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6年參加土改工作時的丁玲，兩年後她的代表作《太陽照在桑乾河上》面世

1938年山西臨汾，小屋中丁玲與蕭紅屈膝談心。丁玲激情澎湃：“當一個偉大任務站在你面前的時候，應該忘記自己的渺小!”彼時她擔任西北戰地服務團團長不久，而蕭紅咳咳幾聲，默然無語，鏡頭便暗了下去。電影《黃金時代》中這一幕，兩位女作家不同的人生選擇不言自明。導演許鞍華的初衷本就是想拍丁玲與蕭紅兩人，後顧慮前者政治上的複雜性，放棄了這一打算。

如今民國女作家們免不了被人相提並論，比來比去。丁玲與蕭紅，無疑是一組鮮明的對照。1938年短暫相聚後，兩人各奔前路：一個堅持個人寫作風格，一路南遷與戰亂賽跑，求亂世里一張平靜的書桌而不得，留得半部《紅樓》給別人寫去 ；另一個秉持文學加革命，融入集體改換筆鋒，風光無限又被打入另冊，幾十年光陰蹉跎，半生爭議不斷。

豪氣的娜拉

人們多用豪氣形容丁玲，沈從文也說她“常常會使那相熟的人忘了她是一個女子”。這與家庭的薰陶分不開。丁玲原名蔣偉，字冰之，1904年10月12日出生於湖南常德。父親是臨澧的名門之後，在她4歲時便去世了。大家閨秀出身的母親余曼貞，從小就給丁玲講秋瑾、講法蘭西革命女傑羅蘭夫人的故事。母親的結拜姐妹向警予，更是領一代風氣之先，追求男女平等，參加社會運動，是中共早期創始人之一，她“就像一隻傳粉的蝴蝶”，將新思想帶給丁玲與她的母親。

父親死後，家道中落，母親只得回到娘家投靠丁玲的舅舅。1910年，32歲的母親進入常德女子師範學校求學，將6歲的丁玲放在該校的幼稚班，母女同校學習，一時轟動了常德縣城。雖寄人籬下，18歲的丁玲不滿與表哥的娃娃親，提出解除婚約。三舅不同意，她就寫了篇文章拿到當地的《民國日報》上發表，揭露做官舅舅平日的腐敗黑暗，婚事才告吹了。

1922年2月，“對人生的狂想，對世俗的鄙視”，讓她與四川姑娘王劍虹一見如故。兩人同赴上海求學。兩人“照流行解放女子的習氣，則是頭髮剪得極短，衣服穿得十分簡便，行動又灑脫不過，在住處一遇哀樂難於制馭時，一定也同男子一般大聲地唱且大聲地笑。兩人既不像什麼學生，又不像某一種女人……”

1923年，她倆進入上海大學學習，後來成為著名作家的施蟄存與戴望舒就坐在丁玲座位後三排，同學半年，只看到她們的後腦勺。後來施蟄存有詩云：“六月青雲同待講，當時背影未成忘。”上課的老師也都是名師，田漢講西洋詩、惠特曼，俞平伯講宋詞，陳望道講古文，邵力子講易經。丁玲對茅盾的課最感興趣，而“最好的老師”是介紹她們入學的瞿秋白。

瞿秋白與王劍虹的愛情，正是丁玲牽線搭橋，成人之美。1924年1月，他們舉行了婚禮。曾經“俠女”二人組不復存在，丁玲遠走北平求學，尋找新生活。但好友王劍虹新婚僅半年，就染上肺病香消玉殞，這對丁玲打擊很大。她在北京學業毫無着落，又找不到合適的工作，陷入人生最為苦悶的低谷。在這時她認識了《京報》副刊年輕的編輯胡也頻與他的朋友沈從文。前者對她一見鍾情，當年底丁玲回鄉，幾天后有人敲門，打開一看竟是此前只見過兩三次面的胡也頻，除了一套換洗的褲褂外，什麼也沒帶，坐來的人力車錢最後是丁玲母女付的。

