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源 l 公眾號星火財經記者聯盟

鄧小平在全國科學大會上接見著名數學家陳景潤

陳景潤這樣一個數學怪人，與正常的社會都格格不入，與那個反常的時代就更加倍牴觸。

毛澤東畫了一個圈

１９７３年的春天姍姍來遲，２月底了，水面上仍結着薄薄的冰。

陳景潤裹着棉大衣去醫院看病，在路上遇見數學所原業務處處長羅聲雄。羅５０年代末從北大數學系畢業，背着鋪蓋卷就直接到了中科院數學研究所，因愛仗義直言，沒少得罪人，也沒少挨過整，文革中被下放到湖北沙洋五七幹校。

也許是擔心自己不久於人世，陳景潤將自己的秘密悄悄告訴了羅聲雄：“我做出了‘１＋２’，我想拿出來發表，又怕挨批判。”

羅聲雄說：“只要你的證明是對的，就不要怕。”

可是陳景潤仍不敢將論文拿出來。這些年來，挨打、跳樓、被專政，就是因為專心業務研究。他不能不心有餘悸。

沒過多久，中科院一位軍代表來數學所視察工作。軍代表姓王，是經歷過南征北戰的將軍。羅聲雄跟他談起了陳景潤，說陳景潤將“哥德巴赫的一個著名的猜想”推進到了“１＋２”。

將軍不知道哥德巴赫是誰，也不知道他的那個猜想有什麼意義，又有多重要。

羅聲雄告訴他，哥德巴赫是德國的一位數學家，他在１７４２年提出了“任何一個大於２的偶數都是兩個素數之和”的猜想，這個猜想如果被證明了，將會極大地推動數論研究的發展。２００多年來，一代又一代數學家都在夢想證明它，它被列入２０世紀最重要的數學問題之一。陳景潤將它推進到“１＋２”是一個了不起的進步，這個成果如果公布出去，將會在國際數學界產生巨大的影響。

將軍聽了很激動，問：“他的論文寫出來了，為什麼不拿出來發表？”

“他不敢拿出來，怕受批判。”羅聲雄說。

“他住哪裡？你帶我去看看他。”將軍說着快步出了門。

羅聲雄將將軍領到８８號樓，他拍了拍小屋的門，過了好久，才聽到陳景潤細若游絲的聲音：“是誰呀？”

“是我，羅聲雄。”

門“吱呀”一聲開了，見羅聲雄後面跟着一位軍人，陳景潤驚愕地睜大了眼睛。

將軍爽朗地笑了，他拍了拍陳景潤的肩膀說：“小伙子，聽說你做出了一個很了不起的研究成果，你別怕，大膽地拿出來。”

陳景潤不置可否地連連說：“謝謝，謝謝……”。

將軍走了，他關上門沉思，雖說這位老同志是院裡的軍代表，支持他將論文拿出來發表，但是如果以後軍代表走了，有人秋後算帳怎麼辦？想到這裡，他又不寒而慄。陳景潤仍不敢將論文拿出來。

幾天后，主持中科院黨組工作的武衡來到數學所，他神情嚴肅地對所黨委書記趙蔚山說：“聽說你們這裡有個青年做出了一個很了不起的研究，卻不敢將論文拿出來發表，這很嚴重，為什麼不敢拿出來？這麼重要的研究成果應該直接向周總理匯報。”

原來，軍代表回去後將陳景潤的情況報告給了院黨組。

不久，中科院召開全院黨員幹部大會，傳達貫徹周恩來總理“要加強理論研究”的指示。武衡在會上說：“數學所有一位青年研究人員，做出了一項很重要的研究成果，將哥德巴赫猜想的研究大大向前推進了一步。……”

雖然武衡在會上沒點名，但不久，科學院上上下下都知道了武衡說的那位做出重要研究成果的青年研究人員是陳景潤。

武衡的講話在中科院引起譁然大波。有人說，怎麼宣傳起陳景潤這樣的白專典型來了，這不是否定文化大革命麼？也有的人酸溜溜地說：“有什麼了不起，如果我們象他一樣不關心政治，我們也能做出來。”

陳景潤將他的論文拿出來了。可是圍繞着論文能否發表又引起了一場爭議。有人很激動地說：“陳景潤的論文研究的是古人洋人的東西，沒有實際意義，不能發表，要發表，必須全所討論通過。”他們上綱上線，說：“陳景潤的論文絕對不能發表出來，這是關繫到走什麼路線，樹什麼旗幟的大是大非問題。”

也有人挺身而出：“哥德巴赫猜想是世界難題，陳景潤的研究結果意義重大，論文應儘快發表。”他們氣憤地說：“你們不是每天都在喊要解放全人類嗎，連陳景潤都不敢解放，你們還解放誰？”

講解演算的陳景潤

１９７３年４月，中國科學院主辦的《中國科學》雜誌，頂着壓力，公開發表了陳景潤的論文《大偶數表為一個素數及一個不超過兩個素數的乘積之和》。

接着，中國科學院《科學工作簡報》第七期發表了題為《數學基礎理論研究的一項成就》一文，概括地介紹了陳景潤的這項研究成果。這份簡報被中央一位領導看到了，他要求中科院將陳景潤的論文寫一詳細摘要。４月２０日，中科院將陳景潤的“１＋２”論文放大印製在八開紙上，一同報送毛主席、周總理。

陳景潤證明了“１＋２”的消息震撼了中國數學界，也震撼了國際數學界。在此之前，數論專家們普遍認為，要想沿用已有的方法（包括篩法）來證明“１＋２”是不可能的。而陳景潤居然對篩法“敲骨吸髓”，加以改進，創造出了加權篩法，使篩法的效力發揮得淋漓盡致。

有外國數學家寫信給他：“你移動了群山！”

有數論專家驚嘆：“陳氏定理是篩法的光輝頂點！”

消息傳到英國，英國著名數學家哈伯斯特聽了為之一震。哈伯斯特與李希特合作撰寫的《篩法》一書正在付印。他馬上托人從香港找到了陳景潤論文的複印件，給《篩法》一書又增加了新的一章——《陳氏定理》。他在這一章的首頁寫道：“我們本章的目的是為了證明陳景潤下面的驚人定理，我們是在前十章已經付印時才注意到這一結果的；從篩法的任何方面來說，它都是光輝的頂點。”

科學院召開黨員幹部大會那天，新華社女記者顧邁南剛好也在場，聽武衡講有一位青年研究人員取得一項世界水平的科研成果，她的心為之一動。幾天后，她與攝影記者鍾巨治一起到中科院，準備採訪陳景潤。

聽說是來採訪陳景潤，有人說：“他可是個怪人，除了搞數學，什麼也不知道，什麼也不關心，而且是有名的‘白專典型’，雖然他在科研上成就很突出，將哥德巴赫猜想推進到‘１＋２’的水平，但是他這個人政治上不可靠，是個有爭議的人物，武主任在報告中也只是不提名地提到了他。”

