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的“雲南知青”，限於雲南生產建設兵團。他們總計約10萬人，在全國1700多萬知青中，所占比例不足百分之一，但他們的影響卻大大超出雲南：其一是思想文化領域，從這片紅土地上走出來的有王小波、鍾阿城、陳凱歌、鄧賢、馮學敏、曉劍等，他們當中的作品影響深遠；其二是1978年底，由雲南知青發軔的大返城浪潮，最後終結了長達10年的中國知青運動，從而引發全國上千萬知青像潮水般涌回城市。

本文試圖釐清：知青返城大潮為何沒有肇始於更窮困的農村插隊知青，沒有肇始於匯聚了30萬之眾的北大荒知青，也沒有肇始於得風氣之先的廣東知青，更沒有肇始於稟性剛烈的新疆知青，卻肇始於山川阻隔、民風淳樸的西南邊陲，並迅速波及全國？歷史，為什麼偏偏選擇了雲南知青？

雲南知青的基本構成

1971年3月8日，婦女節。重慶南開中學初二女生王慶華永遠記得這個日子，“那天，菜園壩火車站，至少有上千個父母和他們的孩子哭成了淚人。”王慶華是淚人之一，她說：“記得我走在隊伍最前面，懷裡還捧着《毛主席去安源》”。小說家阿城《棋王》開篇的第一句，對這類場景作了準確的概括：“車站亂得不能再亂。”這一天，是重慶首批知青赴雲南的日子，此後，重鐵分局每周發一個專列，直到當年8月3日，共計發車24列，將兩萬四千多名十六七歲的學生娃送進雲南。與此同時，500公里外的成都火車站，也重複着相同的場景。

據《雲南省志·農墾志》載：1968年，雲南農墾系統開始接收知識青年；1970年3月1日，雲南生產建設兵團成立，下轄4個師，32個團，分布於西雙版納、德宏、臨滄和紅河地區的荒蠻叢林，兵團先後接收知青10.4萬人，其中北京8385人，上海4.76萬人，成都1.67萬人，重慶2.44萬人，昆明7038人。不難看出，雲南兵團知青的主體，來自外省市。

最先抵達兵團的是北京人，他們是大串聯時無意中闖進邊疆的一批紅衛兵，返京後即給當時的北京市革委會寫了要求去雲南插隊的報告，幾經轉輾，報告得到周恩來總理的批示，“（李）富春、（余）秋里同志：可考慮這個要求，請與北京市革委會聯繫一下。周恩來”。1968年2月8日，列車載着55名北京青年奔赴雲南，10個月後的12月22日，毛澤東發表了“知識青年到農村去”的最高指示，從此拉開上山下鄉大幕。

北京知青年齡差距很大。由於“文革”前他們接受過良好教育，有文化功底，政治敏銳，思維活躍，加上家庭背景等原因，在知青大返城之前，八千多名北京知青中的大部分都離開了兵團，包括陳凱歌和王小波。

上海知青分兩類，一類是城市青年，多為六九屆初中生，人稱“上海阿拉”；另一類是來自嘉定、寶山、青浦等縣的農村青年，人稱“上海阿鄉”。“阿鄉”是最委屈的一撥人，他們說：“我們在家裡本來就是貧下中農，怎麼還要跑到幾千公里以外來雲南接受再教育？”事出有因，緣於當時極左，上海要湊足輸出“百萬知青”的壯舉，竟拉農村青年湊數。“上海阿鄉”大多勤勞克儉，寬厚謹慎，組成了兵團連、排、班的一線骨幹。

重慶知青和成都知青年齡最小，但生性耿直，敢作敢為，特別是重慶知青，他們少年時就見識了全國最大規模的武鬥，有一種天不怕地不怕的好鬥性格，兵團好幾次驚動雲南省革委會和昆明軍區的大械鬥，都是由重慶知青發起的。