兩人感情尚不明了，有朋友說他們好上了已經同居，丁玲一賭氣，這事便成了真。“那時我們真太小，我們像一切小孩般好像用愛情做遊戲，我們造做出一些苦惱，我們非常高興的就玩在一起了。”生活充滿理想又窮困潦倒，胡也頻的文章一被退稿，就往當鋪跑，一時絕了糧，就到慈幼院沈從文處吃大廚房的粗饅頭，“次數似乎也很多很多”。

丁玲想過做演員，她在北京看了洪深拍的電影《空谷蘭》後，給素昧平生的洪深寫信，表達投身電影的志願。洪深驚詫於她的大膽，邀她去上海拍片，丁玲參加了一部影片的拍攝。但她很快便對電影界失望了：“如果電影繼續被流氓、商人所操縱，迂就着低級趣味，那麼它無論如何不會有藝術的前途的。”她嘗試去南國劇社找過田漢，照樣不習慣，明星夢就這麼夭折了。

1927年秋，短暫的從影經歷被丁玲寫入處女作《夢柯》，被葉聖陶一眼相中，發在《小說月報》上。她第一次使用了“丁玲”這個筆名。同年冬，第二篇小說《莎菲女士的日記》再上頭版，引發轟動，丁玲一鳴驚人。茅盾評價：“她的莎菲女士是心靈上負着時代苦悶的創傷的青年女性的叛逆的絕叫者”，引起無數青年的共鳴。“我一出台就是掛頭牌。”丁玲的秘書張鳳珠回憶她多年後憶及此事，仍不無得意。

1928年底，懷着文學夢的丁、胡與沈從文，還一起創辦文藝期刊《紅黑》，但不久就倒閉了。為了還債，胡也頻赴山東濟南省立高中教書。他們的思想日益左傾，“也頻完全變了一個人……他是濟南高中學校里最激烈的人物，成天宣傳馬列主義，唯物史觀念，普羅文學。”他們自由的革命式愛情、丁玲時尚的打扮都在省立高中泛起了漣漪。當時在那兒讀書的季羨林回憶：“丁玲的衣着大概代表了上海最新式的服裝……在我們那些沒有見過世面的青年學生眼中，她渾身閃光，輝耀四方。”

1930年，胡也頻與丁玲，經潘漢年介紹加入了“左聯”。5月，胡也頻因激進言論被國民黨通緝。11月8日，兩人愛情的結晶胡小頻(蔣祖林)誕生。僅僅90多天后，在外從事革命活動的胡也頻被捕，丁玲用盡方法營救無果。1931年2月7日，胡也頻與柔石、殷夫、李偉森、馮鏗在上海龍華司令部被槍決，時年28歲，後人稱他們為“左聯五烈士”。

被囚三年，日後陰影

極度的悲憤痛苦，激起了丁玲不屈的鬥志。黨中央決定讓丁玲創辦一份左聯的刊物《北斗》。丁玲全面負責，對外出面聯繫作家，看稿件。《北斗》於1931年9月創刊出版，艾青的第一首詩就是在這裡發表的。丁玲曾和馮雪峰一起到魯迅家約稿，“我在魯迅面前感到很自由”。魯迅後來對馮雪峰說，“丁玲還像一個小孩子”。

主編雜誌的同時，丁玲還深入工廠，組織讀書會，到大學裡演講，熱火朝天。她的短篇小說《水》發表在《北斗》上，以1931年十六省水災為背景，第一次將筆觸轉向了農村。茅盾說這篇小說，“無論在丁玲個人，或文壇全體，都表示過去的‘革命與戀愛’的公式已經被清算”。1932年3月，丁玲加入了中國共產黨。

