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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安的女兒》觀後感

文/桑宜川

早在上世紀末，日本導演池谷熏（Kaoru Ikeya）執導了一部關於現代中國的紀實記錄片《延安的女兒》，原版海報中的日文“娘”翻譯成中文，即是“女兒”之意，曾獲得數項國際影視大獎，其中有賓夕法尼亞電影節最佳作品獎(2002年)，芝加哥國際電影節銀獎 (2002年)，卡洛維法利國際電影節最佳紀錄片獎 (2002年)，捷克電影節瓦茨拉夫·哈維爾特別獎 (2003年)等，可謂名至實歸。

這部記錄片主要講述了被遺棄在“革命聖地”的一個“灰姑娘”的人生故事，她長大成人後，每天盼着能見到遠在北京的親生父母親一面。然而，塵封了30多年的親情關係，難以啟齒的私生女記憶，城市與農村的生活差別，構成了戲劇性衝突的故事，真實記錄了“文革棄兒”與父輩們的苦難人生歷程。當年，這部記錄片是為日本NHK電視台高清頻道製作的，製作歷時2年，拍攝膠捲達170個小時。NHK增加副標題“文革下放 30年後夏天”，並於2001年8月首次播出，2010年台慶20周年時再次重播，在全球範圍內引起關注，收視率很高。

影片講述了一個叫何海霞的延安農村女孩尋找自己親生父母的故事，由一個叫黃玉嶺的男子帶着日本導演池谷薰去農村、北京各處尋找和拍攝的，也許是因為他有過與海霞親生父母同樣不幸的遭遇，所以樂意幫助何海霞找到自己的父母。黃玉嶺是北京長辛店一中的知青，1968年與400多中學同學一道來到延安插隊，結果因為和一個女知青戀愛，並使女孩懷孕而被控“反革命罪”，獲刑5年。女知青最後人工流產，他的孩子沒有生下來。黃玉嶺在強制勞改以後，再也沒有回到北京，在延安當地開了一間小飯館。

黃土高原上的延安山區在紅色話語中被譽為“中國革命的聖地”。那裡是小女孩何海霞的出生地，她從一出生就被拋棄，長大後一直在尋找拋棄了自己的親生父母。 她的父母是在“文革”時期，從北京下鄉到延安的知青。“我為什麼會出生，又為什麼被拋棄？”面對攝像機的鏡頭，她仰天扣問，喚醒了一代知青們不堪回首的記憶。到今天，整整五十多年過去了，其間發生了太多的悲情人生故事。日本導演池谷薰頗具慧眼，選取了何海霞作為主角，通過她的極富戲劇性的故事，試圖揭示當時的“知青運動”對普通人的影響。

何海霞1972年生於延安地區的貧窮山村，她的父母是一對來自北京的知識青年，當時是禁慾的年代，戀愛被視為大逆不道的行為，如果還有懷孕的事情發生，男方就會因為流氓行為被判罪。所以海霞出生以後，父母都接受了處分，不知去往何方。何海霞被當地農民收養。養父一家始終隱瞞着這段歷史。何海霞結婚生子以後，村里人告訴了她真相，但是快30年過去了，已經沒有人知道她的親生父母在哪裡。

長大成人後的何海霞是一位年輕而又淳樸的農村婦女，陝北山區的生活環境造就了她的紅撲撲臉頰，粗糙皮膚，那時候她已成家，有一個男孩。何海霞的生活是平凡的，與身邊一起長大的農村姐妹們沒有什麼分別，但自從她的身世公開後，往日的平靜生活就被打亂了。她是400名奔赴延安的北京長辛店知青的後代，生父叫王露成，在王露成和另一位北京女知青非婚生下海霞後，即拋棄了她，由當地老鄉收養了她，但沒過多久，第一個養母便去世了。撫養她長大的是第二任養父養母。一直到何海霞長大成人，有了自己的孩子，養父養母都沒告訴過她真正的身世，而當年的北京知青王露成與戀人回城後，因為王露成的工廠小，效益差，生活拮据，倆人便分手了。王露成回城後的日子始終過得很落魄，28年再也沒有聯繫當年的戀人，倆人更沒過問那個孩子的下落。

