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鄧小平“黃金十年”初步探討(七)——鄧小平、趙紫陽推動中國社
送交者: 巴山老狼 2020年04月23日20:36:59 於 [史地人物] 發送悄悄話

鄧小平“黃金十年”初步探討(七)——鄧小平、趙紫陽推動中國社會民主啟蒙運動

作者:巴山老狼

世界在變革,中國也在鄧小平、趙紫陽的領導下,開啟了政治變革!

老狼之所以說是鄧小平、趙紫陽在領導中國八十年代末期的政治變革,原因還是趙紫陽一九八九年在會見戈爾巴喬夫時所說的:“在最重要的問題上,仍然需要鄧小平同志掌舵。十三大以來,我們在處理最重大的問題時總是向鄧小平同志通報,向他請教。”所以,上世紀八十年代末期中國的“民主啟蒙”、“政治變革”如果沒有鄧小平的支持,趙紫陽無論如何是搞不起來的!

只是鄧小平、趙紫陽在中國的政治變革的模式與蘇聯與東歐的變革不同:蘇聯與東歐的政治變革是直接採取行動如釋放政治犯、新聞自由、人民有言論、集會、結社之自由……。鄧小平與趙紫陽在中國走的是另一條道路:先對學生及民眾進行啟蒙教育,再開啟新聞改革。

為什麼鄧小平與趙紫陽的政治改革路數與戈爾巴喬夫及東歐各國的路數不一樣?老狼思前想後,這或許與毛澤東的一段語錄有關。

毛澤東說過:凡是推翻一個階級,總是要造輿論,總是要做意識形態方面的工作。革命的階級是這樣,反革命的階級也是這樣。鄧小平、趙紫陽想的是:先對民眾、學生進行思想啟蒙,先製造輿論,先做意識形態方面的工作,再開啟新聞改革,再採取等政治改革的實質行動。

趙紫陽取代胡耀邦上台後,在鄧小平的支持下立即停止所謂的“反資產階級自由化”運動。並支持知識界對中國各階層民眾、在校的大學生們進行民主政治的啟蒙。中國的文學界、史學界、理論界、新聞界、教育界等出現一個前所未有的繁榮局面。一大批對現實政治、經濟體制進行批判的作品問世,引起了社會的各界的強烈反響。各種有關政治體制改革的建議引起了人們的強烈關注。“改革”成了中國人民議論最多的話題。

一九八七年,包遵信、金觀濤等人主編一套叢書:《走向未來》。叢書就世界走向、人類價值觀、中國如何跟上歷史發展潮流、中國未來發展方向、民主、人權、自由、科學等方面的問題進行了全面的、系統的介紹和探討,這套叢書在大學生中引起了強烈的反響,為日後學生愛國民主運動的爆發提供了強大的思想、理論武器。

一九八八年六月,中央電視台播出了六集電視政論片《河殤》。此片由蘇曉康、王魯湘、張鋼、謝選駿、遠志明撰稿,經中共廣播電視部副部長王楓批准播出。此片對傳統的中華文化進行了深刻反思,呼喚全民族對歷史和現實的反省意識,提出中華文化只有吸收世界一切先進的東西才能走向新生。

《河殤》中令人深思、令人振聾發聵、令人迴腸盪氣、令人慷慨悲歌的精彩文字語言甚多,在中央電視台首播後就引起了全國各階層人士的巨大反響!在國外也引起了巨大的震動。其威力不亞於爆炸了一顆政治原子彈。學生、工人、農民、士兵紛紛來電、寫信,讚揚《河殤》。中國的專家、學者們紛紛發表評論高度評價《河殤》。國外華僑、留學生和外國的研究中國問題的專家們也從此劇的播出認為中國將會加快政治體制改革的進程!