雲南知青的基本待遇：口糧40斤，工資28元，房自蓋，菜自種。當文化迥異的各地青年匯聚到邊疆，經碰撞、摩擦、浸潤、融匯，逐漸形成其個性特徵：思想活躍、敢說敢做。地處西雙版納的兵團一師，是知青最集中的地方，他們分布在從勐海到勐臘廣闊的國境線上，總數6萬餘人，其中景洪一團的知青高達8538人。他們的任務是砍伐森林，種植橡膠，在目前西雙版納綿延150萬畝的橡膠林中，當年由知青開墾種植的仍占相當比例。

兩封信和一個女知青之死

美國學者托馬斯·伯恩斯坦在其所著《上山下鄉》中認為，中國知青的上山下鄉，解決了許多第三世界國家無法避免的城市人口膨脹和失業率增長問題，並將它稱為上個世紀“所有國家最大的一項社會實驗”。

但當這場解決“城市人口”運動的“實驗”推行10年後，暴露的問題亦越來越嚴重：上千萬知青在人多地少的農村與農民爭工分、爭口糧；他們接受貧下中農再教育，卻失去了接受學校教育的權利；在招工、招生、參軍、入黨、提乾等問題上，後門風盛行，以至1978年2月，時任國務院副總理的李先念在談到知青工作時說：“現在社會上對知青問題議論很多。四個不滿意是我講的：知青不滿意，社隊不滿意，家長不滿意，國家不滿意。”3月，重新工作不久的鄧小平與胡喬木、鄧力群談話時指出：“現在搞的上山下鄉，不是個長期辦法，農民不歡迎嘛！城市人下去實際上形成同農民搶飯吃的局面。我們第一步應該做到城市青年不下鄉，然後再解決從農村吸收人的問題。”

中央高層的信息，怎麼會傳到遙遠的雲南邊疆呢？“我們當時並不知道中央有什麼動向，這一切，是從一封信開始的。”將近30年後，筆者尋訪到當年雲南知青年“北上”總指揮丁惠民。丁是上海人，現定居重慶，“寫那封信時，只是覺得該寫了”。

丁惠民用學校的油印機印刷的給鄧副總理的公開聯名信

1978年10月，一封《給鄧小平副總理的公開聯名信》，在西雙版納知青中悄悄流傳，作者是景洪農場十分場（原雲南兵團一師一團十營）學校的教師、上海知青丁惠民。信中列舉了知青生活的困苦，反映知青運動造成的“三不安心”問題，認為局面已經“嚴重影響社會安定團結”，希望中央領導能夠重視，丁惠民說：“這封信還隱約表達了回城的願望”。其時，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即將召開，知青作為“文革”遺留物，雖到了該解決的時候，但有關部門一時還顧不上、也拿不穩，“但全國都在撥亂反正，為什麼對關係千百萬家庭穩定的知青問題，卻諱莫如深呢？”

第一封信捺上300多個知青指印，寄往國務院。國務院按常規批轉雲南省處理，自然沒有了下文。知青們沒有氣餒，又寫了第二封信，發起者仍是丁惠民。在第二封信中，明確提出了回城要求。據稱後來寫《棋王》的知青作家阿城（當時也是一團十營的知青）曾當過丁惠民的高參，丁的回答是：“沒有這種事，阿城曾當面向我表示他反對請願活動，怕知青出事。”到12月初，聯名信的簽名超過萬人，以它為媒介，在西雙版納6萬知青中，一個以回城為目標的群體正在形成，丁惠民與重慶知青劉先國、上海知青胡建國（如今兩人均定居上海）組成了三人核心小組。

恰恰此時，上海女知青瞿玲仙之死，引發軒然大波。瞿是西雙版納橄欖壩農場七分場知青，因懷孕難產，在農場衛生所大出血身亡。這一非正常死亡事件，在農場並非最嚴重的，卻因死得其時，引發數千人抬屍遊行，激起知青情緒。

12月8日，在西雙版納首府景洪，“雲南各農場知青聯席會議”召開。這次會議的代表共120多人，代表們的入場證很特別，全是知青的簽名，每個代表至少要持有100人以上簽名才能入內。會議目的是：商討“北上請願”事宜。丁惠民被推舉為總指揮，組建北上籌備組。會後，知青們發布《北上宣言》，決定15日那天派代表進京。

