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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高價生”到留學生

　　胡適，安徽績溪上莊村人，1891年出生於上海大東門外的一個官宦人家。當時他的父親胡傳已經50歲，正在擔任上海淞滬厘卡總巡，而他的母親馮順弟還很年輕，才22歲。

　　胡傳一生有過三次婚姻。前兩次都因女方去世而中斷(第二任妻子留下兩個兒子)，因此他和馮順弟雖然年齡懸殊，卻異常恩愛。為了縮小二人之間的差距，胡傳親自寫了許多識字卡片，一有空閒就教妻子識字，這也許對胎教大有好處。胡適出生的第二年，胡傳被調往台灣，在台東擔任知州，胡適和母親也陪同前往。當時台東還是蠻荒之地，當地少數民族連衣服都不穿。胡傳上任後採取一系列措施，推動了當地的文明進程。胡適三歲時，父親在公務之餘開始教他識字。於是，胡傳是老師，順弟是學生也是助教。多年以後，胡適回憶與母親同窗共讀的情景時說：“我認的是生字，她便藉此溫她的熟字。……我們離開台灣時，她認得了近千字，我也認了七百多”。1895年，清政府因為甲午戰爭的失敗，在“中日馬關條約”中將台灣割讓給日本，因此胡適一家只好離開台灣。不幸的是，胡傳在返回途中因腳氣病發作，在廈門去世，當時胡適還不到五歲。

　　回到家鄉後，胡適被送進本家叔叔辦的私塾讀書。當時他並沒有從《三字經》、《千字文》學起，而是直接讀父親為他編寫的三本書。第一本是《學為人詩》，其中講的都是做人的道理。第二本書是《原學》，其中簡略地介紹了生活的哲理。第三本書是《律詩六鈔》，大概是一本詩集。很多年以後，胡適在回憶父親時說：“他留給我的，大概有兩個方面：一方面是遺傳，因為我是‘我父親的兒子’。一方面是他留下了一點程、朱理學的遺風。”

　　入學之後，母親為了讓老師給他講解書中的道理，每年都要交雙倍學費。這樣一來，讀書就不是枯燥無味的死記硬背了。相比之下，其他同學因為不懂得書中道理，便覺得讀書是一件索然無味的苦事。1904年，為了讓胡適接受更好的教育，母親將他送到上海求學。臨走時還為他訂了婚，女方比他大一歲，名叫江冬秀，是個典型的傳統女性。這時，胡適還不滿13歲。

　　初到上海，胡適曾在梅溪學堂和澄衷學堂就讀。1906年夏天，他報考了剛剛成立的中國公學。當時的作文題是《言志》。該校總教習馬君武先生看了胡適的考卷之後，高興地說：“公學得了一個好學生。”入學後，胡適創辦了校園刊物《競業旬報》，這對他是個很好的鍛煉。1908年中國公學爆發學潮，許多學生被開除。大家因不堪忍受壓迫而集體退學，另外組織“中國新公學”。當時胡適雖然不在開除之列，但也退了學，併兼任新公學的英文教員。在他的學生中，有後來成名的楊杏佛、張奚若、饒毓泰等人，因此這成了他一生的驕傲。遺憾的是，這個學校僅僅維持了一年多就被迫與中國公學合併。胡適因不願意回去，便當了一名小學教員。一天晚上，他因為心情鬱悶多喝了幾杯，便在回家路上與巡捕撕打起來，結果被帶進捕房(警察局)關了一夜。第二天酒醒後，他覺得這件事既對不起自己的母親，又玷污了教師的聲譽。於是他辭去教職，決心閉門讀書思過。這時，正好第二批庚款留學生開始招生，他在二哥的鼓勵下報了名。經過認真準備，他被正式錄取，於1910年遠赴美國，開始了七年的留學生涯。

