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相伯

馬相伯(1840—1939)，江蘇丹陽人，畢業於徐匯公學。11歲到上海求學，自此常居上海。原為天主教神父，後進入仕途，曾為李鴻章幕僚。60歲後毀家興學，捐出全部家產辦教育。

高徒：于右任、邵力子、黃炎培、李叔同、陳寅恪、胡敦復……

核心理念：崇尚科學、注重文藝、不談教理。

教育實績：三所大學的創辦人，其中震旦公學、復旦公學為一力創建，輔仁大學是倡議人。

他年富力壯的時期，全部貢獻給清朝的洋務事業。整個壯年生涯，都浪費在一項失敗的事業當中。他說：“我是一隻狗，只會叫，叫了一百年，還沒有把中國叫醒。”

馬相伯

1939年4月，第150期《良友》雜誌的封面人物，是適逢百歲大壽的教育家馬相伯。這不是《良友》第一次用男性當封面人物，此前，蔣介石、馮玉祥、李宗仁、白崇禧、朱德、張發奎等軍政要員都上過《良友》。但在抗戰進入艱難期的當時，讓馬相伯出現在《良友》上，不僅是向這位“國家之光，人類之瑞”(中共中央從延安發來的賀電中稱)致敬，更是一種象徵，中華民族古老而不屈的象徵。參與國際合作課題“馬相伯研究”的復旦大學學者李天綱說，不僅僅是《良友》，那時候，馬相伯的照片，一臉的“福相”，被掛在幾乎每個照相館裡。

當時全國各大城市(包括淪陷區)為老人舉行了祝壽活動。在重慶，時任國民政府監察部長的于右任，為自己的老師寫下賀壽長文《百歲青年馬相伯》，並手書賀聯：“當全民族抗戰之時，遙祝百齡，與將士同呼萬歲;自新教育發明以來，宏開復旦，論精神獨有千秋。”

馬相伯因逃難滯留在越南諒山，親自撰文回復各界對他的盛情：“國無寧日，民不聊生，老朽何為，流離異域，正愧無德無功，每嫌多壽多辱!救國重於祝壽，當團結禦侮，願拼老命和愛國人民一道抗日救亡。”

此後，馬相伯的身體每況愈下。臨終前，也許是有預感，他找來最疼愛的孫女馬玉章，問她：“爺爺沒有給你留下一分錢，連你自己的錢也沒有留給你，你恨爺爺不恨?”“你自己的錢”指1914年馬玉章父親馬君遠病逝，當時馬玉章只有6個月大，馬相伯的得意弟子于右任、邵力子他們籌措了一萬元，以此作為資助馬玉章日後的生活費和教育費。馬相伯將這筆錢拿去創辦啟明女校，沒有留給孫女，故有此一問。不久，他就與世長辭。

在接受《大師·馬相伯》節目組採訪談及此事時，馬玉章潸然淚下，她清楚地記得，爺爺去世是11月4日。除了給孫女的交代，他還留下了這樣一句話：“我是一隻狗，只會叫，叫了一百年，還沒有把中國叫醒。”

“他年富力壯的時期，全部貢獻給清朝的洋務事業。整個壯年生涯，都浪費在一項失敗的事業當中。”

百歲誕辰日與孫女馬玉章攝於諒山

馬相伯一生的傳奇，始於1851年。11歲的他瞞着家人，帶着悄悄積攢下來的銅錢離開家鄉江蘇丹徒(今江蘇鎮江)，一個人走了11天，走到了大上海，進入法國天主教會開辦的徐匯公學讀書。

馬相伯1840年4月7日出生於一個天主教世家。他在家中排建字輩，取名為建常，字相伯，後半生以字行，所以人皆知馬相伯而不知馬建常。多年以後，他回憶起家庭背景對自己的影響，一是“對於人生觀和世界觀都已能不為那時中國社會傳統的見解和習俗所拘束”，二是由於宗教的啟發，“知道天子也和我們一樣，同為造物所造，同是有生有死。在上帝面前，同是平等”。李天綱說，“科學”、“民主”要到馬相伯60歲以後才成為時興口號，馬相伯不無自豪地把這一世界觀溯源至基督教化的家教，以證明得風氣之先。