中共高層也對此劇產生了很大的分歧。據說中共元老王震到中央電視台大吵大鬧,要封殺此劇。而開明的趙紫陽對此劇大加讚賞。在接見外賓時,在外國人面前也對此劇大大地誇獎一番。並把此劇錄像帶作為禮品送給國外友人。

《河殤》的播出是中國的改革進程中的一大事件。它極大地激發出了中國人民爭取民主、自由,變革專制制度,愛國圖強的熱情。促使全民族空前的覺醒。為一年後爆發的民主運動作了思想上、理論上的準備。

繼《河殤》後,蘇曉康等人又策劃拍攝比《河殤》更具鮮明政治觀點、更有時代特色、更深刻反思共產黨幾十年歷史的政論片《五四》,準備在“五四”運動七十周年時播出。但因胡耀邦去世後的中國亂局而被迫停播。

蘇曉康先生在《河殤》播出後,又與羅時敘、陳政合作,寫出了揭露中共高層廬山會議內幕的《烏托邦祭》。此書是繼《河殤》後又一具轟動效應的力作。該書以記實的手法,披露出一九五九年廬山會議上高層政治鬥爭的黑暗一幕。當毛澤東的醜惡嘴臉再一次暴露在中國人民面前時,人們看到的是一個為了住權力,不惜以幾千萬農民的身家性命作賭注、不惜把跟隨自己幾十年且立下赫赫戰功的彭德懷打入十八層地獄的專制魔頭。共產主義的鼻祖馬克思說的“資本來到世間,每個毛孔都滴着血和骯髒的東西。”而共產主義來到世間,又何嘗不是如此!《烏托邦祭》對中共高層血腥政治的揭露,使中國人們進一步認清了共產專制制度的黑暗。

趙紫陽時期較寬鬆的政治環境也為民主、自由、人權思想的大力傳播創造了條件。方勵之、劉賓雁、王若望等人在被中共除名後,竟然還可以公開地發表自己的政治主張和見解,並從事政治活動!這在毛澤東時代簡直就是不可想象的事。

一九八八年五月四日,方勵之與其夫人李淑嫻(北大物理系講師、海淀區人大代表)出席慶祝“五四”運動六十九周年大會。並宣布由他親自主持的“民主沙龍”正式開場。方勵之在會上說:“我現在活得很自在,……不同意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的提法,……現代化不分國界。”方勵之的北大“民主沙龍”為日後震驚世界的學生愛國民主運動的爆發起了不可估量的作用。

一九八八年六月,方勵之接受香港《時報》記者採訪時說:“最大的問題是中共的獨占體制,唯有變革公有制為私有制是根本方法。”

一九八八年九月六日,香港時報發表了《方勵之談大陸知識分子處境》一文。文中說:“大陸知識分子爭取民主的長期目標是多黨制的民主制度,近期的目標是實現必要人權,爭取言論、思想、新聞等自由。”

劉賓雁先生被中共除名後,一直在努力想創辦共產專制下的第一張民辦報紙,並為此大力奔走呼號。

王若望先生又準備在美國發起成立“中國人權保障大同盟”併力爭在中國內地公開註冊登記,合法地進行活動。

北京大學教授金觀濤提出了“二十世紀人類最大的遺產是社會主義的嘗試及它的失敗。”而中共的喉舌之一,《新觀察》雜誌主編、有幾十年共產黨齡的戈揚更說:“金觀濤對社會主義的否定不是太厲害了,而是太客氣了。現實社會主義社會的本質是一種封建社會,它的頭子必然是皇帝。”

在鄧小平的支持下,趙紫陽又建立了系列中國政治變革智庫:中共社會科學院政治研究所,所長嚴家其。中共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研究所,所長蘇紹智。他們都在從事中國體制如何變革與轉型的研究工作。還有大批的專家學者如陳一咨、李澤厚……等都在不同的場合公開提出中國必須進行政治體制改革、實行多黨制、新聞自由的主張。

在大學校園內,思想活躍的學生也不斷發出變革吶喊:

一九八八年四月六日,北京大學十名研究生在學校三角地貼出《致七屆人大和七屆政協的公開信》,信中呼籲“兩會儘快研究教育改革的出路問題,把這個問題真正放到戰略重點的地位上加以考慮,制定出一套有利於教育事業全面發展的基本方針政策。”公開信一貼出,當即在會上簽名的就達數百人。四月八日,北大青年教師在三角地貼出《致兩會代表的公開信》;四月九日,中國人民大學青年教工聯誼會部分會員在校內貼出《致七屆人大新任國家領導人的公開信》。

