楊三已死無蘇丑，李二先生是漢奸

作者：羽戈

這是一副無情對，上下聯內容全不相干。上聯所云楊三，本名楊明玉（一作鳴玉），兄弟輩中排行第三，故稱楊三。他唱崑曲，演丑角，一般稱昆丑，因其出身蘇州昆班，亦稱蘇丑。同治、光緒年間的戲劇界，有“同光十三絕”之說，其中僅兩個丑角，一是京丑劉趕三（劉保山），二即蘇丑楊三。“楊三已死無蘇丑”，意思是，楊三代表了蘇丑表演的巔峰或絕唱。下聯所云李二，即李鴻章，兄弟輩中排行第二，故稱李二。他不僅被罵作漢奸，還被稱為“清末第一漢奸”。楊三與李二對照，關乎一段史事，正須一一道來。 儘管不知作者為誰，這副對聯的創作時間應可確定：1895年《馬關條約》簽署之後。憤怒的國人為了攻擊他們眼中的賣國賊李鴻章，不惜拉出已經去世一年的楊三，甚至還虛構了一些故事。如劉體仁《異辭錄》云：“平壤之敗，詔奪文忠（李鴻章）三眼翎，褫黃馬褂。次日，伶人趕三演《丑表功》，去保兒插諢云：‘我有汗馬功勞，奈何奪我三眼翎，褫我黃馬褂？’其時勤恪公（李瀚章）子經楚佑三明保入都，市井無賴怨趕三者，假佑三名，俟其出，執而鞭之，趕三尋死。”

這個故事當中，趕三被害死，只是假借李鴻章的侄子李經楚之名。百年過後，葉曙明寫李鴻章大傳，李經楚則直接成為兇手：“有個叫楊趕三的戲子，演劇《丑表功》時，在台上說：‘我有汗馬功勞，奈何奪我三眼翎，褫我黃馬褂？’剛好台下李瀚章的兒子李經楚（李鴻章長兄李瀚章的次子李經楚，交通銀行首任總經理。）等人在看戲，勃然大怒，衝上去把楊趕三揪下台，送到官府里，打了一頓板子。不久，楊趕三驚嚇過度而死。坊間流傳一副對子：‘楊三已死無昆丑，李二先生是漢奸。’”更好笑的是，作者似乎把楊三與劉趕三混為一談。

要辨析此中真偽，其實不難，只需翻翻楊三的簡歷。他生於1815年，死於1894年，絕無可能與1895年的李鴻章發生關係。所以說這是無情對，“楊三已死”與“李二先生”八竿子打不着，風馬牛不相及（然字字對得工）。

且讓楊三的歸楊三，李二的歸李二。這裡要說的是李鴻章的漢奸問題。他背負漢奸之名，罪證大體有四：一是興辦洋務，二是外戰主和，三是割地賠款，四是收受賄賂。第四點特指1896年《中俄密約》談判期間，俄國人為了促成簽約，向李鴻章行賄300萬盧布（一說“50萬盧布和25萬盧布的貴重禮品”）一事，不過此案疑雲密布，一來只有俄國人的孤證，二來與李鴻章談判的俄國財政大臣維特伯爵在其回憶錄中一面坦言向李鴻章行賄，一面堅稱“李鴻章當時在彼得堡沒有得到任何賄賂”。對此，我們不妨追隨陳旭麓、馬忠文等歷史學者的推論，姑且存疑。

第一點則可多說兩句。晚清時期，在一些極端排外的國人——如義和團——眼裡，不止辦洋務的人，只要一個人與洋字沾邊，譬如使節、翻譯、留學生等，都是漢奸，用義和團的話講，叫二毛子、三毛子（洋人叫大毛子）。哪怕聖賢如曾國藩，都不能免於罵名，遑論他的同鄉、中國第一任駐外公使郭嵩燾，不僅被罵作漢奸，被懷疑“誠不知是何肺肝”，“自京師士大夫下及鄉里父老，相與痛詆之，更不復以人數”；還與李鴻章一樣，被編入對聯以羞辱：

出乎其類，拔乎其萃，不容於堯舜之世；

未能事人，焉能事鬼，何必去父母之邦。

更可怕的是，他死後依然不得安寧，1900年，義和團嘯聚華北之際，刑部侍郎左紹佐趁勢上疏，要求清算兩大漢奸：“請戮郭嵩燾、丁日昌之屍以謝天下”，此時距離郭嵩燾謝世已經十年。當然現在來看，彼時的漢奸，實則為開眼看世界的先知，這不是罪名，而是榮耀。

至於第二、三點，不妨合在一起說。無可否認，不論中法戰爭（1883年12月～1885年4月），還是中日戰爭（1894年7月～1895年4月），李鴻章都是主和派，而且是領袖人物。

