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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昌海:打土豪,分田地
送交者: 芨芨草 2020年01月26日21:19:36 于 [史地人物] 发送悄悄话

马昌海:打土豪,分田地

 

中国传统乡村的财富有三大块,一块是富户们正在享用的东西。第二块是乡村中被藏匿起来的积蓄。由于治安和灾荒等原因,乡村积蓄总是被农民用各种方式贮藏,以防匪为主,保值在其次。第三块是乡村当期收成,要到收获时才能算作有效的财富。中共进入乡村後,革命就只能建立在这三块财富基础之上,问题只是在于如何拿到。凡是更加有效的乡村财富动员手段,一定是对应了更加合理的革命行动和策略。针对第一块财富,最有效的方法也是最简单的方法,就是直接抢走了事,美其名曰筹款。但这同土匪的抢钱不同,它被表述为一种革命行为,一种大义,而且还衍生出很多本土化的组织来确保筹款。苏维埃政府早期的主要任务就是筹款。

打土豪是中国革命的一个意象。从早期的国民革命、中共苏区,到土改,到文革,一直都在打土豪,而且打的方式也差不多。从南方一些县志上看,打土豪的那些方式方法并不是中共发明的,民间早已有了,而被中共在早期农村动员时借用光大了。中共从城市败退下来走入乡村时,并不知道如何动员乡村的力量。他们进入乡村後看到了民间那些独特的方式,就拿来借用,打土豪的那些办法就是这样来的,并保留在革命的记忆中。抗战後期在晋绥等地也采用了当年在南方乡村的办法,同样很灵。

1927年以後的中共乡村革命有两种类型。一种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那种先起义(开端大体上是兵变),然後顺其自然地流落到某处安营扎寨。这就是一种突然而至的外来的力量冲进了乡村的传统结构里,接着就打出了分田地的口号。有了分田地这个重要的旗帜,共产党武装就会与那些路过的北方军阀顺带抢一把,以及本地传统力量区别开来。红军早期战斗频繁,缺钱缺粮,就只有先抢了再说。从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乡村革命类型来看,其早期打土豪就重于分田地。本来中央指示打土豪是动员手段,实现分田地才是目标。但在井冈山时期是顾不上的,因为经常有战事。

以方志敏在赣东北为代表的类型,是一种本地知识青年发动的乡村革命,因为是从内部发动,就要先来说服传统结构中的某些力量,逐渐地聚集能量。然後设法诱发或等待一个革命契机,突然释放能量,炸毁旧结构。方志敏们就是这样耐心地用分田地之类的思想去影响本地结构中的那些潜在的异己力量,然後突然暴动。这之後就是如何实现分田地,那就是打土豪””。当方志敏的暴动大到一定程度,已经突破了乡间的界限时,那些外来的反革命力量就要不期而至了。这时,方志敏式的革命也就发生变化了。分田地就逐渐成了幌子,打土豪又成了当务之急。

不管哪种类型的革命,都打着分田地的旗号。都只有打土豪才能解决问题,尽管开始的时候从党的革命战略的完整性讲,打土豪分田地的手段。所以打土豪有个从革命到经济的过程。

红军每到一处就是打土豪。分田地只是口号,并无法真正执行。这种浮光掠影式的打土豪,即不能深入乡村结构中实现革命转换,又无法拿到被农民小心藏起来的财产以维持红军大队。毛泽东1928年夏提出经营永新时就看到了这一点,即光从乡村第一块财富资源上搞,只能维持土匪式生存。要在第二块乡村资源上打主意。朱毛红军向赣南的转战过程中解决了这个难题,把分田地打土豪和打仗建立红区这三件事给合成为三位一体。持续地推进分田地,以此充分深入地打土豪,彻底动摇乡村结构,形成在新的乡村治理基础上稳定的红色区域,以此不断地获得人、财、物的输送,支持红军部队大规模发展。

