小鋪子什有九不能開張，車夫要和主人同桌吃飯，結果鬧到中產階級不能自存，(我想他們到了北京時，我除了為黨派觀念所逼不能不亡命外，大約還可以勉強住下去，因為我們家裡的工人老郭、老吳、唐五三位，大約還不至和我搗亂。你二叔那邊只怕非二叔親自買菜，二嬸親自煮飯不可了。)而正當的工人也全部失業。放火容易救火難，黨人們正不知何以善其後也。現在軍閥遊魂尚在，我們殊不願對黨人宣戰，待彼輩統一後，終不能不為多數人自由與彼輩一拚耳。”（1927年1月2日）

筆者註：

信中所談及的兩個問題：1、“鬧到中產階級不能自存”；2、“正當的工人也全部失業”，是梁啓超譴責中共包辦下的“社會革命”，也就是工、農運動的主要理由。這兩個問題是否屬實？ 長期致力於工人運動，1927年前後戰鬥在“大革命”工運戰場第一線的劉少奇，在1937年2月26日，給張聞天寫了一封信，對十年前的那場稚嫩的“大革命”中稚嫩的工人運動做了深刻的反思。劉少奇說：

“當時在長沙、武漢、廣州等城市，工人運動中的左傾錯誤是很嚴重的。倘若你們看看汀州的工人運動是‘左’傾得‘豈有此理’，倘若某某同志咒罵蘇區國營企業的工人‘要求過了’、‘不努力工作’，是‘左’傾得‘糊塗’，那我就要告訴你：這還算不了什麼！一九二七年前，武漢、長沙、廣州工人的‘左’傾錯誤，比這還嚴重到十倍！提出使企業倒閉的要求，工資加到駭人的程度，自動縮短工時到四小時以下（名義上或還有十小時以上）。隨便逮捕人，組織法庭監獄，檢查火車輪船，隨便斷絕交通，沒收分配工廠店鋪，這些事這在當時是較平常而且是極普遍的。工會是第一個政府，而且是最有力量，命令最能通行的政府，他的權力有時超過正式政府，你總聽說過吧？……這些事幹起來而且越干越厲害，在社會上、政治上、經濟上、人心上要發生嚴重的影響，這是無疑的。企業的倒閉，資本家的關門、停業與逃跑，物價的飛漲，物資的缺乏，市民的怨恨，兵士與農民的反感（當時有許多小城市的工會被農民搗毀，而且是農民協會領導的），軍官與國民黨人的非難，就隨着這種‘左’傾的嚴重程度而日加嚴重起來。而工人運動當時是共產黨員負責的，這一切非難，就都加在共產黨身上。人們並不責備工人，而責備這是出於共產黨的指示，這就影響共產黨與各方面的關係。”（劉少奇，《關於大革命歷史教訓的一個問題》，《黨史研究資料》第2輯，四川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

劉少奇的反思，證明梁啓超信中所談及的“現在漢口、九江大大小小鋪子什有九不能開張，車夫要和主人同桌吃飯，結果鬧到中產階級不能自存”，確屬事實。至於“正當的工人也全部失業”，1927年6月，武漢失業工人救濟局有過一份統計，稱當時武漢有失業工人14萬人；武漢國民政府內部的報告中，外交部長陳友仁則有另一個數據：“失業的將近二十萬人。”汪精衛所估計的數據，則是“失業的工人現共有三十萬之多。”

何以一場以維護工人利益為宗旨的“工人運動”，最終帶來的卻是大量的工人失業？劉少奇的反思里其實提供了答案——“提出使企業倒閉的要求，工資加到駭人的程度，自動縮短工時到四小時以下”。其實情況比劉少奇所描述的還要糟糕，據鄭超麟回憶：工人們不但以武裝化的糾察隊封閉商鋪廠店，強迫店主廠主接受自己的要求，而且“手工業工人和店員向雇主算賬，不僅要求增加以後的薪水，而且要求補加以前的薪水甚至算至幾十年前的，所加的又比原薪多好多倍”，這樣激進的結果，自然只能是雇主關閉商鋪廠店逃亡。張國燾還記載了運動的一種惡性循環——隨着工廠的紛紛倒閉和雇主的紛紛逃亡，失業的工人越來越多，其結果就成了：“工人們一方面要工廠復工，才不致失業，另一方面又提出一些迫不及待的經濟要求，使企業更難經營”——失業時間越長，工人生計越艱難，“迫不及待的經濟要求”就提得越高，企業就越不敢重新開張……國民黨中央工人部在調查武漢紡織業迅速衰落的原因里談到：工會勢力過於龐大，工人紛紛怠工，無病也要求帶薪休假，管理者則“簡直不敢說”，以至於“商人紛紛歇業，以避工人之鋒”。