　　初到美國，胡適因為受實業救國論的影響，進入康奈爾大學農學院。後來因興趣不合，又轉入該校文學院。與此同時，他不僅博覽群書，讀了大量古今中外名著，還積極參加學校的各種活動。胡適說，在這些活動中，講演活動對他是“絕好的訓練”。1915年，他考入哥倫比亞大學，師從著名實驗主義哲學家杜威，攻讀博士學位。美國的教育特別注重理論聯繫實際。七年間胡適遇到兩次大選，他的政治老師布置的作業就是時刻關注大選並分析其變化。因此，胡適對美國政治制度有深刻的認識，這對他的一生影響極大。1916年蔡元培擔任北京大學校長後，聘請陳獨秀為文科學長(相當於文學院院長)。不久，胡適向陳獨秀主辦的《新青年》投稿，提出“文學革命”等問題，遂引發了著名的白話文運動，即新文化運動。1917年，胡適學成回國，擔任北京大學教授。在蔡元培、陳獨秀、胡適等人的影響下，一場大規模的學生運動正在醞釀之中。

“天下最不經濟的事”

　　1919年五四學生運動爆發的時候，胡適正陪同杜威先生在上海訪問，同行的還有杜威的學生、北京大學教務長蔣夢麟先生。當時他們對北京發生的事情一無所知，兩天后才通過報紙了解到事情的經過。

　　1920年五四運動一周年的時候，胡適和蔣夢麟聯名發表文章——《我們對於學生的希望》。這篇文章由胡適起草，從中可以看出他對五四運動的初步反思。

　　文章說，五四運動之前，他們只是想通過杜威的訪問，在思想上提倡科學精神，在教育上輸入新鮮理論，“不料事勢的變化大出我們的意料”，爆發了震驚中外的五四運動。對於這個運動，胡適認為至少有五大成效：一是加強了學生主動負責的精神，二是激發了學生對國家命運的關注，三是豐富了學生團體生活的經驗，四是培養了學生作文演說的能力，五是提高了學生追求知識的欲望。文章指出：“這都是舊日的課堂生活所不能產生的”效應。

　　與此同時，該文對五四運動也提出批評。文章認為，以罷課為武器進行鬥爭，對敵人毫無損害，對學生卻有三大危害：第一，在學生運動中，有些人自己不敢出面，卻躲在人群中吶喊，從而助長了依賴群眾的懦夫心理。第二，罷課時間一長，有些人就會養成逃課的習慣。第三，經過這場運動，有些人可能養成盲目從眾的行為模式。

　　儘管如此，作者仍然對學生運動予以充分肯定。文章強調，五四運動“是青年一種活動力的表現，是一種好現象”。正因為如此，文章對辦教育的人提出如下忠告：“不要夢想壓制學生運動，學潮的救濟只有一個法子，就是引導學生向着有益的路上去……”。

　　所謂“有益的路”，包括三方面的內容：一是注重求知、調查、改革和自修的“學問生活”；二是既尊重自己的主張、又能容納反對黨意見的“團體生活”；三力所能及的“社會服務生活”。正因為如此，文章對學生也提出如下忠告：“單靠用罷課作武器是下下策。……學生運動如果要想保存五四和六三的榮譽，只有一個法子，就是改變活動的方向，把五四和六三的精神用到學校內外有益有用的學生活動上去。”

　　作為學生的師長，胡適和蔣夢麟還告訴大家：學生運動不是常態社會的行為模式，而是變態社會的必然產物。所謂常態社會，是一個比較清明、由成年人管理政治的社會。如果成年人不能盡責盡力，不能治理政府的腐敗，那就是一個變態的社會了。在這種情況下，“干涉糾正的責任，遂落在一般未成年的男女學生的肩膀上”。於是，本來應該安心讀書的學生只好放下書本，走出校園，冒着生命危險去遊行請願，從而釀成大規模學生運動。因此他們在文章中說：“荒唐的中年老年人鬧下了亂子，卻要未成年的學生拋棄學業，荒廢光陰，來干涉糾正，這是天下最不經濟的事。”(《胡適全集》第21卷第219-227頁，安徽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