“既然是‘白專典型’，陳景潤有沒有反黨反社會主義的言論？”顧邁南問。

“好象沒有什麼反動言行，只是不太關心政治。”並舉出一事例說明。那是中美建交後，有一次他所在的五學科研究室召開討論會，因為規定人人都得發言，陳景潤沒啥好講的，就批判美帝國主義，說美帝國主義狼子野心不死云云。一位同事悄悄拉了拉他的衣角，湊在他耳邊說：“中國跟美國建交了，毛主席還接見了美國總統尼克松。”陳景潤電擊般地呆住了，嘴裡喃喃着：“真有這樣的事……。”

顧邁南與鍾巨治又來到數學所。他們找到業務處處長羅聲雄。羅聲雄詳細介紹了“１＋２”這項成果的重大意義，同時也向他們證實，陳景潤不關心政治，不參加任何活動，但是並沒有反動言行。最後，他還向兩位記者介紹了陳景潤的身體情況，說他病得很重，並說中關村醫院的醫生曾幾次告訴數學所，不要讓陳景潤死在屋裡沒人知道。

兩位記者採訪後討論起了陳景潤是不是“白專”的問題，他們認為，陳景潤是“專”的典型，毫無疑義，他的一系列研究成果就是證明；至於是不是“白”的典型，值得商榷，因為陳景潤做出了領先世界水平的研究成果，為國家爭了光。他們決定將了解到的情況寫成內參，據實向黨和國家匯報。

當天晚上，他們分別趕寫出兩篇內參，一篇是《青年數學家陳景潤取得一項具有世界領先水平的科研成果》，一篇是《關於陳景潤的一些情況》，在這篇“情況”里，他們反映了陳景潤的處境和身體情況，說他病情危險，急需搶救。文中並引用了一段被採訪者的話：“×××說，如何對待陳景潤這樣的知識分子，如何對待陳景潤這類理論工作，請中央表個態。”

這兩篇內參受到了中央的高度重視。毛澤東主席看了後畫了一個圈，並批示：要搶救。請文元同志辦。

凌晨２點，幾輛小轎車悄悄停在中科院８８號樓前，從車上急匆匆走下一群人，走在前面的，一位是武衡，另一位是數學所負責人趙蔚山。他們徑直走上三樓，叩響了小屋的門。

陳景潤仍在燈下工作，聽見叩門聲，心裡一陣緊張，自從論文發表後，他就一直提心弔膽着。他將數學書和稿紙飛快地藏起來，然後才開門。見門口站着許多人，陳景潤神情緊張地連連說：“我……我沒幹什麼，我在聽英語廣播，聽新聞……”

武衡走上來，微笑着說：“你別怕，我們是來帶你去檢查身體的。”

“帶我去檢查身體？”陳景潤吃驚地張大了嘴。他懷疑自己聽錯了，這麼多年來，他一直受歧視、受排擠、受打擊，很少有人真正關心過他。他警惕地打量着這些半夜來客，心裡充滿了不安和疑慮。

陳景潤被大家擁着上了車。小轎車在寂靜無人的街上急駛，不一會就拐進了清華大學校園。

陳景潤被帶進一間燈火通明的房間。房間裡坐着幾位陌生人，陳景潤正不知所措，有人向坐在沙發的一位男人報告說：“遲群主任，陳景潤同志來了。”

沙發上的男人站起來，一邊握住陳景潤的手，一邊上上下下打量着他：“陳景潤同志，我們是毛主席派來看望你的，聽說你病得很重？”

“謝謝，謝謝，我還好，還好……”陳景潤雖然很少參加政治活動，但是因為每天晚上都聽中央電台的對外廣播，他知道這個當時在教育科技界一手遮天的遲群。

遲群神情嚴肅地向陳景潤傳達了毛主席和江青的指示。陳景潤受到了極大的震動，他做夢也沒想到毛主席竟會親自關心、過問他這個小人物的身體健康。他激動萬分，嘴唇哆嗦着一遍又一遍地說：“感謝偉大領袖毛主席，感謝偉大領袖毛主席……”

這天晚上，遲群請來的醫學專家連夜對陳景潤進行會診，會診結果表明，陳景潤身染嚴重的肺結核和腹膜結核病，必須立即住院治療。

會診後，天已大亮，武衡親自將陳景潤送回８８號樓。這時，８８號樓的住戶正在互相傳播着一個消息：“昨天晚上陳景潤偷聽敵台被帶走了！”

原來，昨天晚上那幾輛神秘的小轎車停在樓前時，被８８號樓傳達室的值班員發現了，她想，陳景潤那個倒霉蛋半夜被帶走了還會有什麼好事。

見陳景潤坐着小車回來了，後面還跟着院裡的領導。人們交頭接耳目瞪口呆。

陳景潤沒心思理會閒言碎語，他的心沉甸甸的，當初的激動已經過去，現在的他已是滿心憂愁。

他沒有回他的小屋，徑直去了李書記家。李尚傑正準備上班，見陳景潤愁眉苦臉地進來了，忙問他發生了什麼事。陳景潤將昨天晚上發生的事都告訴了他，說：“他們要我去住院，我不想去，誰知道以後還會不回來運動呢……”

李尚傑勸他說：“你病得不輕，你應該去住院，象這樣經常發燒，長期拖下去是不行的，不管怎樣，先將病治好了再說。”

毛主席的指示，在科學院象炸開了鍋，激起強烈反響。人們奔走相告，一些仍被各種各樣帽子壓着的知識分子更是暗暗激動欣喜，連陳景潤這樣的“白專典型”都解放了，天真的要亮了。

可是，也有人極為不滿：“陳景潤是白專典型，這樣的人不應該提倡，中央領導指示要給這樣的白專典型治病，是因為有些人沒有如實向中央反映情況。”他們組織部分黨員給中央寫信，指責反映問題的人美化陳景潤，謊報軍情，欺騙中央，欺騙毛主席，說陳景潤的成果如何如何沒有價值，沒有意義。　　

這天下午，李尚傑接到通知，馬上送陳景潤去３０９醫院住院。李尚傑匆匆到８８號樓通知陳景潤趕緊收拾東西，６點鐘有車送他去醫院。

晚上６點鐘，車準時開到樓下，可是小屋裡卻不見陳景潤。在樓道里找，沒見他，在樓下找，也沒見他。這時，又接到中央辦公廳詢問陳景潤是否去了醫院的電話，李尚傑急了，發動數學所在家的人都出去尋找。

人們大街小巷呼喚着陳景潤的名字，陳景潤有生以來第一次被這麼多人關注着。

附近都找遍了，沒見陳景潤。所里的老葛，騎自行車來到大鐘寺鐵路立交橋下，黃昏中，見陳景潤穿着那件半長不短的褪了色的藍棉大衣，頭戴着棉帽，帽沿耷拉着，雙手插在大衣口袋裡，在橋下踱來踱去。

“小陳，大家到處在找你，你怎麼跑到這裡來了？快回去吧。”老葛大聲喊着。

聽見老葛的聲音，陳景潤拔腿就往與數學所相反的方向走。老葛急了，騎車過來拉住了他的手。

“我不回去……”陳景潤掙扎着。

無奈老葛身強力壯，他拼命掙扎也沒能掙脫掉。老葛在路邊的公用電話亭給所里打了個電話。回頭發現，陳景潤蹲在地上抽噎着，淚水流了一臉。

他嘴裡喃喃着：“６３年困難的時候，我將自己省下的糧票捐給大家，運動一來，說我腐蝕拉攏工人階級。６６年、６７年，我哪一派都不參加，連話都不敢說，結果還是被抓進了專政隊。……住院要花好多錢，將來運動來了，會怎麼樣呢？”