馮達在這時走進了她的生活。他是中共黨員、左聯成員，為史沫特萊擔任私人秘書時與丁玲相識。丁玲後來回憶馮達：“他沒有熱，也沒有光，也不能吸引我，但他不嚇唬我，不驚動我……”“他常常來看我，講一點他知道的國際國內新聞給我聽。不妨礙我，看見我在寫文章，他就走了。我肚子餓了，他就買一些菜、麵包來，幫我做一頓簡單的飯。慢慢生活下來，我能容忍有這樣一個人。”1932年底，他們住到了一起。

1933年5月14日，就在前一天，馮達說懷疑自己已被盯梢。他出門去看兩個同志，與丁玲約好，如果中午12點前還未回來，她就趕緊離開。當天11點半潘梓年來訪，他不以為意，還拿起報紙看起來，丁玲也不好意思離開。突然門被踢開，一夥陌生人闖了進來，馮達後來也跨進來，“他一看見我與潘梓年，猛地一驚，然後就低下了頭，好像不認識我……我心裡想，‘難道是他出賣了我們?’”

後來證明，馮達確是暴露了身份，叛變了。丁玲被捕後，押往南京，先後軟禁在莫干山與曹公館。丁玲被綁架的消息不脛而走，但自此杳無音訊，人們一度以為她已遇害。為營救她曾多方奔走的魯迅，寫下一詩《悼丁君》：“如磐夜氣壓重樓，剪柳春風導九秋。瑤琴凝塵清怨絕，可憐無女耀高丘。”

當局忌憚丁玲的聲望及輿論壓力，雖然宣傳部長張道藩、中統特務頭子徐恩曾都輪番勸降，或請她寫劇本，均遭拒絕，但未對丁玲審判，也沒有坐牢。軟禁期間，丁玲和馮達被強令關在一起，在不知何時結束的“絕望的痛苦”中，她“容忍了‘應該恨之入骨的人’伸過來的手”。1934年10月，女兒蔣祖慧降生了。這也成為丁玲日後最受非議的一點。她在晚年的散文《魍魎世界》中回憶了這段歲月，稍許解釋道，“他的存在，還可以掩護我，讓國民黨放心，似乎我已消沉，沒有任何非分的想法了。”

1936年9月，經過蔡元培、鄒韜奮、林語堂、葉聖陶、郁達夫、宋慶齡等多位國內外知名人士的爭取，丁玲終得獲釋。此後她與馮達再未相見。馮達後來在台灣“國際關係學院”從事研究翻譯工作，寡言低調，筆名“一心”——“一”是“丁”字的第一個筆畫，“心”是蔣祖慧“慧”字的末尾。

丁玲另一段感情也在囚禁期間被曝光。1933年9月1日，以為丁玲遇害，馮雪峰在《文學》雜誌上將丁玲曾寫給自己的情書，以《不算情書》為題公開發表，以示紀念。“在和也頻的許多接吻中，我常常想着要有一個是你的就好了。我常常想能再睡在你懷裡一次，你的手放在我心上。”情書寫得熱情奔放，毫不掩飾，香港學者司馬長風稱其為“這可能是中國女性最赤裸的自白。但沒有一點肉麻和卑污的感覺，被她純潔的虔誠的情思所牽引”。

1927年，丁玲經朋友介紹向馮雪峰學習日語，但一星期後就學不下去了，因為兩人都已彼此有意。她稱馮雪峰是自己第一個真正愛過的男人，胡也頻傷心欲絕，這段感情沒有發展下去，“我們終身是朋友，是很知心的朋友”。他們一直互相關心對方的創作與生活。50年代中期，丁、馮共同捲入“反右”旋渦，一次作協批判兩人的黨組擴大會議上，馮雪峰發言，丁玲忽然插話：“我知道，你那樣講，是為了維護我!”本來殺氣騰騰的會場，瞬時沉默一片。張鳳珠後來回憶：“我心裡真難過，都什麼時候了，還互相惦記着呢!”丁玲說，她最紀念的是胡也頻，最懷念的是馮雪峰。

