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96年7月13日，巴黎迎來了不多見的酷暑，國慶慶典的喜慶氣氛遍布全城。恰逢此時，李鴻章率領着浩大的清廷代表團抵達巴黎北站。在停留巴黎的數日，他下榻大飯店、在愛麗舍宮會見時任法國總統菲利克斯·富爾、出席法蘭西第三共和國的國慶閱兵式、登上了埃菲爾鐵塔……一百多年後，旅法作家、翻譯家邊芹沿着類似的路線，以一名窺探歷史之影的後來者的視角，探尋一個多世紀之間文明變遷之路。

　　當時中國“獨一無二之代表也”

　　1896年的李鴻章，其實是處於“下野”的狀態。花費半生氣力組建海軍的李鴻章深知大清海軍的真實實力，因此在甲午戰爭中“主和”導致“貽誤戰機”，戰敗後前去馬關議和，受到了主戰派持續不斷的彈劾。因此，1896年，李鴻章只剩下了協辦大學士一個虛職。

　　但是洋人十分看重他，1896年沙皇登基，點名邀請他出席加冕典禮。雖然年逾古稀，他也有一顆週遊世界的心。他自己這麼說：“各國都知道有我這樣一個人，他們喜歡與我面談，耳聞不如一見，藉此遊歷一番，看看各國景象，可作一重底譜。”

　　因此，他率領着龐大的中國代表團“出使”歐美。主持簽署馬關條約之後，李鴻章十分痛恨日本，這次出行，卻又要先到日本登岸，之後轉乘歐洲郵船。李鴻章恨得咬牙切齒，發誓不履仇人之地，秘書、參贊再三勸說，也不為所動。無奈之下，最後在兩艘輪船之間，搭了個移動浮橋，方才完成轉船。

　　李鴻章抵達巴黎之前，也在德國停留了一些時日。他在那期間，會見了“鐵血宰相”俾斯麥，二人惺惺相惜。

　　1901年年底，梁啓超的《中國四十年來大事記》一書著成。在該書中，他根據當時國外報紙的報道，將李鴻章與俾斯麥的對話翻譯如下：“至德，見前宰相俾斯麥，叩之曰：‘為大臣者，欲為國家有所盡力。而滿廷意見，與己不合，群掣其肘，於此而欲行厥志，其道何由？’俾斯麥應之曰：‘首在得君，得君既專，何事不可為？’李曰：‘譬有人於此，其君無論何人之言皆聽之，居樞要侍近習者，常假威福，挾持大局。若處此者當如之何？’　俾斯麥良久曰：‘苟為大臣，以至誠憂國憂民，度未有不能格君心者，惟有婦人女子共事，則無如何矣。’李默然矣。”

　　當時，整個柏林都十分期盼這位前直隸總督、北洋大臣的造訪，因為坊間熱傳李鴻章要為戰敗不久的中國軍隊購買裝備。1896年7月10日，法國主流大報《費加羅報》轉載了李鴻章停留德國期間當地報紙的漫畫，是這股熱情的有力證據——在該漫畫中，李鴻章坐在工廠煙囪放出的煙雲上，戴着孔雀毛帽子，頭頂基督教聖賢般的光環，腳邊環繞着滿滿的錢袋子。另一邊山頭上，古羅馬商聖引領着歐洲人民爭取來自東方的訂單，法國和德國一個拿着火藥，一個舉着裝甲艦……該漫畫的解說詞也有力地呼應了主題：“東方的敵人來了，歐洲人民，拿起武器準備戰鬥！把你們最珍貴的商品賣給他！”

　　關於李鴻章籌辦洋務、不惜一切代價組建北洋海軍，歷史學家唐德剛認為：“在中國近代史中，李鴻章可能是領導着中國參加這場世界級的武裝奧林匹克的唯一一人。”

　　美國前總統格蘭特將李鴻章稱為當時的世界四大偉人之首，梁啓超說“吾敬李鴻章之才，吾惜李鴻章之識，吾悲李鴻章之遇”，唐德剛認為其“內悅昏君，外御列強，是自有近代外交以來，中國出了‘兩個半’外交家的其中一個”。

　　李鴻章自認為自己是“大清的裱糊匠”。他說：“我辦了一輩子的事，練兵打仗，但都是紙糊的老虎……如一間破屋，由裱糊匠東補西貼，居然成一淨室。雖明知紙片糊裱，然究竟不定裡面是何等材料。即有小風雨，打成幾個窟窿，隨時補葺，亦可對付。”他身處“兩千年未有之變局”，滅捻軍，辦洋務，建海軍，戰敗屈辱議和，堪為當時中國“獨一無二之代表也”。