社會普遍的不滿，也反饋到了主持“工人運動”的共產黨那裡。據劉少奇給張聞天的書信里說：

“在起初，人們都期求共產黨設辦法，就是政府都並不直接去干涉工人。共產黨在當時責無旁貸答應政府這些事，但共產黨未能改正這些事，而且連阻止這些事的發展，都未作到。這就使人們都上了另外的路途。反革命從而大施陰謀，利用來組織反革命的暴動。共產黨要來阻止工人這些事，又因為說服得不夠與採取強迫辦法（與逮捕工人），就不能不引起了工人的反感，大大的喪失了工會與黨的信仰。如是一方面工人不滿於工會與黨，另一方面國民黨人及其他的許多人又責備工會與黨……”（劉少奇，《關於大革命歷史教訓的一個問題》，《黨史研究資料》第2輯，四川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

這也正應了梁啓超所說的那一句：“放火容易救火難，黨人們正不知何以善其後也。”

1927年1月25日：只有“國家主義青年團”有希望救中國

梁啓超家書：

“思永來信所講的政治譚，這種心理無怪其然，連我都有點如此，何況你們青年呢？打倒萬惡的軍閥，不能不算他們的功勞，我們想做而做不到，人家做了當然贊成，但前途有光明沒有呢？還是絕對的沒有。他們最糟的是鼓動工潮，將社會上最壞的地痞流氓一翻，翻過來做政治上的支配者，安分守己的工人們的飯碗都被那些不做工的流氓打爛了。商業更不用說，現在漢口、武昌的商店，幾乎全部倒閉。失業工人驟增數萬，而所謂總工會者每月抽勒十餘萬元供宣傳費(養黨人)，有業工人之怨恨曰增一日，一般商民更不用說了。”（1月18日）

“……萬惡的軍閥，離末日不遠了，不復成多大的問題；而黨人之不能把政治弄好，也是看得見的。其最大致命傷，在不能脫離鮑羅庭、加倫的羈絆——蔣介石及其他一二重要軍人屢思反抗俄國勢力，每發動一次輒失敗一次，結果還是屈服。——國民黨早已成過去名辭，黨軍所至之地，即是共產黨地盤，所有地痞流氓一入黨即為最高主權者，儘量的魚肉良善之平民。現在兩湖之中等階級（中國本無資產階級），已絕對的不能生存，全國生產力不久便須涸竭到底，前途真不堪設想。若我們穩健派不拿起積極精神往前干，非惟對不起國家，抑亦自己更無立足地了。

“我看現在國內各黨派中惟有“國家主義青年團”一派最有希望，近來我頗和他們為交誼的接洽。但其中主張亦不一致，內中有一派主張意大利莫索里尼式者，結果還是一黨專制，還是剝奪人的自由，我們絕對的不能贊成。但這一派人最有朝氣，最能奮鬥，將來希望他們能稍折衷以歸於中庸，才有合作餘地。留美學生中，此團體發達狀況何如(聽說從前是不甚多)，你們不特隨時留意，恐怕將來要救中國，還是要看這一派的發展運用如何。”（1月25日。編輯註：此信分兩次寫成）

