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四軍》是大陸2003年出品的一部電視連續劇，曾在CCTV1黃金時間熱播。我本人沒有看過。最近看到網友轉載該劇編劇趙琪在搜狐接受訪談兼與網友聊天的實錄，談的重點是皖南事變。就史實而言，該實錄真假混雜。趙琪及實錄中的部分說法是正確的，但恐怕更多的是謬誤，這可能是十多年前的時代局限及其它種種原因造成的。眾所周知，近現代史的真實性一直是一個大問題。我最近一直在寫一個關於抗日民族統一戰線與皖南事變的連載，我認為有必要將看到的錯誤指出來，與廣大網友討論商榷。

該實錄題為：皖南事變悲劇的責任分析-悲劇責任在誰？

一個可訪問的地址為：
https://www.weibo.com/ttarticle/p/show?id=2309404244431837503926

皖南事變的簡要過程，供參考：
1941年1月4日，新四軍軍部和三支隊自雲嶺一帶向南開拔；
5日，各部隊先後到達茂林一帶；
6日凌晨，新四軍先頭部隊與40師搜索隊遭遇，雙方發生小規模戰鬥；
7日-12日，新四軍與前來圍剿的國軍發生激烈戰鬥，新四軍先後嘗試向多個方向突圍，皆未果；
12日，蔣介石下達停火令。顧祝同約在12日夜將命令傳達至作戰部隊，國軍遂停止主動攻擊，圍而不打。戰鬥基本停止。
12日子夜，新四軍自石井坑分散突圍，13日拂曉，葉挺、饒漱石率一路部隊到達西坑山谷；
14日傍晚，葉挺離開西坑山谷，到谷口外的大康王村與國軍談判，被扣留。

下面我逐一列舉趙琪及實錄中的錯誤之處。

1。實錄篇首說：“新四軍軍長葉挺被囚、副軍長項英犧牲，軍部機關與直屬部隊9000餘人，除2000餘人突圍外，其餘全部陣亡被俘。”
綜合童志強先生及其它學者的嚴謹考證，更細緻而準確的相關數字為：犧牲、失蹤(及自行離隊)約3500人；被俘、被收容約4300餘人；突圍或逃脫並回歸中共建制者約1000人。

2。實錄中說：“國民黨發動皖南事變蓄謀已久動手是必然的”。
國民黨牆倒眾人推，見多不怪了。皖南事變真的是國民黨蓄意發動，並蓄謀已久的嗎？
新四軍北移一事源自1940年7月16日何應欽、白崇禧與周恩來、葉劍英在重慶商定的，解決國共“摩擦”的分區抗日方案：《中央提示案》。周恩來將方案拿回延安後，遭到毛澤東的強烈反對，9月初，中共變相拒絕了此方案。40年10月初，黃橋戰役爆發，江蘇省主席韓德勤所屬1.1萬人被蘇北新四軍殲滅，國軍兩中將一溺死（李守維），一自殺（翁達）。19日，何、白以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正副參謀總長的身份，向八路軍、新四軍發出《皓電》，再次要求華中、江南的中共軍隊，執行《中央提示案》，按期移往舊黃河以北的冀察和魯北，國共分區抗日，以消彌雙方摩擦。11月9日，毛澤東以朱、彭、葉、項名義發《佳電》回應何、白，同意將皖南的新四軍調往江北，但要求華中的中共部隊暫緩北調（12月24日，毛又要求周恩來在談判中將緩調改為免調，“惟江北部隊請緩調改為請免調”）。也就是說，皖南部隊北調（過江）是國共雙方一致的決定（當然，過江之後再如何，雙方各有主張。）

起初，國民政府對皖南新四軍的北移路線未作強制規定，新四軍可自雲嶺向北經相鄰的銅陵、繁昌（這兩縣是新四軍三支隊駐地和活動區域）就地渡江到皖北無為，也可向東借道國軍防區，先到蘇南，再由蘇南渡江（多自鎮江）至蘇北，事變前，由這兩條路線分批北移的新四軍各有三千至五千人。但11月底情況有了變化，11月30日，經中共中央批准，劉少奇、陳毅對韓德勤發動了曹甸戰役，再次殲滅國軍8000人，國軍雖頑強守住了曹甸，但韓德勤嫡系軍力已接近崩潰。

