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砍頭不要緊，只要主義真。殺了夏明翰，還有後來人。”

這是革命烈士夏明翰寫於1928年3月20日的就義詩。

夏明翰五弟，名叫夏明震，1907年生。

夏明震的妻子，是本節的主人公曾志。

曾志，原名曾昭學，1911年4月4日生於湖南省宜章縣城關鎮。

曾志祖父“本是個赳赳武夫，後來做起了懸壺濟世的營生”。曾志父親畢業於法政學院，母親是個農村婦女。

四歲那年，曾志淹死了一隻老母雞，被母親痛打；在祖母的支持下，曾志保住了自己的天足。

1924年秋，曾志考入衡陽第三女子師範學校，在校期間，曾志“對看小說和體育運動最感興趣”，積極參加反對舊禮教、反對男女不平等、反對官僚軍閥等活動。

1926年8月，曾昭學考入衡陽的農民運動講習所，報名時改名“曾志”。同學問： “為什麼要改名？”曾志答道：“我就是要為我們女性爭志氣！”

曾志渴望當兵，從小立志成為巾幗英雄。踏進湖南農民運動講習所後，曾志換上了灰軍裝，成了一名英姿颯爽的女兵。

（第一次國共合作時期的農民運動講習所由國民黨中央農民部主辦。1926年1月國民黨二大後，當選國民黨中央農民運動委員會委員並代理國民黨宣傳部長職務的毛澤東被任命為（全國）農民運動講習所所長）

26年10月，曾志在講習所加入了中國共產黨，並寫信堅決解除了在家鄉的包辦婚姻。

1927年春（3月），曾志從衡陽農民運動講習所畢業，以中共衡陽地委組織部幹事身份派到湖南郴州，在時任中共郴縣縣委書記夏明震領導下工作（一說曾志擔任了郴縣縣委秘書長）。

一天晚上，夏明震召集會議，開得很晚。。。曾志半夜裡醒來一翻身，發現有個人躺在她的床上，原來是夏明震。曾志把他推醒，問，別人都走了，你為什麼不走？夏明震說住的地方遠，外面戒嚴回不去了。。。

曾志見夏明震是合衣而睡，便沒理會，翻個身又睡了。

曾志回憶說，“我所辦公、居住的那所房子，表面上掛農民協會婦女部的牌子，其實是（中共）湘南特委的一個秘密聚會地點，特委的幾個領導經常在此開會、研究工作。夏明震是（湘南特委）組織部長，經常找人來談話。夜深了，我便先睡。他們開他們的會，開完了就走，那是常有的事。”

第二天，有人拿此事開曾志玩笑。隨後，婦女主任龍淑來做曾志的工作。龍淑說，現在這事已有很多議論。。。現在革命者講自由戀愛，我看你們倆就結婚算了，我給你們做介紹人。。。不然，輿論對你不利。

曾志回憶，“一天早上，我剛起床開門，夏明震就沖了進來，抓住我的雙手動情地說：‘我是真心愛你的，你就不要拒絕了，同我結婚吧！’，說着說着就在我面前跪下了。看着他那樣苦苦地哀求，我的心也軟了。”

“雖然和衣而睡，卻弄假成真，那時我才十六歲。”

這是曾志的第一次婚姻。

曾志說，“第一次婚姻是不自覺的。夏明震。。。講話老是慷慨激昂，像個演說家。我覺得這人太豪情奔放，鋒芒畢露，所以印象不是很好。”

曾志坦言，“我與他的結合併不是自願的，完全是輿論所迫。”

上面引號中的內容摘自《一個革命的倖存者：曾志回憶實錄》（廣東人民出版社，1998-07）一書。

簡單介紹一下此書。

《一個革命的倖存者：曾志回憶實錄》是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曾志晚年在病榻上以回憶錄的形式寫成的一部自傳。在這本書裡，曾志追憶了自己坎坷的人生經歷，自己的婚姻家庭，自己與毛澤東、朱德、彭德懷、胡耀邦等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的交往，自己親歷的中國革命與我黨歷史上不少鮮為人知的歷史真相。這是一部極難得的回憶錄和歷史作品，書中血火交融的革命鬥爭與盪氣迴腸的兒女情長交相輝映，向世人展示了一個美麗動人、百折不撓的女革命家傳奇的一生。