筆者註：

梁啓超在信里提出了第三個他反對“大革命”中的工人運動的理由：“社會上最壞的地痞流氓”在工人運動中呼風喚雨，真正的工人則流離失所。工運的領導者在主觀上是否有利用地痞流氓來打開局面的想法，筆者目前尚未見到相關資料，更多的材料則證明，幫會勢力一直是中共在組織工人運動時的嚴重阻力和重要敵人，原因很簡單——中共是一個以工人階級為專政基礎的政黨，其勢必要在工人當中積極發展工會，而工會勢必與已經廣泛存在於工人中的幫會勢力發生利益衝突，二者極難互容。但在梁啓超的語境，似乎是把一切破壞“中等階級”生存的工運參與者，都視之為地痞流氓了——梁氏很早以前就說過：“夫所欲用之以起革命之多數下等社會，其血管內皆含有黃巾闖獻之遺傳性也。”所以，梁氏雖然贊成國民黨的“政治革命”（北伐推翻軍閥政權）——“打倒萬惡的軍閥，不能不算他們的功勞，我們想做而做不到，人家做了當然贊成”，卻反對共產黨包辦的“社會革命”（工農運動），在他看來，這樣的社會革命，會激發“下等社會”民眾血液里的“黃巾闖獻之遺傳性”，最後變成地痞流氓當道的“革命”。

梁氏接受“政治革命”，但堅決排斥“社會革命”，他希望中國能夠走一條“社會改良”的道路。而要走通這條“社會改良”之路的關鍵，是一個“中等社會”的存在。在梁氏看來，：一個國家的進步和強盛，靠的是富人而非貧民，在經濟發展方面尤其如此。梁氏為自己的“富人”概念作了一個定義：排除了那些“剝削兼併他人之所有以為己肥，乃窖之而藏之”的剝削者之後，所餘存的“中等社會”，頗類似於今天所謂的“中產階級”。梁氏主張先在中國造就一個“中等社會”，然後再由這部分人去發動社會改良。如此，也就不難理解梁氏在目睹“中等社會”遭遇大破壞之後，對“大革命”的強烈抵制的態度了。

被梁氏寄予希望的“國家主義青年團”，是中國青年黨的前身。該黨與中共淵源極深，都是從少年中國學會分化出來的。青年黨後來成為國、共之外的民國第三大政黨，黨魁曾琦、李璜、左舜生等人信奉“國家主義”，長期在政見上與中共分庭抗禮——青年黨強調“國家利益高於一切”，中共推崇“工人無祖國”；青年黨主張全民的民主政治，中共信奉世界革命和階級專政。（詳見《轉型中國1923·民國第三大政黨》）

1927年1月27日：“知識階級”已成為反革命代名詞

梁啓超家書：

“近來耳目所接，都是不忍聞不忍見的現象。河南、山東人民簡直是活不成，湖南、江西人民也簡直活不成，在兩種惡勢力夾攻之下。全國真成活地獄了。不惟唐生智頭痛，連蔣介石們也頭痛。總而言之，共產黨受第三國際訓練，組織力太強了，現在真是無敵於天下。我們常說：‘他們有組織，我們沒有組織。’誰知陳銘樞給他的朋友的信(我親看見的)，說的也正是這兩句話。現在倒蔣陳、倒唐之聲大盛於兩湖、江西，李濟琛在廣東想自己練些非共產的軍隊(四師)，到底被他們破壞，練不成功。蔣、唐他們自己安慰自己道：‘好在軍隊不在他們手裡。’不錯，現在南方軍人確非共產派，但他們將來必倒在共產派手上無疑。現在南方只是工人世界，‘知識階級’四個字已成為反革命的代名詞。(兩湖、江西大小公私學校完全封閉，以改組名義封閉，但開學總不會有期。)而所謂工人又全是不做工的痞子流氓，看着生產事業都要停止真是不了。將來我們受苦日子多着哩，現在算什麼?我們只有磨鍊身心，預備抵抗，將來還可以替國家做點事業，教小孩子們也要向這條苦路進行。”（1月27日）

筆者註：

梁啓超所感受到的“‘知識階級’四個字已成為反革命的代名詞”的狀況，其實與工、農運動中嚴重的“民粹”傾向有關。所謂“民粹”，有兩個基本特徵：1、絕對的排斥社會精英，也就是梁啓超所謂的“知識階級”；2、絕對的“平民利益”。毛澤東的《湖南農民運動調查報告》中有一段話，可謂大革命中的“民粹主義”的最佳注釋：