以前說過，從鴉片戰爭開始，到抗日戰爭結束，這一百年來，大部分中外戰爭，都徘徊於“戰難，和亦不易”（胡蘭成語）的困局之中。戰難，由於國力、軍力俱不如人。譬如十九世紀80年代的中法戰爭，李鴻章判定“南北洋水師尚未練成，不能與法國角逐”。十九世紀90年代的中日戰爭，李鴻章的女婿兼幕僚張佩綸認為“陸軍無帥，海軍諸將無才”。淮軍名將劉秉璋之子劉聲木直言道：“當時我國陸軍萬不能敵日本陸軍，海軍萬不能敵日本海軍，稍有知識者無不知之，不待智者也。德宗景皇帝（光緒）昧於外情，輕於嘗試。文忠（李鴻章）久知淮軍暮氣甚深，海軍又屬新練，厭戰主和，原屬不得已之苦衷。”

和亦不易，除了要滿足列強的貪婪胃口，還得化解朝野主戰派製造的輿論壓力，後者往往更其艱難。所以說，時人認為甲午戰爭系李鴻章“以一人敵一國”，還是低估了他；實質是“以一人敵兩國”：日本和中國。

既然戰和兩難，作為國家重臣、北洋領袖，李鴻章所需考慮的問題，則在使中國的損失或犧牲最小化。如開戰敗北而賠款，與主和而直接賠款，哪個數目更小。以此來看甲午戰爭，可知其關節點，不在中國為什麼戰敗，而是該不該開戰。如陳寶箴、陳三立父子對李鴻章的深切批評：“蓋義寧父子，對合肥之責難，不在於不當和而和，而在於不當戰而戰，以合肥之地位，於國力軍力知之綦審，明燭其不堪一戰，而上迫於毒後（慈禧）仇外之淫威，下於書生貪功之高調，忍以國家為孤注，用塞群昏之口，不能以死生爭，義寧之責，雖今起合肥於九泉，亦無以自解也。”（黃浚《花隨人聖庵摭憶》）就此說來，主和不是罪名，不敢堅決主和才是天大罪過。

戰敗之後，自然要簽約，喪權辱國，在所難免。任誰去談判、簽字，都將是替罪羊，千夫所指，人皆欲殺。如果說簽署《馬關條約》，李鴻章作為北洋大臣，兵敗的責任人之一，不得不出來頂缸。那麼簽署《辛丑條約》，清朝的失敗，幾乎與他全無關係，八十老翁，扶病北上，則純出於責任。這非但不是賣國，反而一派愛國的熱忱。再如，與日本談判，割地賠款，乃是朝廷的統一決策，李鴻章原本主張可賠款不可割地，“割地不可行，議不成則歸耳”。到頭來，他卻成為最大的賣國賊，替整個朝廷買單。這已經不是奸臣為皇帝頂罪那麼簡單，而是一種更深的政治悲劇。

李鴻章晚年曾以裱糊匠自嘲：大清王朝如一間破屋，其一生功業，辦廠、練兵等，則似裱糊匠東補西貼，勉強塗飾，將之敷衍為淨室，待真相破露，不可收拾，“裱糊匠又何術能負其責”？這番話無奈而沉痛。庚子年北上之前，裴景福問他怎麼收拾殘局，他答以三點：剿拳匪以示威，懲罪魁以泄忿，第三則是賠款，“兵費賠款之數目多寡，此時尚不能預料，惟有極力磋磨，展緩年分，尚不知作得到否？我已垂老，尚能活幾年。總之，當一日和尚撞一日鍾。鐘不鳴了，和尚亦死了”（李岳瑞《悔逸齋筆乘》）。

這番話同樣無奈而沉痛。然而，就是這麼一位豪傑，一生被守舊派罵作漢奸，被清流黨罵作漢奸，被義和團罵作漢奸，被愚昧的民眾罵作漢奸，至死都不能擺脫漢奸的罵名。即便如此，其絕筆詩依舊憂國憂民，讀之令人無語凝噎：

勞勞車馬未離鞍，臨事方知一死難。

三百年來傷國步，八千里外弔民殘。

秋風寶劍孤臣淚，落日旌旗大將壇。

海外塵氛猶未息，諸君莫作等閒看。

（傳英國代表80年代訪華，和中國商談香港新界99年租期屆滿的續租問題，被鄧小平一口否決：“我不是李鴻章！”可見遺毒仍在（1840年，清廷代表欽差大臣耆英、伊里布和英國簽《南京條約》，割讓香港，與李鴻章（1823－1901）無關。新界是1898年租借給英國的，到1997年正好99年。）。後來撒切爾夫人訪華時告訴鄧小平，新界有99年租期；香港本島是當年割讓給英國的，沒有租期屆滿一說。鄧小平一下懵了，於是指着撒切爾夫人跟翻譯說：“告訴這個婆娘，主權問題沒得商量。”撒切爾夫人氣得一出大會堂就在下台階時跌了一跤。中國把這個鏡頭播放出來訕笑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