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98年6月11日，本是一個尋常的日子，如果不是大清光緒皇帝下達了這道詔書，也許在編年史上，這個日子會被忽略。相距一百二十年的時光，重讀這份只有五百來個象形文字的詔書——

今天的讀者也許會覺得沒有那樣驚心動魄，不僅口氣是那麼平靜，沒有多麼慷慨激昂，而且內容也是那麼平常，除了強調京師大學堂尤應首先舉辦，整個詔書的重點似乎也落在了“博採西學”上面，並無涉及政體變革的重要決定。從詔書的起草者、光緒帝的師傅翁同龢當天的日記可知，光緒帝的意思是：“今宜專講西學，明白宣示”，他雖發現“聖意堅定”，但還是回答：“西法不可不講，聖賢義理之學尤不可忘。”“以聖賢義理之學，植其根本”，顯然就是他的意思，同時又將“博採西學”限於“切於時務”的範圍。 

帝國太古老了，如果從秦始皇創製算起，已有二千多年王朝循環的歷史，從清朝入關算起至此已有二百五十四年，退居頤和園卻依然牢牢控制着最高權力的慈禧太后，她掌權的歲月也長達三十七年，一個錯別字連篇而精於權術的老太太，她除了把住權力不放、並無什麼政見，自1861年掌握政權以來，她同意或支持自強運動（洋務運動），只要不引發她的對失去大權的擔憂，她也完全可以支持光緒帝去搞變法。這個詔書的頒布當然是經過她的同意的。那時，軍機處的重要折片都是要上呈給她的。

戊戌變法親歷者王照在《方家園雜詠紀事》的一席話不能說毫無道理。年輕的光緒帝在列強環伺、危機重重的時代壓力下，早就想有所作為，自甲午戰敗以來，他一直在尋求求變之道，其實說到底不過是想求富強、挽危亡。早在1895年7月17日下達的“因時制宜”上諭，就提出了“力行實政”，包括修鐵路、鑄鈔幣、造機器、開各礦、創郵政、練陸軍、整海軍、立學堂等，“大約以籌餉練兵為急務，以恤商惠工為本源”。1898年6月11日之後，也就是所謂百日維新期間所頒布的一系列詔令，大致上也沒有越過這個範圍。

光緒帝

在求富強這一點上，慈禧太后也不會有不同看法，即使在重新走上前台垂簾聽政之後，她在9月26日發布的詔書中也明確強調：“冀為國家圖富強，為吾民籌生計”，11月3日下達的詔書中也重申“力致富強”的目標。而且光緒帝在百日維新間提出的辦學堂、尤其京師大學堂的決定也沒有被推翻。他們有一致的訴求，不同的是光緒帝的新政將傷及她的獨斷權力而已。王照稱為“家務之爭”，其實就是壟斷的權力不容任何挑戰。衝突主要是在人事任用這些方面，而不是政策方向上。

光緒帝能不能耐住性子，照王照分析的思路穩步推進他的變法大計，關繫到變法能不能持續下去。 

有一個不容忽略的細節，經歷過許多重大危機、處事老成也曾被慈禧罷黜過的恭親王奕訢，對於光緒帝急於要變法的衝動並非不知，但一直在攔阻。他對慈禧的了解當然比光緒帝更深，對康有為也並非無知，作為洋務運動的主要推動者，他不是守舊派，但他不能接受康有為的這套主張。

1898年1月16日的翁同龢日記記載，光緒帝在召見王公大臣時，“頗詰問時事所宜先，並以變法為急”，恭親王的反應“默然”，其他諸臣也“默然”，只有翁有所應對。因為恭親王的勸阻，光緒帝沒有召見康有為，因此有了1月24日康有為在各國總理事務衙門與多位大臣的對話，康談時局，以變法為主，提出了立制度局、新政局、練民兵、開鐵路、廣借洋債等，翁日記稱“狂甚”。恭親王不在場。

為什麼光緒帝的詔書在6月11日下達？原因之一就是5月30日恭親王去世，持重而有力的攔阻沒了。康有為等人一直期待的維新時刻到來了，這個過程中光緒帝是相當主動的。即使6月11日前，徐致靖、楊深秀的摺子（康有為代擬）使“下詔定國是”變得迫切，這也是光緒帝醞釀已久的抉擇。

（左）康有為（右）梁啓超

我們今天看到的戊戌變法史，幾乎是以康有為、梁啓超他們的自述為中心建構起來，雖經過幾代史家對大量史料的梳理、還原，一般讀者心目的戊戌變法依然離真相有很大的距離，比如對於光緒帝的作為關注得還是不夠。 

歷史學家勞幹為吳相湘的《晚清宮廷實紀》寫序時，特別提及傅斯年的一個說法：

這個說法雖然偏於簡單，但卻很新穎，值得引起關注，同治帝的師傅是李鴻藻，翁同龢也做過，但為時不久，翁是光緒帝的師傅，嚴格地說他受漢學的影響，也受到宋學和其他學術思想的影響，他在光緒帝身邊很久，對皇帝的知識和思想的形成誠然有相當的影響，但在1898年的春夏之交他們的分歧也越來越大，所以在定國是詔下達之後僅僅四天，他就被免職了。其中曲折，蕭公權的研究已說清楚，並非像以往所說慈禧所為，而是皇帝自己的意思。

勞幹順着傅斯年的話做了這樣的分析：

這番話提供了一個非常引人深思的視角，但還需要進行推敲，不能簡單地當作結論來讀，我以為光緒帝之所以不滿足於李鴻章、張之洞式的洋務，是因為嚴峻的現實，洋務派三十年的苦心經營，甲午一戰轉眼間就暴露出了大問題，洋務派致力於器物層面學習西方，用堅船利炮對付堅船利炮，卻在甲午年遭受重創，所以他在1895年7月17日的上諭中稱之為“創巨痛深”。