老葛這才弄明白，陳景潤躲着不願去住院，是怕來了運動挨整。

車來了，老葛好說歹說才將陳景潤勸上了車。

天已漸漸昏暗起來，小車出城區，沿着一條綠蔭如蓋的公路向位於黑山扈的解放軍３０９醫院駛去。陳景潤做夢也不會想到，幾年後，他的命運將與這個醫院的一個女人的命運緊緊連在一起。

一路上，陳景潤蜷縮在棉大衣里哭喪着臉。命運突如其來的變化，並沒有給他帶來激動和喜悅，反而是極度的恐懼和不安。他不知道命運這會兒將他推上峰巔，什麼時候又會將他拋進谷底。多年來，雖然他極力躲在他的數學世界裡，但是他卻目睹了政治運動的每一次潮起潮落，目睹了他認識的和不認識的人命運的大起大落。熊慶來先生當年被稱為一代宗師，名噪一時，後來卻跳樓慘死；華羅庚先生當年多麼春風得意，後來卻遭受殘酷的迫害。就說他自己吧：６０年代初，在數論研究領域嶄露頭角，被院裡樹為“安、鑽、迷”典型，誰知道，文化革命中，“安、鑽、迷”成了他罪不可恕的罪狀。他能在令人眼花繚亂的數字世界裡遊刃有餘，卻不能理解這個性格乖戾、常常黑白顛倒的社會。害怕命運的大起大落，他別無所求，只求一份能暢遊數學世界的安寧。

到了醫院，進了病房，陳景潤潤仍不肯住下來，他站在病房中間嘴裡嘟囔着：“我不住院，要住院，去中關村醫院，我不住這裡。”

送他去的人急了，住院和住哪家醫院可是中央有關領導定的，哪能輕易改。他們苦苦相勸，無可奈何中，陳景潤終於答應住下來。

護士拿來一套乾淨的病號服讓他將身上的舊棉大衣換下來，他緊緊捂着棉大衣不肯換：“我就穿這個，這很好的。”

護士為難地說：“這哪成呢，你那衣服太髒，得脫下來。”

陳景潤仍緊緊捂着棉大衣不肯脫。

與陳景潤認識了大半年，李尚傑倒是對他有了些了解，便試探地問：“是大衣里有什麼東西嗎？”陳景潤抬頭看了他一眼，低下頭半天不吭聲，最後才囁嚅着說：“沒，沒別的，有點錢。”

頻繁的政治運動，使陳景潤一直缺少安全感，他幾乎每時每刻都做着被掃地出門的準備。所以，雖然當時他每月只有５０多元工資，他卻將大部分都存起來，以防不測。

第二天，李尚傑給他送來了一個保險柜。他將用一層又一層報紙包着的積蓄放進保險柜才放下心來。他想，如果萬一被開除了公職，有這些存款，我還能將研究堅持下去。

根據他的病情，醫院準備給陳景潤配特殊護理。陳景潤聽說特護是按小時計算工資，堅決不要。他說：“我的事我自己能做，我不要特護，不然以後批鬥的時候，罪名就會都扣到我頭上。”

陳景潤在醫院住了沒幾天就吵着要出院，一是在醫院醫生護士不讓他看書，他實在憋不住；二是住在醫院裡他總是忐忑不安，他對前來探望他的李尚傑說：“我不能再住下去了，再住要當小病大養的修正主義了，運動來了又要挨批鬥的。”

住了幾個月，病情稍稍穩定下來，陳景潤又吵着要出院，他對醫護人員說：“如果你們再不讓我出院，我就自己跑出醫院，雷鋒不就是自己跑出醫院的嗎，我要向雷鋒同志學習。”

陳景潤終於又回到了他那間６平方米的小屋，他又開始了“１＋１”的研究。

華國鋒發了一頓脾氣

毛澤東主席的一個圈，使陳景潤成了科學院的熱點人物。

可是，陳景潤幾乎是懷着怯懦的心情接受人們各種各樣的目光。從醫院回來後，他仍很少走出那間缺少陽光的小屋，仍沉浸在哥德巴赫猜想的苦苦求索中。

這時，小屋外面正風捲雲涌。已進行了八年的文化大革命，不但掃蕩了“走資派”、“牛鬼蛇神”，也掃蕩了文化，掃蕩了科學，掃蕩了經濟。文化園地一片荒蕪，科學殿堂斷壁殘垣，經濟命脈氣息奄奄。中國到底向何處去？這是億萬人壓在心底的疑惑和呼喊。

１９７４年底，中共中央決定１９７５年１月召開第四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出乎意料的是，陳景潤，這個一直戴着“白專”帽子的科技工作者也被列上了人大代表的名單，更出乎意料的是，提名陳景潤當全國人大代表的竟是國務院總理周恩來。

醞釀代表名單時，重病纏身的周恩來正在南方廣州，他專門打電話給有關部門，提議陳景潤當四屆全國人大代表。

周恩來極富遠見卓識，“文革”動亂已８年之久，整個科技界都癱瘓了，肯定陳景潤不懈的科學攻關精神，等於在滾滾寒流中呼喚萬木爭榮的春天，樹起陳景潤便是樹起一面耀眼的旗幟：科學落後的中國，需要千千萬萬的陳景潤。

周恩來也許沒有想到，他的提議竟遭到了激烈的抵制。

有關方面通知科學院，儘快填寫上報推薦陳景潤當全國人大代表的材料。

通知傳達到數學所後，數學所掀起軒然大波。所黨委召開黨委會集體討論陳景潤當人大代表的事，意見竟然一邊倒：陳景潤是白專典型，白專典型怎麼能當全國人大代表！我們這裡比陳景潤優秀的人多的是，為什麼要讓他當人大代表？還有人痛心疾首地說：“就是把刀子擱在我脖子上，我也不承認陳景潤是又紅又專的人。”

結果，數學所黨委會上，大家一致不同意讓陳景潤當全國人大代表。

會後，他們寫了一個專題報告，如實地反映了黨委的“一致意見”，認為陳景潤不適合當全國人大代表。

這一切，陳景潤渾然不知。他還是那樣沒日沒夜地鑽研着哥德巴赫猜想。雖然離“１＋１”只有一步之遙了，可是這一步，卻是隔着千山萬水的一步。要跨越這一步，他不但要拼盡心智，也許還要拼出生命。

小屋外，陳景潤能不能當全國人大代表引起的軒然大波，並沒有平息。

一天上午，院黨委書記的辦公室響起了急促的電話鈴聲。電話是從中南海打來的，通知院黨委書記和數學所黨委書記立即去中南海面見華國鋒。

到了中南海，他們被直接領進華國鋒的辦公室。華國鋒陰沉着臉坐在沙發上，見他們進來，滿臉怒氣地指着他們說：“你們連總理的指示都不辦，你們還聽誰的？……陳景潤當人大代表的事，你們同意得辦，不同意也得辦。”