看到已經長大的女兒的照片，王露成第一反應是怎麼長這麼難看，沒有想見面的意思。但何海霞是個很有個性的農村婦女，近似於張藝謀電影中的農村婦女秋菊和魏敏芝。何海霞不圖別的，只為能見上親生父母一面。起初，何海霞希望親生父母回延安認親,，但被拒絕了。最後，何海霞決定自己去北京找親生父母。何海霞最終見到了自己的生父，非常遺憾的是，近在咫尺的生母，不願意露面，連個問候也沒有。與父親見面後，何海霞回到了養育她的延安農村，依舊過着和以前一樣的生活，只不過多了一個牽掛的北京父親。她給父親的信函中說，今年收成好，家裡打下了不少糧食。

影片在何海霞尋找父母的故事之外，又延伸出幾條副線，除了黃玉嶺以外，還有一個叫王偉的當地農民，當年是生產隊的會計，和一個北京女知青戀愛了，後來說他強姦了女孩，判了15年的徒刑。直到今天，王偉都在叫冤。他說，他們當初連手都沒有碰過，強姦也沒有具體的說法，沒有時間、地點和細節，是一個叫郭忠民的北京幹部強迫他認罪的。王偉敘說時，導演給了他很近的特寫鏡頭，你看見的是一個滿臉皺紋的老人。

黃玉嶺到北京尋到郭忠民時，郭忠民同樣是一頭白髮。郭忠民不由得說起了他的故事： 當年為了去延安管理這些知青，自己幼小的孩子被送往老家，由母親照顧，但是生病沒有得到及時的治療，孩子變成了聾子。他堅持說，他沒有強迫王偉，是和當時的公檢法一起查辦的。在場的人都沉默着，因為誰都知道，文革中，沒有法制的年代，這樣的查辦是很難說明白真相的，一句話：破壞上山下鄉，就足以構成罪行而宣判你。

拍攝顯然是艱苦的，有一個鏡頭，讓人一下就明白了，村子裡的人是在怎樣的環境下生存的。村口，突然一陣狂風颳來，攝影機停在那裡一動不動，開始是黃土飛揚，然後是村子裡的人在狂奔，最後是大風捲起的黃土，把整個畫面覆蓋了，簡直像特技鏡頭。就是在這樣的環境下，池谷薰堅持了兩年，拍攝了170小時的素材，完成了這部兩小時長度的紀錄片。

可是，對於導演來說，更艱苦的大概是尋找事實的真相。在你面前，所有人都讓你同情，何海霞的生父王露成，在北京一家工廠倒着三班，住在一個小平房裡，昏暗的燈光下，你能看見一個被生活磨難着的男人。還有何海霞的養父母，他們不願讓海霞去北京看望生父。何海霞的生母一直沒有出場，影片結束的時候，在接聽電話時，她的回答是：不願意認領自己的女兒。

影片有許多難得可貴之處，以何海霞的故事為主線，穿插了其他幾個知青類似的故事以及增添了國家領導人劉少奇與彭真被糾斗的鏡頭，使得海霞的故事有了厚重感。對於當年整人的被整的，都給予了平等說話的機會。影片從頭到尾，沒有任何旁白，只紀錄，不評判。當知青聚會時，有幾個鏡頭很抓人，一個是海霞唱了首“世上只有媽媽好”，對於生母，她沒有指責，第二是王露成與一起插隊的知青關於“插隊”政策是否正確的激烈辯論，王露成對政策不滿，而另一位知青不同意他的看法，第三是當年一起插隊的知青為海霞捐款，說明人間還是有真情。影片的攝影和音樂製作都堪稱一絕，音樂製作人是著名的三寶，淒婉的嗩吶聲，成了影片的催淚彈。

歐洲的一位哲學家曾說過，歷史不過是一個任人打扮的“灰姑娘”。從今天的視角，回顧過去，你會發現，許多歷史篇章都曾被反覆改寫，因而成為今天讀者的迷津。“延安的女兒”便具有喚醒當代記憶中真實的一面的魅力。應該客觀地說，日本導演拍的“延安的女兒”真切反映了文革的傷痕及其後果，雖然敘述的僅是個人悲情故事，真實的人生比虛構更能引人入勝，感人至深。這是在近年來的中國電影中難以發現的。