為防止皖南新四軍由蘇南至蘇北後加入對韓德勤的攻擊，12月10日，蔣介石下令不准皖南新四軍再走蘇南路線，“只准”由雲嶺原地北渡至皖北（原話是“應不准其由鎮江北渡，只准其由江南原地北渡或由該長官（註：指第三戰區司令長官顧祝同）另予規定路線”），蔣同時命令顧祝同，如新四軍悍不遵令，則予以剿滅，“勿再寬容”。

為使皖南新四軍順利完成北移，蔣介石、顧祝同與第五戰區副司令長官，安徽省主席，桂系李品仙進行了多次協調，明確了新四軍在江北的登陸地段，分批渡江後的集結地，以及集結後繼續北移的路線。為了“送走”新四軍，李品仙多次下令給二十一集團軍所屬部隊，要他們對“對新四軍北渡開赴河北作戰一事”予以配合和正面宣傳。皖南事變後三分之二以上的突圍者成功脫險的路線，正是蔣介石所規定的路線。

1月2日，皖南事變發生前兩天，參謀處長岳星明在徽州軍事會議上向在場的三戰區高級軍官傳達了顧祝同的指示信：“顧長官有指示，新四軍如果北撤，我們要掩護好；如果南竄，我們務要堵止住。

所以，皖南事變不是國民黨蓄意發動或蓄謀以久的，國民政府沒有消滅新四軍的陰謀，為使新四軍安全、順利地完成北移，國民政府做了不少努力，說仁至義盡也不為過。新四軍明知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不准其東移、南進，卻置軍令於不顧，不北而南，硬闖第三戰區的重兵防線，這才遭至國軍圍剿，並造成皖南事變。

3。實錄中說：“新四軍軍部坐失突圍時機，主要是項英的責任。從項英同意北上東進戰略拖了八個月，從1940年10月中央告誡全黨小心國民黨方面的襲擊拖了兩個月，從中央嚴令12月底前離開皖南拖了一周。”

真的是項英一直在拖，並坐失轉移良機嗎？實情並非如此。
在皖南軍隊確定北移之初，項英確實“拖”過，因為渡江的船隻需要準備，沿途的交通線需要布置，皖北桂系的讓路問題需要協調。但自11月下旬開始，不再是項英拖，而是毛澤東指示項英故意拖。請看以下幾份電報。
11月21日，毛澤東致電葉挺、項英，指示：“你們可以拖一個月至兩個月（要開拔費、要停止江北進攻），但須認真準備北移。我們決心以皖南的讓步換得對中間派的政治影響。”
（註：毛所謂的“進攻”是國民政府在黃橋戰役後調山東和河南的部隊向蘇北韓德勤靠攏，以收聲援和對中共警告的效果，此二路部隊實際未介入之後的蘇北衝突，但毛習慣稱此類妨礙其擴張的軍事調動為進攻）

在同一天的另一份電報中，毛還說：只要蔣介石未與日本妥協，大舉‘剿共’是不可能的，他的一切做法都是嚇我讓步。。。對一切嚇我之人，應以我之法寶（政治攻勢）轉嚇之。我除在“佳電”中表示和緩，皖南一點小小讓步外（實際我早要北移，但現偏要再拖一兩個月），其他寸步不讓，有進攻者必須粉碎之。

在曹甸戰役即將發動的11月29日，項英怯怯地致電中央詢問：“蘇北動作如何？如與大局無礙，可否延至我安全北渡後？”30日毛回電：“蘇北動作不礙大局。。。顧（祝同）、韓（德勤）會要叫幾聲的，你們敷衍一下就完了。。。日蔣決裂，日汪拉攏，大局從此有轉機，蔣對我更加無辦法，你們北移又讓他一步，以大勢判斷，蔣、顧是不會為難你們的，現在開始分批北移，十二月底移完不算太遲。”