1928年1月中旬，朱德、陳毅帶領南昌起義餘部發動湘南起義，夏明震在彬縣響應起義，建立了蘇維埃政府，並組建了一隻工農武裝-中國工農革命軍第七師。湘南起義後，夏明震任郴州（郴縣、宜章、資興、汝城四縣）特委書記，第七師黨代表。

湘南暴動後，蔣介石調集了7個師的兵力前來“會剿”。

為了擊敗敵人進攻，湘南特委決定實施焦土政策，堅壁清野，提出了“焚燒整個城市以分散敵人的目標”，“焚燒湘粵大道從宜章至耒陽一線400多里長的沿途兩側15公里（一說5公里）內民房”等應對措施。後來，這些措施被認為是“左傾”的，這些錯誤措施及工農暴動採取的“燒燒燒、殺殺殺、乾乾干”等血腥革命手段激怒了當地“不明真相”的群眾。

1928年3月21日，彬縣舉行“動員大會”，在會議現場，動員燒房的一方與反對燒房的一方由爭執演變為慘烈流血衝突，夏明震等中共幹部被憤怒的群眾殺死。此事被稱為彬州“返白暴亂”或“反白事件”。

在衝突激化前，曾志趕往附近紅軍駐地求援，因而倖免於難。

“反白事件”第二天，湘南特委決定，由陳毅接任郴縣縣委書記，由第一師政治部主任蔡協民（第一師師長為朱德）接任第七師黨代表，二人率領部隊前往郴州平叛。

反革命暴亂平定後，曾志找到了夏明震的遺體：“夏明震胸前被刺三四刀，面朝蒼天，我克制住感情，沒流一滴淚。”

其後，熟悉當地工作的曾志被調到第七師政治部，成為新任黨代表蔡協民的得力助手。

關於這段時間曾志與蔡協民的交往，“井岡山紅色文化教育學院”有一篇文章寫道，
革命鬥爭中的頻繁接觸，使曾志覺得與蔡協民在一起，心裡有一種莫名的愉快，即使工作再緊張都不感到疲倦，有一股使不完的勁；
很難說清是兩個人的氣質相近？還是志趣相投？她喜歡與蔡協民說話，覺得他的知識面很廣，對事情的看法有一種與眾不同的見地；

曾志還注意到，蔡協民待人熱忱，說話辦事果斷利落，跟什麼樣的人都合得來；

在蔡協民這一面，曾志那優雅的氣質強烈地吸引着他。她的外貌是典型瀟湘女子的秀眉麗目，師範畢業生的文化底蘊，使這種清雅的儀容更具一種超群的氣度，構成了出類拔萃的新型女性形象；
才情橫溢的蔡協民，在第一次見到曾志時，心中就涌動着說不出口的興奮。

曾志回憶錄中說，“ 當時，蔡協民調到郴州任第七師黨代表，我調到師黨委辦公室工作後，我們朝夕相處，產生了感情。”

在第七師師長鄧允庭與妻子陳香梅的撮合下，1928年4月的一天，曾志與蔡協民在第七師師部舉行了簡單的婚禮。曾志與蔡協民之戀在第七師及紅軍中傳為美談，被譽為井崗梁祝（井崗山的紅色軍中梁祝）。

對此次結婚，曾志認為，

“雖說夏明震剛犧牲不久，我也因此感到不安，但當時認為革命者隨時都有犧牲的可能，夫妻關係也就不是什麼重要的事了，哪裡還講什麼‘三從四德’。。。”

“對於一個共產黨員，頭腦中不該有什麼舊的觀念作怪，夫妻生活是次要的，重要的是政治生命。”