就在這時，陳景潤病情再次加重，又被送進３０９醫院。

一天，陳景潤正躺在病床上輸液，所里來人通知他，他被當選為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代表，並告訴他，這是周總理親自提議的。這個消息對於陳景潤來說太突然太意外了，多年來，他除了參加“批判會”、“鬥爭會”，幾乎沒有參加過別的會議，當人民代表，與中央領導一起議論國家大事，更是他想都沒想過的事。

大病初癒的陳景潤就要去參加這次具有歷史意義的大會了。一大早他就開始準備開會要帶的東西，他從柜子裡拿出一個破舊的大提包，將數學書放在最底層，蓋上換洗衣物，然後將病房裡的報紙收拾在一起，放進臉盆，在報紙上放上一本《毛澤東選集》。然後就靜靜地坐在床邊等着所里送他去前門飯店開會的車子。

來送陳景潤去開會的是李尚傑，見陳景潤將那個破舊的大提包塞得鼓鼓囊囊的，他笑了，說：“在那裡開會，用不着帶臉盆。”

“要的，要的。”陳景潤固執地要將那個上面放着《毛澤東選集》的臉盆帶上。

“白專典型”他當怕了，去開會的陳景潤多了個心眼，他將數學書藏在下面，將報紙和《毛澤東選集》放在最醒目的地方，他將自己包裝成關心政治的形象。

車到前門飯店，負責大會接待的工作人員見他雙手端着臉盆，笑了，說：“飯店裡有洗浴設備，不需用臉盆。”

“要的，要的……”他仍固執地雙手端着臉盆進了房間。

其實，陳景潤要的是臉盆里的報紙和《毛澤東選集》，要的是別人眼裡的“突出政治”，但他真正要的卻是藏在大提包底層的那摞數學書。

陳景潤沒有被安排在中科院所屬的中直機關代表團，也不在他的老家福建代表團，而是被安排在與他毫無瓜葛的天津代表團。而且他還意外地發現，周總理也在這個代表團，並且跟他編在一個小組。

原來，這一切都是周總理親自安排的。提議陳景潤當全國人大代表受到抵制，使周恩來更清楚地看到了陳景潤的處境，也更清楚地看到了跟陳景潤一樣命運的知識分子的處境。他指示會議籌備組將陳景潤編入天津代表團跟他在一起，這無疑是對陳景潤最有力的保護。

這次大會，是一個令人激動和振奮的大會。周總理在會上作了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中國的工作報告；在中國政治舞台上消聲匿跡的鄧小平，又重返政治舞台，出任國務院副總理；“科學研究”、“發展技術”這些久違的詞語又走進了大會工作報告。

這一切，帶來了一股春天的氣息。人們想，也許這場曠日持久的革命快收場了。

會議幾乎每個晚上都安排有活動，不是看電影就是看革命樣板戲。陳景潤一次也沒去，等別人都走了，他便拿出藏在提包底層的書，看書，演算。一聽到外面汽車響了，他就趕快藏起書。到了深夜，等同房間的代表睡着了，他悄悄起床，躡手躡腳進到衛生間，將門反鎖上，蓋上蓋子的馬桶便成了他的臨時辦公桌，他幾乎每天晚上都在裡面呆到凌晨。

一天下午，是代表團分組討論。大家剛坐好，一個熟悉的身影走進陳景潤的視線。陳景潤抬了抬眼鏡仔細一看，是周總理！身穿銀灰色中山裝的周總理走過來，笑容滿面地坐在大家中間。總理親切地與大家交談着，幽默的語言、爽朗的笑聲感染了他身邊所有的人。陳景潤有許多話想對總理說，卻不敢擠上前去，他坐在一邊幸福地看着，聽着，笑着。

突然，陳景潤看見總理站起來，微笑着朝他走過來。血，直往他腦門上涌，他不知所措地站起來。

總理親切地拍着他的肩膀，口吻象一位和氣的兄長：“陳景潤同志，你還要學好外文，將來我們國家總是要同英、美、日本等資本主義國家往來的。”

陳景潤一個勁地點頭，激動得不知說什麼好。在那個知識越多越反動的年代，周總理的這番叮囑無疑是對他最大的支持和鼓勵。

周總理的話象雨露一樣滋潤了陳景潤乾涸的心，從人大會上回來後，他逢人就說：“總理讓我學外文，黨讓我搞科研。”說着，說着，便淌下淚來。

陳景潤沒有想到，他這個一心只想沉浸在數學世界的人會卷進政治旋渦，會成為一些人手中的政治籌碼。

一天，遲群突然造訪陳景潤的小屋，一番“親切慰問”後，讓陳景潤站出來揭發華羅庚盜竊他的成果。原來，華羅庚在中文修訂版《堆壘素數論》中引入了陳景潤對“他利問題”的研究成果，但是華先生已在該書“前言”中說明，並向陳景潤等有關研究人員致謝。這本是一件清清楚楚、眾所皆知的事情，可是別有用心的人，卻想利用它做炮彈打擊他們的眼中釘華羅庚。

陳景潤沒有上當，他用迴避的方式進行了拒絕。

江青的批示卻險惡地將陳景潤推上了風口浪尖：“誰反對陳景潤誰就是漢奸”。

陳景潤的處境變得非常微妙。

陳景潤住的８８號樓是一幢五層的筒子樓，裡面不但住着單身漢，也住着已經生兒育女的住戶，每層樓道都塞滿了蜂窩煤爐、鍋碗瓢盞，不但擁擠嘈雜，而且空氣污濁。一位中央領導指示，要中科院給陳景潤解決一間房子，讓他搬出那間６平方米的鍋爐房。

數學所騰出了一間１６平方米的房子，卻提出要按４個床鋪收房租，一個床鋪８角錢，每個月得交３.２元。

陳景潤沒有搬。

讓人鬱悶卻又不知所措的日子又過了一年。

１９７５年春天，主持國務院日常工作的鄧小平，提出“安定團結”和“整頓工作”的治國方針。７月初，胡耀邦受命到中科院主持整頓工作，給被稱為“重災區”的科學院帶來了新的生機。

一天下午，胡耀邦來到８８號樓。他穿過擠滿各種雜物的幽黑的過道，走進陳景潤的蝸居。小屋逼仄悶熱，一股混雜着油煙、尿臊的難聞氣味從敞開的門外撲進來，小孩的哭叫聲、大人的呵斥聲、鍋碗瓢盆的碰撞聲，也從門外撲進來。小屋被各種噪聲籠罩着，污濁的空氣令人窒息。

胡耀邦皺緊了眉頭。回到院辦公樓，他問有關領導為什麼還讓陳景潤住在那樣的環境裡，為什麼不給他換間房子。

對方支支吾吾地說：“本來已經給他換了間１６平方米的房子，可是他不願搬。”

“為什麼？”胡耀邦問。

“他不願多交房租。”

“要交多少？”

“按４個床鋪收，一個月得交３.２元。”

胡耀邦聽了，惱怒地說：“你們怎麼這麼斤斤計較，這麼小氣？不要他的錢不就完了。”

