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青当过叛徒吗(zt)

江青究竟当没当过叛徒，社会上一直有各种各样的说法，现在还有人写文章，言之凿凿地说江青曾被敌人抓到过，后来成了叛徒。对此，曾任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审判员的王文正老人不以为然。他说，“两案”预审的时候，曾遇到过这个问题，进行认真调查， 查找了很多档案材料， 但没有找到确凿证据，最终没有对此进行审判。

王文正说，谈这个问题，先要谈江青究竟有没有入党，继而谈江青究竟有没有被捕过，最后才能谈江青究竟有没有当叛徒。这三个问题相互关联，一个接着一个，必须理清楚。

首先，法庭调查的是江青究竟有没有入党。经法庭调查，“文革”中，江青在中央召开的一次会议上曾经说过，她是在1931年九一八事变的时候加入中国共产党的，并说当时在座的李大章同志可以作证。

李大章曾与周恩来、邓小平等同为留法勤工俭学学生，在法国时就开始接触马克思主义，回国后于1924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2年曾在青岛担任过地下党的市委书记，新中国成立后曾任四川省省长、中共中央统战部部长等职。在当时的政治气氛下，他没能对江青说的话当场进行纠正，这是可以理解的。由于李大章当时没有说话，事情好像就被默认了。

粉碎“四人帮”之后，刚刚获释的农业部人事司司长徐明清突然再次被捕。徐明清在上个世纪30年代曾经在上海从事党的地下工作，“文革”中被农业部造反派定为“叛徒”。“四人帮”粉碎后本来可以获得平反，可是中央有关专案组认为徐明清“包庇”了江青的叛徒问题，经领导批准于1976年12月被捕，送进秦城监狱关押。

徐明清在秦城监狱里写了“江青是叛徒”的揭发材料。1977年3月，徐明清的这份揭发材料被影印收入当时中央文件的有关资料，并下发到各级党委。如此众多的材料和各种说法都摆在面前，在这个问题上，特别法庭究竟应该如何对江青这个反革命集团的头目定罪呢?

要弄清这个问题，法官们就得沿着江青走过的人生轨迹，来对她的身世进行一些必要的调查。她的祖父名叫李纯海，是当地一个拥有100多亩地的地主。父亲李德文是个木匠，后来在县城兼开旅店度日。

李德文娶了两个老婆，江青是李德文小老婆生的女儿，生下后就给她取了个乳名——李进孩。当年曾在延安采访过她的美国记者斯诺，在所著的《西行漫记》一书中，称江青是1912年生人。

王文正所在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于1981年1月23日对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10名主犯进行判决的判决书上，对江青是这样写的：“被告人江青，女，现年六十七岁，山东诸城人。”根据特别法庭判决书上定的时间往前推算，江青应该是1914年出生。

别法庭在判决书上所用的时间，是根据江青在延安和新中国成立以后历年的干部审查简历表上所填写的时间。到了江青上小学的时候，她有了一个“学名”——李云鹤。

1929年，只念过小学5年的江青以同等学力(中学毕业)考入山东省实验剧团。同时，江青还在一个京剧班子里当演员，经常到济南、青岛、烟台等地去演出。江青在这个京剧班子里虽然只是短暂的几个月时间，却为她后来搞所谓的“京剧革命”打下了一点儿“童子功”，也成了她以后成为“旗手”的“资本”。

山东省实验剧团的团长赵太侔，是与现代著名诗人闻一多一同留学美国的同学，后来到青岛大学(后改为山东大学)担任校长。江青以后离开剧团，跑到青岛找到赵太侔，在这所大学里担任了一名每月只有30元工钱的图书管理员。这个图书馆的馆长梁实秋，每月薪水高达400元。

在此之前，江青曾有过一段婚姻， 丈夫名叫裴明伦， 是济南一个商人的儿子。后来一位名叫黄敬(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的1949年1月，被任命为解放后的天津市首任市长;1949年6月，任中共天津市委书记兼市长;新中国成立后任第一机械工业部部长)的年轻人，走入江青的生活。

黄敬原名俞启威，1932年在青岛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不久担任了青岛大学的地下党支部书记和中共青岛市委宣传部部长。经俞启威介绍，江青于1933年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33年7月，由于叛徒的出卖，俞启威在青岛被捕。事情发生得非常突然，江青闻讯仓皇逃往上海。入党不久的江青因此失去了组织关系。