“在第二時期內，必須建立農民的絕對權力。必須不准人（後增入“惡意地”三個字）批評農會。必須把一切紳權都打倒，把紳士打在地下，甚至用腳踏上。所有一切過分（後更改為“所謂‘過分’”）的舉動，在第二時期都有革命的意義。質言之，每個農村都必須造成一個短時間的恐怖現象，非如此決不能鎮壓農村反革命派活動，決不能打倒紳權。矯枉必須過正，不過正不能矯枉。”（據《毛澤東選集》，中國共產黨晉察冀中央局編譯。1947年3月出版；其他版本對文字有所修改，見括號內注釋）

“必須不准人批評農會”、“ 必須把一切紳權都打倒，把紳士打在地下，甚至用腳踏上”，這其中的民粹味道是很濃烈的。更何況當時還有這樣的認識：“鄉下農民中，還是那些闖禍不怕大，生事不怕多的遊民無產階級分子，才有膽來領導這個革命。”李維漢多年後反思這段歷史說：毛澤東將那些“踏爛鞋皮的，挾爛傘子的，打閒的，穿綠長褂子的，賭錢打牌四業不居”的遊民，即流氓無產階級當作貧農的一部分，列人革命先鋒之中，說他們“最革命”，缺乏一分為二的分析。農民運動中民粹若此，工人運動自然也不例外，知識階級成為“成為反革命的代名詞”，也是情理之中的事情。

1927年3月21日：暴烈分子定要和我過不去

梁啓超家書：

“今日下午消息很緊，恐怕北京的變化意外迅速，朋友多勸我早為避地之計(上海那邊如黃炎培及東南大學穩健教授都要逃難)，因為暴烈分子定要和我過不去，是顯而易見的。更恐北京有變後，京、津交通斷絕，那時便欲避不能。我現在正在斟酌中。本來擬在學校放暑假前作一結束，現在怕等不到那時了。……南方最鬧得糟的是兩湖，比較好的是浙江。將來北方怕要蹈兩湖覆轍，因為窮人太多了，(浙江一般人生活狀況還好，所以不容易赤化。)我總感覺着全個北京將有大劫臨頭，所以思順們立刻回來的事，也不敢十分主張。但天津之遭劫，總該稍遲而且稍輕。你們回來好在人不多，在津寓或可以勉強安居。還有一種最可怕的現象——金融界破裂。我想這是免不了的事，很難捱過一年，若到那一天，全國中產階級真都要餓死了。現在湖南確已到這種田地，試舉一個例：蔡松坡家裡的人已經餓飯了，現流寓上海，他們並非有意與蔡松坡為難（他們很優待他家），但買下那幾畝田沒有人耕，迫着要在外邊叫化，別的人更不消說了。恐怕北方不久也要學湖南榜樣。”（3月21日）

筆者註：

梁啓超擔心“暴烈分子定要和我過不去”，不是沒有道理的。隨着“知識階級”成為“反革命的代名詞”，1927年6月，國民黨上海特別市黨部臨時執行委員會曾呈請中央通緝“學閥”，排在首位的是章太炎，隨之家財被沒收；“研究系”的骨幹張君勱、張東蓀也列名其中。

蔡松坡即蔡鍔。蔡家在湖南尚有幾畝薄田，也未遭到農民運動的直接衝擊，但仍不得不為生計流亡上海，箇中原因，與當日底層貧民搞的“平糶阻禁運動”有密切關係。該運動的本意，是底層貧民擔憂一旦遇上青黃不接的年份，省內糧價暴漲，進而威脅自己生計，故而以農民協會的名義，禁止一切糧食出境。

這種措施既然是貧農自己所定，本來理應對貧農有利。但實際卻不然。措施最先損害的是佃農、自耕農、中農、富農和地主們的利益——這些農民，都有在市場上自由出賣糧食的需求，“平糶阻禁”之後，糧食不能在豐收與荒歉之間流動，導致其價格極低，種地反成了虧損之事，中共的《嚮導》周報描述說：“政府催還田賦，地主即推谷賣不出去”，政府對此也無計可施；無力抗拒政府催賦的自耕農和佃農，則紛紛拋荒或違背租佃契約逃走。蔡鍔家中多是老弱婦孺，幾畝薄田又無人願意租耕，無奈只能流落上海，寄食乞討於故舊之門。佃農、自耕農們放棄種地之後，糧食大量減產，貧農們美好生活的願景自然也落了空——更嚴重的是：貧農們這樣鬧，將糧食控制在省內，不許外運，導致前線的北伐軍補給出現了嚴重問題，激起了軍隊的憤怒。