所以，“拖”的主要責任人並非項英，而是毛澤東。

4。趙琪：“皖南事變錯誤從我個人判斷來講，如果講錯誤主要是項英的錯誤。中央在這個問題的決策上，關於東進北上態度比較明晰。中央這方面應該沒有什麼問題。”
中共中央對皖南事變的責任是不可推卸的，原因如下：
1）中共中央明確指示項、葉故意拖延北移，見第3小節；
2）11月底，中共中央批准劉少奇、陳毅於蘇北發動曹甸戰役，激起國軍將領極大憤怒，蔣介石都難以安撫。這對即將北移，並將經過國軍防區的皖南新四軍極為有害；
3）在蘇北遭受中共一再打擊的韓德勤是第三戰區（皖南隸屬第三戰區）司令長官顧祝同的嫡系，對韓的一再打擊惡化了顧祝同對皖南新四軍的態度；
4）蔣介石已明令皖南新四軍就地北上渡江，不得假道蘇南；顧祝同、上官雲相所作的防範新四軍違令的布署，項、葉也已上報中央。了解上述情況的毛澤東，令人不解地作出了與國民政府相衝突的命令，指示項、葉假道蘇南北移，使項、葉陷於兩難境地，最終不得不執行中央指示，同時也走上了違抗政府軍令，硬闖七萬國軍包圍圈的絕境。
因此，中共中央對皖南事變負有不可推卸的責任，皖南事變正是用心叵測的毛澤東一手製造的死局。

皖南新四軍走蘇南是毛澤東和中共中央指示的結果，並非項英自作主張，關於這一點，有以下證據鏈：
1）據中國革命歷史博物館陳列部王振合先生說，該館有如下館藏電稿抄件。12月23日，中共中央軍委命令：皖南部隊全部以戰備姿態繞道茂林、三溪、寧國、朗溪到溧陽（註：溧陽位於蘇南），然後待機北渡。
2）12月26日，毛澤東以中共中央書記處名義復電葉、項，嚴厲批評、警告項英，敦促項英、周子昆、袁國平等執行中央北移方針。電文摘要如下：
你們在困難面前屢次來電請示方針，但中央還在一年以前即將方針給予你們，即向北發展，向敵後發展，你們卻始終藉故不執行。。。你們不要對國民黨存任何幻想。。。全國沒有任何一個地方有你們這樣遲疑猶豫無辦法無決心的。在移動中如遇國民黨向你們攻擊，你們要有自衛的準備與決心，這個方針也早已指示你們了。。。究竟你們自己主張的是什麼？主張拖還是主張走？似此毫無定見，毫無方向，將來你們要吃大虧的。
3）12月30日，毛澤東、朱德致電葉挺、項英：據恩來電稱，江南部隊分地渡江有危險，皖北讓路蔣雖口頭答應，但讓出巢、無、和、含四縣恐不易，李品仙已在布置襲擊我的陰謀，仍以分批走蘇南為好等語。我們同意恩來意見，分批走蘇南為好。（註：所謂李品仙的陰謀根本不存在）
4）1月1日，新四軍軍部致電中共中央：我們決定全部移蘇南，乘其布置未完即突進，並採取作戰姿態運動，發生戰鬥可能性極大。我們如遇阻擊或追擊，即用戰鬥消滅之，遇強敵則採取游擊繞圈，至萬不得已時，分散游擊。
5）1月3日，毛澤東、朱德複葉挺、項英1月1日電：你們全部堅決開蘇南，並立即開動，是完全正確的。

項英是老革命，親身參加過中央對張國燾、王明的批判，參與過處決高敬亭事件，深知服從中央的重要性和違抗中央的性質和後果。八路軍、新四軍是黨絕對控制下的軍隊。作為一名忠誠的黨員，遵守黨的紀律是不容動搖的至高責任，面對兩個衝突的指令，項英惟有服從中共中央，而違抗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

5。趙琪：“而項英擔心到了敵後部隊生存有問題，自己還有一些其它戰略構想，迷戀一種三山戰略。。。”
據歷史學者，老將軍王輔一考證，所謂“三山計劃”是編造出來的，用於證明項英“反對向北發展”的中央政策，卻“熱衷於南進”的錯誤路線。實際情況是，軍部參謀處三科(即通信科)在雲嶺駐地山上建立了一個偵聽機構，負責從電波中搜集情報，對外稱"三山辦公室"(即三科設在山上的辦公室)，項英常去那裡看情報資料，被說成是搞‘三山計劃’”。當年三科科長、後任上海市委第二書記的胡立教，1990年2月致信原新四軍軍部秘書長、後任中共中央顧問委員會常委的李一氓，信中說:“我也算是當時皖南軍部的知情人之一，我就不知道項英同志有個什麼‘三山主義’的計劃或者說法。”

