讀史明智5 2018.05.22

在一個社會中，如果普通人通過努力，可以通過正常的上升途徑獲得高位，那麼從某種角度上看，這個社會還算是公平的。但在蘇聯，隨着特權階層的興起、固化和自我封閉，底層精英升遷之路幾乎被堵死了。尤其是到了勃列日涅夫時代，普通民眾與特權階層的距離越來越遠。在蘇聯社會中，一般大眾自稱“我們”，而把特權者稱為“他們”。

由於前蘇聯權力高度集中的政治結構，領導人的親屬和那些能接近領導人的人，往往就成了大權在握、作威作福的人。

瓦西里·斯大林

斯大林的第二任妻子娜傑日達·阿利盧耶娃

斯大林的次子瓦西里畢業於航空學院，衛國戰爭爆發時，他只是個20歲的上尉，但是到了4年後戰爭結束時，他竟然被提拔成中將。儘管誰都知道他是個“酒鬼”，可是1947年從東德調回莫斯科後，立即就當上了莫斯科軍區的空軍首腦。據斯大林的妻子阿利盧耶娃回憶，“他無所不為，肆無忌憚地利用在其父斯大林身邊的機會”，“沒有什麼是他得不到的。他可以想怎麼就怎麼，可以要啥有啥。”

赫魯曉夫

不僅如此，那些斯大林身邊的工作人員，諸如警衛長之類的人物，也在生活待遇上享有很大的特權。阿利盧耶娃在《致友人的二十封信》中談到，斯大林身邊的警衛人員儘管沒有什麼文化，卻成了在“幕後操縱大權的人”。他們全都為自己修建了鄉村別墅，坐着政府的汽車，像政府部長甚至像政治局委員那樣生活。據赫魯曉夫在其回憶錄中說，斯大林的廚師和專為他的廚房採辦食品的人員中，有的當上了陸軍少將，有的當上了陸軍中將，並且還不斷被授予各種勳章。

勃列日涅夫

到了勃列日涅夫時期，這種任人唯親的事例更是不勝枚舉。以勃列日涅夫為例，他的女兒加琳娜生性風流，平均每兩年就要更換一任丈夫，她最後一任丈夫邱爾巴諾夫不學無術，可當他進入勃列日涅夫家後，就仰仗岳父的權勢，扶搖直上，僅僅10年時間就從默默無聞的克格勃上尉升任內務部第一副部長，並獲得上將軍銜。勃列日涅夫的兒子尤利更是個紈絝子弟，年紀輕輕就憑藉勃列日涅夫的權勢平步青雲，當上了被人們稱為“肥缺”的蘇聯外貿部副部長。

米高揚、斯大林、奧爾忠尼啟則的合照

葛羅米柯

其他高層人物的子女也很自然地進入特權階層，米高揚的兒子快速升遷為《拉丁美洲》雜誌的主編，葛羅米柯的兒子在蘇聯科學院美國和加拿大研究所工作一段時間後，突然成為蘇聯駐華盛頓的公使銜參贊，後又被任命為蘇聯科學院非洲研究所所長。就連傾向於改革的赫魯曉夫當權期間，也曾讓女婿當上蘇共中央報紙《消息報》的總編，並“掌管了赫魯曉夫的新聞局”，成為顯赫一時的人物。在地方上，各共和國的科學院，都“變成了塞滿親屬和以地方領導為靠山的人謀求高薪和清閒職位的地方”。

不僅是領導幹部的子女親屬獲得巨大的特權，只要和領導幹部有了親密的關係就能獲得極大的好處。酷愛打獵的勃列日涅夫，晚年已無力手握獵槍，但對打獵的興趣未減，便改為由他指揮，別人射擊。他特別看重伺候他打獵的職業獵手，居然授予獵手將軍軍銜和所有三個等級的“為祖國服務”勳章。大概他認為，為他服務就是為祖國服務。

為了遏制這種腐敗，在赫魯曉夫上台後，實行了特殊的幹部政策。根據蘇共二十二大通過的黨章第25條規定，黨員幹部要經常更替，基層黨組織選舉時，每年有大批領導由於任期屆滿而被更換。但勃列日涅夫上台後，對赫魯曉夫的改革進行了反制。勃列日涅夫特別推崇長期主持意識形態工作的蘇斯洛夫的一句話：“幹部隊伍的穩定是成功的保障。”1966年4月，蘇共二十三大對黨章第25條進行修改。從此以後，蘇共領導層組成人員幾乎長期原封不動，逐漸形成事實上的領導幹部終身制。在蘇共二十三大上，連選連任的中央委員達79.4%，二十五大時，除已經過世的中央委員，連任率竟高達90%，有的任期竟長達25年。勃列日涅夫、蘇斯洛夫等高級幹部都是在他們的職位上壽終正寢的。