　　歷史呈現的另一幅面孔

　　身着黃馬褂、戴着綴有孔雀毛的圓頂帽子、出入上下由僕役攙扶、圓眼鏡後冷靜但稍顯“逃遁”出離的眼神……這是依據當時法國媒體的報道勾勒出的李鴻章形象。

　　他率領着包含隨從、親屬、廚師、醫生等人員的龐大代表團，浩浩蕩蕩地抵達工業化加速騰飛的象徵、1864年才擴建完成的巴黎北站。隨後若干天，李鴻章乘坐馬車途經拉法耶特街，在大飯店下榻、完成重要會見。出席法蘭西第三共和國的國慶慶典，登上巴黎的象徵——埃菲爾鐵塔，他也參觀了博物館、美術館。

　　縱然是李鴻章的後人，也很難揣測他在這些地方停駐時內心的真實想法。邊芹選擇以一場“兩個人的旅行”——活着的人和死去的人，“讓紙頁上記述的歷史與追溯者行游的腳步看似重疊在一起”。當時法方對於李鴻章來訪的檔案記錄少之又少，可以參考的資料就局限於當時的新聞報道了。

　　在《文明的變遷：巴黎1896·尋找李鴻章》（以下簡稱《尋找李鴻章》）一書開頭，邊芹寫道：“其時（1896年）正是‘盛世’的巔峰時刻，無論是接待者還是來訪者，處在他們所處的歷史高峰和谷底，都難以想象百多年後追尋他們足跡的後來者會看到一個什麼樣的世界。”

　　73歲的李鴻章從巴黎北站下車，在場的人被他的高大震懾。由於當時的報紙都說他有兩米高，時至今日，關於當年的傳說也常常會附上“李鴻章身高兩米”的字眼來吸引眼球。7月20日，他登上了當時發行量超百萬、法國第一大報《法國畫報》的頭版，是該報1944年停刊之前，除了歐洲的君主們以外以個人肖像，尤其是東方人的個人肖像作為封面的唯一一次。

　　近代以來交戰數次，輝煌難再的“東方睡獅”和處於“盛世”的巔峰時刻的“高盧雄雞”終於以和平的方式遇上了，並且藉由年逾古稀的李鴻章的出訪，迸發出或是耀眼或是耐人尋味的小火花。

　　比如，在李鴻章下榻大飯店前兩天，他的兩個兒子已經提前幾天過來“踩點”。法方為代表團預訂了2個飯廳、6間沙龍、30餘間臥房。在李鴻章及其代表團抵達法國的十天前，法國國會針對接待事宜，着實爭論了一陣子，最後確定採用高規格，並撥出專款。然而，當時有媒體對這樣的高規格表示質疑，認為浪費上百萬民脂民膏用於接待，是對納稅人的褻瀆。法國政府最終只得在媒體上公布了接待細賬，總價不超過8萬法郎。

　　邊芹在走訪大飯店時發現，由於二戰期間丟了很多資料，現在存留的檔案記錄的主要內容是李鴻章一行人自己做飯吃。與李鴻章一起到達巴黎的還有柳條編的籠子裡的活雞（為了有新鮮雞蛋吃）。停留巴黎期間，不管法方習慣怎樣，李鴻章自帶的廚師們每日凌晨3點就開始起床做飯。

　　李鴻章在公開場合露面時，不同於西方人友好地正視對方，他的圓眼鏡後面疏離且飄忽的眼神，被當時的新聞報道解讀為“傲慢”、“狡黠”。

　　飲食習慣、社交禮儀等“衝突”或差異雖然無法提升到宏大敘事的層面。但這些“衝突“或差異以花邊新聞一般的存在，也是歷史的另一幅面孔。

　　窺探歷史之影的後來者

　　邊芹重走李鴻章當年的路線，第一站自然是中國代表團抵達的第一個地方——巴黎北站。她寫道：“雖然幾經改造，19世紀搭起的原坯卻並沒有被破壞，巴黎的老火車站還有幾分時鐘停擺在一個精緻時刻的感覺。”

　　第二站是大飯店。大飯店建成於1862年，位於塞納河右岸的鬧市區。建成大飯店的過程，也是法國巴黎迎着世博會的節奏在高速發展的過程。因此，當時的大飯店，好比歐洲爭相攀比建成的一系列酒店中的巨無霸，集中了19世紀末一系列頂尖設施，比如電梯、電燈、客房內浴室等。

　　在大飯店公關部有關人士的幫助下，邊芹發現，當年李鴻章及其代表團成員們停留過的地方，已經或多或少地變了——當時的正門已經變成了現在少有人使用的邊門；當年上下行李、辦入住的院子已經成為半溫室花園、半咖啡館、半大堂的所在；曾經使用過的重要物件（比如轎椅）也隨着大飯店家具的定期更新而蹤影全無。但是，李鴻章當年居住過的王子套房現在依舊是迎接重要客人的地方。淮水東邊舊時月，夜深還過女牆來。這樣的尋訪，讓後來者從中品讀出懷古的意味。

　　李鴻章抵達巴黎的日子，恰逢法國國慶期間。當晚（7月13日），熱鬧非凡的露天舞會在多處上演。但是中國代表團無人參與這場狂歡，他們大多通過窗戶冷眼旁觀這場難得一見的歡慶。