馬相伯的一生大致可以分為三個階段：前三十年，給了宗教;中間三十年，致力於政治;後四十年，為教育嘔心瀝血。按照同樣參與“馬相伯研究”課題的復旦學者陸永玲的說法，從事發展中國教育事業，既非馬相伯的初衷，亦非他早年的興趣。他先是接受了長達19年的耶穌會的西方教育，精通拉丁、希臘、英、法、意等多國語言，在30歲那年成為司鐸神父;接着，一方面他和外來神父產生衝突，另一方面兄長馬建勛在官場上的發達，使他對獻身教會產生了動搖。1876年，他終於下定決心，離開耶穌會，投身政治。“他年富力壯的時期，全部貢獻給清朝的洋務事業。整個壯年生涯，都浪費在一項失敗的事業當中”(李天綱)。在不斷碰壁之後，他和同時代的有識之士一樣，意識到只有教育才能拯救這個災難深重的民族。

馬相伯在仕途上最狼狽的一次，要數1886年他奉李鴻章之命，赴美為大清海軍籌集資金。李鴻章本想籌2500萬兩銀子，沒想到美國投資者太熱情，有24家銀行願意向清政府提供總額為5億的貸款。馬相伯大喜之下通報李鴻章，沒想到等來這樣的回電：“辦法甚當，朝廷大嘩，輿論沸騰，群矢集我，萬難照准。”怎麼辦?進退維谷的馬相伯，最後只好厚着臉皮溜出了美國。回國之前他去了一趟歐洲，訪問了歐洲幾所著名學府。此次歐美之行，“歐美之強盛，我國之厚弱”，深深地刺激了他。由此，他認識到，“自強之道，以作育人才為本，求才之道，尤宜以設立學堂為先”。

“七君子”出獄後在馬相伯家合影

惟公馬首是瞻

“我們大家今天在那裡說，中國學生原創力不夠，其實這個問題馬相伯當時就已經發現了。”

對政治心灰意冷之際，兩件事情像最後那根稻草，終於壓垮了他。1893年，馬相伯的妻子(他是1878年在山東機械局總辦任上結婚的)帶着大兒子回山東老家探親，死於海難;兩年後，他母親沈氏去世，臨終時說“我的兒子是神父，你既已不是神父，我亦不認你是我的兒子”。1897年，他決定重返教會，尚未成年的一兒一女交給教會保育，自己則回到徐家匯隱修，並做了一生中最驚人的一件事：將繼承自長兄的松江、青浦等地的三千畝田產捐獻給耶穌會，作為創辦“中西大學堂”的基金，且立下字據，“自獻之後，永無反悔”。某種程度上，這是重返教會的交換條件，也是他自認命不久矣、亟需完成辦學願望的破釜沉舟之舉——他沒有料到的是，以後他還有四十年的時間為教育奉獻一切。

既然是交換，耶穌會就不是很把辦學當一回事。1898年，參與新政的梁啓超邀請馬相伯主持建立一個譯學館，選址在上海。但是，計劃還沒實施，“百日維新”就夭折了。要到幾年後，辦學的契機才再次出現。1901年秋天，時任南洋公學特班總教習的蔡元培找到了馬相伯，希望馬相伯教他拉丁文。馬相伯說，你已人過中年，一個人學沒用，不如找些年輕人一起學。於是，蔡元培找了24名學生，跟馬相伯一起學拉丁文，日後這些學生和他們的老師一樣名聲赫赫：黃炎培、李叔同、胡敦復(清華學堂首任教務長)、邵力子……

小學習班，使馬相伯名聲遠揚，各地青年紛紛趕來求學;同時，南洋公學鬧學潮，百餘名學生集體退學，無學可上——這樣一來，既然有需求，辦學堂就成了順水推舟的事。1903年，震旦學院成立，馬相伯自任監院(即院長)。當時流亡日本的梁啓超立即著文稱善：“吾今乃始見我國得一完備有條理之私立學院，吾喜欲狂。”這一年，馬相伯63歲。他為學校規定三條原則：崇尚科學，注重文藝，不談教理。“欲革命救國，必自研究近代科學始;欲研究近代科學，必自通其語言文學始。有欲通其外國語言文學，以研究近代科學，而為革命救國之準備，請歸我。”

1932年，馬相伯親筆題寫的“還我河山”

剛剛去世的朱維錚教授，當年是“馬相伯研究”課題的學術帶頭人。在《大師·馬相伯》專題片中，他這樣評價道：“馬相伯有很多的創造，比如他主張文理並重，主張要打好語言的基礎，主張必須訓練嚴格的邏輯思維。現在中國最早的形式邏輯的教科書是馬相伯編的。”華東師範大學教育學系教授黃書光著有《國家之光，人類之瑞：復旦公學校長馬相伯》，他對馬相伯同樣有很高的評價：“我們大家今天在那裡說，中國學生原創力不夠，其實這個問題馬相伯當時就已經發現了，他所設計的課程、教育方法，都是他認為要提高學生的原創力。還有一條，他認為教育要自立，希望學術獨立，思想自由。”