文藝座談會後的轉向

1936年冬，逃出樊籠的丁玲奔向紅色之都，到達黨中央所在地陝北保安。作為第一個從國統區投奔陝北的著名作家，丁玲受到共產黨人的高度重視，抵達當晚就專門為她舉辦了一場歡迎茶話會。毛澤東握着丁玲的手說：“我讀過你的幾篇作品，很欣賞你的文筆。特別是你那篇《不是情書》寫得很好哇……”還提到楊開慧是丁玲的中學同學。中央準備安排丁玲在宣傳部專事寫作，但她主動要求趕赴隴東前線。

12月30日，毛澤東填了一首《臨江仙·給丁玲同志》，用軍事電報發到聶榮臻司令部。“纖筆一枝誰與似?三千毛瑟精兵。陣圖開向隴山東。昨天文小姐，今日武將軍。”兩星期前，西安事變爆發，形勢如此緊迫的時期，毛澤東用軍事電報發詩詞贈遠征人，一生中只有兩次。一次是發給長征途中的彭德懷，留下“誰敢橫刀立馬，唯我彭大將軍”的名句，丁玲為第二人。丁玲倚馬走筆，寫下《到前線去》、《彭德懷速寫》等享譽一時的戰地散文。

1942年5月，延安文藝座談會後合影局部，前排從右至左：瞿維、李伯釗、丁玲、朱德、陳波兒、張悟真、毛澤東、田方

毛澤東對丁玲表現了充分的欣賞與器重。1937年1月，他任命毫無帶兵經驗的丁玲為中央警衛團政治部副主任。在延安，他有時也來找丁玲聊聊天，與丁玲曾同住一處的朱正明回憶，兩個老鄉相見十分投契。“從我個人的眼光看來，毛澤東似乎就像丁玲的父親，而丁玲也就像他的一個喜歡的大女兒。”腳打綁腿，套一身繳獲來的日本黃呢軍大衣，英姿颯爽，成為這一時期丁玲的符號。

延安也非靜水一潭。1938年中央黨校的一次聯歡會上，有人歡迎丁玲上台唱歌，時任黨校校長的康生卻說：“丁玲沒有資格到黨校來，她在南京自首過。”丁玲得知後非常委屈，直接找毛澤東陳述，要求審查自己在南京的這段經歷，出具書面結論。中組部經一年的審查，出具結論“丁玲同志自首的說法並無證據”。

1941年5月，中共中央機關報《解放月報》在延安創刊，丁玲被任命為文藝欄主編。她簽發的王實味的《野百合花》與自己的《“三八節”有感》，發表後一時成為眾矢之的。前者批評延安中央機關領導人生活特殊化，而後者則是她有感於當時的兩起離婚事件，認為在強調男女平等的延安，婦女卻遭受着不公平的待遇，為之鳴不平。

丁玲的筆觸不乏犀利：“女同志的結婚永遠使人注意，而不會使人滿意的”。不服從組織安排婚姻的女性，“在某種場合聆聽着這樣的訓詞：‘他媽的，瞧不起我們老幹部，說是土包子。要不是我們土包子，你想來延安吃小米?’”接受安排的也會遭受嘲諷：“一個科長也嫁了嗎?”“藝術家在延安是找不到漂亮情人的。”女性既被逼着做了操勞的回到家庭的娜拉，又唯恐被指責“落後”成為丈夫遺棄的理由。

丁玲對女性身份地位感觸頗深，或許部分來自切身感受。文章發表一個月前，她剛與小自己13歲的陳明結婚。兩人相識相戀，也是力排眾議。陳明在回憶錄里寫道，“丁玲告訴我，在紀念高爾基逝世一周年的演出中，看到我扮演的伯惠爾，她便知道了我”。一次赴外地演出，他的胃病又犯了，“丁玲背起我就往藍皮二等車廂上沖……”後來兩人在小飯館裡吃飯，“我說，主任，你也應該有個終身伴侶了。丁玲反問我：我們兩個行不行呢?我聽了嚇了一跳。事後，我在日記中寫道：讓這種關係從此結束吧!她看到後，說：‘我們才剛剛開始，幹嘛要結束呢?’”

