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直不明白為什麼會把五四運動和“德先生”與“賽先生”聯繫起來。《苦澀的革命》（A Bitter Revolution）裡面是這樣描述90年前那天的情形的：大約3000個學生在天安門會合，聆聽了抗議巴黎和會的演說。下午兩點學生們聽完了演說，舉着標語向使館區行進。當氣氛變得更熱烈時，他們向曹汝霖家走去。開始時隊伍秩序井然，到曹家之後，示威者突然變得瘋狂，開始叫罵賣國賊，有人把標語扔到房頂，有人開始砸窗戶。當人們衝進曹家，曹汝霖喬裝成警察從後牆逃跑。在曹家做客的駐日公使章宗祥跑得不夠快，被憤怒的人群抓獲。人們誤以為他是曹汝霖，拆下鐵床腿痛打，直到他渾身布滿魚鱗一樣的傷痕，大家都認為他被打死了。曹家的一切都被砸爛，女眷的香水也被砸碎，空氣中到處是香水的味道。

　該描述說明，在1919年的5月4日那天發生的事情，是一群憤怒青年出於愛國義憤而舉行的示威遊行，其中還有暴力襲擊。這件事情和19年前義和團伏擊外國入侵者、以及80年後炸南使館事件後的大學生抗議，方式雖不盡相同，性質卻類似。如果說它代表了一個傳統，那就是愛國主義傳統，和“德先生”、“賽先生”似乎沒多大關係——很難想象當時憤青們是出於對民主或者科學的熱愛而拆下那張鐵床的腿。

　　愛國主義雖是一種美德，卻未必有什麼新意，也未必體現真正意義上的現代精神。從屈原到岳飛，從文天祥到袁崇煥，可以說都是愛國主義的先驅。正如從屈原到袁崇煥的愛國主義沒能把中國推向民主和科學，五四青年的愛國主義同樣未必將中國向那個方向引領。

　　《苦澀的革命》一書試圖通過“五四精神”這個稜鏡來透視整個中國的20世紀史：它的興起和衰落、它的符號化和扭曲化、它的復興和再次衰落，以及它如何成為中國整個20世紀的精神幽靈。但是通過把五四運動和“德先生”、“賽先生”、“文化解構”、“啟蒙”聯繫起來，作者Rana Mitter像大多研究五四運動的人一樣，將這個事件演變成了一個意義超載的神話。

　　當然，這場短短幾個小時的抗議活動後來被稱為運動、再後來被說成“新民主主義革命”的搖籃、再後來成為民主與科學的標誌、最後成了一個90後年人們還在熱情慶祝的節日，不是沒有原因的：在時間上，它發生在一個叫新文化運動的內部。人們需要對這個時間邊界模糊、內容複雜多元、人物譜系分散的新文化運動確定一個標誌性事件，於是指認了五四運動。

　　但時間上的契合卻未必說明精神上的嫡親關係。如果說五四運動本質上體現的是愛國主義傳統精神，新文化運動的初衷卻更接近真正的現代精神——從陳獨秀到胡適，從魯迅到丁玲，不管最後他們的政治立場如何分道揚鑣，在新文化運動中，至少在其早期，他們有一個共同點：要求重估一切價值。

　　重估並不一定意味着否定，重估意味着審視和追問、意味着從傳統、從權威、從成見、從經典、從集體、從他人那裡收復自己的頭腦，對每一個塞給自己的信條問“為什麼”。正是所有這些人當時所問的“為什麼”，讓20世紀初的中國成為一個向各種可能性開放的中國。回顧當時的中國，無政府主義、馬克思主義、復古主義、自由主義、社會達爾文主義……可以說百家爭鳴。辜鴻銘拖着辮子去北大講課，丁玲跟胡也頻好上了，就跑去跟他大大方方地同居。

　　當然今天來看，新文化運動的多數人將“重估”演化成了“否定”，而真正的啟蒙精神不僅僅是否定，而且同樣邀請否定之否定。與其說它是一群人向另一群人傳播“德先生”與“賽先生”的信念，而是主張一種“我思故我在”的態度。在這裡，主語是“我”，而不是“我們”，就是說，啟蒙精神基石只能是個體主義。在這裡，謂語是“思”，而不是“信”，就是說一切有效的觀念，從懷疑開始，向可能性敞開。

　　可惜這種向可能性敞開的新文化精神後來逐漸凋零，對這個凋零過程最好的注釋莫過於丁玲。1927年，也就是丁玲還是一位美女作家的時候，在《莎菲女士的日記》中，她寫道：“是的，我了解我自己，不過是一個女性十足的女人，女人只把心思放到她要征服的男人們身上。我要占有他，我要他無條件的獻上他的心，跪着求我賜給他的吻呢……但他卻如此的冷淡，冷淡得使我又恨他了。然而我心裡在想：來呀，抱我，我要吻你！”而1979年，歷經反右、監禁、流放之後，這位曾經的美女作家的文字已經變成一個龐大的國家機器的轟鳴。其晚期作品《杜晚香》這樣寫道：“杜晚香的匯報，轉到了革命勝利後帶來的新的光輝天地。於是一陣春風吹進文化宮的禮堂，人們被一種嶄新的生活所鼓舞，廣闊的、五彩絢麗的波濤，隨着杜晚香的樸素言辭滾滾而來，祖國！人民的祖國！你是多麼富饒，多麼廣袤！……人們聽到這裡，從心中湧出一股熱流，只想高呼：黨呵!英明而偉大的黨呵！你給人世間的是光明！是希望！是溫暖！是幸福！”