　　7月14日是太不尋常的一天，也是李鴻章訪法期間安排格外密集的一天。

　　當天上午，李鴻章會見了法國外交部部長、歷史學家漢諾多，會見十分簡短。緊接着，富爾在愛麗舍宮接見了他。用過午飯後，他參觀了那一年國慶的閱兵式。從後來的資料看來，雖然中方代表團早就確認了參觀國慶閱兵式的行程，但是富爾在當天上午會見李鴻章的最後，還是鄭重其事地邀請他前來觀賞閱兵式。這次會見，在場的還有外交部部長、部長會議主席、海軍部部長等，可見軍事在當時的突出作用和重要地位。第二天的《吉爾·布拉斯報》中寫道：他要看看我們的士兵，我們的海軍，我們的大炮，我們的軍艦，我們的工廠，我們的軍火庫。

　　下午的閱兵式在隆尚跑馬場舉行。除了承辦閱兵式這樣的重大慶典以外，該跑馬場當時大多都承辦賭博性賽馬活動。藉由瘋狂的資本遊戲，這樣的賽馬活動讓很多人趨之若鶩。

　　閱兵式開始後，李鴻章的馬車才到。他身着繡着大幅圖案的金外套加藍袍子，在一眾色彩嚴肅的西裝中間，分外顯眼。從當時媒體的反應來看，本次閱兵式因為有中國代表團的“圍觀”，原本年年重複、新意不多的軍事慶典多了不少歡樂。比如，每逢掌聲響起，就有人十分期待中國人面露驚訝之色，因為料定他們在國內見不到這樣的世面。但是根據《費加羅報》的描述，中國人面對這種場面看起來不動聲色，更絕的是李鴻章在閱兵的鼓樂聲里打了一小會兒盹，步兵經過時產生的“噪音”才把他吵醒。

　　1889年，埃菲爾鐵塔竣工。在鐵塔施工、建設的過程中，反對的聲浪仍是一波高於一波。但是法國剛剛擺脫了普法戰爭戰敗的恥辱，為了揚眉吐氣地宣示國力，就像突然變富的家族一樣，總得留下一兩樣特別的物件作為物證。尤其是這樣高大的鐵塔（324米）還是當時世界獨一份。這個世界第一，建成後迅速成了巴黎乃至法國的象徵。

　　自然地，中國代表團也被邀請參觀埃菲爾鐵塔。不同於傳統說法中李鴻章的拒不登塔，邊芹通過綜合《巴黎回聲報》等各種報紙上的報道以及其他資料後發現，李鴻章在中午12點之前就已經在鐵塔下面了。上塔前簡單參觀了一下維持鐵塔運轉的機房“機器走廊”，帶着他“永遠不變的譏諷的微笑”，對巨大的鋼鐵建築幾乎沒有看一眼，立刻就走向升降梯。《高盧人報》記載，李鴻章在升降梯里依舊一點兒也不激動。他被巨大的“機械匣子”送上了二層——95米，臉上的線條終於稍微舒展了些，等候在一旁的記者們把這一微妙的表情變化解讀為“激動”。和此行其他宴請一樣，在這頓海拔95米的二層餐廳，由漢諾多操持的午宴，依舊未能讓李鴻章動一動筷子。

　　在法國期間，中國代表團送出和收到的禮物也着實讓後人津津樂道。因為沒有什麼比待人接物更能反映出一個民族甚或一個文明的風格的了。《費加羅報》公開的禮單顯示，李鴻章送出的禮物以繡件和景泰藍為主，光緒送的禮物有一小半都屬於國寶級別。

　　根據法國外交部檔案室的記錄，法國總統回送給光緒的禮物包括兩幅博韋國家制毯廠生產的掛毯，塞爾夫國家瓷器廠生產的大花瓶、兩支可以射殺老虎的獵槍、一幅油畫、一隻音樂盒。邊芹在法國北部博韋城走訪後發現，所謂的國家制毯廠總共只有120人。“我穿過這座因織毯而留名的小城時，感到了一城的寂寥和由距離撐擴的嫻雅。”李鴻章收到法方的回禮包括：一幅油畫、一對喇叭形花瓶、和光緒一樣的兩支可以打虎的獵槍。

　　收到法方的禮物後，李鴻章出席了總統府晚宴，並且延續堅持了一路的只出席不就餐的慣例，讓當時的媒體着實詫異了一陣子。

　　李鴻章曾獲邀出席1900年巴黎世博會。但是他並未履約。因為巴黎世博會啟幕的時候（當年4月），正是庚子之亂的“高潮”，他本人也處於外放兩廣的任上。1900年10月，有法國記者採訪李鴻章，見他住處一片狼藉，他本人身着破舊皮衣，精神尚可。翌年9月，經過長達數月的討價還價，終於簽署了《辛丑條約》。當年11月7日，李鴻章病逝。（轉自凱風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