6。趙琪：“當時主要有三條路線，往東往北往南，其中葉挺主張走往東的路線，路線比較短，江南部隊好接應，沿途國民黨部隊自己能對付。項英考慮來考慮去，最後選擇了向南的路線，繞一條大彎，然後再渡過長江向江南前進。這個繞道不是一個簡單的問題，當時國民黨嚴令向北走，不能向南，向南等於向國民黨方向前進。”
這段話中的錯誤不只一處：
1）最短的路線是就地往北走，在銅陵或繁昌渡江，而不是向東繞道蘇南；
2）往東走，東面有國軍108師和52師駐紮，這兩師的後面還有冷欣的62師，這三個師都打過淞滬會戰，戰鬥力很強，很難對付，葉挺對此很清楚。此外，這些部隊在當地駐紮已久，工事完備堅固，硬闖很難；
3）皖南到蘇南不需要渡過長江，都在江南；
4）無論往南走，還是往東走，都違抗國民政府軍令（葉挺曾請顧祝同通融，但顧堅持只准一個團走東線），在軍令這一點上，往南和往東沒有區別。

12月28日的軍分會擴大會議項英最終決定：不直接往東，先往南，取道三溪、旌德，之後再折向東，前往蘇南。這麼做的原因是，南面只有國軍40師，幾天前剛從蘇南調到三溪，立足未穩，一旦打起來，南面相對東面更好突破一些。南線是變通的東線，先往南是為了繞過國軍防線最強的東段。

多數人認為，項英在皖南事變中犯了許多不該犯的錯誤。事實完全相反，項英權衡、評估的種種因素，比現今眾多的所謂“智者”，只多不少。

7。趙琪：“這一點可以確定（指項英對國民黨抱有較大的幻想），突圍時受到國民黨攻擊項英起初還以為是誤會”

違抗國民政府軍令，難免要和國軍開打，這點項英不可能想不到。在1月1日致中共中央的匯報電文中項英說得很明白：“我們決定全部移蘇南，乘其布置未完即突進，並採取作戰姿態運動，發生戰鬥可能性極大。我們如遇阻擊或追擊，即用戰鬥消滅之，遇強敵則採取游擊繞圈，至萬不得已時，分散游擊。”

但項英還心存一絲可以不戰而過的僥倖，並和葉挺一同朝這個方向作着努力。1月2日，葉挺、項英在給顧祝同、上官雲相的“冬午電”中暗示，新四軍軍部主力仍可能取道蘇南北渡：“奉顧長官亥卅申秘電指示，准以一個團取道蘇南北渡。職部為期移動迅速。。。准於虞日（註：指1月7日）派一個團經前指定路線向蘇南開動，余仍待臨時費及彈藥補給發下後，再就原地設法北渡，如萬不可能時，仍懇准予轉經蘇南。特先呈報，乞並轉知沿線友軍知照，以利通行。”

1月4日全軍出發前，葉挺、項英又專門給蔣介石、何應欽、白崇禧、顧祝同、唐式遵、上官雲相、李濟深發出長達1100多字的‘支電’，詳細報告本軍決定取道蘇南北渡的決定、理由，懇請他們命令沿途友軍讓道。按中共規定，此電先發延安，從延安轉重慶周恩來，再由周轉國民政府方面。有證據表明，此電被毛澤東壓下未轉，使蔣介石對此並不知情，事發後以為葉、項故意違抗軍令且未做解釋。
1月5日，項英、葉挺又發出‘微電’，重複‘支電’內容，項英還特地讓部隊在茂林附近休整一天，以期國民政府方面收到電報並安排讓路。也許對“入局”有所預料，其中一封電報可能未經過延安，而是直接發給了顧祝同。不排除顧收到了5日電報，但仍按原計劃執行圍剿的可能性。

