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題--林昭情人的口述：

兩個右派分子從相識到相愛

1958年林昭與甘粹在北京景山公園高閣下合影。 房文齋 攝

在暴風雨的夜裡，我懷念着您。窗外是夜，怒吼的風，淋漓的雨滴。但是我的心啊，飛出去尋找您。我對着虛空呼喚:“您在哪裡？”“您在哪裡？”為什麼我找不到您？您是被放逐在遼闊的荒原，還是沉埋在冰冷的獄底？兄弟！兄弟！我的心靈為您流血，我的呼聲追尋着您！您在哪裡？您在哪裡？

白髮蒼蒼的老人甘粹唱着林昭作詞作曲的《呼喚》之時，神情凝重，眼裡充滿了淚水，他說:“這是林昭寫的歌，是她教會我唱的，我在那群魔亂舞的年代之所以能夠活過來，就是這首歌給了我力量。現在看來她是寫給我的。”

我與林昭的相識

我與林昭從相識到分別只有整整一年時間。1958年6月北京大學中文系新聞專業併到中國人民大學新聞系，林昭也從北京大學到了中國人民大學。北大中文系分管新聞專業的副主任羅列，到人大新聞系來後是仍副主任，正主任是安崗。林昭是被打成you派分子後由羅列帶過來的，她是北大第一批y派分子。

人大新聞系在學生中劃了20多個右派分子，在當時學生中占15%。我們這些右派被集中起來在校園裡打掃衛生，撿西瓜皮。人大老師中有個右派叫楊纖如，此人後來寫了一本小說叫《傘》。我們這些學生右派就與楊纖如一同勞動改造，有一天我看見有個瘦弱的女學生過來與我們一起打掃衛生，撿西瓜皮，一問才知是北大過來的才女林昭。那時我對林昭的情況不是很了解，只知道她也是以調干生考入北大的，聽說人們批判張元勛時她為其在北大台上進行辯護而成了右派分子。

我們中國人民大學105名新聞系學生全是調干生。到了三年級1957年時，反右運動前我就知道要反右了。因為我們班有個同學趙培蘭，她愛人李莊是《人民日報》的副總編，曾陪周恩來總理與中國記者代表團在日內瓦開過會。有個星期日我與同學張起良到李莊家裡去玩，李莊當時回來給他的小孩帶了幾個玩具汽車，有個玩具汽車走到玻璃桌邊掉了下去。

李莊當時對我們說，你不要看現在報紙上寫得很熱鬧，馬上要反他們的，社論已經寫好了。其後才知這個社論就是《這是為什麼？》。我得知這個消息後，在人民大學便不說話，不提意見，也不貼大字報。1957年反右時，人民大學在老師、學生中打了200多個右派分子，但給人民大學的右派指標是400名，我是被補充進去的。補我進去的原因很簡單，就是同情、支持右派分子林希翎。

我們新聞系有個副教授叫汪金丁，寫了篇論文，他準備通過這篇論文轉為正教授。林希翎有天路過布告欄，看到汪金丁副教授論文宣讀會的通知後就參加了。宣讀會那天，會場第一二排坐的全是專家教授，宣讀會由一個講師主持。汪金丁將自己的論文提綱挈領地宣讀後，前排的專家教授正在互相推讓誰去評講時，一個女學生在後面舉手說：“我可以發言嗎？”主持人無奈地讓這個女孩上去發言，沒想到女孩上去將此論文批得狗血噴頭。此女孩就是林希翎，真名叫程海果，參過軍，去過朝鮮戰場，曾被當時擔任共青團中央書記的胡耀邦譽為“最勇敢最有才華的女青年”。當時我打內心佩服這個小女孩。

這個林希翎在人民大學的鳴放期、反右會上講的意見非常尖銳。我當時是人民大學學生會城裡片的秘書長，學校當時組織辯論會，黨團員不出面，辯論會由我組織。辯論會上左派們一個一個對林希翎進行批判，此時林希翎問我：“我有沒有發言權？”我就安排她第七個進行發言，但她一發言左派們就吹口哨，並搶了林希翎的麥克風。

