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京會：東洋文庫的傳說
去年年底，日本平成時代最後一個12月中旬，我和幾位東京出發的學友，隨着著名章草書法大家郭同慶先生主持的“翰墨書法會”的私傳弟子們來到群馬縣前橋，在郭先生的事務所所在地參加忘年會。這其中多數弟子是日本人，不乏有慶應大學OB，大公司董事等重鎮人物。郭先生帶弟子們參觀了著名的“上野三碑”古蹟，又在前橋最好的飯店裡舉行了忘年會晚餐。
晚餐上每個人做了自我介紹，郭老師熱情地讓我介紹了“郭沫若文化研學會”，並介紹了這之前在市川郭沫若紀念館舉辦講座活動的情況。出乎意料，這引出了書法班成員小野先生關於郭沫若與東洋文庫時期的話題。
小野先生曾在朝日新聞社工作多年，現在是陶瓷藝術評論員，任日本陶瓷協會“陶說”的編委及日本陶瓷協會萩後援會長等職務，無疑是陶瓷方面的專家。因為長期的編輯工作關係，小野先生與昭和時期的許多文化人有過接觸。他與郭沫若在朝日新聞攝影部就職的孫子也有交往。
抽着現在罕見的大煙斗的小野先生本人看起來就顯得很有故事性。聽說我們有“郭沫若文化研學會”後，他講到了一些我讀遍中文及日語的郭沫若研究書籍而未得知的信息：關於郭沫若與抗日戰爭期間向安娜和孩子們伸出援助之手的“岩波書店”創始人岩波茂雄的關係，權威的學者研究書都講二人之間在郭沫若歸國前只是相互間有所聞但未曾見過面。但小野先生堅信他們二人至少在熱海的一次聚會上曾經有過交流。這個說法的依據，小野先生說記憶中閱讀過的文字部分要花些時間才能回憶起來出處。
前橋忘年會後只過二三天，小野先生給我寄來厚厚一包資料，並且還附上了長達幾千字的郵件來加以註解。這樣關心這個研究話題，如此快筆地幫助別人，這樣的日本人我還是第一次遇到，很讓我感激。
小野先生寄來的材料是圍繞着日本古陶瓷研究家小山富士夫先生的。小山富士夫在日本是個無人不曉的陶瓷界名人，是日本昭和時期研究陶瓷古董的第一人，也是研究陶瓷製作工藝的第一人，他的收藏和他製作的陶製品展始終是日本人的話題。
但為什麼小野先生這麼快地寄來小山富士夫的資料呢？忘年會時我只理解了已知道的事情及人物有關的信息，並沒有完全理解消化小野先生那樣熱情地敘述出來的全部信息。
讀過郵件和寄來的資料，我才恍然大悟：原來資料中的小山富士夫先生竟然是1930年左右郭沫若最初走進東洋文庫時的讀友，也是與郭沫若有過家族來往的日本友人。戰前他曾去過市川市郭沫若宅很多次，郭沫若也到過他的家裡。他們的相識不是因為第三者的介紹，而是巧遇，在東洋文庫他們同坐在密室里研究了相近的分野。
東洋文庫位於東京的小石川，它是某個日本財閥從美國考古學者手中買斷的中國古籍集中地，那裡中文古裝書的藏書量最大。1928年郭沫若再次東渡後致力於甲骨文等中國古代研究，為了尋找甲骨文拓本及考釋著書，曾費盡周折地托朋友做介紹進到東洋文庫。根據郭老的自傳體回憶錄中敘述，他在東洋文庫里全神貫注地坐了“一兩個月”，便成功地破譯那裡全部的甲骨文拓本，並着手研究著書。
關於郭沫若在日本生活時期與日本友人的交往，以往的研究著作主要都是依據郭沫若本人所寫的回憶錄《創造十年》及《創造十年續篇》中涉及到的對在日本時的描寫，另外還有殷塵（金祖同）所寫的的《歸國密史》一書的延伸。
無論是與甲古文研究出版時的友人田中慶太郎還是與中國古音樂知音、雕塑家林謙三的交流，以及對研究對手的內藤湖南的拜訪，都是在戰前。郭沫若不僅才華橫溢，而且情商也高，這決定了年輕時以他為首的創造社同仁關係的成功。而在被國民黨政府追捕的艱難時期，有不少日本人願與他交往，他們的友情滲透了郭沫若的學術研究及個人生活，這在那個時代是個難得現象。