8。趙琪：“按照王明的主張，一切服從統一戰線，他（指項英）對王明的這些理論比較持擁護態度。王明理論代表了共產國際的主張，共產國際的主張說到底是蘇聯的國家利益。”
王明提倡與國民政府充分配合、協同，主張國共共同生存、共同發展。更具體地說，王明主張“對友黨、友軍採取大公無私，仁至義盡，言行如一，表里一致，互相幫助，互相尊重，互相友愛，共同工作，共同發展，同生死、共患難，禍福與共，相依為命的工作方法和方式。”王明的主張確實有為蘇聯服務的主觀意圖，但它客觀上是利於全民團結抗戰這一大方向的，是與中華民族的整體利益相一致的；

毛澤東的統一戰線政策強調“獨立”、“自主”，強調“鬥爭中求團結”。毛澤東說：“戰爭革命的中心任務和最高形式是武裝奪取政權，是戰爭解決問題”（1938年11月6日），“所謂發展，就是不受國民黨的限制，超越國民黨所能允許的範圍。。。獨立自主地放手地擴大軍隊，堅決地建立根據地。。。獨立自主地發動群眾，建立共產黨領導的抗日統一戰線的政權。”（1940年5月4日）這已經遠遠地超出了國共聯合抗戰的範疇，顯然是以爭奪領導權，直至政權為目的了。八路軍、新四軍名義上受國民政府統轄，實際上完全在中共控制之下，中共不斷向國民黨的軍隊及其它組織機構派遣、安插或明或暗的各種人員，自己則從不放鬆“國民黨不得在我軍插進一個人”的政策，甚至要‘從書記至伙夫，一個一個地加以嚴格的周密的審查’；中共所謂的“抗日民主根據地”或“抗日民主政權”，名為實行“三三制”，實際上是在中共一手操控之下的國中之國，不服從中共的人根本沒有容身之地。王明領導中共統一戰線時期，八路軍、新四軍積極配合國軍抗戰，國共沒有大的摩擦、衝突事件，有小的糾紛也能通過協商、調解、開會（如多方會議）和平解決，對盟友付諸武力是不被考慮的；自38年10月-11月，王明路線被毛澤東作為“右傾投降主義”批判後（中共六屆六中全會），中共以游擊戰的名義四處擴散、滲透；對其武裝所進入的地區實行排它、獨占政策，對並存其內的其它武裝進行滲透、分化，予以削弱、瓦解，爾後實施兼併和消滅，並在鞏固、擴張其根據地的過程中不斷重複這一過程；同時，將一切妨礙其擴張者斥為頑固派、親日派甚至漢奸，將他們作為武力打擊的優先目標，適時予以消滅。這就是38年底開始，“國共摩擦”驟然而起，越演越烈的內在原因。非中共的抗日武裝，不僅要打日本人，還要防着被中共兼併或消滅。隨着中共武裝日益壯大，國家的武裝日益削弱；隨着中共根據地不斷蔓延，國民政府管轄區日漸萎縮。王明和毛澤東，到底誰的政策有利於中國的國家利益，有利於全民族的抗戰，這個問題並不難判斷的。毛澤東的抗戰政策，是置階級利益於民族利益之上，置一黨利益於國家利益之上。毛並非是在抗戰，而是以抗戰之名為日後奪取政權做準備。

9。主持人：“如果不是獨斷專行，聽進葉挺的意見，也不會導致這種局面。”，趙琪附和：“當時項英在新四軍裡面的家長制搞得非常厲害，當時其他領導根本沒有辦法跟他提意見，葉挺就更不用說了。”
項英確實與其它幹部有過矛盾和衝突，如葉挺、饒漱石、曾山等人。我覺得這些矛盾是正常範圍內的，任何一個負一方領導責任者都會與同事發生類似的問題。就項、葉關係而言，我認為並非項英不尊重葉挺。項英、葉挺的關係很大程度上是後人按某種需要煊染出來的，項、葉之間的關係問題，本質上是黨內與黨外的關係問題，而非項英的工作作風決定的。現在有越來越多的新四軍老人開口說話，據我所見，他們對項英的褒遠多於貶，包括工作作風方面。可以肯定，項英的工作作風一定不完美的，但是不是真的到了“獨斷專行”，“家長制”，“其他領導根本沒有辦法跟他提意見”的程度？讓歷史細節來說說話。