學生運動是變態社會的產物

　　五四運動以後，傅斯年、羅家倫、段錫朋等學生領袖先後出國留學。這些人學成回國後，又投入如火如荼的國民革命運動。1928年5月4日，正當國民革命軍節節勝利，北洋政府即將垮台的時候，胡適應邀去上海光華大學發表演說。當時胡適已經離開北大，擔任了中國公學的校長。中國公學位於上海吳淞口，是胡適的母校，因此他對這所學校感情很深。胡適最擔心的事情就把五四運動當成一個空洞的口號，再加上台下的大學生在五四運動時年齡尚小，因此他首先向大家介紹了五四運動的背景和經過，然後再分析它的影響和意義。胡適認為，五四運動除直接導致中國代表拒絕在巴黎和會上簽字、並最終解決了“山東問題”外，其間接影響主要表現在六個方面：

　　第一， 過去的學生只顧讀書，不管閒事。五四運動使他們對社會政治產生了莫大的興趣。

　　第二， 為了參加運動，學生都組織了自己的社團，並創辦了各自的出版物。這對新文學運動起了很好的推動作用。

　　第三， 為了讓普通老百姓關心政治，讀書看報，許多學校都創辦了平民學堂，使平民教育得到很大進步。

　　第四， 中國勞工紛紛成立了自己的工會，並與學生運動遙相呼應。

　　第五， 婦女地位得到很大提高，從而形成了婦女解放的洪流。

　　第六， 各個政黨都非常注意吸收青年為自己的骨幹。為了給他們開闢言論陣地，報紙副刊也由過去的“捧捧戲子，抬抬妓女”，改變為談論“馬克思、蕭伯納、克魯泡特金等名詞”了。

　　在此基礎上，胡適再次強調學生運動是變態社會產物。不同的是，這一次他把這個觀點總結成一個歷史公式，並且用這樣一句話來表述：

　　凡在變態的社會與國家內，政治太腐敗了，而無代表民意機關存在着;那末，干涉政治的責任，必定落在青年學生身上了。

　　為了證明這個歷史公式，胡適以東漢末年的黨錮之禍、北宋末年的陳東上書、清朝末年的戊戌政變、1848年的歐洲革命為例，得出如下結論：“政治腐化，至於極點，創議改革者，即為少年學生；亦唯此種熱烈青年運動，革命事業，都有成功之一日”。相反，如果政治清明，而且有各種民意機構存在，那麼政治就自然是成年人的事了。在這種情況下，青年學生就可以安心讀書；他們的興趣，就可以是體育比賽、跳舞看戲、談情說愛了。胡適認為，無論從正面還是反面，都可以證明上述公式正確無誤。

　　值得一提的是，在演講結束的時候，胡適還充滿感情地說：自從五四運動以來，中國的青年，對於社會和政治，總是不曾放棄自己的責任，總是不斷與惡勢力作鬥爭。為此，“他們非獨犧牲學業，犧牲精神，犧牲少年的幸福，連到他們的自己的生命，一併犧牲在內了”。他還說：“例如前幾天報上揭載武漢地方，有二百餘共黨員，同時受戮，查其年齡，幾皆在二十五歲以下，且大多數為青年女子。照人道來講，他們應該處處受社會的保障，他們的意志，尚未成熟，他們的行動，自己不負責任，故在外國，偶遇少年犯罪，法官另外優待，減刑一等，以示寬惠。中國的青年，如此犧牲，實在太大了!”(同上，第363-373頁)

為個人主義正名

　　1935年是五四運動16周年，胡適在《獨立評論》上發表《紀念五四》一文。在這篇文章中，胡適仍然向往常一樣首先回顧了五四運動的經過，並披露了五四運動的爆發與蔡元培有直接關係。

　　文章說，1917年蔡元培擔任北京大學校長的第一天，就提出“研究學術”的宗旨。後來陳獨秀主辦《新青年》，最初也是以反對舊禮教、提倡白話文為主，並且有意不談政治，從而把思想革命限制在學術文化領域。但是，到1918年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的消息傳來之後，北京各學校放假三天，慶祝協約國的偉大勝利。整個北京就像陳獨秀所說：“旌旗滿街，電彩照耀，鼓樂喧闐，好不熱鬧!”