而貧農們之所以能夠將“平糶阻禁運動”付諸實施，是因為他們掌控了農民協會。據時人的調查，農民協會不僅“參加鄉村統治權”，而且取代政府，實行“農協專政”，執行司法行政大權，獨裁一切，“遂成為一個農民專政的機關”。不但鄉村的一切權力歸農會，“並且已經進一步蠶食、干與縣政府”，幾乎所有的農民問題要交給農會，工人問題要交給工會，學生問題要交給學聯才能解決，“而縣政府則門可羅雀，簡直等於一種裝飾品”。這時的湖南，“統治權在城市確已轉到工會，在鄉村中確已轉移到農民協會。”

尤為值得注意的是：湖南的農民運動，雖然由共產黨包辦，但發動起來之後，卻已不受共產黨的控制。按中共湖南區委1927年3月公布的數據，“在農協會的旗幟下，起來了的已1000萬餘人”，但當日湖南的農村黨員僅僅只有1700餘人，絕大多數的農民協會，都不在中共的控制之下；許多則直接落入了地痞流氓手裡，成為社會危害。輿論批評洶湧而至，以至於1927年1月，湖南省農民協會不得不做出對各級農協進行“洗會”的決定。

所謂“洗會”，就是清洗掉各級農協里的地痞流氓。該決定要求：一、為使真實農民意見，在各級協會中充分表現，鄉農協執行委員須絕對是耕田農民、專營手工業者，或體力勞動者亦可，其他的分子，尤其是地痞流氓，應嚴加淘汰；二、區農協執行委員3/5須屬真實農民，專營手工業者，或體力勞動者亦可，2/5則屬於有職業的知識分子，或是行動上表現為農民謀利益的人。帶有流氓地痞性質的人，即應嚴厲防止，以免擾亂農民組織；……

但因為毛澤東以“矯枉必須過正，不過正不能矯枉”為宗旨的《湖南農民運動調查報告》的出爐，這次整頓沒有被嚴格貫徹下去，中途流產。農民協會這一事物，因其失控，也越來越被國民黨人所詬病，汪精衛1927年6月1日在武漢國民黨中央政治會議上的憤怒批評，與梁啓超的言辭幾乎一模一樣：

“照他們這樣胡鬧，打到湖南，湖南完了；打到江西，江西完了；打到河南，河南又完了。中央只好關門，還革什麼命！本席可以大膽說一句：農民協會是一個空前的錯誤，國共兩黨同志都應該明明白白承認的。我們看，農產品被摧殘完了，工商業家都打得跑光了。上不要中央，下不要人民，還革什麼命！”

1927年5月5日：所謂什麼為主義而戰，都是騙人

梁啓超家書：

“近來連接思忠的信，思想一天天趨到激烈，而且對於黨軍勝利似起了無限興奮，這也難怪。本來中國十幾年來，時局太沉悶了，軍閥們罪惡太貫盈了，人人都痛苦到極，厭倦到極，想一個新局面發生，以為無論如何總比舊日好，雖以年輩很老的人尚多半如此，何況青年們。所以你們這種變化，我絕不以為怪，但是這種希望，只怕還是落空。

“我說話很容易發生誤會，因為我向來和國民黨有那些歷史在前頭。其實我是最沒有黨見的人，只要有人能把中國弄好，我絕對不惜和他表深厚的同情，我從不採那‘非自己干來的都不好’那種褊狹嫉妒的態度。……受病的總根源，在把社會上最下層的人翻過來握最高的權。我所謂上層下層者，並非於富貴貧賤等階級而言，乃於人的品格而言。貧賤而好的人，當然我們該極端歡迎他。今也不然，握權者都是向來最兇惡陰險齷齪的分子，質言之，強盜、小偷、土棍、流氓之類個個得意，善良之人都變了俎上肉。這種實例，舉不勝舉，我也沒有恁麼閒工夫來列舉他。‘黨軍可愛，黨人可殺’這兩句，早已成為南方極流行的格言……總而言之，所謂工會、農會等等，整天價任意宣告人的死刑，其他沒收財產等更是家常茶飯，而在這種會中，完全拿來報私，然他們打的是‘打倒土豪劣紳’旗號，其實真的土豪劣紳，早已變做黨人了，所打者只是無告的良民。