婚後，曾志、蔡協民沉浸在充實的革命生活和恩愛的二人世界之中。

一天，屋外有個洪亮的聲音大喊“蔡協民同志，老蔡，老蔡在裡面嗎？”，未及屋內人反應，一人跨門而入。來人身材高挑，氣度不凡，對着床沿上相依而坐的曾志和蔡協民道：“嗬！金屋藏嬌麼。老蔡，好福氣喲！”

蔡協民忙拉曾志起身，介紹道：“這位就是我常和你說起的毛澤東，毛潤之！”

彬州暴亂過去半年多後，1928年秋，曾志在大井村產下了一個男孩（石來發）。出生後的第26天，孩子被送給了王佐部下的一位連長石禮保和其妻子賴風娥。

1929年春夏之交，朱德、毛澤東就紅軍領導權，領導方式爆發“朱毛之爭”。6月22日，在龍巖召開的紅四軍第七次黨代表大會上，毛澤東落選前委書記，當選的是陳毅。激憤之下，毛澤東暫時離開了紅四軍領導崗位。
（龍巖會議時毛雖落選前委書記，但仍當選前委委員；半年後，12月底的古田會議上，毛又重新當選前委書記。）

紅四軍朱毛之爭時，曾志傾向於毛澤東，而蔡協民則被毛批評為中間派。後來，毛對蔡協民越來越看不順眼，直至發展到不願見蔡協民，毛澤東曾揚言，“我不高興看的人，我情願看我的腳趾頭！”

朱德掌握紅四軍領導權後，傾向毛澤東的曾志，和“中間派”蔡協民夫婦被派往福建工作。

伴隨工作的調整，曾志與蔡協民的感情也發生着變化。曾志需要的是強硬的男子漢，但她發現，蔡協民的感情其實很脆弱，曾志說，蔡協民“有時甚至像個小男孩，（會）難過得流淚。”

1930年10月的一天，曾志在福建省委書記羅明的屋裡談工作，突然，一個男子闖了起來。看到秀髮垂肩的曾志，該男子又猛然呆立在門口，半天一動不動。

來人是年方22歲的省軍委主任，特務隊隊長陶鑄。陶鑄數月前曾策劃、組織並親自帶隊實施了“廈門大劫獄”，威震福建。

（1930年5月，陶鑄率12人突擊廈門監獄，以零傷亡代價救出了獄中40餘名共產黨員，國民黨守軍死傷20餘人，此事震驚全國，被稱為“廈門大劫獄”）

女革命者遇到了心中期待良久的男子漢。

陶鑄（1908年－1969年），黃埔軍校第五期畢業，先後參加了南昌起義、廣州起義。。。中共建政後任廣東省委第一書記，中共中央宣傳部部長，國務院副總理，官至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

此後，曾志與丈夫的關係繼續惡化。回憶錄中說，“搬到鼓浪嶼福州路一二七號後，我同蔡協民經常吵架。”

1931年11月，曾志生下了第二個兒子“小鐵牛”。

1932年1月，蔡協民、曾志夫婦被（再次）調往廈門，蔡協民任廈門市巡視員，曾志擔任市委秘書長。二人帶着剛出生不久的嬰兒，在組織掩護下，來到廈門。

剛剛抵達，廈門中心市委書記王海萍和新任福州中心市委書記陶鑄便到訪，並帶來了一個出乎意料的決定，要把他們的孩子“小鐵牛”帶走送人，以換取組織經費。

曾志回憶說，
“一九三二年一月，廈門中心市委急需經費，聽說我們剛生了孩子，便擅自作出組織決定，將孩子‘ 送’給別人，（已）預收了一百大洋。”

“孩子送走前，我和蔡協民抱着孩子，特意去中山公園玩了一次，我將小鐵牛放在草地上，發呆地望着他，使勁地記住他的模樣，然後又一起去照相館照了一張全家福，我抱着鐵牛坐着，蔡協民立於一旁，照完相後，我給小鐵牛餵了最後一次奶，才依依不捨地把孩子交給同志抱走了。”

“孩子送走二十六天就死了，書記也不敢告訴我，其實我早知道了。。。晚上有時很難受，暗暗地流淚。”