馬相伯是非常愛護學生的，他重建了孔子以來“有教無類”的傳統，只要有才華的人、願意學的人，他一律收入門下。

陸永玲在《站在兩個世界之間——馬相伯的教育思想和實踐》一文中指出，在馬相伯的設想中，震旦不應該是新教傳教士在上海租界裡廣設的英美式學院(college)，而應該是歐洲文藝復興以來的、研究學問的學者團體，學院(academy);或者更古典的柏拉圖式的“學園”(academy)。

馬相伯所理解的歐洲academy與中國傳統書院有某種相似性。在震旦，教，注重指導門徑;學，力求啟發學生獨立研究問題的能力。所以，陸永玲說，馬相伯本人在震旦的角色可謂“柏拉圖”，亦可謂書院的“山長”。

黃書光說，馬相伯是非常愛護學生的，他重建了孔子以來“有教無類”的傳統，只要有才華的人、願意學的人，他一律收入門下。于右任就是非常典型的例子。1904年，于右任因作詩諷刺慈禧太后賣國，遭到通緝，逃到了上海。馬相伯將他收入門下，免學雜費，以化名“劉學裕”(即“流亡學生於”諧音)入讀震旦，並對他諄諄教誨：不以空言抒憤，救國必先科學。後來于右任曾有聯：生我者父母，育我者先生。

1931年9月于右任與恩師馬相伯

“不談教理”的辦學理念，使馬相伯和作為主辦方的耶穌會有着不可調和的矛盾。1905年年初，衝突演變的結果，耶穌會出手驅逐馬相伯，讓他“無病而入病院”，欲奪回震旦的控制權。但神父們忘記了，震旦的首批學生，部分來自堪稱學生運動策源地的南洋公學，豈是唯唯諾諾之輩。在校務行政上，震旦是實行學生自治制度的，遂推舉沈步洲為會議主席，決議退學。沈步洲取出信箋兩卷，放在講台兩端，一為簽留，一為簽去，結果全校132名學生中有130名簽名退學。

退學學生推舉邵力子、于右任等7名學生代表，去找馬相伯，說：馬院長，我們已經退學了，但是我們還要讀書。馬相伯老淚縱橫，終於決定離開震旦，另辦新校。1905年9月，經過馬相伯、嚴復和退學學生領袖葉仲裕、于右任等數月的奔波籌劃，復旦公學在吳淞成立。“復旦”者，取自古詩“日月光華，旦復旦兮”，既寓意新學校像朝陽一樣，也有光復震旦的意思。馬相伯為校長，留美的李登輝主持校務，由學生葉仲裕、于右任、邵力子等分管學校行政，仍和震旦一樣實行學生自治制度。馬相伯提倡的“學術獨立，思想自由”後來被寫入復旦校歌之中，成為復旦人DNA的一部分。

震旦大學

復旦大學

馬相伯離開了復旦，僅僅享有創辦人的榮譽，但在中國建立一所理想大學的心願，他從未放棄。

和復旦相比，震旦其實更像馬相伯心目中的理想大學即academy。後來，馬相伯離開了復旦，僅僅享有創辦人的榮譽，但在中國建立一所理想大學的心願，他從未放棄。

1912年，中華民國元年，對馬相伯來說有兩件事值得一記：一是他出任作為臨時首都的南京的第一任市長，他本人記憶最深的，是“和幾百個雞毛帚周旋”。因為那時的革命軍將領的軍帽都插着一朵白色翎毛，故馬相伯有此戲稱。他們互相爭功，馬相伯只好在其中斡旋。第二件事是他北上北京，聯合章太炎、嚴復、梁啓超，倡議建立效仿法蘭西科學院的函夏考文苑。函夏指全中國，考文苑即馬相伯對academy一詞的翻譯，指最高層次的學術組織，他認為考文苑有責任促進整個國家的文化和倫理道德的振興和改造，正是他“內之以修立國民之資格，外以栽成有用之人才”的教育思想的體現。遺憾的是，這個理念太超前了，在那樣的時代，函夏考文苑計劃還未真正推行就胎死腹中。

因為與英斂之(英華，英若誠之父)聯名向教宗上書倡議在北京建一所天主教大學，1925年輔仁大學成立，英斂之請馬相伯北上出任輔仁校長一職，被他婉拒。與震旦和復旦不同，輔仁並不是他一手創建的教育事業。從嚴格意義上說，他的教育家生涯在輔仁之前就結束了。之後，我們看到的是一個活躍的救國領袖，一個愛國老人。(紀錄片《先生》第三集解說詞)

來源：搜狐網
不讀尋常書C 2018.07.2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