一九八八年六月,北大學生柴慶豐被當地無業人員殺害。此事引起了學生們的極大義憤,學潮再起。在此次事件中,學生們貼出了許多針對中共共產專制的大字報。題為《!!!》的大字報中說:“是時候了,我們沉默了那麼久,那麼久!是時候了,欺騙一次又一次,把我們籠罩。我們抗議,抗議淫蕩的社會!我們抗議,抗議淫蕩的政府!”一份署名“湖南人”的大字報中說:“柴慶豐同學被害,表面上是一件普通的刑事案件,其實這是社會腐敗、政府無能、貪官污吏橫行的表現。現實的中國是歷史上最黑暗的時期,儘管他披上了改革的外衣,罩上了經濟發展的面紗,其實肌體已經腐爛,脊梁已被壓垮,只剩下一些白白的肥嘴吮吸人民的血!……同胞們,時機到了,這是一個絕好的機會。我們應該把社會風氣、黨風問題、政治體制、貪官污吏、教育問題、知識分子待遇問題加在一起算總賬!”一篇題為《並非離題》的大字報中說:“誰還相信被落後的中國傳統文化所同化的上一世紀的‘馬列’?我八百年前就不相信,你相信嗎?右耳(指鄧小平)相信嗎?黨風不正的根源在哪裡?現在大家都有數,正如歷代屢禁不止的貪官污吏現象要隨封建社會一同消滅一樣,本世紀內我們就不用幻想‘黨風根本好轉’了……唯有放棄馬列,實行多黨制,真正廢除終身制,中國的政治經濟體制改革才會徹底。”

在眾多的聲討共產黨的大字報中,有兩付對聯尤其引人注目。

其一:

我欲重振華夏雄風,卻原來是共產黨(擋)路;

你想達到小康水平,無異於在現代化(畫)餅。

其二:

要民主合理,爭自由合理,護人權合理,合理不合法,見他媽的鬼,那狗屁‘十條’!

喝民血失節,沾國家失節,飽私囊失節,失節必失心,滾你娘的蛋,這無恥一黨!

隨着學生們情緒的激動,各校商定於六月八日到天安門進行遊行示威。但由於當局派出公安人員和武警部隊對天安門廣場進行了嚴密控制,這次由柴慶豐被害事件引發的學潮被平息。鄧小平、趙紫陽並沒有對參與學潮的學生進行任何的處置。由此可見當年鄧小平與趙紫陽的開明。

趙紫陽系列的政治寬鬆政策又引發了西藏獨立事件。一九八七年十月一日,拉薩市的成百僧侶、藏民舉着“雪山獅子”旗高喊“西藏獨立”的口號。時任西藏自治區黨委書記的胡錦濤果斷宣布戒嚴。不知是當局的故意放縱還是其它原因,參與“藏獨”遊行的人群全部逃出了共產黨的羅網。

一九八七年到一九八八年,中國的自然災害空前的頻繁:一九八七年五月,中國東北大、小興安嶺突發空前的森林火災。彌天的大火足足燒了一個多月,數千萬公頃的森林化為烏有,人民的生命財產遭受到巨大的損失。一九八八年,建國以來的最大空難在重慶發生;武漢沉船事件;上海列車顛覆……十多年少見的天災人禍在此時頻頻發生。這一切似乎是冥冥之中的上帝在向中國人民暗示着什麼?

趙紫陽上台後,在鄧小平的強力支持和授意下,對中國的政治體制變革進行了大量的前期準備工作。從取消“反資產階級自由化”運動到把開明人士喬石、胡啟立等人提拔到最高領導機構;從設立幾大政治體制研究機構,任用民主派人士擔任研究所所長職務,到部署知識界精英公開傳播民主思想,對中國民眾、在校大學生和各級共產黨大員進行思想啟蒙……。如果沒有鄧小平的支持,就沒有上世紀八十年代末期那一場轟轟烈烈的民主啟蒙運動!

鄧小平、趙紫陽通過近兩年的準備,中國政治體制改革時機已漸成熟。一九八九年的中國,政治體制改革已經是萬事俱備,只欠東風。這個所謂的“東風”也就是一個時機點的到來。……

(未完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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