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昌海：打土豪，分田地

中國傳統鄉村的財富有三大塊，一塊是富戶們正在享用的東西。第二塊是鄉村中被藏匿起來的積蓄。由於治安和災荒等原因，鄉村積蓄總是被農民用各種方式貯藏，以防匪為主，保值在其次。第三塊是鄉村當期收成，要到收穫時才能算作有效的財富。中共進入鄉村後，革命就只能建立在這三塊財富基礎之上，問題只是在於如何拿到。凡是更加有效的鄉村財富動員手段，一定是對應了更加合理的革命行動和策略。針對第一塊財富，最有效的方法也是最簡單的方法，就是直接搶走了事，美其名曰“籌款”。但這同土匪的“搶錢”不同，它被表述為一種革命行為，一種大義，而且還衍生出很多本土化的組織來確保“籌款”。蘇維埃政府早期的主要任務就是籌款。

“打土豪”是中國革命的一個意象。從早期的國民革命、中共蘇區，到土改，到文革，一直都在“打土豪”，而且打的方式也差不多。從南方一些縣誌上看，打土豪的那些方式方法並不是中共發明的，民間早已有了，而被中共在早期農村動員時借用光大了。中共從城市敗退下來走入鄉村時，並不知道如何動員鄉村的力量。他們進入鄉村後看到了民間那些獨特的方式，就拿來借用，“打土豪”的那些辦法就是這樣來的，並保留在革命的記憶中。抗戰後期在晉綏等地也採用了當年在南方鄉村的辦法，同樣很靈。

1927年以後的中共鄉村革命有兩種類型。一種是以毛澤東為代表的那種先起義（開端大體上是兵變），然後順其自然地流落到某處安營紮寨。這就是一種突然而至的外來的力量衝進了鄉村的傳統結構里，接着就打出了“分田地”的口號。有了“分田地”這個重要的旗幟，共產黨武裝就會與那些路過的北方軍閥順帶搶一把，以及本地傳統力量區別開來。紅軍早期戰鬥頻繁，缺錢缺糧，就只有先搶了再說。從以毛澤東為代表的鄉村革命類型來看，其早期“打土豪”就重於“分田地”。本來中央指示打土豪”是動員手段，實現“分田地”才是目標。但在井岡山時期是顧不上的，因為經常有戰事。

以方志敏在贛東北為代表的類型，是一種本地知識青年發動的鄉村革命，因為是從內部發動，就要先來說服傳統結構中的某些力量，逐漸地聚集能量。然後設法誘發或等待一個革命契機，突然釋放能量，炸毀舊結構。方志敏們就是這樣耐心地用“分田地”之類的思想去影響本地結構中的那些潛在的異己力量，然後突然暴動。這之後就是如何實現“分田地”，那就是“打土豪””。當方志敏的暴動大到一定程度，已經突破了鄉間的界限時，那些外來的反革命力量就要不期而至了。這時，方志敏式的革命也就發生變化了。“分田地”就逐漸成了幌子，“打土豪”又成了當務之急。

不管哪種類型的革命，都打着“分田地”的旗號。都只有“打土豪”才能解決問題，儘管開始的時候從黨的革命戰略的完整性講，“打土豪”是“分田地”的手段。所以“打土豪”有個從革命到經濟的過程。

紅軍每到一處就是“打土豪”。分田地只是口號，並無法真正執行。這種浮光掠影式的打土豪，即不能深入鄉村結構中實現革命轉換，又無法拿到被農民小心藏起來的財產以維持紅軍大隊。毛澤東1928年夏提出“經營永新”時就看到了這一點，即光從鄉村第一塊財富資源上搞，只能維持土匪式生存。要在第二塊鄉村資源上打主意。朱毛紅軍向贛南的轉戰過程中解決了這個難題，把“分田地”、“打土豪”和打仗建立紅區這三件事給合成為“三位一體”。持續地推進分田地，以此充分深入地“打土豪”，徹底動搖鄉村結構，形成在新的鄉村治理基礎上穩定的紅色區域，以此不斷地獲得人、財、物的輸送，支持紅軍部隊大規模發展。

