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安份的王朔上個世紀總是愛折騰。在2000年出版的 《美人給我蒙汗藥》這本書裡，王朔和神秘的對話者老俠一起對當前中國文化藝術進行了一次檢閱與評點；自己的理想與寫作、評論大眾文化的媚俗、罵知識分子的虛偽、批當紅電影導演、談小說和現實中間的性說愛、論當代作家的座位，憤怒的兩個中年人，以感性的談話揭露了我們這個時代文化環境的內在真相。雖然這麼多年過去了，但今天讀王朔這本世紀初的作品，依然感覺仿佛是今天的故事，因為一個民族的文化基因沉澱是長期存續的。

本文選自《誰造就了文化恐龍》一章。

 老俠：錢鍾書是有學問，但既沒有思想也沒有方法上的獨創。他的《管錐編》不過是中國從漢代開始的注經傳統的墓志銘。俗話說：先秦之後沒有“子”。中國學術史、思想史在百家爭鳴之後，就是一部不斷地把智慧消耗到注經中的歷史，四九年後由注孔子轉為注馬克思主義。從注經的角度講，錢鍾書堪稱一絕，為一桌雞毛蒜皮也要找來五湖四海的洋佐料。他聲稱別人聽不懂，他那個《管錐編》壓根就不想讓你懂，來來回回說些廢話，犄角旮旯地掉書袋子，一弄就一大堆旁徵博引。據說考錢的研究生要會五種外語，我不知道，這是招收研究生還是藉此炫耀賣弄語言天賦。錢有方法嗎？沒有。有原創的思想嗎？更沒有。“錢學”的產生很可笑，我想不出那些捧“錢學”飯碗的人研究些什麼。《圍城》嘲諷知識分子，“錢學”是對中國學術的最大嘲諷，在思想發現的層面上，“錢學”研究界的智商等於零。《圍城》也就是部酸甜的小說，人們卻把它捧上了天。

王朔：現在有群生猛小生，沖著名人開刀，不光是給余秋雨、王蒙上課，講台都搬到像錢鍾書這類德高望重、眾口一詞的大師門口。感覺上，錢鍾書學問很大，挺清高的，拒絕這拒絕那的，似乎不像余秋雨，不像我這麼媚俗。

老俠：錢鍾書是有學問，也很清高，從媒體的報道看，他是愛誰誰，拒絕中國的媒體炒作，《東方之子》的採訪也吃閉門羹。他更拒絕國外名牌大學的邀請，管你是牛津、哈佛，沒戲。而恰恰是這種拒絕，又變成了另一種炒作，“大隱隱於市” 這條古訓又有了當代踐行者，越隱越顯，越拒絕越有人格高潔的美名。這種生存策略在中國已有幾千年傳統，有文字記載的歷史有多長，隱士成名的傳統就有多長，我弄不懂這種隱士文化到底是什麼—— 所有的隱士都極有名，且都是“歲寒之松柏”之類的高潔。

王朔：我怎麼覺得這像是一種成心。學問的深奧我不大懂。但我讀《圍城》的閱讀經驗與讀余秋雨的東西十分相似。都是先聽說如何如何好，拿來一讀，文字迷人，給人的直覺這人有學問。但當你再向深讀，視野開闊了一點兒，就會覺得這人是在玩花活兒，表面迷人的功夫如此深，其實裡面沒什麼。他只是在炫耀他的趣味和學問，他並不想嚴肅地說點什麼。

老俠：我初讀錢鍾書是《談藝錄》，一翻開真如初涉水的人面對大海，以為自己肯定游不過去，或要花終生精力才能游到一半，不被淹死就算造化大了。但讀完了，除了東拉西扯和用牛角尖扎人外，不會給你任何啟迪。我又尋遍錢鍾書的文字，發現沒有一篇可以稱之為給人警醒的東西。中國的傳統詩文的那種評註式感悟式的方法，有王國維的《人間詞話》足矣。王國維不僅有學問、有思想也有真性情，他的學問紮實，卻無一絲賣弄；他的靈性躍動，卻無一點淺薄；他的性情撼人，能夠以生命殉一種垂死的文化。這讓我想起魯迅的名言：敢於扶叛徒的屍體痛哭的人，方為真脊梁。

王朔：一些關於錢鍾書的讚美，包括楊絳的回憶，大都講錢鍾書的“文革”厄運，但錢在此前的境遇還是不錯的，比許多人的命運都好，但這兩位德高望重者似乎從不提那一段，感覺上，他們四九年以後盡受苦了，且苦大而仇不深，一副淡泊名利的仙骨。

老俠：錢的淡泊名利是做給社會看的，同時又是一種生存策略，既對苦難和社會不公正保持沉默，又能把自己塑造成似神的人格。在中國，面對那麼多苦難與無恥，沉默似乎成了一種美德，一種良知。而我以為，沉默非但不是美德，反而是一種巧妙的無恥——一種生存策略。無論多大的學問家，一旦太珍惜自己的羽毛，就將喪失良知。