事變前的12月28日，項英召開新四軍軍分會擴大會議，討論轉移路線，把已沒有黨員身份的葉挺也請來參加，當天的會議召開了一整天，與會者各抒已見。我相信一個獨斷專行，聽不見不同意見的“家長”不會有耐心這樣長時間傾聽大家討論；在事變已爆發的7日，項英召開百戶坑會議，與會者激烈爭論了七個小時。如果工作作風不足夠民主、包容，同樣不可能有這七小時不同意見的表達和碰撞。這些歷史細節已經對項英的工作作風作出了回答。當然，作為新四軍實際的一把手，充分聽取各種意見與做出自己最終的決斷二者並不矛盾。

“獨斷專行”、“家長制”、“聽不進不同意見”、睚眥必報、不擇手段，對這些作風當之無愧的，另有其人，我就不點名了。

10。趙琪：“有一個軍分會，軍委新四軍分會，項英是主任，葉挺是副主任”
新四軍軍分會是中共中央軍委的分會，葉挺已不是中共黨員，所以進不了這個分會，不可能是“副主任”。新四軍開拔前於12月28號召開的會議是軍分會的擴大會議，黨外人士葉挺得以有機會參加。項英在軍分會的職務不叫主任，項英是新四軍軍分會的書記（最初叫主席）。

11。趙琪：“應該負責任的個人顯然應該是項英，如果不是項英一連串的錯誤，皖南事變損失可以降到很低的程度。”
前面已經說過（可參見第3。第4兩小節），皖南事變是毛澤東一手造成的，是毛澤東做的一個局。局中的項英並沒有犯錯，但他無力改變自己和皖南新四軍被擺布、被犧牲的命運，換任何一個人來也是如此。

12。趙琪：“黃橋這一戰消滅了國民黨三萬多人，整個韓德勤的主力報銷，一個軍還有一個師基本全軍覆沒。”
實情是，黃橋戰役消滅國軍1.1萬人，黃橋戰役韓德勤共調動3萬人，但有近一半部隊（非嫡系）被陳毅成功統戰，未加入戰鬥，所以並非消滅三萬多人。另外，被消滅的韓德勤主力是一個軍（李守維的九十七軍，含二個師）又一個旅（翁達獨立六旅），也有說法稱獨六旅本身也隸屬九十七軍。獨立六旅中將旅長，抗戰名將翁達在此戰中戰敗自戕。

13。主持人：“黃橋戰役對皖南事變的影響，是不是黃橋戰役晚一些打，有沒有可能推遲皖南事變發生的時間，爭取軍部轉移的時間。”
黃橋戰役是1940年10月初發生的，導致何應欽、白崇禧發出“皓電”，敦促中共軍隊執行北移命令；曹甸戰役是11月底開打的，導致蔣介石下令不准皖南新四軍走蘇南，還導致國民政府對八路軍、新四軍停餉停彈。該實錄反覆談黃橋戰役，對曹甸戰役卻隻字未提，我認為，探討皖南事變不能忽略曹甸戰役，曹甸戰役對皖南事變的影響恐怕比黃橋戰役更大，更直接。

14。趙琪：“他（項英）在皖南事變期間指揮作戰上的失誤按我個人的感覺，這時候更多是因為優柔寡斷的心理造成的。。。他把新四軍看成一大家子，誰也捨不得丟，每個人都心疼。部隊突圍在攻擊星潭的時候，傷亡一大他就撤下來，特別心疼部隊。實際上他已經把自己放在一大家子家長的位置，而不是放在新四軍統帥的位置上。”