林希翎當時因和胡耀邦的秘書談戀愛，所以她手裡拿着一封赫魯曉夫的秘密報告。因這個報告當時絕對保密，人民大學副校長聶真在幕後說，千萬不能讓她念此秘密報告，於是左派們就上台來搶。我當時實在看不過眼說道，你們搶麥克風，還把人家推下台，你們還講不講民主。就是這句話，1958年2月14日我就被打成了右派分子，開除黨籍，免於處分，繼續留校學習。

我認識林昭是在1958年6月以後。第二學期開學，別的同學此時都到報社去實習了，將我放到人大資料室去勞動改造。這時資料室里3個人，我和林昭兩個是被監督勞動改造的，劉少奇的前妻王前是我們的領導，她此時已嫁給了聶真。我和林昭每天上班到新聞系圖書館翻查報紙，主要任務是翻國民黨的報紙，寫卡片，為編寫中共報刊史收集資料。林昭是1932年生於蘇州的，1949年蘇州解放後，當時只有17歲的林昭就參加了革命，到蘇南新聞專科學校學習，被分配到《蘇州民報》做記者、編輯工作，1954年考到北京大學中文系。

在人民大學圖書館資料室時林昭身體很不好，而且不斷咳嗽。王前說，你是個男同志要多照顧一下林昭。這樣林昭有了病，我是第一個知道的，我就去給她打水、燒飯。冬天到了，林昭房裡沒有暖氣，我就幫她在學校總務處領了爐子，並安裝在她的房間裡，每天還給她把火生起來。

林昭與同學攝於故宮正門前。

我記得林昭那時喜歡看明清的線裝筆記小說。她在這段時間完成了兩首詩，一首是《普羅米修斯受難的一日》，另一首是《海鷗之歌》。她寫了反覆修改，改了就讓我看並且念給我聽。林昭當時還將魯迅的小說《傷逝》改編成了電影劇本。

那個時候學生食堂里吃的是包穀面窩窩頭，加一些鹹菜。她每次吃包穀面窩窩頭實在吃不下去，我就給她買來肉絲炒白菜。我們是調干生，我的助學金每月29元，林昭的助學金每月25元，每月我們用七八元生活費就可以了。有一段時間她的病很久不好，我就到北京東四那裡去買廣東飯館裡的廣東肉絲讓她吃。

由於生活上的照顧，加上我們在思想上並不是反黨反社會主義，只是認為社會主義也有需改進之處，共同的遭遇、共同的心聲，慢慢將我們拉到了一起。白天我們在一起做卡片，晚上我倆就坐在一起談各自的一些想法和經歷，真是同病相憐，苦中作樂。每個星期六、星期日，我們還到公園去，在那裡我們談各自的家庭，談我們對社會的認識，談人生，談理想。

兩個右派分子的相愛

我1932年出生於湖北漢口，與林昭同歲。1950年入團，1954年入黨，1955年中國人民大學新聞系成立後，我以調干生身份在200多名保送生中脫穎而出，考入人大新聞系。 我與林昭從相識到互相依戀、愛慕，可以說完全是反右運動將我們這兩個年輕右派的心連到一起。林昭有個同學叫倪競雄，這個人還活着，在上海，他是個編劇，他從上海到北京開會來看我們。他給我和林昭兩張話劇票，我們就一起去看話劇。就是這個倪競雄將林昭介紹給了我，挑開了我倆心中的秘密。

這時正在大煉鋼鐵，人民大學也燒起了高爐，我們右派分子都排在晚上值班。消滅四害，打麻雀，全北京的人都瘋了。後來每到禮拜天，林昭就帶我到北京燈市口基督教堂去做禮拜，“文革”時這個教堂被紅衛兵拆了。