在這部細膩而攝人心魄的紀錄片中，有着超越想像的深重哀傷，默默地向我們訴說人是有尊嚴的這樣一個普世的主題。這部記錄片的導演Kaoru Ikeya曾在京都同志社大學研習哲學，他的哲學背景和外來者身份賦予了他一種“並非身在此山中”的局外人的清醒視角，電影由海霞，三十多年前從北京下鄉的知青所遺下的“孽債”的尋親之路切入，在文化大革命的歷史背景下，檢視了在瘋狂的時代裡個人生活所遭受的摧殘。（上圖：撫養海霞長大的是第二任養父養母）

電影由一個宏大的俯拍鏡頭開始：延安貧瘠的土地上，人渺小如蟻。何海霞在田間耕作，一張帶酒窩的樸實農民的臉。隨後，她的照片出現在了北京生父的手中。“我操，怎麼長這樣兒？”是其生父的第一反應，隨後大段沉默。然後，他的眼淚無聲湧出，他說“我對不起她。”海霞在延安，生父在北京；生下海霞是在48年前，而如今已然是天翻地覆之後的新時代。空間和時間皆無法和解，劇烈的衝突凝結在這個瞬間：生父拿着當年遺棄的女兒的照片，泣不成聲。這一切究竟是誰的錯？

這不但是導演的問題，也是何海霞的生父經常捫心自問、無法排解的鬱結。遺棄了自己的女兒，我究竟還算不算人？還是只是一個畜生？他想起人們對他的指責，心情難以平靜。同樣經歷了上山下鄉的北京知青黃玉嶺，是電影的副線。他同樣有一段傷痛的過去：因為在革命年代令女友不慎懷孕，他被定為“反革命”，不得不在勞改所度過青春年華。當年他沒有生下自己的子女，如今他卻在為海霞與親生父母相見而奔走。他請來與養父母相熟的鄉親，說服他們同意海霞赴京。（上圖：至今仍留在延安的北京知青黃玉嶺）

父女相見的一刻是電影的高潮，鏡頭追隨着何海霞，進入生父的房間，彼此沉默之間，是女兒的不知所措和父親沉重的嘆息聲，就好像過去活生生地又來到了眼前。生父請求女兒原諒，打我吧，他說。女兒卻說，哪個娃兒會打她爸啊。就這樣寥寥數語間，現出和解的端倪。一如電影末尾，黃玉嶺面對着已然一頭白髮的、當年可能錯判其命運的領導，不再忍心開口質問。畢竟時過境遷，畢竟那過去是延安的女兒，如今惟有抱以一顆寬容的心，向前看，翻過這悲情歷史的一頁。

今天的世界已經被我們太多絢麗的“秀場”占領了，生活被粉飾一新，被強調了的盛世和進步；電影已經被娛樂全面吞噬，人們快樂得沒有了思考。我不是想說《延安的女兒》有多了不起，這部紀錄片原本只是為NHK高清頻道而製作的，因為沒有燈光照明的輔助，高清攝像機拍攝出來的畫質，總是不能給人以漂亮的感覺，從影像的質感上說，《延安的女兒》沒有什麼特別出色的畫面，甚至顯得有些粗糙；對於我們這一代經歷了“文革”的人來說，記錄片裡所展現的思考和角度，顯得多少有些單薄。但是當影片結束時，我還是被感動了，這樣的故事，竟然是由一個日本人來關注和拍攝的。影片的平實和坦然，讓我看見了終為農婦的海霞人生淒楚，沒有回京的黃玉嶺的真誠和質樸，看見了一代知青對黃土地的懷念，看見了何為世態炎涼，以及人心的冷漠。

影片展示的每一鏡頭都值得尊敬。從導演截取的真實畫面，你會看見，一個給予我們年輕時代那麼多浪漫色彩的“延安”，在現實生活中，當被剝離了所有的夢幻和色彩後，展現出的是貧困、封閉而艱難的現實。行筆於此，我想起了文友史鐵生，他與這部記錄片中展現的北京長辛店一中400多名知青一樣，都是那個時代從北京插隊到延安的知青，有一次不幸遭遇事故，雙腿高位截肢，後來回京，多次想到了自殺，然而終于振作了起來。他雖沒有紅二代的官運亨通，但坐在輪椅上筆耕，寫下了多篇苦難歲月里的詠嘆調，因而載入文學史冊，永遠流芳。這讓我意識到，對於那一段已被塵封的過往歷史篇章，如果我們不再反思教訓，以史為鑑的話，我們的後代子孫將為我們這一代人的冷漠和徹底遺忘買單。

2019年7月13日星期六修訂於加拿大溫哥華楓林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