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宋聖旨與明清聖旨有何不同(zt)
在宋朝，“與士大夫共治天下”是君臣的共識，士大夫成為治理國家的主體，而不是君王的工具。歷代王朝當中，宋朝的政體可以說是最為純粹的士大夫政體。儘管君主具有最尊崇的地位，最高的裁決權，又是百官的權力源，但按宋人的理想，君主的最佳狀態是作為主權的象徵、道德的楷模、禮儀的代表，並不需要具體執政；國家的治理權由一個可以問責、更替、士大夫組成的政府執掌。用現代政治學概念來說，這叫做“虛君共和”；用宋人自己的話來說，叫做“權歸人主，政出中書”。
從聖旨的出台程序可以看出這一點。宋王朝的一份詔敕，從草擬到生效，需要經過非常嚴密的程序：首先由翰林學士或中書舍人起草制詞，翰林學士或中書舍人如果認為君主的詔命不當，可以拒絕草制，這叫做“封還詞頭”。制詞起草好了之後，要送門下省的給事中審核，給事中對他認為不當的詔敕也有權繳還，這叫做“封駁”。然後，作為一道正式政令的詔敕，它還需要有宰相之副署。宰相副署的意思，乃是表示詔敕出自宰相，宰相對它負責。沒有宰相副署的皇帝敕命，是不具法律效力的。所以，這裡我們應該澄清一個誤解：唐宋時代的詔敕，並不是皇帝發出的，而是宰相機構發出的。最後，生效了的詔敕如果又發現有失當之處呢，台諫官可以提出追繳。
宋代詔敕
宋代之後，如此精密、繁複的詔敕出台程序不復再有。
朱元璋廢除宰相制，是傳統政體的一大變故。宰相制度既然作廢，過去一直存在的君權與相權的相制相維，也就完全坍塌了。所以黃宗羲在《明夷待訪錄》“置相”篇中，劈頭宣布：“有明之無善治，自高皇帝罷丞相始也。”雖然明朝後來設立了內閣制，但明內閣不是政府的領袖，“不置官屬，不得專制諸司。諸司奏事，亦不得相關白”，當然也不會有副署權；其職不過是替皇上起草詔書，以及草擬批答奏章的意見稿，相當於唐宋時期的翰林學士與中書舍人。
不過，明代的政制尚保留一些約束君權的機制，比如，遇大臣出缺，由“廷推”產生候選人；內閣間或有封還皇帝意旨之舉；六科給事中亦有封駁詔命之權。而這三個機制到了清代就全都不存在了。
清廷將內閣大學士的品秩提至一品，看似尊崇，實則上內閣淪為傳抄文書的閒職；皇帝還建立了“廷寄”制度，廷寄的諭旨甚至不必經過內閣抄發，更別說封駁了；清廷又設軍機處，作為皇帝的機要秘書處，原來屬於內閣的權力轉移到軍機處，但軍機處同樣是皇權附庸，梁啓超乾脆將它比喻為“寫字機器”：“軍機大臣之奉上諭，則如寫字機器將留聲機器所傳之聲，按字謄出耳。”
這些制度上的變化，也導致了唐宋詔敕與明清聖旨存在形式上的巨大差異。我們去看唐宋的誥命，會發現其誥文的起首，通常是一個“敕”字，或者是“門下”二字；而明清時期的誥命，往往以“奉天承運皇帝詔（制）曰”開頭。這說明什麼？說明唐宋時期的詔敕，例出自政府（“門下”代表宰相機構，“敕”字亦為宰相所畫），是宰相領導的政府在行使執政權；而明清時期的聖旨，例出自內廷，是“奉天承運”的皇帝直接行使權力。那麼，君主行權與宰相行權有什麼差別嗎？有。第一，君主世襲，未必皆賢，而宰相可選賢與能；第二，宰相行權，若出差錯，可以問責，而君主若出差錯，無法負責任。
明清聖旨
唐宋誥命的誥詞之後，還有一大串簽名：提出詞頭的宰相、起草的中書舍人、“書行”的中書舍人，“書讀”的給事中、副署的宰相；而在明清人的誥命上，這一大串署名是沒有的，誥詞之後就是皇帝的鈐印“制誥之寶”。這又說明了什麼？說明唐宋詔敕的出台，需要經過層層審議的程序，每一個簽名的官員都對詔敕負責；而明清誥命的出爐，儘管也有一套程序：“本部遇有應給誥敕官員，具本奏聞，仍具印信手本、開寫合授散官並年籍腳色，送中書舍人，候書寫完備，本部具印信手本送尚寶司，於御前用寶訖，具奏御前頒給” ，但這裡除了具奏皇帝，其餘的都僅僅是技術性程序，而不是政治性程序。宋人制詔過程中的繁複審議程序，在明清時期是完全看不到的。
這麼說來，清代的乾隆皇帝當然可以驕傲地取笑宋朝的君主“幾如木偶旒綴”，是“遇事輒令廷臣聚議，眾論紛紛，迄無定見”的“庸主” 。但是，一個權力不受節制的帝王是可怕的——不妨腦補一下發生在乾隆朝的慘烈文禍。相比之下，君主像宋神宗那樣只能發發牢騷：“快意事更做不得一件”，而大臣可以像章惇那樣回敬皇帝：“如此快意事，不做得也好”，如此才更讓人放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