这里还得谈到另一个人，他就是江青的母亲在山东诸城帮工做佣人时张家的一个少爷，这个人名叫张少卿，又叫张少平，比江青大16岁，1924年在上海大学读书时加入中国共产党。1933年7月，当俞启威被捕、江青逃往上海时，张少卿在莫斯科担任了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负责人王明的副手，他给自己取了个俄文名字——康生。正是江青母亲帮工人家的这个少爷，在江青于1937年秋天进入延安以后和“文化大革命”中都帮了她的大忙。

江青在上海田汉处认识了后来在特别法庭的审判时出庭作证，并与她针锋相对发生争吵的廖沫沙。廖沫沙原名廖家权，此时24岁，白面书生一个，同田汉一起住在旅店里写剧本。据廖沫沙后来回忆，两个年轻人相见，江青便叽叽呱呱向他说个不停，以后见廖沫沙在田汉家的屋子空着，就要求廖将那间屋子先“借”给她住。后来廖沫沙与妻子搬到别处，江青又找上门来，说田汉家干扰太大，要求同他们住在一起。廖家当时只有一间卧室，就回答说只好让她住厨房。对于这种事情，三个年轻人当时是一种什么心情，只有他们自己才知道。

从这件事情上不难看出，田汉、廖沫沙是完全了解江青30年代在上海滩上干了些什么事情的人。“文化大革命”一开始，江青便将他们打成“三家村”、“四条汉子”中的成员，加以无情打击和迫害，也就完全在“情理”之中了。江青在上海被田汉安排在“晨更工学团”工作，主要任务是在这个工学团的店员识字班当教员，教这些店员识字、唱歌、读书。江青在这里认识了“晨更工学团”的负责人徐明清。

要想弄清江青是不是叛徒，还得先来认识徐明清。“既来之，则安之，自己完全不着急，让身体慢慢增长抵抗力。”这几句话很多人都能记得，那是毛泽东主席当年写给王观澜的。王观澜是一位经历过二万五千里长征的资深革命者，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26年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新中国成立后曾任农业部党组书记、副部长，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副部长等职。徐明清则是他的夫人。 徐明清又名徐一冰，比江青大3岁，各方面都显得比江青成熟。她1926年加入共青团，1929年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1938年在中共中央组织部妇女科任副科长，后与王观澜结婚，新中国成立后在农业部任人事司司长。徐明清万万没有想到，多少年之后，就是这个江青让她吃尽了苦头。在徐明清领导的“晨更工学团”里，江青积极工作，表现进步，共青团支部吸收她加入了共青团组织。 1933年冬天，俞家通过上层关系，将俞启威从青岛监狱里放了出来，他便到上海来找江青。但是其母不让江青进门，他只好在外面花钱租了间小房子，与江青在一起重温旧好。有一天，江青带着俞启威来找徐明清，要求恢复她的党员关系。俞启威也向徐明清

谈了江青在青岛入党的情况，但是按当时的组织原则，俞启威却未能出示任何有关的党组织证明。根据当时的地下党工作原则，俞启威的这种联系是不能被认同的。 这时俞启威早已化名为黄敬。1934年1月28日，黄敬、江青同“晨更工学团”的部分人员参加了全市纪念一·二八抗战两周年示威游行，很多人被捕。“晨更工学团”的进步面目暴露，引起了敌人的怀疑，徐明清被警察局传唤，黄敬、江青面临被捕的危险。于是黄敬带着江青前往北平躲避。到了北平之后，黄敬在北京大学旁听数学，有时还与江青一同到中国大学旁听李达讲马克思的《资本论》。江青那一点儿“理论”，恐怕也是这时候打了一点儿基础。

几个月后，江青再次回到上海，找到徐明清，在徐明清领导下的浦东女工夜校当教员，化名张淑贞。1934年10月的一天，江青在公园里与原青岛地下党的乐若(又名阿乐)联系时被捕，关入上海市警察局看守所，由国民党中央调查科上海区训练股审讯组赵耀珊和编审组长朱大启，在警察局特务股楼上会同审讯。审讯时，江青咬定自己名叫“李云古”。至于审讯时的情况，现在已无从知晓。从前后被捕的一些人所写的情况也只能了解到一个侧面。