是那場戰爭把日本人和中國人不由他們自主地劃分到了絕對的敵對立場。1937年7月郭沫若毅然回國參戰後，相互之間的個人友誼已完全處在敵國關係的大前提陰影之下，而且這些日本友人本身也生活在日本憲兵組織猖狂的監視恐怖環境中。不難想象，出於珍惜和保護昔日的友人，在戰爭迷霧陰影下的三十、四十年代出版著作里，郭沫若也好、殷塵也好，這些中國作家一定儘量少地在他們的著作中提及交往過的日本友人，即使必須寫到，他們也用了一種冷漠口吻，這是不難想象的事情。因此從這點上看，關於郭沫若在日本生活時期與日本友人交往的描寫，出現不足甚至不確切的地方是不可避免的。
日本友人中，戰時及之後也有不少人曾經寫過相關文章或在文章中提到過他們之間的交往。這些散落在浩渺無際的近代日文書籍中的記載有很大再發現價值，更多地發掘出日本人關於與郭沫若市川時期的交往描寫是對郭沫若文化研究極具意義的一件事。
1955年，郭沫若帶領中國科技代表團訪問日本各地，在日本各地公訪或私訪了尚生存着的日本友人。那發自內心的笑容，對友人們生活的關心，以及日本友人和媒體當時的熱烈反響不能不讓人聯想到郭老過去與日本友人間友誼的真摯。
郭沫若走訪的舊知人數超過回憶錄中曾出現的人數，郭沫若與他們實現了戰後的再會。1955年時，戰爭已結束了十年了，中國進入了熱火朝天的建設時期，日本也逐漸從戰後整理出了頭緒，郭沫若與日本友人再見的一幕拉開了中日人民之間的友好交流關係新時代的序幕。
小山富士夫在1955年與郭沫若實現了再會。並在還沒有恢復國交的情況下的1965年春天，應中國陶瓷界的邀請，他人生中第三次來到中國做了一次長達35天的陶瓷之旅，足跡涉及北京、鄭州、湯陰、安陽、上海、杭州、南昌、景德鎮、廣州。陪同他的有中國陶瓷專家馮先銘、陳萬里、王冶秋等，他驚訝新中國成立後中國發掘出來的舊窯址的數量及整理出來的文獻數量之多。在北京的故宮裡欣賞到了無數令他驚訝的藏品，他知道了：雖然蔣介石從故宮帶到台灣去很多頂級寶物，但在北京故宮依然沉睡和展出着更大批的古董（他也曾去台灣故宮參觀）。他也看到了送給中國的、他在鎌倉海岸拾到的一片中國古陶片因為考古價值大而被擺在中國博物館的展室里，這使他感嘆中國新政府做事的實事求是、雷厲風行。
對比前兩次來中國時的情景，這次旅行一路上所到之處，到處看到生機勃勃的中國人，各地生活環境中連蒼蠅都幾乎消失了的衛生進步狀況也讓他感到今昔非比，即使是到地方參觀也可以住在整潔的招待所里。各地的瓷窯瓷藝人精湛專業的手藝令他吃驚，而頤和園等皇家園林里充滿了普通老百姓，這些在中國的舊社會裡無法想象的新氣象都令他感嘆不止，因為那之前的不同時期里，小山富士夫曾兩次到過中國。
日本的東洋古陶瓷研究源於中國河南省出土的唐三彩的馬和駱駝出現在倫敦的中國古陶瓷展上的1910年。從那時起，日本陶瓷考古學者與歐美學者一道大批湧進中國，小山富士夫的恩師奧田誠一恰好1912年大學畢業後，與東京帝國大學的河內正敏等人一起在東大創辦了陶瓷器研究會。開始只是走訪日本各地的窯址，1919年起他們的足跡涉及朝鮮及中國，此時開始成立了中國古陶瓷研究組織。
1927年東洋陶瓷研究所成立，並創辦了《陶瓷》雜誌。1932年開始，小山富士夫參與《陶瓷》雜誌的編輯工作。