兩人結合時，據陳明說幾乎沒人看好他們的婚姻。人們議論紛紛，而丁玲毫不在乎：“隨他們說去，讓他們說上幾年，還能說幾十年?”但《“三八節”有感》惹起的爭議卻難一時平息。

1978年周揚接受香港記者採訪中談到，“當時延安有兩派”，一派是他與何其芳為代表的“魯藝”，一派是丁玲為首的“文抗”，“這兩派本來在上海就有點鬧宗派主義”，前者主張歌頌光明，而後者傾向暴露黑暗。對此說法，丁玲及其他一些作家不以為然。但兩股文藝風潮的交鋒，確是當時存在的現象。

1942年5月延安文藝座談會召開，深刻影響了此後幾十年中國文藝的走向。會上丁玲遭到激烈批評，毛澤東為她說話：“《“三八節”有感》雖然有批評，但還有建議。”“丁玲是同志，王實味是托派。”丁玲晚年時回憶：“毛主席的話保了我，我心裡一直感謝他老人家。”王實味沒有這份幸運，他脾氣差而拒不認錯，早年“同情托派”的舊賬被翻出來，打成“反黨集團”關押了近四年，1947年被秘密處決。

丁玲在延安整風中涉險過關。6月11日，在中央研究會批判王實味的大會上，她結合自己作了反省。她斥責王實味“卑劣、小氣、反覆無常、複雜而陰暗”，稱《“三八節”有感》“是篇壞文章”。丁玲寫了兩本學習心得，一本是《脫胎換骨》，一本是《革面洗心》。

打成反黨集團，21年流放生涯

1944年，丁玲主動申請去陝甘寧邊區體驗生活。記者眼中的她“豪飲，健談，難於令人相信她是女性……煙抽得很密，大口地吸進，大口地吐出”。丁玲從氣質面貌到創作風格都發生了改變。她在邊區寫出了報告文學《田保霖》，讚揚合作社的模範人物。毛澤東對這部作品多次表揚：“丁玲現在到群眾中去就能寫好文章。”

受到鼓舞，1946年丁玲參加了晉察冀土改工作隊，在河北桑乾河畔的溫泉屯村考察，與農村大娘同吃同住。兩年後反映土改生活的《太陽照在桑乾河上》問世了。1951年，這部小說獲得斯大林文學獎二等獎，成為丁玲一生榮譽之巔。新中國成立後，丁玲歷任中共中央宣傳部文藝處處長、作協副主席等職務。張鳳珠回憶，丁玲每次進出東總布胡同的作協機關，“總是歡聲笑語，她被人群簇擁，很受愛戴，那情景就像歡迎一個女王。”

但很快，丁玲就從輝煌走向了厄運。1955年秋，她同《文藝報》的工作搭檔陳企霞被打成“丁陳反黨集團”。這個文藝界的著名大案，1955到1957年間歷經三次起伏，由批判定性到重新審理、改寫結論，再到加溫加碼、重新定性。

1956年丁玲提出申訴，中宣部成立複查小組，負責的張際春、李之璉等在核查過程中發現，丁玲“變節”、“叛徒”的材料並不充分，她的其他“罪狀”也有解釋：如宣揚“一本書主義”，是她在文學研究所向學員老師們強調，要想當作家，就得拿出書來 ；搞個人崇拜，其實是研究所禮堂里掛了魯迅、郭沫若、茅盾和丁玲的像，她得知後馬上讓人把自己的像取下來，等等。對丁、陳重新定性的問題提上日程，若干次會後，由周揚主持修改的結論草稿中將“反黨小集團”改為“對黨鬧獨立性的宗派結合”。但未及公布，便趕上了1957年反右鬥爭擴大化，形勢急轉直下。周揚反悔了此前簽發的結論，作協黨組仍維持了1955年對丁、陳的批判，配合反擊右派的“猖狂進攻”，艾青、馮雪峰、羅烽、白朗、陳明等七人也被劃入“丁陳反黨集團”。周揚與丁玲何以結怨至深，箇中情況複雜糾纏。另有研究者追溯到馮雪峰與周揚早已有之的矛盾，而丁馮交情深厚。