他激動地在辦公室里踱來踱去，說，要正確對待知識分子，他們是國家的寶貴財富。

經歷了近１０年文化大革命的中科院，仍被左的思潮籠罩着。有掀波推浪的人，有別有用心的人，有不學無術專作嘶鳴的人，也有真誠地干着蠢事的人。胡耀邦曾在科學院講過一個意味深長的故事：古代的巴比倫人想去探求天上的秘密，他們決心建造一座通天塔。這件事被上帝知道了，他大為惱怒，便挑起各種各樣的矛盾，令這些夢想上天的人內部不和，在如何建造通天塔的問題上爭吵不休，結果，修通天塔的事就成了泡影。他講這個故事的意思不言而喻——那個愚弄巴比倫人的上帝仍然存在。

不久，胡耀邦在向鄧小平匯報科學院的工作時，說至今還有人認為陳景潤是白專典型。鄧小平聽了憤怒地說：“什麼白專典型，總比把着茅坑不拉屎的人強。”他還感嘆地說：“中國要是有一千個陳景潤就不得了，對他應愛護、讚揚。”

自從胡耀邦去小屋看過陳景潤後，所里又張羅着要給陳景潤搬家。

一天，踏着秋風掃下的枯葉，李尚傑帶着幾個人去幫陳景潤搬家。事先得到消息的陳景潤苦着臉坐在床上，見李尚傑他們來了，他說：“我不搬，我就住在這裡，要搬，我就跑走！”

李尚傑勸他說：“領導上給你搬家是關心你，是為了改善你的工作和生活環境。你先搬過去，有什麼不習慣的以後再說。”

可是陳景潤仍不願搬。

李尚傑見勸說不行，準備回去請示領導，臨走時囑咐他說：“無論怎樣，你不能跑走，那算怎麼回事。”

李尚傑回到所里請示領導，領導意見一定要搬。

李尚傑叮囑前去搬家的人說：“搬的過程要細心，不要把他的文稿、書籍弄亂了弄丟了，一片紙也別給丟了。”

他們走進小屋，還沒等陳景潤反應過來，就七手八腳地將床抬出來了。陳景潤追出門外帶着哭音喊着：“我不搬家……”

見他們抬起床就要走，他撲上去，用胳膊緊緊抱住床頭，哭喊着：“我不搬家，我不搬家……。”淚水順着他瘦削蒼白的臉頰流下來。

李尚傑見陳景潤抱住床頭死不鬆手，知道這家是搬不成了，嘆了一口氣對大家說：“算了，今天就不給他搬了吧。”

在場的人中，有人指着陳景潤的鼻子數落他說：“領導這麼關心你，給你大房子，你不去住，真是狗坐轎子，不識抬舉。”

勸說也好，數落也好，陳景潤就是抱住床頭不讓搬。連李尚傑也不明白，他為什麼會如此固執。

當天晚上，陳景潤來到了李尚傑家。沒等他開口，李尚傑就不滿地說：“讓你搬家，你為什麼不搬？你這不是讓大家為難嗎。”

陳景潤滿臉憂愁地說：“謝謝李書記，謝謝李書記，我不是不相信胡耀邦同志，可是今天在台上，誰知明天又會是怎麼樣呢！今天給我分大房間，明天可能又有人來收走，不要說我，老專家吳文俊、熊慶來、張宗燧不都被從大房子裡趕出來了嗎！他們趕出大房子，總算還有小房子可住，可我今天搬進了大房間，明天再給趕出來，就連這６平方米的小屋也沒有了，我可怎麼工作呀。……李書記，你去幫我跟領導說說，就說，陳景潤說等大家住房都寬裕了他再搬。”

陳景潤在此時此景說的這句話，幾年後一再出現在宣傳他的文章里，文章云：中科院給陳景潤分了大房子，可是他堅持不肯去住，他說，等大家住房都寬裕了，我再搬。

這天晚上，陳景潤向李尚傑推心置腹談了心裡話後，又接着說：“不要說上邊的領導，就是你自己也不知道過一段時間，還在不在五學科當書記。”

此話不幸真被陳景潤言中。

７６年元旦後的一個凌晨，陳景潤又準時打開收音機收聽外語廣播。一個渾厚的男中音正在播送《人民日報》元旦社論，聽着聽着，陳景潤驚愕地張大了嘴巴。社論說：“……最近，教育戰線那種刮右傾翻案風的奇談怪論，就是代表資產階級反對無產階級的修正主義路線的突出表現，這再一次證明，社會主義社會的階級鬥爭是長期的、曲折的、有時是很激烈的……”

“四人幫”發動了“反擊右傾翻案風”，鄧小平又一次被革職下台，在中科院工作的胡耀邦也受到衝擊。左的思潮又捲土重來，當初給陳景潤戴上白專帽子的人又開始趾高氣揚。科學院的牆上又刷滿了批鄧，反擊右傾翻案風的大字報。陳景潤心裡暗暗慶幸自己的謹慎，如果當初搬了家，沒準兒這次會被掃地出門。

陳景潤不知道反擊右傾翻案風為何物，也沒興趣去弄懂它。但是他堅守着一個原則：沒見過的事不亂講，沒根據的事不亂猜，任何場合都少講話，實在要講，就講實事求是的話。

多年的政治運動使他變得極為謹慎、極為敏感。這天，大姐瑞珍帶着兒子來看他，姐弟倆多年沒見，陳景潤非常高興，請他們在小飯館裡吃了一頓飯。送走他們後，陳景潤馬上主動到支部書記李尚傑家向他匯報：“今天我大姐和外甥來看我了，外甥到北京讀書，他們是順路來看我的，我請他們吃了一頓飯。”

雖然陳景潤不關心政治，甚至躲避着政治，但是他心裡卻有一杆衡量是非的秤。一天，有人來找陳景潤：“科學院要召開大會，揭發、批判科技界的右傾翻案風，會上安排你發言。”　　

“我？”陳景潤吃驚地問。

來人點點頭說：“你要結合自己的實際講，講你是怎樣受了黨內走資派的毒害，逐漸走上白專道路的。”

陳景潤心裡暗暗叫苦，如果說鑽研業務是走白專道路，那是我自找的，跟黨內走資派有什麼關係，怎麼能把帳算到他們頭上。再說，我壓根兒就沒見過就沒聽過的事怎麼能講。

中科院召開批鄧、反擊右傾翻案風大會那天，陳景潤沒有去。

他曾極力逃避政治，想做一個純粹的數學家；他曾頑強地堅守自己的心靈，不讓其遭到世風的薰染。可是最終他卻身不由己——“正直的人成為政治的人”。

徐遲（右）和陳景潤

徐遲寫了一篇《哥德巴赫猜想》

《人民文學》決定組織一篇寫科學家的報告文學。

寫誰呢？有人說起一個民間流傳的故事，說７０年代初，有個外國代表團來華訪問，訪問期間，代表團中有人提出要見中國大數學家陳景潤，說他將一個世界著名的數學難題“哥德巴赫猜想”的研究推進到了“１＋２”。