去教堂做禮拜，我才知道了基督禮拜的過程。一進門給每人發兩本書，一本是《聖經》，一本是《讚美詩》，然後由牧師主持，全體起立由唱詩班和牧師帶着大家唱讚美詩，那種氣氛很美好，在那苦悶的日子裡把我們帶到了一種完全超脫的境地。

我原先以為教堂里可能都是老頭老太太們帶孩子們去，沒想到這裡大多數是年輕人。這說明人們已經遇到了各種各樣的苦難去到那裡尋找精神上的寄託。林昭的思想有些偏執，我說你不要去硬碰，這是雞蛋碰石頭，可林昭不聽，林昭說，我就是要去碰，我相信成千上億個雞蛋去撞擊，這頑石最終也會被擊碎的。

我們兩個右派分子的相愛，引起了很多人的不舒服，系上就給我打招呼，說我們談戀愛是給無產階級專政示威。我將這話告訴了林昭。林昭問我，你害怕不害怕！我說，我怕什麼！她說，好。於是她與我手挽着手，在眾目睽睽之下在人大的校園裡走進走出，故意讓人們看。由此可以看出林昭的性格。

1959年8月，我給新聞系領導談我要與林昭結婚，當時在場的有新聞系黨總支書記章南舍和一個女的。我給系上談我與林昭結婚的主要目的是希望能將我和林昭分配到一起。章南舍說，你一個右派還結什麼婚呢？因為事前我與林昭談戀愛他給我們打過招呼，我們沒有聽他的，所以認為我們是抗拒改造，不予我們結婚。並且這時到分配我們這些應屆畢業生了，他就故意將我分配到了新疆，9月1日前讓我離校。

那是1959年9月26日，我被迫要發配到遙遠的西北——新疆，在北京火車站我們心中積滿了陰霾，長久地站立在月台上，離別的苦痛撕裂着我們的胸懷，灼燙着我們的臉頰。我至今還記得林昭當初的話:

“阿三，我愛你，是我害了你。我早就說過，他們會這樣來整我們的，把你分配到最遠的邊區去的。”

“不，別這樣說了，我不怕他們！我們總有一天會相聚在一起的！”

“不，我怕，我怕你回不來了！”

我沒有，從來也沒有見過她一對這樣顫抖和痙攣的眼睛，看着她那寒慄悚懼的神情，我突然覺得整座月台里其他一切全都死滅僵凝了。儘管四周營營擾擾，人來人往川流不息，擠滿了上車和送客的人群，但所有這些對我已全不存在，我緊緊握着她的手說道：“會的，會有一天會回來的！”

“太殘酷了，太殘酷了呀！”林昭極度悲傷，兩眼含着淚水，瞧着我嘶啞地說，“一切就都完了……”

“什麼一切都完了呢？我們只不過是暫時的分離，怎麼能說一切都完了呢？無論怎樣，我們的心不是已經緊緊地連接在一起了嗎？”我激動地要把內心所積壓的一切全部吐露出來。

“你有回來的可能嗎？”

“會有的，我一定會回來，一定要回來的……你一定要等着那個時候。”說着，我流下了眼淚。林昭也流着眼淚，我們臉貼着臉，緊緊地擁抱在一起。

車站上的鈴聲響了，這鈴聲好像箭一樣刺穿我的心房，我們緊緊擁抱在一起，生怕要被人拆散開來。

她不停地說道:“我們不能分離，阿三，你不能走啊！”生性倔強的她，從不落淚的她，這時熾熱的淚水撲簌而出。

這是我一生，第一次也是最後一次看見她的淚水。我更加緊緊地抱住她，啜泣地說道:“你別哭！你別哭！”我的淚水也奪眶而下，我也在哭啊！

火車的轟鳴將我們從悲痛中喚醒了過來，我不得不離開了她的懷抱，踏上了車廂門的踏板。她追隨着緩緩啟動的列車，搖着手中已被淚水濕透的手絹，發狂喊道：“我等着你，我等着你，你一定要回來呀！”