“……近來蔣介石們不堪共產黨的壓迫，已經翻過臉，宣言‘討赤’，而且殘殺的程度比北方厲害多少倍。同時共產黨勢力範圍內也天天殘殺右派。(前面那幾張紙都是十天以前陸續寫的，現在情形天天劇變，很有些成了廢話了。)據各方面的報告，最近三個禮拜內雙方黨人殺黨人——明殺暗殺合計——差不多一萬人送掉了，中間多半是純潔的青年。可憐這些人胡裡胡塗死了，連自己也報不出帳，一般良民之人枉死城者，更不用說了。尤可駭怪者，他們自左右派火併以來，各各分頭去勾結北方軍閥，蔣介石勾孫傳芳，唐生智勾吳佩孚(都是千真萬真的事實)，雙方又都勾張作霖。北軍閥固然不要臉，南黨閥還像個人嗎?早知今日，何必當初，可見所謂什麼為主義而戰，都是騙人，現在揭開假面孔，其形畢露了。

“……思永來信說很表同情於共產主義，我看了不禁一驚，並非是怕我們家裡有共產黨，實在看見象我們思永這樣潔白的青年，也會中了這種迷藥，即全國青年之類此者何限！真不能不替中國前途擔驚受怕，因此越發感覺有做文章之必要。你們別要以為我反對共產，便是贊成資本主義。我反對資本主義比共產黨還厲害。我所論斷現代的經濟病態和共產同一的“脈論”，但我確信這個病非“共產”那劑藥所能醫的。我倒有個方子，這方子也許由中國先服了，把病醫好，將來全世界都要跟我們學，我這方子大概三個月後便可以到你們眼邊了。思永不是經濟學專門家，當然會誤認毒藥為良方，但國內青年象思永這樣的百分中居九十九，所以可怕。等我的方子出來後，看可以挽回多少罷。”（1927年5月5日）

筆者註：

正如那個年代大部分的愛國憂世的青年們（如胡適）集體左傾倒向社會主義一般，梁啓超的兩個兒子，梁思忠與梁思永也不能例外。其實梁啓超本人也傾向於社會主義，正如他自己所說，“我反對資本主義比共產黨還厲害”。所以，梁氏與他年輕的兒子們的思想區別，不在於是否同情社會主義，而在於是要“社會革命”，還是要“社會改良”。

梁啓超很早就對“社會主義”下過定義，他說：“社會主義，是要將現在經濟組織不公平之點，根本改造。……要之，對於現在的經濟組織，認為不合人道，要重新組織一番，這就是社會主義。”——“改造”二字，既包括“革命”，也包括“改良”，但梁氏始終都非常堅決地提倡“社會改良”。

不過，梁氏批評1926-1927年的“社會革命”，稱其“受病的總根源，在把社會上最下層的人翻過來握最高的權”，卻沒有看透“社會革命”的實質——儘管他努力做了補充：“我所謂上層下層者，並非於富貴貧賤等階級而言，乃於人的品格而言。貧賤而好的人，當然我們該極端歡迎他。今也不然，握權者都是向來最兇惡陰險齷齪的分子，質言之，強盜、小偷、土棍、流氓之類個個得意，善良之人都變了俎上肉。”恰恰是這段補充，偏離了“社會革命”最危險的內涵：“階級鬥爭”。——“政治革命”與“社會革命”最關鍵的區別，正在於有無“階級鬥爭”。“政治革命”針對的是執政者，是現政權，它推翻的是暴政，而不是某個階級；“社會革命”則不然，欲以“社會革命”的形式搞社會主義，“將現在經濟組織不公平之點，根本改造”，則必然會走向窮人革富人之命，無產者革有產者之命……

晚年梁啓超。梁氏如此評價“國共合作”：“近年來的國民黨本是共產黨跑入去借屍還魂的。民國十二三年間，國民黨已經到日落西山的境遇，孫文東和這個軍閥勾結，西和那個軍閥勾結——如段祺瑞、張作霖等——依然是不能發展。適值俄人在波蘭、土耳其連次失敗，決定“西守東進”方針，傾全力以謀中國，看着這垂死的國民黨，大可利用，於是拿八十萬塊錢和一大票軍火做釣餌，那不擇手段的孫文，日暮途窮，倒行逆施，競甘心引狼人室。孫文晚年已整個做了蘇俄傀儡，沒有絲毫自由。”