　　由於蔡元培當時是主張中國參戰的，因此當勝利來到的時候，他的“興致最高”。於是他約請教授們在天安門組織了演講大會，“第一次藉機會把北京大學的使命擴大到研究學術的範圍以外。”也就是“從這一天起，北京大學就走上了干涉政治的路”。這樣一來，就把五四新文化運動與五四學生運動的關係，大體上梳理清楚了。

　　需要指出的是，當時正是日寇向華北步步緊逼，國家民族面臨生死存亡的關鍵時刻。如何應對這一嚴峻形勢，是每一個中國人必須面對的大問題。由於胡適在文章中沒有涉及這個問題，所以當他看到張奚若在《大公報》發表紀念五四的文章後，“很受感動”。

　　張奚若早年與胡適是中國公學的同學，當時是清華大學政治學教授。張文的標題是《國民人格之培養》。當時是不能直接談論抗日問題的，因此張先生只能從培養國民人格的角度入手，剖析問題的要害之所在。

　　文章首先指出，在辛亥革命的時候，由於當時的領導人只知道民主政治的形式，並不了解其精髓，所以他們只是抄襲模仿了一些民主政治的皮毛而已。到了五四運動以後，大家才漸漸認識到歐美民主政治的根本，這個根本就是個人的解放。

　　緊接着，張奚若從專業的角度指出，個人主義政治哲學的精髓有三點：第一，承認政治是非的最終判斷者是個人，而不是國家或政府；第二，承認個人有批評政府的權力；第三，承認個人有思想自由和言論自由。張先生強調：當一個人擁有這些權力之後，“他才能覺得他與國家的密切關係，他才能感覺他做人的尊嚴和價值，他才能真愛護他的國家。”

　　在此基礎上，張先生又進一步指出，儘管個人主義無論在理論上還是事實上都有許多缺陷和流弊，但由於“救國是一種偉大的事業，偉大的事業惟有偉大人格者才能勝任”，而個人主義恰恰可以養成忠誠勇敢的人格，所以只要不是有意與人民為敵的政體，就應該尊重個人主義。遺憾的是，我們的政府卻不懂這個道理，總是想統一思想，剷除反動，從而白白“喪失了許多有志氣有能力的好國民真人格”，這實在是很痛心的事。(《張奚若文集》第354-358頁，清華大學出版社1989年版)

　　在張奚若影響下，胡適又寫了一篇的文章，標題是“個人自由與社會進步——再談五四運動”。他說：“張先生所謂‘個人主義’，其實就是‘自由主義’”。五四新文化運動“無論形式上如何五花八門，意義上只是思想的解放與個人的解放。”他指出：個人主義有兩種，一是只顧自己，不管別人的“為我主義”，即假個人主義；二是有獨立思想、只認真理不計利害的“個性主義”，即真正的個人主義。胡適還說：“……一些人嘲笑這種個人主義，笑它是十九世紀維多利亞時代的過時思想。這種人根本就不懂得維多利亞時代是多麼光華燦爛的一個偉大時代。馬克斯(馬克思)、恩格爾(恩格斯)，都生死在這個時代裡，都是這個時代的自由思想獨立精神的產兒。他們都是終身為自由奮鬥的人。我們去維多利亞時代還老遠哩。我們如何配嘲笑維多利亞時代呢!”(《胡適全集》第22卷第285頁)

　　胡適文章發表後，張奚若又寫了《再論國民人格》。文章說，在中國傳統社會中，一個人只是家族的一分子，而不是一個獨立的人。這種情況到五四運動以後才大大改變。但不幸的是，五四運動以後，剛剛“萌芽的個人解放與人格培養”，在政府的嚴厲制裁下又日見消沉。於是，人們還沒有脫離家庭束縛，又被壓在國家的大帽子底下。再加上國家比家庭的權威要大得多，因此，“國家(其實就是政府)高於一切，絕對服從，無條件的擁護，思想要統一，行為要紀律化，批評是反動，不贊成是叛逆，全國的人最好都變成接受命令的機械，社會才能進步”云云，便成了整個社會的金科玉律，任何人不得違背。