這時，我真想不顧一切跳下車去。可是，已經不可能了，列車越來越快了，奔馳飛出了車站。她那纖弱細小的身影，在我充滿淚珠的眼眶中，漸漸地模糊到完全消失了……

不久我得知，林昭的母親許憲民來北京找了著名的七君子之一史良，史良給人民大學校長吳玉章打了招呼，學校就批准林昭回上海養病。

我坐火車到了甘肅與新疆交界處尾亞，又轉汽車坐了3天到了烏魯木齊，到了烏魯木齊的第二天就是1959年的國慶節。到了新疆將我分到了在焉耆的新疆建設兵團農二師。在焉耆招待所我聽到很多從農場跑出來的人說，農場裡苦得不得了。我聽到這個話害怕了！我掉頭回了烏魯木齊，在烏魯木齊賣掉了我過冬的棉衣和行李，又坐汽車回到了尾亞，再坐火車回到了上海。

我住在大哥家裡。有一天我到上海茂名南路159弄11號去找林昭。她住在二樓一間房裡，當時她母親和她妹妹都在，但她母親對我很冷淡。坦率地說，她母親對我們的戀愛是不同意的，原因就是她不能讓右派女兒再嫁一個右派分子。

那些日子林昭每天都陪我在上海的外灘逛馬路，轉黃浦公園，我們坐在椅子上交談，星期天我們還去上海烏魯木齊教堂做了禮拜。然而上海之大，卻沒有我甘粹的立錐之地，這樣我只有再回新疆。在上海呆了一個星期後，我大哥給我置辦了行李，我就又回到了新疆。

與林昭分別之後

新疆建設兵團農二師是塔里木河邊上的一個勞改農場，我去後將我分到了管制隊，這裡面全是被監督勞動的地富反壞右分子，我們每天被用槍押着勞動。我們當時干最髒最累的活，每天從天不亮上工，一直干到月亮出來才收工。這裡10天一個大禮拜休息一天，在這一天中還要搞義務勞動，到戈壁灘上去挖柴禾或挖甘草，只有五一、國慶節才有個整天休息的時候。 

我剛去時還可吃到46斤定量，可是後來就減到了18斤，但三扣兩扣根本吃不到18斤了，出工後我們就去挖野菜吃。三年災害時我們管制隊餓死了很多人，有兩三百人。那時的人們，先浮腫然後引發其他病死去，有些隊差不多全部死光了。但隊長和炊事員不會死。

我沒有餓死多虧了我的哥哥和妹妹。我哥哥那時在上海，給我寄來水果糖和餅乾；我妹妹那時在雲南，還給我寄過豬肉，但我收到後沒有走到宿舍就給吃完了。後來我哥哥和妹妹兩三個月給我寄一次全國糧票，這樣我用全國糧票每天可以多吃一個饅頭。

我在這些日子裡，每到星期天就給中共中央組織部寫申訴書，說我的右派是冤枉的。並且每個星期至少給林昭寫一封信，但到了1960年就沒有她的音訊了。我給她媽媽和妹妹寫信也不回信，現在才知她是在北京大學、蘭州大學右派師生辦的地下刊物《星火》上寫文章被逮捕了。

後來我們連隊有個上海學生去上海探親，我就托他到茂名南路159弄11號去打聽林昭的消息，這個上海學生再沒有回來，但他給我回信說，林昭病重住院一時出不來。此信我是看懂的，她凶多吉少可能被逮捕了。

1968年5月1日，我做了一個夢，我夢見林昭穿着白衣，戴着白孝，扶着棺材朝我走來。我當時很奇怪，林昭的面容怎麼那麼清晰，她好像要告訴我什麼。我就去問一個和我一同改造的四川峨眉山老和尚。這個老和尚是因為在統購統銷時給他母親買了五斗穀子，被抓住判了刑，刑期滿後留場的。老和尚說，人的夢是反的，林昭結婚了。我聽後非常傷心，後來才知林昭是1968年4月29日被槍斃了，她是來給我道別的。