青年胡適。1954年，在台北《自由中國》社的茶話會上，胡適對眾人談起自己1926年的社會主義信仰：“那時候我與這位朋友所講的那些人有同樣的錯誤（信奉社會主義）。現在我引述一句。在民國十五年六月的講詞中，我說：‘十八世紀的新宗教信條是自由、平等、博愛。十九世紀中葉以後的新宗教信條是社會主義。’當時講了許多話申述這個主張。現在想起，應該有個公開懺悔。不過我今天對諸位懺悔的，是我在那時與許多知識分子所同犯的錯誤；在當時，一班知識分子總以為社會主義整個潮流當然是將來的一個趨勢。我自己現在引述自己的證據來做懺悔。”（《從《到奴役之路》說起》）這番懺悔未見得到位——胡適沒有來得及看到國民黨的社會主義性質在台灣70-80年代造就的均富奇蹟——但卻很直觀地反映了愛國憂世青年在1920年代普遍的社會主義價值取向。

地質學者、“研究系”成員丁文江。目睹南方“社會革命”的亂象，許多國、共之外的知識分子們期望將梁啓超推向政治前台以做抗衡，梁啓超自己曾如此描述：“近一個月以來，我天天被人包圍，弄得我十分為難。簡單說，許多部分人太息痛恨於共黨，而對於國黨又絕望，覺得非有別的團體出來收拾不可，而這種團體不能不求首領，於是乎都想到我身上。除直接找我外，對於我的朋友門生都進行不遺餘力。(研究院學生也在他們運動之列，因為國家主義青年團多半是學生。)”研究系成員內部對此意見不一，張君勱極力主張梁啓超出來登高一呼；丁文江卻堅持認為梁的性格不適宜搞政治，堅決反對。

1926年前後的劉少奇。此一時期，劉少奇主要在武漢和上海領導工人運動。在1937年給張聞天的信中，劉少奇用親身經歷詳細講述了“當時在長沙、武漢、廣州等城市，工人運動中的左傾錯誤是很嚴重的。”並對中國工運的獨特性有所總結：“‘流氓性’帶得很重。中國工人的流氓式生活，流氓組織在工人中的長期存在，也影響工人運動。在工人得到解放以後，他們就隨心所欲、無所顧忌的，不顧及將來與前進地行動。”

王國維。關於王國維在1927年的自殺，梁啓超如此理解：“靜安先生自殺的動機，如他遺囑上所說：‘五十之年，只欠一死，遭此世變，義無再辱。’他平日對於時局的悲觀，本極深刻。最近的刺激，則由兩湖學才葉德輝、王葆心之被槍斃。葉平日為人本不自愛（學問卻甚好），也還可說是有自取之道，王葆心是七十歲的老先生，在鄉里德望甚重，只因通信有‘此間是地獄’一語，被暴徒拽出，極端捶辱，卒致之死地。靜公深痛之，故效屈子沉淵，一瞑不復視。”

中國青年黨黨魁曾琦。曾氏畢生堅守“國家主義”和“民主政治”的信仰，史學家沈雲龍如此評價曾氏的一生：“民國以來，能像慕韓先生以書生創黨，無武力，無外援，一空依傍，不倚賴任何已成勢力，始終以國家主義號召愛國青年，領導全黨同志從事反對階級專政及所謂‘黨治’，並促使民主憲政卒能奠其始基，如此奮鬥逾三十年之久的政治家，環顧海內，能有幾人？”

海陸豐地區的“農民協會”會員證。按照國民黨為農民運動劃定的尺度範圍，“農民協會”必須在政府領導下工作；但實際情況則是“農民協會”架空了地方政府，實行“農協專政”，執行司法行政大權，獨裁一切，“遂成為一個農民專政的機關”。

1927年湖南境內的宣傳木刻版畫《農民協會萬歲》。因為農協禁止糧食外運出省，威脅到北伐軍隊的後勤補給，給了國民黨發動清黨一個極好的藉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