負責接待的人聽了，心裡暗想：“１＋２”不就等於３嗎，這是什麼數學難題？而且也沒聽說中國有叫陳景潤的大數學家。

他雖然心裡這麼想，但是怕鬧笑話，卻不敢說出來，便通過有關方面尋找陳景潤。後來總算在中科院找到了，可是誰也不知道陳景潤取得了這個了不起的成果，反而聽到了許多說他不食人間煙火的笑話，說他常常一連幾天將自己關在一間小屋裡看書演算，一日三餐吃的是窩窩頭蘸醬油。說他是個與正常人思維不一樣的怪人，除了搞研究，什麼都不關心，４０多歲了還孑然一身。

那位錯將哥德巴赫的“１＋２”誤認為小學課本上的“１＋２”的人這才明白自己真的弄錯了，這才知道各國數學家已被這道難題困擾了２００多年，陳景潤取得的這一成果居世界領先水平。

聽了這個故事，大家覺得，陳景潤雖然是個怪人，但是，他在知識越多越反動的年代裡，冒着風險，埋頭潛心於科學研究，並取得了如此重大的成果，非常了不起，應該寫他。

請誰來寫他呢？大家不約而同地想到了徐遲。

徐遲是位詩人，早年參加革命，寫下了許多激情澎拜的詩歌。在延安，毛澤東曾親筆給他題寫“詩言志”。但是徐遲最有影響的作品，卻是描寫一位敦煌藝術家的報告文學《祁連山下》，巧的是，這篇頗有影響的報告文學當年也是發表在《人民文學》雜誌上。徐遲還寫了許多寫知識分子的報告文學和特寫，他的文筆細膩而又富有激情。文化大革命中，徐遲似乎消失了，已經很久很久沒有看到他的文章了。

１１月初，當時主持《人民文學》工作的周明掛長途電話到武漢尋找徐遲。費盡周折，他終於從電話里聽到了久違了的他熟悉的聲音。

徐遲聽說邀請他去北京寫報告文學，很高興，這位熱情的歌者，覺得終於又有機會提筆寫文章了。但是聽說是寫數學家陳景潤，他在電話里沉默了一會，說了一句“試試看”。

幾天后，徐遲風塵僕僕趕到北京。他先拜訪了幾位科技界的老朋友。聽說他是來寫陳景潤的，大家好心地勸他換個題目，認為陳景潤是個是非之人，也是一個一直有爭議的人物，勸他別惹這個麻煩。

徐遲去看望姐夫伍修權將軍，向他談起寫陳景潤的事。伍修權說他看過一份報告陳景潤取得重大研究成果的內部資料，他說“‘陳氏定理’很了不起，應該寫。”

這時，周明正與中國科學院聯繫採訪事宜，聽說《人民文學》要寫陳景潤，一人跟他說：“我們科學院好樣的、有貢獻的科學家多的是，為什麼你們偏偏選中他呢！換一個人好不好？”

周明說：“我們就想寫他。”

周明碰了釘子後，設法直接找到了當時任中科院院長的方毅，匯報了《人民文學》雜誌想采寫陳景潤的想法。方毅表示支持，說：“我們要是多點陳景潤這樣的科學家就好了。”

徐遲答應寫陳景潤。

一個北風凜列的冬日，周明陪同徐遲來到了位於北京西郊中關村的中國科學院數學研究所。接待他們的是數學所五學科黨支部書記李尚傑。

李尚傑向他們簡單介紹了陳景潤的情況後就出去了。不一會，他帶進來一個陌生的中年人，個頭兒不高，身着一套藍布棉製服，戴着一副老式近視眼睛，他心不在焉、恍恍惚惚的神情，讓人感覺到，他似乎不是生活在人群之間，而是游離在這個世界之外。

李尚傑連忙介紹說：“這就是陳景潤，小陳。”

陳景潤忙走過來跟他們握了握手。

周明說：“我們這次特地約請徐遲同志來採訪你如何攻克‘哥德巴赫猜想’難關，攀登科學高峰事跡的報告文學。”

陳景潤轉身又握住徐遲的手說：“我中學時代讀過你的詩，徐老你可別寫我，我沒什麼好寫的，你寫寫工農兵吧，寫寫老一輩科學家吧。”

徐遲笑着說：“你的‘哥德巴赫猜想’工作做得很漂亮，應該寫你，你為國家作出了貢獻。”

“我沒做什麼貢獻，應該的，是應該的……”陳景潤拘謹不安地說。

徐遲笑了，告訴他說：“我來看看你，不是寫你，我是來寫科學界的，來寫‘四個現代化’的，你放心好了。”

陳景潤也笑了，說：“那好，那好，我一定給你提供材料。”

於是他們隨意交談起來。徐遲問他“哥德巴赫猜想”研究進展如何。陳景潤回答說到了最後階段，但也是難度最大的階段。他說他看到葉劍英元帥最近發表的《攻關》一詩後，很受鼓舞。說着，便順口背誦出來：“攻城不怕堅，攻書莫畏難。科學有險阻，苦戰能過關。”吟畢，他激昂地說：“我要繼續苦戰，努力攻關，攀登科學高峰。”他們聽他講話，幾乎都是嚴密的報上字兒話。

徐遲動情地悄聲對周明說：“周明，他多可愛。我愛上他了，就寫他了。”

於是，當天晚上，徐遲住進中關村科學院招待所，周明返回城裡，直奔東總布胡同《人民文學》主編張光年的家，講述了他們與陳景潤接觸的所見所聞所感。張光年聽了說：“好哇，就寫出陳景潤！不要動搖。……這樣的知識分子為什麼不可以進入文學畫廊？！你轉告徐遲同志，我相信這個人物，他會寫出一篇精彩的報告文學，明年１月號《人民文學》上發表。就這麼定了。”

徐遲投入了緊張的採訪。他先後採訪了許多著名的數學家，其中有陳景潤的老師，有陳景潤的同學和同事。有說他好的，也有對他有看法的，還有對他嗤之以鼻的。徐遲什麼意見都聽什麼意見都記。

一天，徐遲在食堂吃飯，一位女同志知道他是作家，是來寫陳景潤的，就直言勸告說：“別寫陳景潤。科學院、數學所，優秀的科學家多的是，幹嘛非要寫陳景潤！你會惹麻煩的。寫寫我們所的楊樂、張廣厚也好呀。”

徐遲意想不到地發現，陳景潤身陷在一個充滿了激烈尖銳矛盾的環境裡。那些不喜歡他排擠他的人，那些總在他身上找毛病想將他永遠踩在腳下的人，並不是因為個人恩怨。因為，這個走路都怕踩死螞蟻的善良的人，誰也沒有得罪，他誰也不敢得罪。他只不過是這場激烈的政治鬥爭中，一些人打鬼藉助鍾馗的犧牲品。當然也有一些腹中空空專作嘶鳴的人惡意的嫉妒。

聽說華羅庚先生離開數學所時就曾傷心地說過：“以後我再不進數學所的大門。”因為他的學生幾乎沒有一個人逃脫過挨整的命運。

於是，徐遲理解了陳景潤神經質般的敏感，理解了他說的為什麼幾乎都是嚴密的報紙上的字兒話。

為了了解數論這門艱深的科學，徐遲看了許多書，還苦苦地“啃”了好幾遍陳景潤的學術論文，雖然生澀難懂，終於也略知了一二。

 數學不懂，但數學家是可以讀懂的。為了讀懂這位數學家，徐遲去了陳景潤經常出沒的圖書館，去了他的辦公室，跟他一起去食堂排隊買飯，去看了“文革”中陳景潤被毒打而滾下的樓梯，看了他絕望中跳樓自殺的那個黑洞洞的窗口。他還約請最了解陳景潤的李尚傑晚上去他住的招待所談“小陳的故事”。