我和楊運沖在1969年3月17日從農場逃跑了。我們事先做了準備，買了一斤餅乾、一斤伊拉克蜜棗，那天收工後我們躲在沙包後面，等到天黑跑的。當時警衛管教追我們時，實際上我們就在他們跟前。我們為了不被渴死，一直沿着塔里木河走，戈壁灘上每隔5公里有一個地質測繪用的三角架，我們就順着三角架走了50公里到了尉犁縣城，在縣城裡吃了點東西，休息到天黑又從尉犁縣到了庫爾勒。在庫爾勒我們看見了追我們來的警衛，但警衛沒有發現我們。我們從庫爾勒坐上汽車到了焉耆，然後從焉耆到了烏魯木齊，又從烏魯木齊坐火車到了北京。

林昭與同學在北大校園的合影。

到了北京我住在國務院招待所進行上訪。這裡的程序是登記、排隊，然後約你。我告狀說，我於1968年以前已經摘了右派分子的帽子，可是還一直將我關押在勞改隊裡。但給我的答覆是，讓當地解決。他們給了我一張火車票。可當地能解決我的問題嗎？於是我就在烏魯木齊當了盲流，以照相為生。

我買了個假證明“烏魯木齊市沙依巴克區工農兵照相館”，到農村照相掙錢。我照一張相收一元錢，別人一個膠捲照16張，我能照17張、18張。剛開始還提心弔膽，後來我的膽子越來越大，我照到了國防公路邊上，主要在內心想探一下這裡的虛實，準備逃到蘇聯去。

在這裡我被抓了。那些人吊起我來打，說我是蘇修特務，我被打得實在沒法就承認自己是蘇修特務。那些人將我押到新疆建設兵團師部，在這裡我說我是被屈打成招的，我說的全是假的。他們開頭不相信，我就拉起衣裳，讓他們看我傷痕累累的身體，並說我是四川萬縣的盲流，名叫陳永清，陳是我母親的姓，永清表明我永遠清白。可他們到萬縣調查，沒有這麼個人，我又說我是四川奉節縣的，他們又調查還是查無此人，於是就將我長期關押不放。

實在沒有辦法，我就說我是農二師的牛鬼蛇神。我被押回農二師管制隊後他們並沒有整我、打我，因為勞改隊最怕犯人逃跑，他們就以我為活生生的教材在大會上作檢討，說甘粹這麼有本事、這麼聰敏的人，都走投無路，被碰得頭破血流，你們其他人逃跑到外面去只有死路一條。 我後來有個體會，雖然我出去後自由了，但我精神上並不自由。每天住店兩元錢，三頓飯、買包煙、買膠捲，每天開支差不多需10元錢。

我是1979年2月到了北京的，我就住在陳敏家裡。中國人民大學對我的處理是三恢復，恢復工作、恢復工資、恢復黨籍，但工作要自己找。於是，我就托鍾沛璋將我介紹到中國社會科學院院報，當了編輯。幹了兩年我就進了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當了資料室主任，一直干到1992年離休。

我右派改正回到北京後，就到北京大學中文系有關部門打聽林昭的消息。北京大學中文系一位負責此事的人說，林昭的右派屬於錯劃，改正是沒有問題的，但後來她又被上海市人民法院因反革命罪判了刑，這得由上海市人民法院甄別處理。

文學研究所副所長是許覺民，他的愛人張木蘭是我人民大學的同班同學。1980年的一天我在張木蘭家裡碰見了林昭的妹妹彭令范，這時我才知道許覺民是林昭的堂舅舅，也知道林昭在“文化大革命”中被槍殺了。

我剛聽到林昭被槍殺的消息時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這簡直是晴天霹靂！我雖然對林昭的死早有預感，但我還是止不住眼淚任其汩汩地流了出來。