使小山富士夫一夜成名的卻是1941年中日戰爭最激烈的年頭，那是他受東洋陶瓷研究所派遣第二次到中國。他在日軍的像長蛇一樣的軍用卡車隊的掩護下，三月份從北京出發，經太原、開封，到達定縣，四月的一天發現了宋代定窯址。在這裡靠當地的中國人苦力採集了白定、紅定、ā⑸盞蕖⑻嫣掌韉仁鋼幀⑸杴掌４傭哉廡┨掌難芯恐興闖雋恕噸喬啻墒犯濉罰壑ち庶/span>2000年青瓷史的發展，這成為陶瓷研究的重要文獻。直到1983年，這些瓷片曾在東京和大阪兩地多次公開展覽。
那之後，日本人間國寶陶藝家塚本快示先生從小山富士夫那裡學到了關於定窯白瓷和景德鎮的清白瓷的技術，做出了據說比宋瓷的釉色還要精美的陶瓷作品。
小山富士夫出身於父母雙方信仰基督教的日本家庭，家境貧寒，1923年時曾在東京商科大學（現一橋大學）上學，但因共鳴於社會主義運動，大學中退。幾經轉折成為京都的陶瓷藝人。1926年10月，他從釜山登陸，經朝鮮各地到達中國東北，開始了他第一次陶瓷之旅，這次旅行是靠沿路搭車的純個人之旅，11月到達北京的陶瓷古董街琉璃廠。
1930年，小山富士夫決定專心研究陶瓷技術，從京都來到東京，他在東洋文庫里沒頭於陶書的研究達一年之久，從這裡他邁出了陶瓷研究家的第一步。就是這期間在東洋文庫里，小山富士夫與郭沫若、林謙三、江上波夫、三上次男等東洋文化各分支的研究者們相遇相識。
他在著書中這樣描寫與郭沫若先生的第一次的相遇：“有一天，我前面的位子上坐下來一個大腦袋的傢伙，那便是郭沫若。中午時分，東洋文庫職員要麼去吃午餐，要麼去打網球，但閱讀室卻是要上鎖的，我們只好呆在像牢房一樣的地下室里，吃自己帶來的飯盒。在地下室里，我和郭沫若聊過很多，我那時不了解他在中國如何有名，只聽說他畢業於九州大學的醫科，並與做過護士的日本夫人住在市川。還聽說他大學畢業後收到四川一家醫院的聘請信和路資，但他卻拒絕了從醫而轉而文學之路。聽說他在武漢攻擊戰時任少將，卻差點在渡長江時溺水。
郭先生在市川的家門口是掛着夫人佐藤富子的名字的，我去過她家幾十遍了，經常是帶上朋友到她家去聽郭先生聊天。有一次趕上了中國國內來了郭先生的朋友，一起受到了極好的款待。郭先生也來過我在四谷的家裡二三次，我在三田的教堂舉辦婚禮時，郭先生也來了。但郭先生因沒合適的衣服，我送去了我的衣服到市川。大個子的郭先生穿着緊巴巴的衣服站在祝賀的人當中，並在大紅的紙上寫下了祝賀的詩，便匆匆地回市川了。
郭先生在東洋文庫里查找資料只用了一二個月，但他把文庫中所有的的甲骨文字相關的文獻全讀完了，並發表了卜辭的研究論著。”
1966年，小山富士夫再次來到中國。六十年代的這兩次來訪中國是繼1955年在日本再見之後，郭沫若和小山富士夫在北京的再次見面。郭沫若在人民大會堂會見了小山富士夫，並向小山富士夫請教了關於出土文物保護的方法，也問到了日本茶的收穫情況，小山富士夫向郭沫若贈送了奈良正倉院所藏目錄並回答了保護出土文物的最好辦法就是停止挖掘，保持古代墳墓原狀為最佳的日本方法。日本國內的古代墳墓的確是很少有挖掘，它們基本上都是以古墳原狀保存着。有意思的是離郭沫若故居紀念館咫尺之距的市川須和田公園的小山包也是後來發現的日本古墳。這個公園裡就樹立着郭沫若1955年訪問日本時寫下的《別須和田》一文的紀念碑。
郭沫若在重慶主持抗戰時期文化工作的時期起到進入北京後的建國時期，始終關心着考古工作。1940年在重慶與衛聚賢、常任俠一起親自下到嘉陵江北岸的漢墓試掘現場。在北京也親臨十三陵等考古工作的現場，忘我的工作狀態在郭沫若和小山富士夫這些老一代中日雙方的文化大家身上都表現得淋漓盡致。小山富士夫到了晚年，又回到了陶瓷燒制的一線，並燒制出只有經歷過常年的陶瓷研究有着豐厚陶瓷藝術底蘊的陶瓷作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