　　丁玲的寫作變遷史，就是個體逐漸隱退讓位於集體、懷疑逐漸讓位於信條的歷史。她轉折的關鍵時刻是1942年的5月。之前的《三八節有感》中，丁玲仍個性猶存，仍敢於嘲諷延安根據地的森嚴等級制和女性歧視；之後，在必須用自我批判來拯救前途時，她終於低頭認罪：“在整頓三風中，我學習得不夠好，但我自己開始有點恍然大悟，我把過去很多想不通的問題，漸漸都想明白了，大有回頭是岸的感覺。”回頭是岸之後，她象延安大多知識分子一樣，投身於批判王實味的活動中，痛斥他“卑劣、小氣、複雜而陰暗”。

　　如果說有一場運動與新文化運動呈對角線關係，那就是延安整風運動。新文化運動是要讓“一”變成“多”，而整風運動則是要讓“多”重新變成“一”。思想的裁判不再是自己的頭腦，而是領袖的旨意。思想的方式不再是懷疑與重估，而是消化和吸收。當經過整風“洗禮”的丁玲終於“回頭是岸”時，那個“重估一切價值”的新文化運動之光終於徹底熄滅在時間的隧道里了。

　　相比之下，五四運動所體現的精神卻在整個20世紀延綿不絕。觀察1919年5月4日那天的歷史場景，可以看到幾個元素：青春；激情；集體性；破壞力甚至暴力。這幾個要素疊加起來的場景，在20世紀的中國反覆出現：三一八運動（1926）、一二九運動（1935）、一二一運動（1946）、紅五月運動（1947）……而這個運動模式的頂點，大約就是1966年的紅衛兵運動。雖然紅衛兵運動並不是一場民族救亡的愛國主義運動，但是在激情、集體性、青春崇拜、破壞力方面，卻可以說與五四運動一脈相承。這大約也是為什麼Mitter認為紅衛兵運動是五四運動“一個奇怪的孩子”。

　　在五四運動模式的各要素中，“青春”大約是最核心的要素，因為激情、集體性、破壞力一定程度上可以說都是“青春”的內在品質——青年充滿激情、熱愛抱團、而破壞則往往是證明力量最有效率的方式。“青春”無論作為一個象徵符號，還是作為一種實際政治力量，對於塑造中國20世紀的作用影響巨大：一般來說青年倒向了哪邊，歷史就向哪個方向前進。因為站在“歷史”的一邊，青年成為被政治歌頌的力量。但是真正仔細想來，大約也正是因為青春所包含的那些內在品質，使得它始終無法引領中國走向真正的“德先生”和“賽先生”，因為相對於激情，“德先生”和“賽先生”更需要的是理性；相對於集體狂歡，“德先生”和“賽先生”更需要的是個體覺醒；相對於破壞力和暴力，“德先生”和“賽先生”更需要的是法治精神。

　　有趣的是，青年不但對於中國變遷起到關鍵作用，對於斯大林體制、德國納粹運動、更不用說西方60年代新左派運動也起到了一個“先鋒隊”的作用。在斯大林展開“對農民宣戰”的農業集體化運動時，大多普通農民不但不配合，反而奮起抗爭，斯大林在哪裡找到核心的“群眾基礎”呢？共產主義青年團。Robert Conquest在研究蘇聯農業集體化的著作Harvest of Sorrow中寫道：“共青團員在地方積極分子中比例很高。1933年6月蘇聯某區中一個黨支部都沒有，75個農莊中只有14個黨員，但是有16個團支部和157個團員。”至於納粹德國，臭名昭著的衝鋒隊（SA）和黨衛軍（SS）則可以說是希特勒的個人部隊，而它們正是以自告奮勇的德國青年為主力。便是60年代西方青年，在為反戰、平權發出正義呼聲的同時，卻令人遺憾地對另外一些國家更腥風血雨的紅色恐怖保持了選擇性沉默，甚至做起了啦啦隊。

　　就是說，雖然青年對於歷史進步的貢獻卓然，一個不容忽視的現實卻是：在整個20世紀，青年在充當暴政的幫凶方面，卻是難堪地功不可沒。人們讚美青年的勇敢和叛逆，但另一面的現實則是，青年常常用隱身於群體的方式來追求個性，用為專制者衝鋒陷陣的方式來表現叛逆，其勇氣背後往往是選擇性的沉默。當然可以為青年辯護的是他們單純、易受騙、易被煽動。集體化運動多年以後，一個蘇聯前積極分子卻說：我們被欺騙，是因為我們想被欺騙。

　　今天回頭再去看五四運動，它更象是啟蒙浪潮結束的開始，而不是開始的結束。愛國主義傳統當然要紀念，但僅有愛國主義是不夠的。90年來的歷史說明，引領我們突破政治瓶頸的不是激情、集體和破壞，而是理性、個體覺醒和制度改革。現在我們紀念那一天的最好方式可能恰恰是超越那一天。穿越1919年，回到1915年，那一年，一個叫陳獨秀的人創辦了一本雜誌叫《新青年》，一個叫胡適的人坐在哥倫比亞大學的課堂上聽杜威講課，一個叫魯迅的教育部公務員閒來無事正研究佛經，一個叫丁玲的小女孩還在念書識字，而那個叫毛澤東的湖南青年剛剛考上師範學院。那時候他們當然不知道未來會有怎樣的刀光劍影。他們讀書、思考，心懷虔誠，向未來敞開。我們多麼希望他們將要面對的腥風血雨可以被抹去，多麼希望歷史重新交給他們一張白紙，讓他們從頭再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