林昭青銅雕像 郭蓋作品

在那個晚上彭令范又給我講述了她姐姐的情況，並拿出一份法院的判決書，上面打印着： 

上海市高級人民法院刑事判決書

（80）滬高刑復字第435號 

林昭，又名彭令昭、許萍，女，一九三二年生，江蘇蘇州市人，原北京大學學生。

林昭於一九六五年五月上海市靜安區人民法院以反革命罪判處有期徒刑二十年。一九六八年四月二十九日又由中國人民解放軍上海市公檢法軍事管制委員會以反革命罪判處死刑，立即執行。現經本院複查查明:林昭在一九五八年被錯劃為“右派分子”後因精神上受到刺激，一九五九年八月開始患精神病。嗣後，曾以寫長詩、文章等表示不滿，並非犯罪行為。一九六五年對林昭以反革命罪判處徒刑顯屬不當，應予糾正。林昭被錯判服刑後，精神病復發，又曾用寫血書、詩歌、日記以及呼喊口號等表示不服，一九六八年將林昭在病發期間的行為又以反革命處以極刑，顯屬錯誤，應予糾正，據此本院特重新判決如下:

一、撤銷上海市靜安區人民法院一九六二年度靜刑字第一七一號和中國人民解放軍上海市公檢法軍事管制委員會一九六七年度滬中刑（一）字第一六號兩次判決。

二、對林昭宣告無罪。 上海市高級人民法院

一九八0年八月二十二日

林昭雕塑  嚴正學作品

我手捧這封判決書，心想這世界難道容不下這麼一個弱女子，她才36歲呀！我好似聽到林昭那充滿義憤的《啊，大地》:

啊，大地，祖國的大地 你的苦難，可有盡期？ 在無聲的夜裡， 我聽見你沉鬱的嘆息。 你為什麼這樣衰弱， 為什麼這樣缺乏生機？ 為什麼你血流成河？ 為什麼你常遭亂離？ 難道說一個真實、美好的黎明 竟永遠不能在你的上面升起？

林昭曾經說過：“血流到體外，比向內心深處流容易忍受。”她用鮮血凝成的詩明白地昭示：將這一滴血注入祖國的血液里，將這一滴血向摯愛的自由獻祭。揩吧！擦吧！洗吧！這是血呢！殉難者的血跡，誰能抹得去？

1980年12月11日，林昭北大的同學中國新聞社王謹希（女）和新華社陸佛為這對夫妻，在北京市北新橋東三條胡同中國新聞社北京分社找了個小會議室給林昭開了第一次追悼會。原中國人民大學副校長、時任全國政協秘書長聶真，人民大學新聞系主任羅列，北京市政協副主任羅青，中國社科院文學研究所副所長許覺民，林昭的教師北京大學中文系主任楊晦、楊佰俊、樂黛雲、於效謙、張隆棟、伍棲強，林昭的同學林斤瀾、倪競雄、金易東、張玲、鄧蔭柯、王謹希、張元勛、陸佛為、劉紹棠等80多人參加了悼念活動。

悼念籌備組還收到上海、蘇州等地發來的唁電唁函30餘份，輓聯和輓詩30餘幅（首）。北京大學教授張谷若、《解放日報》鬍子衡、江蘇作家協會高曉聲、陳椿年等都寫出了輓聯。香港還報道了《不尋常的追悼會》。後來林昭北大的同學和蘇南新聞專科學校的同學在蘇州靈岩山給林昭修了墓，放了林昭的頭髮和過去的東西。

我手邊如今只有一張我和林昭在1958年攝於北京景山公園的照片。我在新疆逃跑時燒了我所有的照片，唯獨這張照片我寄給了四川萬縣的老戰友杜之祥，1979年落實政策後，他又將這張照片寄給了我。我和1988年結婚的夫人周萍萍參加了林昭骨灰的落葬儀式，在儀式上我似乎又聽到了那首深沉的歌曲：在暴風雨的夜裡，我懷念着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