　　張奚若畢竟是著名政治學家。他指出：由於政府是由人而不是由神組成的，因此它不會不犯錯誤。再加上權力的誘惑，就更容易日趨腐敗。防治的辦法，除了“不見得一定有效”的分權之外，“最重要的一種”，就是通過輿論監督，使政府能夠“接受批評容納意見”。要做到這一點，首先需要培養明辨是非、敢於負責的獨立的人格。(《張奚若文集》第259-263頁)這就是他為什麼要提倡用個人主義來培養國民人格的緣故。

論五四運動的歷史意義

　　1947年五四運動28周年之際，胡適為《大公報》寫了紀念五四的“星期論文”。我注意到，胡適每當論及五四運動，都要提到孫中山的一段議論，這篇文章也不例外。這段議論是孫中山在1920年1月給海外同志的寫信時提到的。當時距五四運動雖然只有八個月，但是在涉及五四運動的歷史意義時，卻言簡意賅，一語中的。這段文字不長，也容易理解，故照錄於下：

　　自北京大學學生發生五四運動以來，一般愛國青年無不以新思想為將來革新事業之預備，於是蓬蓬勃勃，發抒言論，國內各界輿論一致同倡。各界新出版物為熱心青年所舉辦者，紛紛應時而出，揚葩吐艷，各極其致。社會遂蒙絕大之影響。雖以頑劣之偽政府，猶且不敢攖(按：接觸、觸怒的意思)其鋒。此種新文化運動在我國今日誠思想界空前之大變動。推原其始，不過由於出版界一二覺悟者從事提倡，遂至輿論界放大異彩，學潮瀰漫全國，人皆激發天良，誓死為愛國之運動。倘能繼長增高，其將來收效之偉大且久遠者，可無疑也。吾黨欲收革命之成功，必有賴於思想之變化。兵法攻心，語曰革心，皆此之故。故此種新文化運動實為最有價值之事。

　　這裡所謂“人皆激發天良，誓死為愛國之運動”，與思想解放、個性解放有密切關係。因此胡適指出：“孫中山先生的評判是很正確很公允的。五四運動在兩個月之中，轟動了全國的青年，解放了全國青年的思想，把白話文變成了全國青年達意表情的新工具，使多數青年感覺用文字來自由發表思想感情不是一件困難的事，不是極少數古文家專利的事，經過了這次轟動全國青年的大解放，方才有中山先生所讚嘆的‘思想界空前之大變動’。這是五四運動的永久的歷史意義。”(《胡適全集》第22卷第672頁)需要指出的是，許多人以為白話文淡如白水，不如文言文高雅古奧，耐人玩味。殊不知白話文運動的最大作用，就在於思想解放和個性解放，而思想解放和個性解放又是現代化的先決條件。

　　在此期間，胡適還分別在北大學生“五四”籌備會舉行的晚會和北大校友聚餐會上發表講話。他說：陳獨秀在《新青年的罪案》中“提出兩點，即擁護科學與擁護民主。因擁護科學而反對孔教、反對舊思想;因擁護民主，而反對專制，反對獨裁。這就是《新青年》的兩大罪案，也就是新思潮運動的原因。”(同上，第675頁)至於新思潮的意義，他認為是一種批評評判的態度與精神，是重新估定一切價值的理念。

　　我以為，只有聯繫張奚若所謂個人是“政治是非最終判斷者”的理論，才能對胡適的論述有進一步認識和體會。

胡適離開大陸以後

　　1948年12月17日，既是北京大學成立50周年校慶，又是胡適57周歲生日。然而，這時的文化古都北平，已經被解放軍圍得水泄不通。12月15日，胡適以極其沉重的心情寫完《北京大學五十周年》的紀念文章後，乘坐蔣介石派來的“搶救著名學者”的飛機離開北平，但是他的二兒子胡思杜(思念杜威之意)卻留了下來。兩天后，胡適在南京參加北大校友會舉行紀念活動，他在會上講話時痛哭失聲，認為自己是個逃兵，對不起北大師生。