丁玲一直在寫信申訴，直到1958年《文藝報》發表了《再批判》，她便不說話了。毛澤東親自改定標題，並在按語中寫道：“謝謝丁玲、王實味等人的勞作，毒草成了肥料，他們成了我國廣大人民的教員。他們確實能教育人民懂得我們的敵人是如何工作的。”

1956年在中宣部複議丁玲申訴的一次會議上，周揚說：“1955年對丁玲的批判是黨中央毛主席指示的。”1957年1月，毛澤東在中央召開的省市委書記會上，聽了文委匯報後講：“對蕭軍、丁玲之類的人，殺、關、管都不好，要抓住他們的小辮子批臭。”歷史學者高華曾評議道，毛對丁玲的親善和反感都是政治化的，超越個人關係。揪出黨內的大作家丁玲，也可使全國的知識分子受到震動。

丁玲被解除一切職務，開除黨籍。1958年她和陳明被下放到黑龍江監督勞動。他們在北大荒湯原農場生活了5年，隨後在寶泉嶺農場待了6年。丁玲曾在農場養雞，一萬來只雞的飼料都由她來拌，冬天蘿蔔白菜凍得硬邦邦，她三點起床在飼料室剁菜，右手都腫了。有好心人看不下去了，得到的反饋卻是“不是還有左手嗎”，丁玲反安慰之：“輕傷不下火線。”後在王震的關心下，丁玲改任文化教員。

1949年9月，宋慶齡和出席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屆全體會議的部分女代表合影。前排左起：何香凝、宋慶齡、鄧穎超、史良 ；二排左起：羅叔章、蔡暢、丁玲 ；後排左起：李德全、許廣平、張曉梅、曾憲植

她偶有流露脆弱之時。一次去參加婦聯組織的批鬥會前，丁玲哭着對陳明說：“我不想去，我害怕呀!”陳明在她身邊安慰鼓勵。有人說，“如果沒有陳明，丁玲活不到1986年。”

雖處天遠地荒，“文革”時丁玲仍在劫難逃，她獨自被關進牛棚長達兩年。1970年春，她與陳明分別押回北京，關進秦城監獄。丁玲將手紙揉成團，用毛巾紮成球，天天拿着它往牆上扔，讓自己得以活動身體。獄中無人交談，擔心聲帶與語言退化，她便自言自語，輕聲背誦唐詩或唱歌。她還在獄中研讀《馬克思恩格斯全集》、《毛澤東選集》，後來多次說：“在秦城監獄，我讀了一個馬列學院”。

1975年5月，兩人從監獄放出來，送往山西省長治市嶂頭村勞動改造。夫妻倆分離7年後團聚，丁玲第一句話就說：“哎呀，這個地方好”，陳明接道：“兩個人在一塊兒就好”。1979年夫妻倆返回北京前，將補發“文革”期間的一萬多元工資，捐給嶂頭村買了一台拖拉機。

重返文壇的爭議

“文革”後，丁玲恢復名譽之路並不那麼順利，她在1978年摘下“右派”的帽子，1980年才恢復黨籍，直到1984年中組部發出《關於為丁玲同志恢復名譽的通知》，她的歷史問題才徹底得到平反。丁玲在醫院中聽聞消息，坐直身子，摘下眼鏡，長出了一口氣：“這下我可以死了。”

重返文壇，丁玲卻惹起不少爭議。首先是她與老朋友沈從文的決裂。丁玲突然在1980年3月號的《詩刊》上發表了《也頻和革命》，文中稱沈從文的《記丁玲》一書胡編亂造，是“編得很拙劣”的“小說”，更暗指沈是“貪生怕死的膽小鬼，斤斤計較個人得失的市儈，站在高峰上品評在洶湧波濤中奮戰的英雄們的紳士”。