一种说法是特务股的头头见“李云古”长得漂亮，经常叫她去陪他们喝酒。一种说法是特务头头在审讯别的人员时，说过“李云古”很活泼，京戏唱得好，不但给他们唱京戏，还给了他们剧照……江青在狱中一个多月后，由基督教上海女青年会保释出狱，与黄敬一同住在俞家，后随徐明清回浙江省临海县溪路乡的老家避难。两个多月后，黄敬来信，告知已到北平，仍在北京大学旁听数学。

1935年2月，江青离开临海，前往北平寻找黄敬。1935年春天，江青应上海业余剧人协会之邀，南下上海参加筹排易卜生的名剧《娜拉》。上海业余剧人协会是中共地下组织领导下成立的左翼文化组织，江青这次来上海，对于过去自己所走的道路进行了一个彻底的改变，她决定远离政治，使自己成为一个演艺明星，她给自己取了一个艺名：蓝平。

当她与上海业余剧人协会签约时，有人建议她改为“蓝苹”。她一听这个名字不错，在“平”字上面加了一个草头，就更显得动人，更有色彩，更有新意，于是就用了这个艺名。由江青来演娜拉这个具有叛逆精神的女性，正好适合她的性格，使她在上海滩上一炮打响。这一年，江青21岁。这以后，便有了她在上海滩上的一段明星史以及与唐纳的一段婚姻史。这个事情很多人都是知道的，事实与社会上谣传的有一定的出入。本文这里不再赘述。

在上海《大晚报》编辑崔万秋的家里，江青认识了穿一身蹩脚西装的狄克(张春桥)。1937年5月中旬，上海滩上又传出蓝苹与导演兼剧作家章泯同居、造成已有了妻室儿女的章泯与萧琨离婚的消息。章泯原名谢兴，四川峨眉人，1929年毕业于北平大学艺术学院戏剧系，193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文革”中同样受到了江青的迫害，于1975年2月4日逝世。唐纳也曾为了与江青的婚姻破裂而自杀和跳海。整个上海滩上的《大公报》、《立报》、《娱乐周报》等大小报刊为此不惜版面，闹得沸沸扬扬，这些资料现在都可以查到。

江青这时只有23岁，可是她却在人生的道路上，经过了3次不同婚姻的折腾，先入党，后入团，坐过国民党的监狱，受过国民党特务的审讯，并能够“化险为夷”，二上北平，三进上海，跻身演艺圈，争演主角，成为明星，与人同居，舆论注目……如此等等许多令人难解的阅历，使她在“阅尽人间春色”的同时，胆子越来越壮，目光最终瞄向了另一个更大的舞台。她想在这个大舞台上来当一回明星。1937年8月上旬，江青通过徐明清来到延安。历史地来看，江青当时不可能想到自己会成为毛泽东的夫人。而在延安，却有另一个人在等着她，这个人就是黄敬。

1937年黄敬担任北平地下党“三人委员会”成员，负责领导北平地下党的工作，这3个人是黄敬、柯庆施、陈伯达。同年5月中共中央决定在延安召开苏区代表会议，中共北平市委前去参加会议的代表是黄敬。黄敬与斯诺的夫人海伦·斯诺同行，至于黄敬当时是否与江青有联系，江青又是如何知道黄敬去了延安，由于江青在“文化大革命”中销毁了大量有关她的材料，这些都不得而知。苏区代表会议结束后，黄敬被派往位于五台山的晋察冀军区担任领导工作。在延安江青不再用蓝苹的名字，而是改为“江青”。 为何改名为江青，人们有各种各样的说法。有人说取自“青出于蓝而胜于蓝”之意，说明现在的江青到了延安之后，一定要超过昔日上海滩上的蓝苹。也有人说是来自唐代诗人钱起的诗《省试湘灵鼓瑟》中“曲终人不见，江上数峰青”之意，表明她在上海所追逐的明星梦破灭之后，想在延安这个环境中重新崛起的决心。王文正认为这些说法都没有太多的根据，只能说是人们的想象和推测而已。这改名之事除了江青本人，恐怕谁也说不明白。