領導幹部的終身制，使得上層階級有機會互相庇護，互相提攜，逐漸形成了一個穩定的特權階層，形成了一個封閉的小圈子。這一時期特權階層的人數不斷增長，但出身於普通人的只是少數，大多數特權階層是內部產生的。到了1970-1980年代，國家的高層精英人物實際上已經停止從下面補充人員了。

從70年代開始，特權階層逐漸脫離群眾，“他們孤立地生活、治療、休養，在這個階層中往往形成自己的家族關係，這個階層的子女們在一起度過時光，互相認識，往往通婚。”特權階層的子女可以憑着父母的地位輕易地進入好的大學，如進人外交官搖籃的國際關係學院，然後被公派出國，回國後就可以得到一份前途無量的位置，為進入特權階層鋪好階梯，一段時間後他們便成為特權階層中的一員。

既然通過辛勤的工作和傑出的才能已經無法獲得升遷，那麼各級幹部們就開始依靠給領導送禮、討好上級，謀得更高的官位，獲得更大的權力。有一個典型的例子，勃列日涅夫到阿塞拜疆訪問，該共和國共產黨第一書記阿利耶夫竟然送給他一座用純金製作的、價值連城的半身像。之後，阿利耶夫便很快被調到莫斯科任部長會議第一副主席，並成為政治局委員。

“上有所好，下必盛焉。”在這一時期，蘇共的許多書記、州委書記、邊疆區委書記、中央委員都捲入了骯髒勾當。一到節日前夕，機要通訊部門就忙得不可開交，分發從各地區寄給總書記和政治局委員的“盒子”。許多地方和部門早已不是按能力和貢獻的大小來選拔任用幹部，而是任人唯親，拉幫結派。因此，想做官或者升遷，必須討好或賄賂有關領導，職務也因此有了價格。某些地區就連黨委書記都明碼標價，在1969年，阿塞拜疆一個區委第一書記就“價值”20萬盧布，第二書記是10萬盧布。這些靠着溜須拍馬、行賄送禮上來的官員，毫無政治理想，他們當官完全是為了私利，為了維護既得利益，他們反對任何涉及自己特權的改革，更不可能主動地遏制蔓延全黨、全社會的腐敗。

1976年勃列日涅夫70歲壽辰時，出現了一個給他送禮的高潮。其中，雅庫特人贈送了一隻喝馬奶用的巧倫杯。這可不是一隻普通的杯子，而是一件富於民族特色的貴重藝術品。他們用罕見的特大象牙磨製出一隻杯子，鑲上帶有銀托的各種鑽石和珍寶。由於工藝複雜，鑲嵌和裝飾工作由莫斯科首飾廠承擔。這件禮品花費了大量人力物力，耗費巨大，歷時數月才完成，由當地領導人親自送給勃列日涅夫。當時，軍工企業送的是刻有他名字的手槍，高加索地區送的是帶壓花的寶劍。蘇聯航空航天研究中心1973年送給勃列日涅夫一個精緻的煙盒作為生日禮物，盒蓋上刻有幾枚核彈頭。勃列日涅夫的妻子維多利亞在莫斯科弄了一套房子，專門存放丈夫在各類場合中收受的禮物。閒暇時，她最大的愛好便是到那裡欣賞琳琅滿目的收藏，順便帶過去新的禮品。

這種風氣甚至影響到了國外，當外國人得知勃列日涅夫喜愛豪華轎車後，他們便一輛接一輛地送上門來：德國的梅塞德斯、英國的勞斯萊斯、法國的雪鐵龍、美國的林肯等等。

薩達姆

伊拉克前領導人薩達姆沒當上總統之前，曾送給勃列日涅夫一把軍刀，刀鞘上鍍着一層黃金，上面還鑲嵌着寶石。

戈爾巴喬夫

安德羅波夫

就連以改革而著稱的戈爾巴喬夫也是通過巴結領導得到升遷的。當初，戈爾巴喬夫任斯塔夫羅波爾邊疆區委書記，那裡有許多國家級的療養院，蘇斯洛夫、安德羅波夫等高級領導人常到那裡休假，戈爾巴喬夫有機會和他們接觸，利用各種機會討好他們，這為他以後的升遷提供了方便。

