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亡也忽焉”與“萬世一系”

官偉勛

中國歷代王朝（四分五裂的戰國、春秋以及其以前屬於傳說的時代不能算了），秦統一後只存在14年，西漢214年，東漢195年，三國45年，西晉51年，東晉十六國103年，南朝四朝共169年，隋23年，唐209年，五代十國共53年，北宋167年，南宋152年，元97年，明276年，清267年。長的200多年，短的10多年，確平“其亡也忽焉”了。

日本天皇，從公元前660年第一代天皇神武天皇即位，到明治睦仁天皇是第122代，到大正嘉仁天皇是第123代，到昭和裕仁天皇是第124代。當前的明仁天皇是第125代。

據《三國志・魏志》《樓人傳》記載：公元1—2世紀，日本島上存在着一百多個小國，實際上只是一些獨立的部落，“大約還處在原始社會末期”（《中國史稿》）。到3世紀，“九州北部出了個較強大的邪馬台國。”公元3世紀後，“在本州島的中部地方興起了一個大和國”。“日本史書中關於大和國家產生和發展的記載顯然大部份出於後來的編造。”（《中國史稿》），但“大化革新”後的歷史應是可信的。“孝德天皇即位心元大化。公元646年（大化二年）頌布“革新詔令”。史書稱“這一改革打破了氏族貴族的世襲特權，促進了奴隸經濟的發展，並建成以天皇為首的集權國家。”

“大化革新”的時間相當於我國唐初貞觀20年，是第35代天皇皇極女皇讓位於第36代天皇孝德天皇的第二年。至少，從那以後，日本天皇也可以算得上是“萬世一系”了。

為什麼中國王朝總是不斷更迭，不斷發生新王朝推翻舊王朝的血流成河的戰爭？為什麼日本的天皇制卻能一代一代傳下來？從政權組織形式上看，一個根本原因就在於是不是“君權至上”。

日本的“改革者集團在646年所謂的‘大化革新’中奪取朝廷政權。他們更加飽含熱情地學習、引進中國的技術和制度。這種大規模地借鑑中國的浪潮持續了近兩個世紀，直到9世紀才減弱下來。雖然學得並不是完美無缺，但日本通過模仿中國而從一個落後的部落地區一躍成為高度文明世界的一個名副其實的成員。當時中國在政治上經濟上都是世界上最先進的國家，並已經開始確立此後將近1000年的在世界上的領導地位。”（美・賴肖爾《當代日本人》）“總之，以前明顯比北歐民族落後的日本人，在從6世紀到9世紀這300年內，在藝術、文學、技術、政治和社會制度的各方面都走在了前面。”（同前）

值得注意的是以下這點。

“日本人還接受中國的君主權至高無上的君主政體思想，企圖將他們自己半神化的領袖變成中國式的世俗統治者，此後，天皇在理論上就具備了雙重性格和職能，既是國家神道的宗教領袖，又是中國式的世俗國家君主。然而，天皇實際上很少起到後一種角色的作用。有史以來，天皇從未作為征服者獲得權力；到了7世紀，他在很大程度上已成為權威的象徵，而不是大權在握的君主。”、“在多數情況下，龐大的皇親國戚，眾多的朝廷公卿以及後來居上的地方封建貴族操縱着天皇。因此天皇只能履行禮儀性職能，而不能行使統治大權。因而到了9世紀，天皇提前退位幾乎成了慣例。”“天皇目前具有的僅僅是，‘國家和國民團結的象徵’的地位，是1000年前形成的。”（同前）

中國廣大國土是連成片的，日本則分為本州、九州、四國北海島，隔海相望。中國有廣袤的大平原；日本則國內多山，許多地方相互隔絕。中國北方一直不斷有強悍的少數部族崛起，周而復始，既破事中原必須有個統一集中而又強大的政府國家對付其入侵，又破使這個強大國家不斷流血以至國力消耗殆盡而衰亡；日本則四面環海，除了元朝未成功的入侵外，只有二戰時的美軍登過陸，歷史上從來沒有必須全國全民一致對付的外族威脅。所以，儘管日本學中國，其權力卻越來越分散，越來越下移。它學的是中國的封建制，實際上卻更像歐洲的封建制。到德川家康（1542-1616)襲用“將軍”頭銜時，他把全國1/4的土地以及所有大城市、港口和礦山留給自己。在全國有245個到295個（數目因時而異，屢在變動）擁有將軍封賜土地的領主，即所謂“大名”。

“大名”與將軍一樣，都維持有大批武士與家臣。武士是統治者，農民是生產者。中央實際上不擁有對農民的各種權力。早在15世紀末，莊園完全停止向朝廷和貴族上交捐稅。正像歐洲法國加佩王朝時期（987-1238）那句話：“我的附庸的附庸，不是我的附庸。”（蘇聯科學院編《世界通史》）

這種分散的權力，正是後來薩摩、長門工商業興起後，促使明治維新成功的重要因素。

中國與此不同。在整個封建時代，一直是在不斷加強君權。中國的開國皇帝都是征服者，所以也就特別重視實權。秦始皇一上台，就要明確自己貴抵三皇，功蓋五帝，稱皇帝，獨攬天下政治、軍事、經濟大權。設丞相以執行“朕”之意志。漢唐以後基本上都承秦制。明朱元璋，“廢除了中國歷史上有一千多年的丞相制，和七百多年的三省制度，形成中國歷史上皇權絕對專制局面”（《明清史》）。“廢除各地行中書省，改變了各地割據形勢，削弱了地方獨立性，設置了直屬皇帝的三司，皇權對地方的統治也空前提高。”（《明清史》）

雍正更進一步。他為“乾綱獨斷”，創軍機處。選幾位精幹大臣在他身旁值班，把內閣甩在一邊；是中央行政領導體制的又一大改革。議政處無議政之權，是名存實亡。內閣失去擬票權，形同虛設。政府的所有權力全部給雍正一人了。從此，“天下庶務皆歸他一人處決”了。（《雍正傳》）

縱觀漢唐明清，高度集權專制也曾有過積極的一面。尤其在戰爭年代，如果獨裁者比較英明，它就有利於靈敏地作出反應，有郊地使用力量，有利於統一大業。

但，特定歷史條件終究很少，而英明的人更少。即使有，也不可能在一切領域都英明，在任何時期，如病時都英明。尤其無法將其英明遺傳給下一代。於是，手握至高無上之權而又昏聵無能，可以為所欲為而又沒有任何法制約束，這個位子和這種體制，便成了野心家夢寐以求的獵取對象，成了高高在上脫離人民脫離實際的孤家寡人，成了腐敗之源，成了吞噬消耗天下財物的無底洞，成了醞釀製造又一次大動亂的溫床。

結果：虛位分權反可以永存，而專權獨裁則“其亡也忽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