　　1949年4月，胡適再度赴美，精神異常苦悶。據說，中共建政後，毛澤東曾表示胡適可以回來，給他個北京圖書館館長的職務。但是胡適沒有反應。第二年朝鮮戰爭爆發，胡適寫下一篇長文——《史達林策略下的中國》，揭露斯大林在中國問題上的陰謀。這時，胡思杜正在華北革命大學(中國人民大學前身)政治部學習。為了融入新社會，他在遞交思想匯報《對我的父親——胡適的批判》以後，才畢了業，並被分配到唐山鐵道學院工作。不久，這份思想匯報在香港《大公報》公開發表。文章斥責胡適是“反動分子”、“人民公敵”，並聲明要與胡適脫離父子關係。1951年，《中國青年》轉載這篇文章，從而掀起對胡適的第一輪批判。

　　1954年，中國大陸以批判俞平伯的紅樓夢研究為契機，開展對“胡適反動思想”的全面批判。為此，胡適對一個朋友說：“這不過是借我的一個學生做‘清算胡適’的工具罷了。”他還說：“所謂胡適的幽靈”“是掃不清，除不盡的”。1957年反右運動前夕，胡思杜響應中央號召，給院領導提了些教學改革的意見，結果被打成右派。他無法承受如此打擊，終於上吊自殺。這時他還是孤身一人，年僅36歲。

　　胡適有兩兒一女，女兒素斐很小就夭折了。大兒子祖望，早年就讀於西南聯大，後入美國康乃爾大學主修機械工程。畢業之初曾在美國斯都德貝克汽車廠工作，後來又擔任中國航空公司工程師、台灣駐美國機構“經濟參事”等職務。他1980年退休，2005年去世，享年86歲。胡祖望的妻子叫曾淑昭，二人的獨生子叫胡復，也是畢業於美國康乃爾大學。胡適祖孫三代都畢業於這一學校，也是中美文化教育史上的一段佳話。

　　1958年，胡適從美國回到台灣，就任中央研究院院長。後來，胡適因心臟病多次住院，他對醫生說：“我做的事太多了，我在上半世里把下半世的事情都做好了，就是把下半世的精力都透支了。”

　　1962年，中央研究院在台灣舉行院士會議，胡適因為自己的學生、著名美籍物理學家吳健雄等人的到來十分高興。吳女士的丈夫袁家騮是袁世凱的孫子，也是一位著名的物理學家。當時他們都被中央研究院聘為院士，在場的還有另一位著名物理學家吳大猷先生。因此胡適在歡迎新院士的酒會上說：“我是一個對物理學一竅不通的人，但我卻有兩個學生是物理學家：一個是北京大學物理系主任饒毓泰，一個是曾與李政道、楊振寧合作驗證‘對等律之不可靠性’的吳健雄女士。而吳大猷卻是饒毓泰的學生，楊振寧、李政道又是吳大猷的學生。”

　　隨後，他請李濟和吳大猷講話。二人講完以後，胡適又接着說：我去年在“亞東區科學教育會議”講了二十五分鐘的話，引起某些人的不滿,對我進行文字“圍剿”。我對這件事的看法是：“不要去管它，那是小事體，小事體。我挨了40年的罵，從來不生氣，並且歡迎之至，因為這是代表了自由中國言論自由和思想自由。”說到這裡，他似乎有些激動。因為有幾位海外歸來的學者在場，所以他接着說：我們這裡“的確有言論和思想自由。各位可以參觀立法院、監察院、省議會。立法院新建了一座會場，在那兒，委員們發表意見，批評政府，充分的表現了自由中國的言論自由。監察院在那個破房子裡，一群老先生老小姐聚在一起討論批評，非常自由。還省議會，還有台灣二百多種雜誌，大家也可以看看。從這些雜誌上表示了我們言論的自由。”(《胡適之先生晚年談話錄》第281頁)正當胡適大聲疾呼言論自由的時候，他突然把話煞住，急忙說：“好了，好了，今天我們就說到這裡，大家再喝點酒，再吃點點心吧，謝謝大家。”