原先那种打土豪只把浮在表面上的财产拿去了。一旦红军用打土豪的办法筹款已成一种社会传闻时,各家对财产的保护措施就会层出不穷。如果红军经过的时间比较短,那些被藏觅的财物就有很大可能保住。这种积蓄在当时叫浮财,是历年的结余以某种保值的方式贮存起来的财产,这主要是相对富裕家庭的家底。在江西,民间财富可能主要就是这一块。因为江西较少大的自然灾害,所以这种民间财富的数量还是很可观的。红军长征到陕北後日子难过,彭德怀带兵东渡黄河,在晋西南转了两个月回来,弄了50万大洋。山西和江西有些类似,民间财富相对比中原要多点,比沿海藏的深一点。赣南、闽西这些地方,过去基本上是接近地方自治那样一种治理形态,民间的财富比较完整。但这点财产一般都有比较好的保护措施以应付盗匪。所以有个词很形象:挖浮财。一个字,活灵活现了一幅发现乡村财富的图景。这一块财产的规模要比前一块大的多。如果把目光转到这一块上,那红军的财政基础就大大的扩展了。

要把这块财富拿到手,就要想办法:一是如何知道这些财产藏在何处,二是如何拿到手里。如果财产主人的反抗行为每时每地发生,会分散红军的很大精力。用现在的词语表述,就是要有个低成本有效的办法。这办法很简单,就是分田地。从台面下讲,就是从乡村里找出消息灵通的内部人来,给他奖励,由他收集浮财的信息,再由他带领设法挖出这部分浮财,给他一笔回扣,大部分交给红军。然後再盯住下一家,继续挖。这个挖浮财的手段令人咋舌,有专门的指导文件教下级如何挖。这大概是那些面目不清的乡村边缘人物痞子与书生们的共同创造吧,一个出经验,一个给概括。不论是谁的创造,这套做法到後来在山西、山东搞土改时就很发达了,高级书生康生把它系统化了。

分田地在台面上,则以重新分配土地为诉求,以那些挖浮财拿回扣的人为主,组成新的乡村治理机构,当时叫乡苏维埃和县苏维埃。由这些机构持续地以革命的名义形成并强化为一种恐怖气氛。在这种赤色恐怖下,不断地刺激出前面那种内部人来,以壮大苏维埃的力量。

在苏区,直接的反抗就会遭到极严厉的镇压。这种镇压残酷程度常常让後人理解不了。正是这种残酷大大地降低了反抗的程度,从而降低了收集浮财交易费用。分田固然对以地为生的农民具有一定吸引力,但现实中一般是从打土豪发动起来的,也就是分财产拿东西,废除债务。苏区的理论刊物公开要求,分田之先必须散发财物,用衣物、谷、米、猪肉启发群众的斗争觉悟,加深群众对分田的要求与认识。从苏区实际看,分地时农民往往虚与委蛇,分了东西,阶级斗争才发动起来。从苏区到解放战争时期和建国初期的历次土地改革,分浮财一直是重要的经验。

19294月毛泽东搞《兴国土地法》为界,以第一块乡村财产为主的打土豪形成的经费模式,与以第二块乡村财产为主的打土豪形成的经费模式,二者在实际运行上是完全不同的。红军19294月到达兴国以後,就开始一种全新的革命过程:先找到一个点,一般是县区,周围相对比较富裕,人口稠密。在这个点上分田地,建立乡村政权,从而获得一个较大的浮财以供给红军。然後又借红军之威,向周边地区扩散,形成一个苏区。由于江西的地貌特征,这种连续扩散有个地理边界,往往是县城周边地区。所以红军又去寻找一个新的点再来一遍,形成一个新的苏区,通过控制两个苏区之间的交通线,使两个苏区连在一起,叫作赤化。这就有了一个更大的苏区,从而供给一支更大的红军队伍。这个过程是良性互动的,相互激励的,于是就持续下去。从1930年这个过程就开始了,用当时的话叫猛烈地扩红。既是指扩大红军,也是指扩大苏区

当时红军往往是先打县城,打不下来就分兵去打乡村里的土豪劣绅。在这种运行过程中,打土豪筹款子本身就变成了革命行为。在这种方式之下,虽然说不上财源滚滚,但确实经费够用。19279月到19294月一年半的时间,毛的红军数量几乎没有增加,就3000多人。但到19318月第三次反围剿胜利时,才不过两年多一点,毛泽东手下的正规部队已达四、五万人,中央苏区有县城21座,红区人口达250万人。两下相比,高下立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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