嘉慶皇帝除掉和珅後(zt)

乾隆六十年，乾隆皇帝最終確定了第十五子嘉親王永琰做自己的接班人。

嘉慶元年正月初一日舉行的這個盛大典禮儀式盛大華美，氣氛祥和安寧，連天氣都是如此晴朗燦爛。

九時三十二分，隨着坐在寶座上的乾隆把手中那顆寬三寸九分、厚一寸的青玉大印“皇帝之寶”微笑着遞到跪在他面前的嘉慶皇帝手中，中國歷史上的一個空前的紀錄誕生了：中國歷史上最平穩的權力交接順利完成。

然而事情的發展出乎所有人的預料。乾隆去世的第二天，也就是初四日上午，嗣皇帝就發布了一條讓全國人都大吃一驚的諭旨：免去乾隆皇帝駕前第一寵臣和珅兼任的軍機大臣和九門提督這職。

同時，一場規模巨大的抄家行動展開，令人驚愕的巨額財寶在和府地窖中顯露出來。

舉國上下，對這個影子一樣悄無聲息的皇帝，刮目相看。可以說，誅和珅是新皇帝處理政治危機能力的一次成功展示。

以誅和珅為開端，一縷縷政治新風，綿綿不斷地從紫禁城吹散出來。

親政後第二個月，皇帝發布諭旨，今後皇帝出宮祭天及謁陵，隨行儀仗減半，皇后和嬪妃不必隨行，以減少出行費用。

這道諭旨顯示了新皇帝與老皇帝截然不同的務實作風。

嘉慶親政抓的第一件事就是反腐敗。

雖然早就認識到這個問題關乎大清的生死存亡，然而他還是大大低估了反腐戰爭的艱巨性。他以為，如果“掐斷了和珅的庇護制網絡結構的花朵，它的根株便會自然枯萎。”殺掉了和珅，清除了和珅的黨羽，再掀起一個懲貪高潮，腐敗的勢頭就會應聲而止。

可是形勢的發展遠遠出乎他的意料。

雖然殺了和珅，雖然在十一個全國總督當中，六個被他撤換，雖然在他為配合鎮壓白蓮教戰爭發起的懲貪高潮中，官場貪風一時有所收斂，然而，高潮過後，一切如舊。

各地官員，從上到下，從大到小，仍然無人不在收禮送禮，買官賣官;各地衙門仍然無處不懈怠昏庸，除了部門利益之外，對一切民間疾苦都漠不關心。官僚集團對腐敗已經不以為恥，反以為常。

甚至嘉慶皇帝親手樹起來的廉政模範，時間稍長，也一個接一個地陷入腐敗之中。

最典型的是當初率先揭發和珅的諫官廣興。此人因為揭發和珅，深得嘉慶信任，被委以掌管四川軍需的重任。他不辱使命，清正自持，掃除貪風，每年為國家節省數百萬兩白銀，嘉慶帝多次號召全國官員向他學習。

然而，就是這樣一個人，在就任兵部侍郎之後不久，也陷入貪污的泥淖，短短一年，就貪污了四萬兩之多。

乾隆時期已經花樣百出的腐敗，到此時又呈現出許多新特點：腐敗向底層全面擴散，所有的基層幹部都成為權力尋租者，一些普通公務員甚至成為腐敗案的主角;潛規則變成了明規則，社會上所有大事小情，都需要用錢開路，否則寸步難行。

嘉慶十年前後發生的一些案件，實在令人觸目驚心：

責任心極強的皇帝幾乎夜夜不能安眠。他在御榻之上輾轉反側，苦思解決之策。

他決心加大“新政”力度，對貪官發現一個，撤換一個，絕不手軟。

從嘉慶七年到嘉慶十年，幾乎每個月都有重要的人事調整。全國的省部級高官，都被輪換了個遍。大大小小的貪官，又查出了幾十個。

可是腐敗的勢頭，仍然沒有絲毫減弱。各地基層政府的財政虧空，仍然越來越多。

很顯然，運動式的懲貪，到了嘉慶時期已經不能起到實質性的作用。

原因之一，是與腐敗官員的總數比起來，被發現和懲處者不到百分之一甚至千分之一，腐敗收益實在太高，而腐敗風險實在太低。

原因之二，是腐敗已經成了官僚體系的常態，貪污成了官員生活的主要來源。一個人如果不貪污，則無法打點上司，結好同級，甚至無法在官僚體系中生存下去。

在這種情況下，朝廷“打老虎”已經演變成“水過地皮濕”，震攝力越來越低。

事實上，舉朝官員從乾隆晚年開始，對懲貪風暴的反應就已經十分麻木了。到了嘉慶時期，官員們的腐敗熱情已經高漲到了“前仆後繼”的程度，前任頭一天因腐敗落馬，繼任者第二天繼續腐敗。

耐心極好的皇帝也漸漸陷入焦躁。上諭中開始出現連篇累牘的斥責、抱怨甚至痛罵。

二十多年中，他就猶如一個唐吉訶德，一刻不停地和風車博斗，然而卻絲毫於事無補。

腐敗問題沒有絲毫好轉，政令出不了紫禁城。政府工作作風昏庸懈怠至極，種種離奇之事一再出現。

嘉慶晚期的一年，他去祭掃東陵，路上兵部尚書突然向他奏報，帶在身邊的兵部大印不知道被誰偷走了。

皇帝大為震怒，部印失盜，不但不成體統，而且也極為危險，試想皇帝外出其間，如果發生意外，皇帝都沒辦法調兵遣將。

皇帝下令調查，調查的結果更讓人吃驚：大印居然是三年前就丟了，一直被隨從的司員隱瞞到此時。雖然百般鞠問，最後此事仍然沒有結果，不了了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