王文正在进入秦城监狱参加对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案进行预审的时候，一开始对于江青究竟是不是叛徒的问题也很感兴趣。为此他查看了大量的材料。江青来延安之初，她的党籍未能得到恢复。不久，徐明清到延安，后来被分配到中共中央组织部任妇女科副科长。江青提出徐明清知道她的情况，于是有关方面通过徐明清来了解江青的历史，徐明清为此写了一份证明材料。徐明清的材料是实事求是的，她写了自己认识江青的过程，以及江青入团、被捕、积极参加地下党的各种进步活动，与她一同去浙江老家避难等事实。徐明清没有证明江青是一名中共党员。不久，江青的同乡康生从苏联回国，取代李维汉，担任中央党校校长。在认识毛泽东之前，康生便成了江青在延安的“靠山”。一直发展到“文化大革命”，一个任中央“文革”小组第一副组长，一个担任顾问，二人狼狈为奸，干尽了坏事。

1980年8月，王文正在秦城监狱参加预审时看到一份材料：农业部人事司司长徐明清，由于在上个世纪30年代的地下斗争中，曾经被敌人逮捕过，“文化大革命”开始，农业部造反派就将她打成“叛徒”，被无辜关押，并被“开除”了党籍。对于江青的历史情况，最具有发言权的莫过于徐明清了。江青知道徐明清被关押和“开除”党籍后，为了掩盖自己丑恶的过去，对于这位在最困难的时候曾给她以帮助的人，以怨报德，妄图借机暗害。江青多次提出，要来管徐明清的案子。智慧过人的周恩来总理知道后，趁机将此案接过来由他亲自审查处理。江青不服，多次闹着要管这件事情。周恩来理直气壮地指出，农业部是属国务院管的，当然应该由总理来处理，这是总理职权范围的事情。周恩来说得江青无言以对。王文正认为，周恩来之所以插手处理此事，与毛泽东主席和周恩来总理对徐明清以及她的丈夫王观澜这位老同志很了解、很熟悉有关;再者，对江青的为人，周恩来肯定也是心中完全明白的。周恩来就是这样巧妙地保护了徐明清免遭暗算。粉碎“四人帮”后，徐明清本该获得自由，可是当时的中央专案组又以徐明清包庇了江青的叛徒问题，将其关押。徐明清两次坐牢都为的是一个人——江青。

在审理江青一案时，审判员们都认为特别法庭不是专案组，特别法庭必须得尊重事实，以事实为根据办案。1980年审判“两案”调查时，王文正见到徐明清早在1977年被释放后所写的更正材料。徐明清在这份材料里，说明她先前揭发“江青是叛徒”的材料，是由专案组人员口授、被逼迫执笔写成的。因而她不承认能证明“江青是叛徒”的问题。徐明清这样做，无论从党性原则还是从人格方面来说，都是值得尊敬的。她不因江青曾经在“文化大革命”中迫害过自己而歪曲事实，也不因为江青成了“四人帮”而落井下石，更不因江青这个人以怨报德而像江青一样陷害别人。她始终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在江青受到全民共讨、全党共诛，即将被送到历史的审判台时，能够站出来讲如此的真话，这也是需要一定胆量的。

唯一能证明江青是叛徒的材料被推翻了。有关江青的“叛徒”一案，到此已经很清楚了，那么作为特别法庭到底如何办案呢?各种意见一齐提出，有人主张要审，有人主张不审，更有人认为不审就没有将江青的罪恶彻底算清。1980年9月10日上午，王文正和参加“两案”预审的人员在秦城监狱听取了对于未来法庭上是否审判江青“叛徒”一事的传达。负责传达的是王洪文预审组组长、黑龙江省副省长兼公安厅厅长卫之民。传达的是9月8日彭真在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上汇报的内容：江青的叛徒问题，在审讯中未追问，“两案”审判的是刑事犯罪，四五十年前的叛徒问题纵然核实，也不能判刑，只是党籍问题，现党籍已开除。江青的历史材料已被她销毁了，现在能够证明她是叛徒的材料和罪证都不足。如果在法庭上提出，江青必然反咬一口，反会冲淡林彪、江青在“文化大革命”中的罪行。这一点要向中央报告一下。根据这一情况，公安部和特别检察厅对江青都没有起诉有关叛徒问题。为此，特别法庭也未对此进行审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