《記丁玲》是1933年沈從文以為丁玲遇害後，為紀念她而作，字裡行間情真意切，年輕時的丁玲、胡也頻音容笑貌如在眼前。他還曾陪丁玲回常德託孤，丁玲被捕後，連發兩個抗議聲明，大力參與營救。丁玲為何在近五十年後突然炮轟老友?文壇有各種猜測、分析。沈從文沒有公開回應，但在給徐遲等人的信中表達了委屈憤怒，稱丁玲用老朋友“開刀祭旗”，而自己大概對她“舉得還不夠高”等等。其實細數起來，在當初丁、胡走向革命時，他們的分歧就已埋下伏筆。一生淡泊政治的沈從文，註定是丁玲眼中的旁觀者。而她與周揚也一直未冰釋前嫌。“文革”結束後，周揚對外懺悔反思，受到一批青年作家的歡迎。他對艾青、姚雪垠等“右派分子”一一道歉，唯獨沒向丁玲道歉。

1979年人民文學出版社重印《太陽照在桑乾河上》。丁玲在重印前言中，表示自己寫這本書時，好像懷着戰士衝鋒般的感情喊着，“為了毛主席，衝啊!”張鳳珠對丁玲說：“我聽到兩種看法：一是不相信你說的是真話 ；還有一種是不理解，不能理解你蒙冤受屈，死去活來折騰二十多年以後，怎麼還有紅衛兵的感情，為毛主席而衝鋒陷陣，為毛主席而寫作。”丁玲問，那你是哪種?張鳳珠說我是第二種。丁玲說：“看來這二十幾年，你政治上進步不大。”

丁玲到國外出訪，接受外國記者提問，她說對黨的感情從未改變。毛主席是偉大的。還曾說過：“他對我怎麼樣，我不管，我對他一往情深。”美國女作家於梨華為丁玲在北大荒所遭之苦落淚：“你首先是一個作家”，丁玲與她幾番解釋：“我首先是一名黨員，後才是作家。”1980年，丁玲發表了《作家是政治化了的人》一文。她的一系列言論，被認為偏“左”，有人開始稱丁玲是“紅衣主教”。

據王蒙回憶，在一次全國短篇小說評獎會上，一位老大姐作家根據當時的形勢特別強調要嚴格要求作品的思想性。話沒等說完，丁玲就以不容置疑的口氣說：“什麼思想性，當然是首先考慮藝術性，小說是藝術品，當然先要看藝術性……”有一次給青年作家學員講話，她也出語驚人：“什麼思想解放，我們那個時候，誰和誰相好，搬到一起住就是，哪裡像現在這樣麻煩。”

1984年，丁玲以80歲高齡創辦《中國》雜誌，拉贊助跑經費約稿件，親力親為。當時經她發表的朦朧詩比任何雜誌都多，還刊登了一些先鋒作品。張鳳珠、黎辛等友人肯定“她是一個真正的作家，還是一個愛才的作家”。但他們也說：“她需要一個平台，團結一批力量，能夠與她的對手對壘。”

文學、愛情和政治是丁玲一生的三個主題。王蒙評價丁玲：“她比迄今為止“五四”以來的新文學作品中表現過的(包括她自己筆下的)任何女性典型都更豐滿也更複雜，更痛苦而又令人思量和唏噓。”

1986年3月4日，丁玲因病辭世。生命的最後時刻，她對陳明說：“你再親親我。”

2014年10月11日，丁玲的骨灰在兒子蔣祖林、女兒蔣祖慧等人的護送下，由北京八寶山革命公墓遷回家鄉常德。沉浮榮辱，聚訟紛紜，丁玲的一生太可言說。歷史的煙雲繚繞，卻叫人難忘當年那個18歲勇敢踏出家鄉、熱情追求理想的少女身影。瞿秋白認識這位少女不久，便下了一句著名的評語 ；“冰之是飛蛾撲火，非死不止。”

來源： 老衲秘史 2018.07.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