原先那種“打土豪”只把浮在表面上的財產拿去了。一旦紅軍用“打土豪”的辦法籌款已成一種社會傳聞時，各家對財產的保護措施就會層出不窮。如果紅軍經過的時間比較短，那些被藏覓的財物就有很大可能保住。這種積蓄在當時叫“浮財”，是歷年的結餘以某種保值的方式貯存起來的財產，這主要是相對富裕家庭的家底。在江西，民間財富可能主要就是這一塊。因為江西較少大的自然災害，所以這種民間財富的數量還是很可觀的。紅軍長徵到陝北後日子難過，彭德懷帶兵東渡黃河，在晉西南轉了兩個月回來，弄了50萬大洋。山西和江西有些類似，民間財富相對比中原要多點，比沿海藏的深一點。贛南、閩西這些地方，過去基本上是接近地方自治那樣一種治理形態，民間的財富比較完整。但這點財產一般都有比較好的保護措施以應付盜匪。所以有個詞很形象：“挖浮財”。一個“挖”字，活靈活現了一幅發現鄉村財富的圖景。這一塊財產的規模要比前一塊大的多。如果把目光轉到這一塊上，那紅軍的財政基礎就大大的擴展了。

要把這塊財富拿到手，就要想辦法：一是如何知道這些財產藏在何處，二是如何拿到手裡。如果財產主人的反抗行為每時每地發生，會分散紅軍的很大精力。用現在的詞語表述，就是要有個低成本有效“挖”的辦法。這辦法很簡單，就是“分田地”。從台面下講，就是從鄉村里找出消息靈通的內部人來，給他獎勵，由他收集“浮財”的信息，再由他帶領設法挖出這部分浮財，給他一筆回扣，大部分交給紅軍。然後再盯住下一家，繼續挖。這個挖浮財的手段令人咋舌，有專門的指導文件教下級如何挖。這大概是那些面目不清的鄉村邊緣人物痞子與書生們的共同創造吧，一個出經驗，一個給概括。不論是誰的創造，這套做法到後來在山西、山東搞土改時就很發達了，高級書生康生把它系統化了。

“分田地”在檯面上，則以重新分配土地為訴求，以那些挖浮財拿回扣的人為主，組成新的鄉村治理機構，當時叫鄉蘇維埃和縣蘇維埃。由這些機構持續地以革命的名義形成並強化為一種恐怖氣氛。在這種赤色恐怖下，不斷地刺激出前面那種“內部人”來，以壯大蘇維埃的力量。

在蘇區，直接的反抗就會遭到極嚴厲的鎮壓。這種鎮壓殘酷程度常常讓後人理解不了。正是這種殘酷大大地降低了反抗的程度，從而降低了收集“浮財”的“交易費用”。分田固然對以地為生的農民具有一定吸引力，但現實中一般是從打土豪發動起來的，也就是分財產拿東西，廢除債務。蘇區的理論刊物公開要求，分田之先必須散發財物，用衣物、谷、米、豬肉啟發群眾的鬥爭覺悟，加深群眾對分田的要求與認識。從蘇區實際看，分地時農民往往虛與委蛇，分了東西，階級鬥爭才發動起來。從蘇區到解放戰爭時期和建國初期的歷次土地改革，分浮財一直是重要的經驗。

以1929年4月毛澤東搞《興國土地法》為界，以第一塊鄉村財產為主的“打土豪”形成的“經費模式”，與以第二塊鄉村財產為主的“打土豪”形成的“經費模式”，二者在實際運行上是完全不同的。紅軍1929年4月到達興國以後，就開始一種全新的革命過程：先找到一個點，一般是縣區，周圍相對比較富裕，人口稠密。在這個點上“分田地”，建立鄉村政權，從而獲得一個較大的“浮財”以供給紅軍。然後又借紅軍之威，向周邊地區擴散，形成一個“蘇區”。由於江西的地貌特徵，這種連續擴散有個地理邊界，往往是縣城周邊地區。所以紅軍又去尋找一個新的點再來一遍，形成一個新的蘇區，通過控制兩個蘇區之間的交通線，使兩個蘇區連在一起，叫作“赤化”。這就有了一個更大的“蘇區”，從而供給一支更大的紅軍隊伍。這個過程是良性互動的，相互激勵的，於是就持續下去。從1930年這個過程就開始了，用當時的話叫“猛烈地擴紅”。既是指擴大紅軍，也是指擴大“蘇區”。

當時紅軍往往是先打縣城，打不下來就“分兵”去打鄉村裡的“土豪劣紳”。在這種運行過程中，“打土豪”籌款子本身就變成了革命行為。在這種方式之下，雖然說不上財源滾滾，但確實經費夠用。1927年9月到1929年4月一年半的時間，毛的紅軍數量幾乎沒有增加，就3000多人。但到1931年8月第三次反“圍剿”勝利時，才不過兩年多一點，毛澤東手下的正規部隊已達四、五萬人，中央蘇區有縣城21座，紅區人口達250萬人。兩下相比，高下立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