（當時廈門流行麻疹、天花，兩個月就斷奶的小鐵牛被送給中醫葉廷環後，在其家被病孩感染，不幸亡故。）

1932年5月，蔡協民調任中共漳州縣委書記。6月下旬，蔡協民指揮車本保衛戰，戰鬥失利，部隊損失過半，蔡被認為犯了“左傾”錯誤。

32年l0月下旬，蔡協民又被扣上“社會民主黨分子”的帽子，遭到批判。廈門市委要求蔡到上海向中央匯報工作，曾志則被調到陶鑄任中心市委書記的福州去。

對此，曾志回憶道，“一九三二年秋，中央來了一紙通知，說蔡協民是‘社會民主黨’，要求凡是蔡工作過的地方，都應對他進行揭發批判，劃清界線，肅清影響。。。”

“我和蔡協民被免去了職務，閩南黨內開展了‘反蔡協民路線’的鬥爭，我們請求調動工作，蔡協民提出去上海，我提出去福州。”

“臨分別前，我（向蔡協民）提出了就此分手的想法，我們的夫妻關係（實際上）到此結束（了）。”

曾志回憶錄中有段話，也許可以作為對二人感情的總結：“雖說蔡協民對我確實很不錯，可我對他的感情並不是很深。”

到達福州後，曾志與陶鑄為革命工作而“假扮夫妻”，組建了“家庭”，感情日加熾烈。

曾志說，“ 自從與陶鑄相處後，他對我有一種說不出的感情，同樣我也樂於同他相處，心裡總是掛念着他。……而過去蔡協民外出時，我就沒有這種揪心的掛念。”

蔡協民前往上海申訴。接過一次頭後，黨組織就不再理睬蔡協民。蔡協民花光了盤纏，意識到自己被中央甩了。1933年初，蔡協民窮困潦倒地回到福州，但福州的黨組織也不接納他。蔡協民只好在碼頭扛包，在建築工地做苦工，在石場打石頭，以此為生。

福無雙至，禍不單行，倒霉的蔡協民在此前後患上了肺結核，經常咯血。

得知蔡協民回到福州，臨近分娩的曾志看望了蔡協民。

懷孕期間，陶鑄對曾志照顧無微不至。

不久，曾志的第三個孩子（蔡春華）出生。出生第13天，孩子又一次送人，送給一戶鹽商（一說送給了從事地下工作的同志）。

曾志在回憶錄中表達了自己內心的矛盾：“我和陶鑄的感情越來越深，由假夫妻而自然結合，我臨近分娩時，陶鑄給了我無微不至的照顧，而我生下來的卻是蔡協民的骨肉。。。”

1933年4月，陶鑄被調往上海。啟程之前，陶鑄和曾志租了一個旅店，在裡面度了十天的蜜月。

5月，由於叛徒出賣，陶鑄在上海被國民政府逮捕，判處無期徒刑。

1933年7月，黨恢復了蔡協民的組織關係，重新安排他到廈門工作。

1934年4月，蔡協民由廈門前往中央蘇區，途中被叛徒出賣被捕，7月在漳州就義。

陶鑄赴上海後，曾志前往閩東開展土地革命和游擊鬥爭，任閩東遊擊區特委組織部長。在閩東，曾志的驚人膽魄、超凡魅力、卓越才華獲得了施展空間，多支地方武裝被我黨收編，成績異常矚目。在此期間，曾志還傳下了獨闖海島，招降“海匪”的佳話，本文不作細述。

對曾志的這段經歷，常見的評述是：“1932年，曾志與正在福州從事地下工作的陶鑄結婚，可婚後不到一年，陶鑄就被捕入獄，5年杳無音訊。儘管如此，曾志依然堅強的在閩東一帶和葉飛一起領導遊擊戰爭。”

人間正道是蒼桑。事實上，曾志在閩東並非一帆風順。

在革命生涯中，曾志曾6次蒙受冤屈，6次受到黨內嚴厲“處分”，其中二次就發生在閩東時期。

1934年6月，閩東特委給予曾志黨內處分，處分稱：“曾志作為黨特委的一位負責同志，在戀愛問題上，以一種極不負嚴肅的態度，同時與黨內兩個負責同志要好，影響黨內幾個負責同志之間的團結，影響了工作。”