10日，北上代表團尚未組建好，第二屆全國知青工作會議在京閉幕的消息傳來，該會議決定次年（1979年）再派遣80萬知青下鄉，更重要的是，“會議還決定不再承認兵團知青的身份，而把我們作為一般農場職工對待”。

丁惠民感到前所未有的壓力。這消息也讓知青代表產生了重大分歧，一批人要求立即北上，但丁惠民認為時機不成熟。最後通過籌備組表決，丁惠民的主張被否定，43名代表先行北上。

丁惠民擔憂的事情發生了：第一批北上代表輾轉到達昆明後，竟莫名其妙地弄丟了募捐來的幾千元經費。失去資金的代表們，衝進火車站直接上車，被阻攔，他們便使出了最激烈的一招——臥軌，致使貴陽到昆明的鐵路線中斷三天，而留在西雙版納的6萬知青，幾乎全部停工了！

艱難北上與倉促離京

1978年冬天的形勢空前緊張！這種過火的局面是丁惠民最不願意看到的。當第一批北上代表在昆明火車站鬧僵時，第二批代表緊急暗渡陳倉。發着高燒的丁惠民被知青們抬過了瀾滄江，“我是準備死在路上了”。50名代表經過艱難輾轉，終於從昆明城邊一個叫讀書鋪的偏僻小站上車，繞道成都北上。途中，24名代表因喝酒、賭煙，被丁開除，就地下車，返回各自的城市去為代表團募捐。

知青們保留了30年的捐款登記表

12月27日，剩下的26名代表到達北京，國家農墾總局接待了他們，又冷又累的知青們換上了簇新的軍大衣，得到了醫療、食物和住宿，但他們最大的願望是“要見鄧副主席”，並提出如果鄧副主席太忙，也可由其他國家領導人接見。知青們給“國家領導人”下的定義是，“必須是政治局委員和副總理以上”，並認為，“鄧副主席是最實事求是的人”。

1979年1月1日，國家農墾總局發出1號文件，承認知青請願代表團性質合法，同時強調應該復工。1月10日，代表們終於得到國家領導人接見。接見者是新任政治局委員、國務院副總理王震，被接見的代表限定為10人。

丁惠民說，1月10日上午的那次接見，氣氛不很融洽。面對那位以軍墾駐屯聞名的老將軍，“我們不能再像與自治州、省調查團的‘談判’時那樣針鋒相對。”丁記得王副總理是在時任民政部部長程子華的陪同下，接見代表團的。老將軍一身藏青色中山裝，風紀扣緊扣，銀髮整齊往後梳，拄一根拐杖。大家鼓掌後，本以為能聽到幾句親切的問候，沒想他表情嚴峻，突然將拐杖往上一揚，又咚咚地在地上狠狠杵，接着就是排炮般的嚴厲訓斥，“不是批評，是訓斥”，代表們大氣不敢出，“完全被老將軍的威嚴震住了。他訓斥我們丟掉了軍墾的光榮傳統，現在全國都在抓綱治國，你們卻鬧事，對得起國家嗎？……”代表們全懵了，沒人敢提返城的事。接見完後，“大家都覺得該說的話竟沒說出來，有的代表急得哭了！”

王震副總理顯然也意識到了知青們的不痛快。出於靈活的領導藝術，他派人邀請全體代表當晚看電影。與白天的接見不同，王副總理沒在會議室坐等，而是站在電影院門口迎接。丁惠民坐在王副總理身邊，放映的是剛剛翻譯完成、並準備送南疆前線的《巴頓將軍》，據稱部隊要排級以上幹部才能觀看。電影結束後，王副總理首先打破沉默，說，西雙版納是個好地方嘛，要熱愛她；中央並沒忘記那裡，恰恰相反，要建設好那裡，鄧副主席說了，不久就要大規模投入資金，資金不夠，外匯也可以動用嘛！

這時知青中有人抱怨結婚難。王副總理風趣地說，晚一點有什麼不好，我們當年打仗，在你們這個年齡，哪裡顧得上結婚嘛！我可以給鄧（穎超）大姐說說，讓她張羅從山東江浙調一些漂亮姑娘到西雙版納，到時候讓你們走，你們可能還捨不得走喲！

