假如沒有六·四

又快到六·四了。

六月四日是一年中的一天，躲也躲不過，到時候就來了。

如果沒有八九年的那些事，六·四和一年中的其它日子一樣，也就是個普普通通的一天。

正因為有了那些事，六·四被賦予了特殊的意義。

一聽到六·四兩個字就熱血沸騰、慷慨激昂、恨不得立刻持槍上戰場的同學現在已經越來越少了，大多數人已經能夠理智地、冷靜地回顧六·四了，這就增加了討論六·四的可能性。

在這裡不討論六·四是好事還是不好的事情（很多民運領袖們在心裡認定六·四是好事，如果沒有六·四，他們未必能出國，未必能腰纏萬貫、過得這麼滋潤），不討論在中國的演變道路上是否需要這麼一個流血的事件，“我以我血薦軒轅”（據說已經拿到“血卡”的同學們當年坐在電視機前看廣場直播，着急地直喊“怎麼還不開槍呀？”槍聲一響，電視機前一片歡呼聲），那些都是精英們茶餘飯後喜歡談論的話題。

人們常說，歷史不能假設。

不妨做一個假設，也許能從歷史中獲得經驗教訓，以史為鑑嘛。

那些想推翻共產黨政府、自己回國當家做主人的熱血老、中同學們可能不喜歡這個假設，年輕的同學們已經對六·四沒有興趣了。

假設：如果六·四沒有發生。

當時趙紫陽已經着手在黨內外進行民主改革，有些地方已經開始民主選舉地方人民代表了，如果這個改革能夠順利進行，中國的民主改革或許能夠水到渠成、自然而然地實現了。就如鄧小平啟動的經濟改革，因為沒有停頓，所以中國能夠大踏步地向前發展。

能夠說六·四阻礙了中國民主改革的進程了嗎？

肯定有同學不愛聽這個話，大磚頭“日、日”地飛過來。

沒有六·四，中國的民主改革也未免就能徹底進行。

不過有了六·四，中國的民主改革進程確實停頓了，甚而出現倒退，這是不可否認的事實。

一個老太太顫顫巍巍地好不容易從羅鍋橋的橋那端走到橋這端。老太太站住腳，轉過身，對着羅鍋橋感嘆，“這橋真難過呀！”一個身強力壯的同學從旁經過，聽見了老太太的話，衝上前來，二話不說，背起老太太就上了橋。三腳兩步過了橋，把老太太在橋那端放下，不好意思聽老太太感謝的話，轉身跑開，留下老太太琢磨怎麼再過這座羅鍋橋。

幫倒忙不能算學雷鋒做好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