每天天黑下來，徐遲就為李尚傑泡好一杯茶，等候着他。老李來了後，倆人隔着一張茶几邊喝邊聊，李尚傑講陳景潤鑽研科學的痴迷，講他為人處事的軼聞趣事，也聊圍繞着他發生的是是非非。

他們就這樣聊了幾個晚上。一天，徐遲提出要去陳景潤的小屋看看，周明聽說了，也要一起去。李尚傑卻為難了，他說陳景潤從來不讓人進他那間小屋，他每次進了門就趕緊反鎖起來，一般是敲不開門的。

見徐遲和周明堅持要去，李尚傑說：“我倒是進去過，你們要進去得另想辦法，搞點‘陰謀詭計’……”

他們三人一行來到８８號樓。李尚傑先到小屋門口，他敲了敲門，裡面沒有回音。他又敲了敲，才聽到陳景潤在裡面問：“誰呀？”

“是我，李尚傑。”

“李書記，你等等，我馬上給你開門。”

過了好幾分鐘，小屋的門才開了一條縫，見只有李書記一個人，陳景潤開了門。李尚傑進去了。

徐遲和周明在門外站了十幾分鐘後，也敲響了小屋的門。還沒等陳景潤反應過來，李尚傑就走過去將門打開了。見是徐遲和周明，陳景潤衝過去本能地想關上門，可是徐遲和周明已經迅速擠進來了。

陳景潤只好不好意思地說：“請坐，請坐。”

這哪裡能坐呀。他們環顧四周，小小斗室里，一張單人床，一張兩屜桌和一把椅子。牆角放一麻袋，麻袋裡裝的全是他算題的廢紙和換洗的髒衣服。小桌上除了中間常用的一小塊地方空着，其餘都堆滿了書籍和雜誌。他其實不常用桌子，看書、演算仍習慣將床上的褥子撩起，坐個小板凳趴在床上。

幾天后，徐遲帶着報告文學《哥德巴赫猜想》的初稿，與周明一起來到李尚傑的家。李尚傑感冒發燒正躺在床上，徐遲說：“你就別起來了，我將稿子念給你聽，請你提修改意見。”

於是，徐遲充滿激情地朗讀起了這篇報告文學，讀到動情處，他眼裡閃動着晶瑩的淚水。

李尚傑沒有提出別的修改意見，只是要求裡面不要出現自己的名字，於是文中出現李尚傑的地方全都改成了“李書記”。“李書記”在這篇報告文學中成了一個意味深長的符號。

《人民文學》１９７８年１月號，發表了徐遲的長篇報告文學《哥德巴赫猜想》。２月１７日，《人民日報》、《光明日報》同時轉載了這篇報告文學。《工人日報》、《中國青年報》、《文匯報》，以及各省市報紙、電台爭相轉載轉播《哥德巴赫猜想》。

陳景潤象一顆耀眼的新星突然出現在中國的上空。從１０年動亂中走過來的中國人心靈受到了極大的震撼，人們難以相信，這樣一個瘦弱的書生，他如何逃過了那一場又一場風刀霜劍？他如何能忍受漫漫長途中的孤獨和寂寞？

登載有《哥德巴赫猜想》一文的雜誌、報紙一時洛陽紙貴，人們紛紛傳閱讀着這位傳奇人物的事跡，有的人甚至工工整整地將全文抄寫下來，珍藏起來。陳景潤成為家喻戶曉的新聞人物，“哥德巴赫猜想”，這個陌生而又拗口的數學問題成為婦孺皆知，使用頻率最高的詞。

中國大地颳起了“陳景潤旋風”，陳景潤成為科學與獻身的代名詞，成為改革開放之初，鼓舞人們邁步新長征的精神動力。科學家一夜之間成為最時髦的職業，“學好數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又重新掛在人們的嘴邊。青年們義無反顧地走上了追求科學的道路。

有人說，在那個年代裡，陳景潤對國家和民族的貢獻，他廣泛久遠的影響已遠遠超出了學術領域。他影響了一代人和一個時代。

２月１７日，《人民日報》、《光明日報》同時轉載《哥德巴赫猜想》的這天，陳景潤在天津。他是應天津市科協的邀請前來做報告的，陪他一同去的有李尚傑。

作完報告，他們準備中午回北京，走到一家郵局前，見裡面人頭攢動，許多人在爭相購買當天的報紙。他們想擠過去看個究竟，這才知道大家爭相一睹為快的是《哥德巴赫猜想》。陳景潤趕快從人群里退出來，一邊走一邊連聲說：“這樣不好，這樣不好……”

這股愈刮愈烈的“陳景潤旋風”不僅席捲中國大地，而且飄洋過海，在西半球引起關注。

英國路透社發表評論文章：有一名中國數學家，在中國已被提高到民族英雄的地位。報紙上對陳景潤的報道，將使西方電影明星和政治家感到妒忌。……關於他身世的報道，不僅可以使人了解中國人心目中的人情味是什麼，而且展示了中國的科學在文化革命時代以後的大轉變。……

信件象雪片般飛來，每天都有幾百封、近千封上面寫着“陳景潤同志親收”的信件送到陳景潤手裡

但是也有人投書《中國青年報》和《中國青年》雜誌，發出疑問：陳景潤算不算又紅又專的典型？宣傳陳景潤會不會使青年鑽研業務不問政治，走偏方向？

《中國青年報》發表了《為了四化要又紅又專——從陳景潤談起》的評論員文章。指出，陳景潤為了發展祖國的科學事業，不畏艱難困苦，頑強堅持攻關，這就是紅。《中國青年》雜誌開展了“在青年中可不可以提倡學習陳景潤”的討論。

1978年，在數學理論和應用上獲得全國科學大會獎勵的數學家楊樂、張廣厚、華羅庚、陳景潤、陳德泉(從左至右)

１９７９年３月，醞釀已久的全國科學大會在北京隆重開幕。春意盎然的日子，陳景潤和來自全國各地的６０００名代表昂首挺胸走進了人民大會堂。陳景潤和他的老師華羅庚先生一起坐上了會議主席台。

 鄧小平第一次提出了科學技術是生產力的重要觀點。陳景潤眼含熱淚地聆聽着講話，鄧小平說：“一個人，如果愛我們社會主義祖國，自覺自愿為社會主義服務，為工農兵服務，應該說這就是初步確立了無產階級世界觀，按政治標準來說，就不能說他們是白，而應該說是紅了。”

一直戴在陳景潤頭上的“白專”帽子終於摘下來了，他抑制不住內心的激動，連夜寫下一首詩：“革命加拼命，拼命幹革命，有命不革命，要命有何用？”他被大會請上台作典型發言，又作為著名科學家代表受到黨中央領導接見。陳景潤心情激動地急步上前，用雙手緊緊握住了鄧小平同志的右手，前傾着身子彎着腰連聲說：“謝謝鄧副主席，謝謝、謝謝……”