聽說丁惠民有病，王副總理立刻叫醫生給他檢查身體，還開了一堆藥品。

暖流正在形成，氣氛應該是不錯的，但一位姓劉的重慶知青莽撞的衝動言行，打斷了一切。當時，王副總理見大家臉上有了笑容，又說了些安慰和鼓勵的話，讓代表們回去安心工作，中央會對大家提出的要求認真考慮的，他特別說：“你們的信我已經轉達給了華主席、鄧副主席和葉帥了。”說着，老將軍轉身欲走，這位姓劉的重慶知青忽然從後排站起身，大聲吼道：“王震，你不准走！你還沒回答我們的實際問題！”說罷就往前排沖，當即被警衛反扭住雙手。王副總理也愣住了，估計多少年來，除了毛澤東、周恩來等曾對他直呼其名外，哪輪得上一個愣頭青對他這樣叫？他畢竟是軍人出身，火氣也大。只見他把手中的拐杖恨恨地往地下一杵，用湖南話大聲罵了那愣小子。（罵話的大意是：你是個搗蛋鬼，你才吃了幾天乾飯，就不知天高地厚了？等等）場面一下僵住了。雙方最終不歡而散。離開電影院，丁惠民決定，全體代表立刻返回西雙版納，其沮喪可想而知。

絕食事件使返城洪水一泄不可收

西雙版納知青的大規模行動，迅速引起中央的高度重視。就在知青代表北上的同時，中央即派出以農墾總局局長趙凡為首的調查組南下。同時，地方政府也開始正視知青的要求。這在一定程度上是由於當時西雙版納已完全陷入癱瘓，生產停止，一些農場領導甚至被知青扣為人質；在6萬知青的背後，是他們在全國各地焦急等待的父母和親人，還有全國上千萬知青的關注；當時又正要面臨對越自衛反擊戰……種種因素促使政府應當儘快按“人民內部矛盾”來解決知青問題。

但出人意料的是，在臨滄耿馬勐定農場，發生了更為激烈的絕食事件。當時，中央調查組進入勐定調查，成都知青們以絕食來表達回城的決心，幾百人水米不進靜坐三天。當調查組組長、國家農墾總局局長趙凡接見絕食代表時，一位知青竟割開自己的手腕，噴濺的鮮血震驚全場。趙凡是1937年參軍的老八路，作風務實，他親眼目睹了知青們艱難的生存現狀，當幾百名知青跪在他面前放聲大哭時，他也流下熱淚，並大聲說，“孩子們，都起來！你們的情況，我一定如實向中央匯報！你們的苦我都知道，我也是知青的父親，也有三個孩子正在插隊啊！”

在趙凡的協調和敦促下，一月中旬，四川、上海、北京和雲南有關部門在昆明聯席召開“三國四方”會議，各省市對知青回城均表示認可。1月15日，時任雲南省委書記的安平生發表《15條講話》，其中一條是“知青不願留下的，都可以回去”。也就在這一天，丁惠民在返滇途中解散了籌備組，並向王副總理致電，就知青的過激行為向國家道歉，新華社、人民日報報道了這一消息。

安平生的講話和接踵而至的國務院“六條”開啟了大閘，返城洪水一泄不可收。西雙版納各農場知青無不爭先恐後回城。王慶華清楚記得，“短短幾天，整個農場走空了，連隊靜得可怕！大家丟下武器，拋棄農具，有人還把農具架起來燒掉。很多人搭乘為對越自衛反擊戰運送物資的返程軍車回昆明，由於擁擠過度，發生了好幾起翻車事故；也有人拖兒帶女，不顧一切地搭車北上”。知青們在慌亂中告別了邊疆，直至回到昆明，才鬆了一口氣，“就像在做夢，所有人都擠到昆明東站郵電所給家裡發電報，告知平安，告知我們回家了！”