項英心疼、愛惜皖南部隊這一點我完全同意；但我要說，項英不強攻星潭，並非優柔寡斷。應該注意，當時是國共合作抗日，而不是國共內戰。守星潭的國軍是友軍，而非日寇，不能因為人家執行軍令不給你讓路，你就要弄個魚死網破。已經違令在先，再孤注一致強攻星潭，事情就做絕了，叛軍的罪名就坐實了，和友軍就撕破臉，沒有情面可留了。棄攻星潭，是給新四軍留餘地、留後路，保留和平解決事變的機會。如果強攻星潭，蔣介石可能不會在12日下停火令，新四軍的損失將更大。而且，就算攻過了星潭，還得再攻星潭南面40師主力所在的三溪（40師是宋子文稅警改編的部隊，經過淞滬會戰考驗，實力很強），即便闖過了三溪，仍無法擺脫第三戰區十幾萬虎狼之師的前堵後追。而且，皖南轉移部隊不是一隻純戰鬥機動部隊，有很多機關非戰鬥人員（事變中新四軍非戰鬥人員的數量有3000，幾千，一半以上等說法），並攜帶大批行裝，這些因素也不能忽略。新四軍最終得以保存5000多條生命（突圍1000+被俘、被收容4300），可以說是項英的理性戰勝匹夫之勇換來的。

15。趙琪：“幾百人看到葉挺下來以後沒有結果，開始往外面打，大部分死了。只有饒漱石和十幾人衝出去。”
根本不是這麼回事。葉挺出谷談判後，留在西坑山谷內的饒漱石等人沒有往外打（谷外的108師、52師對西坑也圍而不打），雙方沒有戰鬥，“大部分死了”之語更毫無史料根據。饒漱石不是打出去、衝出去的；葉出谷後，饒漱石在山上躲藏隱蔽，被搜山的國軍抓住，饒稱自己是做軍需的歸國抗日華僑，用隨身攜帶的金戒指、銀元收買了抓他的國軍連長，該連長為饒辦了路條，並將他送出了國軍警戒線，饒得以脫身。

16。趙琪說：“當時飛機比較落後，結冰無法處理，有很清楚的航空記錄，沒有國民黨特務的原因。”
葉挺46年自重慶返延安，乘座的是飛虎隊的飛機，駕駛員是美國人，沒有證據說明那是比較差的飛機，空難的原因是導航設備出了故障，這個故障很可能是人為破壞。“沒有國民黨特務的原因”，不排除其它人為破壞。黑茶山空難（四八空難）是一大懸案，同機遇難者還有秦邦憲（博古）、鄧發、王若飛、葉挺的妻子和一子一女等19人。葉挺、博古、鄧發三人的死帶走了很多秘密。本文不就此再作展開了。

17。趙琪：“突圍的時候有九千人，最後正而八經有兩個團突圍出去。當時打到第三天的時候，跟軍部聯繫不上，按照軍部的指令一直往前打，就從星潭方向打出去了”
皖南事變中成功突圍的總共才一千人左右，七百人是原地北渡的，另外二三百人是繞道走蘇南出去的，成建制的兩個團成功突圍的情況並不存在。星潭在南面，這兩個團打出星潭後是怎麼走的？走蘇南？還是又往北走渡江的？這與史實是合不上的。

18。趙琪：“當時國民黨部隊的戰鬥力不是很難打的，軍部有六千人的作戰部隊，有些部隊武器裝備非常好，突圍不難。”
這又是信口開河。第三戰區的不少部隊都在淞滬會戰打過硬仗，戰鬥力很強，皖南事變中參戰的國軍108師，52師，40師都是如此，作為第二梯次警戒未投入戰鬥的62師也是如此。還有，新四軍的武器裝備是國民政府發放的，能比國軍好到哪去？大批非戰鬥人員同行，行裝笨重，何來突圍不難？

19。趙琪：“確有其人，原名叫劉厚總。。。項英比較喜歡他，一直把他帶在身邊做副官。這個人是真實的。”
據項英的秘書之一顧雪卿回憶，殺害項英的劉厚總並不是項英身邊的副官，而是軍部副官處負責管理馬匹的副官，項英與他平時沒有什麼接觸，皖南事變突圍時項英在山裡碰上了劉厚總，劉遂與項同行。

20。趙琪說：“日本和蔣介石在反共這一點上是共同的，也是先天的，他們在某一些局部方面經常就反共達成默契，有直接的陰謀勾結。”
據我所知，國民政府與日本有過謀求兩國和平的談判，但並未有過陰謀勾結，更沒有就反共有過陰謀勾結。如果是我孤陋寡聞，我很樂意接受網友們的指正。相反，沒有中央的指示和授權，潘漢年、揚帆等人不敢，也沒有資格私下與日本人，與汪精衛秘密接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