王朔：想起魯迅的名言，怎麼說來的，好像是，沉默啊沉默，不在沉默中爆發，就在沉默中死亡。特別是對於知識分子來說，沉默即死亡。

老俠：這些年知識界有股極不公正的思潮，對死去的人照死里夸，塑造一個個新的人格神，比如有關陳寅格的炒作。

王朔：好像還有個叫顧準的。

老俠：顧准與陳寅烙大不一樣。有一次紀念顧準的討論會上，一些中青年學者對顧准並不買賬，說顧的理論早落伍了。紀念顧准明擺着不是理論問題，而是極端惡境中的堅守問題。顧準是在多麼惡劣的環境下寫出那些東西的。換一些人，知識再多，理論再博大深邃，未必能寫出那些東西。馮友蘭可謂大家，但看看他在四九年以後，特別是“文革”中寫了些什麼，全是垃圾。顧準的那種堅韌與良知，那種知識上的誠實，不僅在當時，就是現在，也是大大小小的學者文人所沒有的。這些不屑於顧準的中青年學者，在知識上可謂學貫中西，但在做人上一無所知。他們用開放時代的知識去貶低顧准，未免太冷血了。朱學勤就此寫過一篇東西，很沉痛、很激憤。

王朔：在思想上最活躍的八十年代，也很少有顧准那樣的誠實。

老俠：陳寅恪的命運就不同了。對陳的讚美幾乎眾口一詞，中青年學者都拿陳寅恪附庸風雅，似乎誰不讚美幾句陳寅恪，誰就是狼心狗肺。我見過一些中青年學者寫文章讚美陳寅恪的詩詞。陳寅恪有學問，也有傲骨，他的歷史研究頗有建樹，可是他的詩詞我實在看不出有多優秀，他的《柳如是別傳》也絕沒有那麼出色。但一些中青年學者，連史帶人帶詩一起夸。就像對待《紅樓夢》，感覺上凡是有點兒名的上層次的文人都寫過《紅樓夢》，劉心武關於《紅樓夢》的文字，恨不得連書中的一口唾沫都要硬看出微言大義，附庸風雅到這種地步，是個東西經這麼一夸也就不是東西了，被糟踏得不成樣子，成了個垃圾桶。中國知識界的附庸風雅、攀附權貴在造就一個個偽君子的同時，也製造着一個個垃圾桶。把人誇得不是人了，而中國又沒有神，你說他成了什麼，垃圾桶。《紅樓夢》並沒有優秀到字字珠璣的地步，曹雪芹就好賣弄他的文采，動不動就開個詩社什麼的，你一首他一首我一首的，沒有幾首能讀的，占了太多的篇幅。

王朔：中國文化人的媚態打小兒就耳濡目染，是根子上的，一代代淵遠流長，不光是向權貴，向大眾拋秋波，文化人之間彼此的互媚更情誼綿綿，波瀾壯闊。

老俠：你的小說中有這樣的情節，一個學者，或詩人或文化名人，一群陌生的小年輕的，第一次見他，畢恭畢敬地敲開門，進去就是沒頭沒腦沒天沒地的亂夸一通，那老師一下就暈了，找不着北了。穿不上褲子的時代用無私的心靈捧人，小康的時代就用暴發戶的揮霍捧人。

常從報刊上看到巴金老弟給冰心大姐的信，還有蕭乾，那種相互的撫摸幾近於寶哥哥和林妹妹，但我從未見過這種通信中有樸素的真性情，似乎彼此寫信問候只是為了見諸媒體，向社會炫耀些什麼。在老一輩中，王元化有些真性情。他講起過早年清華園的生活，那種透明、暢快、自由的呼吸，是他這一生最值得珍惜的時光。他的父母在清華教書，都是基督徒，從不干涉他的生活。還有李慎之老人，是現在還活着的世紀老人中，難得的有良知者，從他的文字中，還能讀出真性情，還有種激情之思……要說冰心和巴金之間的那種惺惜，還有點兒才女與才子之間士大夫的遺韻。到了劉心武、王蒙這一代人，相互之間的夸就是赤裸裸的互媚。

百花文藝出版社曾出過一本名家論名家的書，一大批當紅文人，你說我好，我說你更好，簡直到了不知羞恥的地步。

王朔：有些夸也不全是世紀老人們自個兒的責任，很多關於“文化恐龍”們的吹捧文章，都是家屬們在背後指使的。寫傳要經過家屬的同意。這種把關有時比意識形態的審查還要嚴厲和苛刻，還要只准讚美不許批評。

老俠：這種保護是一種利益關係。很多所謂的名人傳記，嚴格地講已經不是傳了，而是他們的兒女們、家屬們，為了自己的既得利益授意把他們家的“古董”寫成什麼樣子。

王朔：祖宗傳下來了就這麼一件值錢的“古董”，還有幾道裂縫，一定要精心呵護，千萬不能砸了。我覺得這些家屬很愚蠢，非要把他們家的“古董”弄成很偉大的人物，不怕累着。不知道他們為什麼這樣想，好像這樣就可以流芳百世。如舒乙，成天就吃他爹（老舍），簡直是個空頭文學家。