處分的原因是曾志與“閩東獨立二團”團長任鐵峰和政委葉飛交往密切，同時與他們二人談戀愛。

9月，閩東特委再次給予曾志處分：撤銷曾志福霞縣委書記職務，留黨察看4個月。

曾志承認自己“在這個問題上確實有小資產階級浪漫情調”，但她同時認為：“陶鑄來信說，他被判無期徒刑，恢復自由遙遙無期。而那時我才23歲，我是共產黨員、職業革命者，為革命隨時都要作出犧牲；同時也早將‘三從四德’、貞節牌坊那種封建的東西，拋到九霄雲外去了。因此，重新找對象是我的自由，我有權利作出選擇。”

曾志說，自己受到處分後，“葉飛則從此不再與我個別交談了。”

葉飛小女兒葉榛榛在談及父親戎馬生涯時，並不避諱父親初時的稚嫩，“中央蘇區老紅軍曾志曾是湖南農民運動講習所受過軍訓的女兵，她初次見到領導閩東紅軍游擊隊20歲的葉飛，看到他不躲避打來的子彈，就知道他沒經過正規的軍事訓練，但（看到我父親）透着堅毅和果敢。”

雖然一度缺乏戰鬥經驗，不辨子彈方向和高低，但葉飛其實非常機靈，絕對是個聰明人，而且運氣也極好，雖然一生多次遇險，有一次被暗算身中六槍，但葉飛始終大難不死。

曾志說，“‘北詹’（閩東特委書記詹如柏）原要幹掉葉飛，現在卻關懷備至。葉飛進步很快，懂得如何站穩政治立場。”

20年後，曾經稚嫩的葉飛，成了解放軍的上將，先後擔任海軍司令員，福建省委書記，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等職。

有人說，殘酷的內外鬥爭是磨鍊人才的最好熔爐。

去年4月，解放軍文藝出版社推出了一部長篇軍事小說《來複線》。該書作者閻欣寧在接受《廈門日報》記者採訪時披露，《來複線》的男女主公原型是葉飛和曾志。閻欣寧表示，曾志的回憶錄為其小說提供了非常紮實的寫作素材。

1934年10月，紅軍第五次反圍剿失敗，紅一方面軍自江西瑞金向西長征。

1935年春，閩東蘇區被國民政府軍收復。曾志與任鐵峰先後奔波於福州、汕頭、廣州等地躲避追捕。35年底，曾志、任鐵峰來到上海。

1937年七七事變後，國共由敵對改為再度攜手合作，共同抗日。

8月13日，淞滬會戰爆發。戴笠、杜月笙等組織上海抗日別動隊（後演變為蘇浙別動隊和忠義救國軍）。在周恩來、張愛萍指示下，任鐵峰化名王際光，組織曾經的地下工作者和被釋放中共黨員加入別動隊投入對日作戰，任鐵峰被任命為別動隊第一支隊第三大隊少校副大隊長。

8月下旬，任鐵峰奉命率三大隊在華漕鎮駐守蘇州河南岸防線狙擊日軍。9月初，由於所部傷亡過半，任鐵峰拒不執行一支隊支隊長何行健要求其趕赴南翔防線作戰的命令，私自解散部隊，退出戰鬥。中共長江局認為任鐵峰破壞統一戰線，將其開除黨籍。

9月底，陶鑄被釋放出獄，派往湖北擔任省委常委兼宣傳部長。正從上海前往延安的曾志在到達南京時，得悉了陶鑄出獄的消息，遂折往武漢，與陶鑄相聚。曾志被組織安排在武漢從事婦女工作。

1938年10月，陶鑄被王明調赴宜昌，曾志則前往荊門等地。

1939年12月，曾志被派往延安馬列學院學習。

1940年初夏，陶鑄也來到延安，與曾志再次相聚。

1941年4月4日，30周歲生日那天，曾志在延安產下了女兒陶斯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