　　酒會在6點半鐘結束，與會人士在歡笑中陸續離去。胡適慢慢走到袁家騮跟前，和他閒聊起來。正在這時，“胡博士突然面色大變，他的頭曾在放着茶點的方桌上撞了一下，然後平躺在地上，這一突變，震驚了尚未離場的人，連已經跨上汽車的人也都匆匆地趕進來。”(《紀念胡適之先生專集》第7頁，台北豐稔出版社1962年出版)

巨星殞落，天地同悲

　　附近的醫生聞訊後很快趕到，給胡適注射了三支強心針，並進行人工呼吸。經過一段沉悶的等待，所有的人都希望能夠出現奇蹟。7點25分，一輛出租車送來台大醫院的主治醫生，他在胡適的胸部聽了一下，隨即宣布胡適在十幾分鐘以前已經逝世。這一判斷，讓“所有的人潸然淚下，中央研究院的職員們都痛哭流涕……”(《紀念胡適之先生專集》第7頁)

　　胡適去世以後，他的遺體於2月25日一早移入台北極樂殯儀館的靈堂，王雲五、張群、王世傑、羅家倫、莫，德惠等政界要人或生前好友前往殯儀館弔唁。26日，胡適長子胡祖望從美國趕回台北，蔣經國代表蔣介石到殯儀館瞻仰胡適遺容之後，還到福州街慰問胡夫人江冬秀女士，勸她節哀保重。

　　隨後，“數以千計的大學、中學的在校男女學生，冒着大雨跑到台北市極樂殯儀館瞻仰一代學人胡先生的遺容並鞠躬致敬，他們大部分旭成群結隊前往，並在靈堂外簽名薄上寫下‘台大學生’，‘師大學生’或‘北二女初二學生’……等然後離去。”(《紀念胡適之先生專集》第8-9頁)

　　下面是關於胡適後事的一些報道，從這些報道中可以看出，台北那些天一直在下雨。真可謂巨星殞落，天地同悲：

　　廿七日是故胡先生移靈極樂殯儀館，設靈供人弔唁的第三天。台北市一直落雨的天氣顯然沒有阻礙了國人對胡先生的崇敬。

　　廿八日，胡先生前友好和從未晤見過的民眾，仍自朝到晚絡繹不絕地到靈堂，弔唁這位一代哲人。

　　三月一日廣大民眾的人潮冒雨湧進台北市南京東路的極樂殯儀館，瞻仰一代學人胡先生的遺容。

　　這個廣大的人群，包括各階層的人士，以及少數的外國友人。估計人數超過三萬人。

　　一日雖然整天陰雨，並沒有影響這些人對胡適之先生的敬愛與瞻仰他遺容的熱誠。尤其是傍晚時，瞻仰遺容的人們擁塞在靈堂前的竹棚里，一分鐘進入靈堂的達七十人以上。(《紀念胡適之先生專集》第8頁)

　　按照治喪委員會的安排，胡適的遺體於3月1日移入殯儀館的極樂大廳，供世人瞻仰。大家看到，大廳中央懸掛着胡適69歲生日的巨幅照片。遺像上方是蔣介石親筆書寫的“智德兼隆”挽額，兩旁掛着陳誠的輓聯。上聯是“開風氣而為之師，由博涉融合新知，由實驗探求真理”;下聯是“瘁心力以致於學，其節慨永傳寰宇，其行誼足式人群”。胡適躺在布滿鮮花的靈台上，和藹、慈祥……，與外面的天氣形成顯明對照。

　　直到3月2日舉行公祭的時候，天氣才由陰轉睛。公祭從上午8點開始，美國、日本、越南、韓國、菲律賓、泰國、土耳其、約旦、秘魯、哥斯達黎加等國都派代表參加。公祭時，許多人悲痛欲絕，泣不成聲。公祭結束後，胡適的靈柩上覆蓋着北京大學的校旗，向南港緩緩駛去，並下葬在中央研究院對面的小山坡上。

來源： 新青年時評2018  2018-05-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