報頭，原指報紙刊登報名的地方，但習慣上與報名同義，是報紙最醒目的標記，因為讀者總是最先通過它認識和辨別報紙的。一份報紙的報頭，可以幾十年保持不變，也可能在若干年內改換變更。變與不變，背後當有某種理由或需求。以歷史悠久的上海《文匯報》來說，從創辦到現在，包括當中幾度停刊的時日，已近望七之年。其間，共有三種不同的報頭，出現於不同的歷史時期，恰好帶有各不相同的時代烙印。

書法名家的墨寶

《文匯報》最早的報頭，隨報紙的創刊而與生俱來，出自民國時期一位大書法家之手。

1937年七七事變後，中國軍隊節節抵抗，但未能阻擋日寇的鐵蹄，先是平津失陷，不久南京淪陷，隨後上海也淪為“孤島”。日軍報道部派員接管了原市政當局的新聞檢查機構，發函照會租界各報接受新聞檢查，以圖遏制反日輿論，不少報紙如《申報》《大公報》《時事新報》等相繼停刊，也有一些報紙因掛着“洋商”招牌而無須接受新聞檢查。因戰事而被滬寧、滬杭鐵路局遣散的嚴寶禮，與同事或好友余鴻翔、沈彬翰、胡雄飛、徐恥痕等商定，集資合股創辦一份中文報紙，也掛上“洋商”招牌，報道抗戰局勢，相信會有銷路。他們托在跑馬廳當中文秘書的友人方伯奮出面，請跑馬廳英籍經紀人克明幫忙，出面向英國駐滬領事館登記註冊公司，借用英文報紙《The Standard》的中文譯名“文匯報”，並由克明擔任名義上的發行人兼總主筆。公司董事會有中、英籍各5人，但一切事務均由中方董事操辦，嚴寶禮為經理。

報名定下後，董事沈彬翰負責解決報頭問題。最簡單的辦法，是在顏體或柳體字帖或碑帖上選用“文匯報”三個字。但他找了一下，任何字體的帖上都有“文”和“報”兩個字，唯獨缺個“匯”字，而勉強拼湊又恐難以貫氣統一而不倫不類。他提議請社會上有名的書法家譚澤闓題寫，大家既贊同又為難。譚澤闓，湖南茶陵人，系近代政治家譚延闓的五弟。他工行楷，師法翁同龢、何紹基、錢灃，上溯顏真卿，書法被贊氣格壯健、力度剛強、雄渾腴美。譚定居上海後，一直以賣字謀生，但潤筆費頗高，寫三個招牌大字一般收300元，即使熟人介紹也要200元。辦報資金並不充裕的同人，對寫個報頭要花二三百元無法定奪。過了兩天，負責廣告和發行的董事胡雄飛帶來好消息，請譚澤闓寫報頭一事有門路了。原來，譚澤闓熱衷中藥滋補養生，而名中醫陳存仁是他的醫藥顧問，也是胡雄飛的朋友，於是拜託他向譚澤闓求字。不幾天后，胡雄飛果然拿來譚澤闓寫就的“文匯報”三個大字，而且分文不取。嚴寶禮等人決定採用譚澤闓的字，作為1938年1月25日誕生的《文匯報》報頭。

此後，《文匯報》在不同的時代因不同的緣故，先後幾度停刊，但每次復刊，再亮相時無不續用譚澤闓所寫的報頭。1948年9月9日，上海《文匯報》同人在香港與國民黨左派人士合作籌辦的《文匯報》問世，報頭沿用的也是這三個字。

造反派接管的印記

新中國成立不久，中央政府開始研究並推行漢字簡化工作。1956年1月31日，國務院公布《漢字簡化方案》。隨後多年，分批數次推行簡化字，書報期刊等所有出版物都改用簡體字。雖然《文匯報》的報頭中有兩個繁體字，但依然使用而未受影響。直到“文革”，這個歷史上延用下來的報頭遭到了厄運。

1966年中期，各地大、中學生成立各種紅衛兵組織，批鬥學校的領導和教師，又對劃入另冊的“牛鬼蛇神”進行抄家、揪斗，接着工礦企業和文教單位也紛紛出現不同類型的造反團體，很快形成向各級黨政機構奪權的潮流。這年6月9日，《文匯報》報社貼出第一張批判總編輯陳虞孫的大字報。隨後，造反團體紛起，其中以體育記者朱錫琪、評論組編輯邵傳烈和理論部編輯周國榮為主的“星火燎原革命造反總部”最有影響。8月，上級調來《解放日報》一位副總編輯主持工作，但因為大部分中層幹部停職檢查，業務處於停頓狀態，每天的版面大都刊登新華社統發的電訊稿，基本沒有本報記者採訪的報道，與《解放日報》的內容幾乎雷同。這時，上面有人提議《文匯報》和《解放日報》出聯合版，引起報社職工的不安，擔心兩報合併而導致工作變動。此時，又有紅衛兵一度占據報社，還揚言要查封《文匯報》，更導致人心惶恐。12月下旬，“星火燎原”的造反派負責人商量認為，《文匯報》與其合併或被封掉，不如由他們接管，徹底把報紙的領導權奪到造反派和革命左派手裡。為此，1967年1月1日，邵傳烈和周國榮乘飛機赴京，通過有關途徑向“中央文革小組”請示。3日晚上，邵傳烈等人召開全體職工大會，宣布由“星火燎原”和其它造反派組織聯合接管報社。