盧泰愚

上行下效，請客送禮達到了無法控制的地步，到了戈爾巴喬夫當政時期，這種風氣仍然十分嚴重。許多外國人給戈爾巴喬夫寄來紀念品、家傳寶物、錢或貴重物品。各國為了表示對他銳意改革的敬意，紛紛製作金、銀、白金紀念章和紀念幣。有一次戈爾巴喬夫從韓國歸來，從皮包里拿出一個裝有10萬美元的信封，是韓國總統盧泰愚送給他的。

領導幹部終身制再加上任人唯親，到勃列日涅夫的後期，已產生一系列嚴重惡果。機構臃腫、官僚作風、思想僵化都到了無以復加的地步。

柯西金

70年代末，蘇聯部長會議主席柯西金和他的助手起草了一份關於經濟改革的報告，引起了部分官僚特權階層的不滿和抵制。勃列日涅夫對改革冷言冷語：“改什麼呀，把工作做好就行了。”結果，柯西金的助手被撤職。蘇共內部自我更新、自我糾錯的能力幾乎完全喪失了。

到80年代初，蘇聯部長會議所屬已有64個部，20多個國家委員會和其他一些直屬機關。這些部委正副部長級幹部就有800多人。黑色冶金工業部有部長一人，第一副部長三人，副部長15人，正副部長共19人。各級領導機關的官僚主義、文牘主義和形式主義大大發展，黨政機構和人員編制大大增加。據俄羅斯社會學研究所提供的材料，當時蘇聯黨政領導機構作的決議能得到執行的充其量不到十分之一。

特權階層在做任何事情之前，考慮的不是國家的發展大計，而是本階層、本人的利益，他們只關心對他們自己有利的事情，其他事情要麼敷衍了事，要麼高高掛起，要麼搪塞推諉，“對於任何事情都無動於衷，所追求的，用他們的行話來說，就是儘快把問題推開，把大事化小，小事化了，把申訴人像皮球一樣踢走。”

從腐敗到自殺，蘇聯敗亡之因！

如果說腐敗在世界上任何角落都存在，那蘇共的敗亡和腐敗究竟有何關聯？蘇共《真理報》總編輯阿法納西耶在《真理報總編輯沉浮錄》一書中寫道：蘇共中央向大會所做的報告，其起草的方式、方法和順序早就定型了，開頭，永遠是“資本主義總危機”；第二部分，國內情況，始終是“巨大成就”和“個別缺點”。他還回憶說：為勃列日涅夫起草文件，並不要求有什麼“新思想”，更不要說有什麼“獨到的思想”了。只要你善於把那些早已陳舊、無人感興趣的思想換上新的形式，找到新的表達方式，應當說就已經體現出十分卓越的“創造性”了。“我們就這樣一天一天地、一周一周地、一月一月地寫作、炮製、發展馬克思列寧主義。”

正是由於蘇聯建國之初的合法性來自於馬克思列寧主義，而當蘇共背離了這些支持它存在的原則時，便比其它任何政權更容易失去人心。一方面，當人民看到官場上貪污賄賂公行，官員們生活腐化，而新聞里卻天天大談一些毫無實際的陳詞濫調時，失望之情油然而生。另一方面，特權階層的自我封閉，使得底層人才失去了上升的可能，大批精英被無情阻隔在了政權階層之外，難以脫穎而出。

與此同時，統治階層的封閉必然造成近親繁殖，越來越多的幹部子弟進入權力核心，他們從能力上根本不能勝任那些重要的崗位，因此，蘇共上層成為一個在體力和智力上逐漸衰落的階層，這直接導致了蘇共的執政能力和統治基礎不斷下降。更糟糕的是，通過裙帶關係獲得高位的人，完全失去了信仰，脫離群眾、自我封閉、思想僵化、官僚作風……到戈爾巴喬夫時期，當這些人發現有更好的辦法將個人私利最大化時，竟然拋棄了自己的政權，改弦易轍，徹底的放棄了掛在口頭上的社會主義，公然將國家財富占為己有，走上了資本主義道路。正如美國一個專門研究俄羅斯問題小組的負責人弗蘭克?奇福德說的那樣：“蘇聯共產黨是唯一一個在自己的葬禮上致富的政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