老俠：不光空頭，且很貪婪，榨幹了骨髓還要吃。12月3號的《南方周末》，有一篇關於巴金的文章，也就是寫巴金在醫院中治病。但題目很大很嚇人，叫《一個純潔的靈魂——記病中巴金》。我不知道作者為什麼不直接用“記病中巴金”做題目，非要弄個“純潔的靈魂”安上，似乎這樣就可以挽救病中的老人。有話不好好說，偏說空話。這種夸法是一套程式化的東西，已成為國人的思維定勢，程序一旦啟動，就由不得你了，即使被誇者臉紅心跳，大聲斷喝讓讚美機停止，也不起作用，它一定要完成既定的程序，把輸入的成仙成聖的詞彙全部輸出，否則機器不會停轉。

王朔：這就叫“照死里夸”。把死人夸活，借屍還魂。把活人夸死，豐碑永存。

老俠：不要說“良知”“高貴”了，做人的最起碼的誠實，對國人來說都是一種非常奢侈的東西，我們揮霍不起。這條底線太不容易堅守了。說謊是許多人的精神癌症。不會說謊就意味着無法生存，說謊安全，說謊一本萬利，空手套白狼。學別的東西比登天還難，學說謊學無恥根本不用教，一種娘胎中血液中的無恥。大躍進時，某科學家居然要從科學的角度論證高產糧食能達到幾萬斤、十幾萬斤。這種知識上的不誠實是最大的無恥。波普爾在《開放社會及其敵人》一書中論及黑格爾哲學，他說黑格爾的成功是“不誠實的時代”和“不負責任的時代”的開始，起初是知識上的不誠實，後來作為其結果之一，是道德上的不負責任；直至出現一個被一種誇大其詞的魔法和隱語的力量所控制的新時代。波普爾引證了一些黑格爾哲學中關於自然科學的論述，結論是，黑格爾連起碼的自然科學的常識都不懂，卻能構造出龐大的自然哲學體系。

王朔：知識上的誠實與道義上的負責，是一個作家的界限，界限就在這兒，要是守不住，哪怕退一步也就完了。

老俠：半步也不行。甚至腳根兒稍一動，就可能全線崩潰。中國知識界的關鍵不是理論問題，而是誠實問題。這是底線。道義上的勇氣不夠還可以理解，知識上的誠實一旦喪失，上帝也救不了我們。真正堅守在自己的寫字檯前，讓一雙銳利的眼睛俯視你的筆，這種自律就是良知。遺憾的是，這種人幾近滅絕。多年前，在北大的一個座談會上，有一個研究生提到了馮友蘭，每天早晨拄着拐杖立於未名湖畔，面朝東方，等待日出什麼的。這個學生被馮友蘭肅穆虔敬的背影所感動。其實，這種形式只是一種做出來的姿態，是做給別人看的，他知道這姿態很能迷惑一些人。如果他心中真的有所敬畏，哪怕是對日出對大自然的敬畏，他也不會在五十年代去印度時有意迴避他的老同學和老朋友，不會寫出那麼多御用的哲學垃圾，不會進入“文革”時的寫作班子。他自己的哲學中，提出的人生境界已經成聖成神，但在現實中卻沒有任何堅守。而中國人對這類學者極為寬容，如同對那些沉默者的寬容一樣。實際上，這種寬容決非真正的寬容，而是一種同病相憐的相互庇護。

我倒更欣賞宗白華，這位老先生只對藝術有興趣，是北大知名教授中最淡泊名利地位者。他最愛幹的事是去看好的畫展，只要有，他從不會要求學校給派車，自己拎個包，拿着拐杖，擠上公共汽車就去了。他對中國藝術的特徵的感悟是現存的美學家無人能與之相媲美的。李澤厚的《美學歷程》關於中國藝術的議論最精彩的段子，全部來自宗白華，有了宗白華之後，余秋雨還厚臉皮去“文化苦旅”。他肯定沒看過宗白華的東西，或看了不以為然。

王朔：但學院派對一些骨子裡堅守的人卻非常苛刻，類似一種懦弱者的同盟，真的牆不敢以頭相撞，反而用刀子猛捅紙糊的牆。久而久之，中國知識界的正義感全發泄在綿羊或豬的身上，面對一群螞蟻的大義凜然和面對一隻虎的委瑣下作，也不知道那麼多知識都到哪去了，字兒一認得多，人就變得小心眼兒。他們一開口，上帝就發笑。

老俠：上帝不會盲目地發笑，中國知識界的一些人的下作連值得發笑的遊戲都玩不好。中國只有讀書人，但沒有知識分子。經過近百年的啟蒙和開放，仍不及歷史上的司馬遷和莊子。這兩個人是中國讀書人中罕見的清醒者。

原創： 王朔：媚態
書相遇 二O一八年五月二十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