為顯示“破舊立新”的革命立場，改換報頭也列入接管報紙的工作內容。4日早上發行的《文匯報》，譚澤闓手書的繁體字報頭不見了，取而代之的是三個黑體方塊簡化字，讓讀者覺得報紙好像換了一個面孔。在頭版頭條位置，套紅重新發表了毛澤東1957年發起反右鬥爭之際為7月1日《人民日報》撰寫的社論《文匯報的資產階級方向應當批判》；頭版下半版刊登“星火燎原革命造反總部”的《告讀者書》，宣布接管《文匯報》，表示“堅定地站在以毛主席為代表的無產階級革命路線這一邊”。從報頭更換到內容安排，無不體現造反派“敢教日月換新天”的氣概，也標誌着“文革”進入各地新聞領域造反奪權的階段。這一行動獲得毛澤東的高度肯定，“中央文革小組”副組長張春橋和成員姚文元隨後到報社表示支持。

上世紀60年代後半期，我在上海讀小學，識得不少方塊字後，每天中午在里弄食堂吃完飯，就到居民委員會門口看報。那裡牆上掛着一份《文匯報》，對開一大張，看完正面再把鐵絲報架子轉過來看反面。所以，我最初看到的《文匯報》報頭正是造反派接管後改用的黑體方塊簡化字，不知道那之前原是書法家手書的繁體字報頭。

華國鋒的題字

1976年10月6日粉碎“四人幫”，預示着曠日持久的政治運動即將收尾。此後，國家步入撥亂反正、改革開放的新時期，《文匯報》的報頭也經歷了不尋常的變化。

由於《文匯報》多年處於政治鬥爭的風口浪尖，很快就有中央派來的工作組進駐，清查與“四人幫”活動有牽連的人和事。一年後，前一個工作組撤離，中共上海市委的工作組進入，繼續進行清查工作，曾造反並接管報社的幾個記者、編輯被撤職，是黨員的開除黨籍。1978年3月，報社成立新黨委，組成新的編委會，馬達任黨委書記兼總編輯。不知從何時起，報社領導對黑體方塊字的報頭有了想法。這年10月16日，報社黨委向中共上海市委呈上報告，前半部分是工作匯報，後半部分提出一項特殊的請求：“目前全國中央和省市三十五家報紙，除《文匯報》外，都是毛主席、華主席題字報頭。我們殷切期望華主席能為《文匯報》題字，這是對新生的《文匯報》的極大鼓勵和鞭策，也是《文匯報》幹部和廣大讀者的共同願望。特請市委將這一要求報請華主席。”

華國鋒此時擔任中共中央主席、國務院總理和中央軍委主席，各地的黨報黨刊以獲得他題寫的報頭、刊名為最大榮耀，而他本人也喜歡題詞、題字，幾乎有求必應。1979年1月1日，《文匯報》報頭改用華國鋒的題字。

1980年，華國鋒先後辭去國務院總理、中共中央主席和中央軍委主席，逐步淡出政治舞台。1981年8月19日，《文匯報》突然改用創刊時由譚澤闓寫下的報頭。報社此舉似在意料之外，實在情理之中。

算起來，《文匯報》獲得並使用華國鋒題寫的報頭，前後不到兩年。如今還記得那個報頭的人恐怕不多，我倒還有點印象，因那時正在復旦大學新聞繫念本科，每天要細讀和研究報紙。平心而論，華國鋒的字是下功夫練過的，筆畫間可見童子功，但非書法佳品，用作報頭不及譚澤闓的那三個字美觀。記得《文匯報》報頭改後不久，總編輯馬達應邀來給全系師生作報告，是新聞改革之類的話題。他能說會道，提及這件事也振振有詞：“我們當初請華國鋒題寫報頭，沒有錯，他是黨中央主席嘛。現在選個平常的日子悄悄地換下來，也沒有錯嘛。”聽他這麼一講，全場哄堂大笑。馬達生前著有回憶錄《馬達自述——辦報生涯60年》，用不少篇幅回憶上世紀70年代末80年代初主持《文匯報》時，如何衝決思想樊籬而參與真理標準問題的討論、破例發表小說《傷痕》和話劇劇本《於無聲處》、頂住上級壓力拒不轉載批判電影《苦戀》的重頭文章等，卻沒有寫到當初請求華國鋒題寫報頭而後又悄無聲息換掉的經過。在此補敘一筆，錄以備考。

《文匯報》創刊後的幾十年裡，報頭曾經三次變更，兜兜轉轉，又回到了原點。這或許昭示了一個道理：歷史上的政治運動都可能曇花一現，由動盪動亂歸於平息平靜，甚至回到初始，唯有文化的價值是永恆的，不泯不變。

老衲秘史 2018.06.12
本文原載於《同舟共進》2016年第5期，作者賀越明，原題《〈文匯報〉報頭背後的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