10年天涯遊子，終於踏上歸鄉之路。

這時候，西雙版納回城風潮迅速波及全國，幾個月內，上千萬知青返回城市，歷時10年的知青運動就此終結，“知識青年”遂成為歷史名詞。1980年代初，在國務院知青辦起草的知青工作回顧與總結中指出：知識青年上山下鄉本來是為解決就業問題，但在“文革”10年中，當成政治運動去搞，指導思想偏了，工作上有嚴重失誤，造成勞民傷財，人民不滿。

至今仍說不清的謝幕詞

回到本文前述的提問：歷史，為什麼偏偏選擇了雲南知青？難道，他們真是外來的種子，一不小心掉進雲南雨水豐沛的野地，沒受多少作踐反倒長成了氣候麼？

丁惠民（左）和戰友在當年茅屋前留影

當然不是。應該說，去雲南的知青心理震盪要大於其他地方。當知青們從北京、上海、成都、重慶來到西南邊疆的深山老林，其心理落差，不僅是幾千公里的路途，它包含了整個中國社會文明史的全部進程，其跨度涵蓋當時中國最先進的京、滬等大城市，一下子邁進歷史教科書中才有的刀耕火種之地，它對人的心靈的震撼，若非親歷則無法感知，這也促使雲南知青對中國社會底層的認識和思索更為深刻。1973年7月，中央關於懲治吊打知青和強姦女知青的文件，都是針對雲南兵團的，其時雲南兵團共發生捆綁吊打知青1034起，受害知青1894人，其中2人被打死；調戲姦污女知青的幹部286人，受害女知青430人。後經中央批准，槍斃了數名違法亂紀幹部，才控制了局面。所有這一切，無疑促成了雲南知青心智的成熟。

其次，雲南兵團隸屬昆明軍區建制，其前身為中國人民解放軍二野四兵團陳賡之旅。這是一支誕生於大別山紅軍時代的英雄部隊，歷經抗日戰爭、解放戰爭，從山西轉戰千里，解放雲南。該部有大批官兵於1950年代就地轉業，創建邊疆國營農場，許多老幹部保持着優良傳統，與知青們朝夕相處，血肉與共，其果敢精神傳承於廣大知青，鑄就了雲南知青敢於抗爭的個性。再有，與北大荒和其他插隊知青不同，雲南知青的勞作成果不是春華秋實的稻菽，而是橡膠樹，種下去，能活六七十年！遂成為他們生活的見證與情感維繫的紐帶。

其三，雲南地域特殊，與越南、緬甸接壤，斯時東南亞大地烽火連天，知青中的一些血性青年，自願出境追隨緬共等武裝組織，艱苦卓絕地轉戰在深山老林，其傳奇故事一直流傳於雲南知青中，成為格瓦拉式的英雄話題，潛移默化地影響了雲南知青的精神特質。當上山下鄉的大潮將他們拋擲到邊疆後，他們無法迴避，只能用身體去體驗大的苦難和大的歡樂，流大滴的汗、喝大口的酒、掉大滴的淚，一旦夢碎，他們便以另一種方式選擇命運。

更重要的是，當時文革形成的政治高壓正在消解，政治清明正在恢復，中央對大返城的定調符合民心，這才使雲南知青的行為沒有被扣上一頂政治帽子。

如今大返城快30年了，但每年仍有成百上千已知天命的雲南知青，攜帶子女重返遙遠的邊疆，他們憑記憶尋找着自己當初種下的橡膠樹，撫摸着，流着淚。他們說並非想再去撿拾逝去的青春，而是為了對歲月永久的紀念。他們年輕的子女，能夠理解父輩當年的愛戀、苦痛和久留心底的訴說嗎？

應該說，上山下鄉是一個複雜的歷史過程，雲南知青作為其中一個群體，不經意間，留下了一篇至今仍然說不清的謝幕詞，惟能詮釋的，是他們把握了命運的走向，並以此載入歷史經驗與教訓的備忘錄。

老衲秘史 2018.06.18
本文原載於2008年3月6日《南方周末》，作者張衛，原題《“知青大返城”的率先行動，為什麼偏偏是雲南知青——記30年前知青大返城的肇始內幕並解析其成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