（左）李鴻章（右）張之洞

百日維新非常看重教育，目的是培養人才，就是要“化無用為有用，以成通經濟變之才”，大量的新政都涉及這個方面，無論辦京師大學堂，改各地書院為兼學中學、西學的學校（從小學到中學、高等學堂），設立礦學學堂，準備選派學生到日本留學，科舉改試策論，不再考五言八韻詩，等等。新政還未來得及展開就被扼殺了，但教育上的求變之路並沒有中斷。

光緒帝生於1871年，當時還是一個27歲的年輕人，追溯一下他的知識背景和思想資源很有必要。早在1889年，他就開始接觸西書。1891年12月1日，他開始學習英文，英文老師是同文館畢業、曾出過國門的張德彝、沈鐸兩個人，他們受同文館總教習丁韙良親自指導。張德彝曾到過西方許多國家，留下了《航海述奇》一書。

丁韙良在回憶錄中說，在很長一段時間，光緒帝上課都很準時，很少缺課，每天半小時的英文課是從凌晨四點左右開始的，他在閱讀和寫作方面也顯示出相當的穎悟，只是他的口語卻很糟糕。所有的對話練習都是預先寫下來，交給丁韙良審定，然後再給他，讓他再抄一遍。由此在皇宮起興起過一股學英語的熱潮。

1892年，李提摩太專門寫過一篇文章發表在《萬國公報》，題為《恭記大清大皇帝學習英文事》，認為機會難得，將有大益，“將來英文書所載各國之事，可以推廣一切有益國家之政。”

光緒帝學英文很用心，可惜只學了三年，慈禧不許他再學下去了。翁同龢也對他篤好學習英文而深感困擾。

從1895年到1897年，他沉迷於西學，曾經連續六個星期，派太監去買中譯西書，其中包括《聖經》。 

西方傳教士除了丁韙良，林樂知和李提摩太這些人的言論他也並不陌生，不僅透過《萬國公報》可以讀到他們的文章，翁同龢和李提摩太等有直接來往，他們的思想影響了康有為，也影響了翁同龢，進而影響到年輕的皇帝。百日維新期間的不少舉措閃現着李提摩太他們思想的影子，教民之法、養民之法、安民之法、新民之法，概而言之，所有政令幾乎都不出李提摩太指出的這些範圍。 

他是個愛讀書的人，翰林院侍講惲毓鼎提到他召見時，曾面諭“在家宜多看書，不可專習詩賦”。翁同龢日記也時不時記下了呈給皇帝的讀物，其中有李提摩太翻譯的《泰西新史攬要》、黃遵憲編的《日本國志》這些書，也有馮桂芬的《校邠廬抗議》、湯壽潛的《危言》、陳熾的《庸書》。另一位大臣孫家鼐則將鄭觀應的《盛世危言》推薦給了他。

這些書都是關於變法圖強的，其中馮桂芬的書他早在1889年就接觸到了，最中心的觀點在《采西學議》一篇中：“如以中國倫常名教為原本，輔以諸國富強之術，不更善之善者哉？”戊戌變法之目的即在求富強，這些想法是他成長過程中不斷強化的，這些著作無疑都有作用，康有為真正出現在他的視野里還是比較晚的事，但無疑康的思想比他們要進一步，也更具有吸引力。 

1898年6月11日下達“明定國是詔”之後，他帶了《泰西新史攬要》《日本變政考》《俄彼得變政考》《列國興盛記》《校邠廬抗議》給慈禧，慈禧欣賞的是馮桂芬的思想，和張之洞“中體西用”比較一致。這就可以理解為什麼百日維新期間印發給每個官員的是這本小冊子。而康有為的主張從一開始就有爭議，但到了戊戌年，他對康確實越來越有興趣，為此與翁同龢有了隔閡，5月26日、27日，連日為此指責翁。

此時，康有為提供的《日本變政考》《俄彼得變政考》，成為他實行變法直接的參考資料，他之所以隆重接見日本前首相伊藤博文，並引起了慈禧警覺，也是他迫切地想尋求變法良方。即便如此，他也沒有得罪慈禧的打算，在給楊銳的密詔中就是這樣的思路，

這和康有為編造的那個密詔意思完全不同。再看百日維新期間雪片般下達的詔令，其實涉及的也多為教育、經濟等方面的舉措，這與康有為的想法還是有相當的距離。 

年輕的光緒帝還不是一個成熟的政治家，康有為當然也不是。光緒帝未能依靠張之洞、陳寶箴這些人來推動變法，與慈禧之間保持良好的平衡，罷黜禮部堂官、起用“軍機四卿”，都可以看出他沉不住氣、急於求成的一面，這與他的性格、年齡也有關係。

一百二十年後，我們以後見之明看到的問題，作為當事人，身在廬山中卻是難以看清的，惲毓鼎說起光緒帝：“天顏戚戚常若不愉，未嘗一日展容舒氣也。”他急於想有所作為，戊戌年的掙扎也是他的最後一次機會，結果是悲劇。

中國的歷史就是這樣，常常充滿痛苦，在絕對權力之下，如何才有可能緩慢地走出一條革新之路？光緒帝最後十年的命運和譚嗣同們付出的血的代價，到底留下了怎樣的歷史遺產？還是陳衡哲的那句話說得好，歷史不是為了讓人哭，也不是為了讓人笑，而是讓人明白的。

原創： 傅國涌
讀史明智夜航船 2018.07.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