徐遲在他的《哥德巴赫猜想》中，曾這樣評論命運大起大落的陳景潤：

“陳景潤曾經是一個傳奇式的人物。關於他，傳說紛紜，莫衷一是。有善意的誤解、無知的嘲諷，惡意的誹謗、熱情的支持，都可以使這個人扭曲、變形、砸爛或擴張放大。理解人不容易；理解這個數學家更難。他特殊敏感、過於早熟、極為神經質、思想高度集中。外來和自我的肉體與精神的折磨和迫害使得他試圖逃出世界之外。他成功地逃避在純數學之中，但還是藏匿不了。”

１９７８年秋，一封來自四川農村，沒有收信人地址，僅寫着“陳井運同志收”的信，竟沿着曲折的郵路準確無誤地送到了陳景潤手中。陳景潤在當時的社會影響可見一斑。

徐遲的《哥德巴赫猜想》，在中國颳起了一股“陳景潤旋風”。這股旋風將陳景潤從６平方米的小屋拉出來，他不得不無奈地扮演着各種各樣的角色。

邀請他作報告的單位排成了長隊。他去山東、去安徽、去河南、去湖北、去貴州……

一個年輕人拎着一包足有十幾斤重的數學手稿，從遙遠的大西北來找陳景潤，說他已經證明了“１＋１”。陳景潤不得不花幾天時間看他的手稿，發現那只不過是年輕人的一腔熱情。

開會多，接見的人也多。人民代表，人們有許多事要找你，連沒有房子，兩地分居也希望你反映反映。接見記者，能躲就躲。還要接見外賓。

陳景潤的出現，使人們猶如在沙漠中看見了一片綠洲，在乾旱龜裂的土地上發現了一泓清泉，他們在陳景潤身上找到了失落了太久的理想。人們猶如在黑暗裡發現了一隻燃燒的火把，陳景潤激發了他們潛伏多年的對科學的熱烈渴盼和追求。於是，經過１０年動亂的他們，賦予陳景潤太多的社會意義。但是，這對於一位一直醉心於數學研究的數學家來說卻是生命中不能承受之重。

多年後，陳景潤的同學回憶起一件往事。當時，陳景潤已名揚中外，母校廈門大學邀請他回校參加校慶。學校給他買了軟臥車票，陳景潤說：“這不好，這太浪費了。”他將軟臥退了，坐硬臥顛簸了兩天一夜才到福州。下車後，他對前來接他的老同學說：“你借我一塊手錶吧。”

老同學大惑不解，因為陳景潤的手上分明已帶着一塊歐米茄手錶。

陳景潤解釋說，這塊表是我出國時買的，帶這麼好的表影響不好。說着，他將手錶取下來裝進口袋。

在全國科學大會期間，陳景潤當年的老師，那位第一個向他和同學們介紹“哥德巴赫猜想”的沈元先生從香山的住處特地到市內的友誼賓館看望他當年的學生。沈先生是從徐遲的《哥德巴赫猜想》中憶起了在三明的那段往事，依稀記得這個多病口吶的學生。當時已任北京航空學院副院長的沈元關心地對他說：“你身體不太好，要注意自己的健康。”　　

 陳景潤說：“謝謝你，沈老師。我已經習慣了這種生活。華主席為首的黨中央無微不至地關懷我，我常常感動得流淚。五屆人大剛開過，就迎來了全國科學大會，多麼鼓舞人心呀。我要加把勁，拼命大干社會主義，繼續攀登科學高峰。”

當時在場的記者聽沈元對他的學生說：“你呀，正直的人已成為政治的人！”

陳景潤曾極力逃避政治，想做一個純粹的數學家。陳景潤曾頑強地堅守自己的心靈，不讓其遭到世風的薰染。可是如今，他卻身不由己。

陳景潤是全國人大代表。他理解：人民代表就必須為人民說話，如實向政府反映人民的疾苦和呼聲。陳景潤口袋裡常常揣着人大代表證，有時還去中關村一帶走訪，將老百姓反映的問題工工整整記在本子上。８０年代初，中關村一帶道路擁擠逼仄，生活配套設施落後，這裡的人們走路難、乘車難、看病難、換煤氣難、買菜買肉難、洗澡理髮難。

陳景潤在六屆人大二次會議期間，鄭重地向大會遞交了一份他聯絡眾多代表簽名的提案，呼籲有關部門儘快解決中關村的“六難”。

不得不參加的社會活動，不得不去的講學，不得不作的報告，占用了他大量的時間，陳景潤只得將他的研究工作放在深夜，他不得不將自己的睡眠時間壓縮得少些再少些，以補回失去的時間。　　

雖然他不得不扮演別人要他扮演的各種各樣的角色，但他心裡着急呀，“１＋１”的研究仍沒有進展，到達終點的最後一步，路途撲朔迷離。他嘗試着從外圍突破，外圍的最大障礙是“函數的零點分布問題”，這是塊硬“骨頭”，必須看很多的資料，必須做很多的演算。可是，他的研究卻因各種活動和會議不得不經常停下來，這是陳景潤最感痛苦的事。

這一切，陳景潤都是擠出點點滴滴的時間來做的。

雖然陳景潤每天只睡三、四個小時，但是能坐下來專心工作的時間還是太少了。陳景潤最怕見記者，面對記者的話筒和大同小異的採訪，常常感到無可奈何。

１９７８年底，陳景潤因病再次住進解放軍３０９醫院。陳景潤心想，這下該可以安靜下來了。沒想到，到了醫院也不得安寧。有真正關心他，來探視他的；也有追到醫院來採訪或求教數學的；甚至還有看了徐遲的報告文學，來看看這個“科學怪人”的。

陳景潤本想利用治病的機會，將經常中斷的研究進行下去，卻不能如願以償，思維常常被病房裡的不速之客打斷。他終於忍無可忍，告訴病房的醫生護士：“以後不能隨便讓別人來看我，要看我，必須有衛生部長的批條。你們就說這是衛生部的規定。”

在徐遲《哥德巴赫猜想》一文的結尾，他曾寫下了這樣一段話：“他生下來的時候，並沒有玫瑰花，他反而取得成績。而現在呢，應有所警惕了呢，當美麗的玫瑰花朵微笑時。”

幾年後，徐遲在接受《三聯生活周刊》記者採訪時說：

“對陳景潤，《哥德巴赫猜想》這篇文章起了一定的作用，但也有許多不好的作用。因為當時影響很大，他一下子成了名人。對陳景潤這樣的人，成名是一種痛苦，甚至成為了對他的工作的干擾。他如果不是那麼大名氣，可以有更多的安靜的空間，有充分的時間來更好地進行他的研究。他後來有了許多社會活動，他要當人大代表，他還是一個學校的校外輔導員，而這些活動是要花很多時間的。成名對他來說真是一種痛苦，一般人可能不能理解。我想，要是沒有成名，他的研究可能要比他後來的進展深入得多。”    (完)

轉自： 讀史明智5 二O一八年五月二十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