憶田家英之子zt

記得是1974年的秋冬，有一天我在北京王府井突然看到一個人，試着叫了一下他的名字：‘曾驥’，結果果然是他，我的中學同班同學。

還是在大約7～8年前，當時由於文革，學校都不上課了，但大家沒事還是每天都到學校，坐在教室里三三兩兩的侃大山，也到球場打打球，運動運動。有一天曾驥一臉戀戀不捨的和大家說：‘我要走了！’大家問他，‘走哪去？’他也不說。從此以後大家就再也沒見過他了！直到我在王府井認出了他。

那天，曾驥穿了一雙系帶的老式棉鞋，一身破舊的學生裝，戴着一頂藍色的帶兩個耳朵的那種老式棉帽，精瘦精瘦的。他也認出了我，並熱情的邀請我去他家坐坐，並說他家很近。

曾驥的父親是田家英，毛主席的秘書，母親是董邊，全國婦聯付主席。文革前，一家人是住在中南海里的，我們這樣的是沒資格到人家家去做客的。我跟着曾驥走了沒多遠，就到了東四附近的一個大雜院。從一個破舊的院門進去，靠左一排平房，曾驥把我領進這排平房靠頭的一間房子裡。屋裡共兩個房間，一里一外。里間好像沒有窗戶，黑黑的。外頭一間還擺了爐灶。里間一張大床，外間搭了一張簡易小床。曾驥告訴我，他媽和他姐姐、妹妹睡裡面，他就睡在外間的簡易小床上。我們倆就坐在他的小床上開始敘舊。

原來，文革開始不久，曾驥的父親就在毛主席的書房裡，在兩排高大的書架之間，用‘上吊’的方式自殺了。第二天，他們全家就再也進不去中南海了。

田家英是成都人，曾驥又是田家的獨子，曾驥和我說，他媽當時就想保住田家這點骨血吧。思來想去，托人在四川洪崖的大山里找了個知青點，就把他送走了，還囑咐他：不能告訴任何人去哪了！這就是他當年不辭而別的原因。

他媽安排了他之後，他姐姐和妹妹均做為知青，一個到了內蒙古一個到了山西，而她媽媽自己也被送到江西的幹校。就這樣，他們一家四口，天各一方！

曾驥在四川洪崖的知青點設在一個大山的山頭上，老百姓給他們蓋的房子。一共有差不多20多個知青。曾驥不敢暴露自己的身份，每天和大家一起勞動。他告訴我，他在那里勞動特別肯出力，很快，他就掌握了那裡的農活，而且和其他的知青比，他的農活樣樣都第一！

幾年後，農村開始給城裡招工的推薦知青了，一批一批的知青開始陸陸續續的離開，到最後，那個山頭上只剩下他自己了孤獨開始了，每天連個說話的都沒有。他自己經常對着大山狂喊，狂叫，也只有大山的回聲與他做伴！

直到我和他相遇的前不久，他終於接到了他媽的一封信，信中說，她媽已經從幹校回到北京，全國婦聯給他媽找了個房子，從中南海拉出來了他們家的一點舊家具，這就算是在北京落了腳了。她媽已經分別給他，他姐姐，妹妹寫了信，希望全家回北京團聚一下。他找當地的村民借了一點路費，這才回到北京。不曾想，這麼快就遇見了我。

那天我和他聊了幾個小時，說到傷心處，他忍不住嚎啕大哭！後來他說他媽快回來了，我就告辭了！

幾天後，我們班有個同學會，地點定在大工家裡。因為大工的家最寬敞，她父親是外交官，中國首任駐聯合國代表，她家就住在當年的外交部長喬冠華家樓上。那天我把曾驥也拉來了，在大工家寬大的客廳里，我們聚了差不多20個同學。大家見到曾驥都感到萬分吃驚！因為都分別了好多年了，沒人知道他的音信！

那天的主題是每個人都說說這麼些年的經歷和如今在幹什麼。大家一個接一個的都說了。輪到曾驥說了，他開始結結巴巴的講述他的故事，沒有一個人插嘴，大家都安安靜靜的聽。曾驥講到自己一個人在山頭上那一段時，怎麼一個人對付山裡的野獸，怎麼的孤獨„„突然，他又一次的嚎啕大哭起來！

聚會後的幾天，我和同學胡嘎犇兒相約，又去了曾驥的‘家’。一進門，曾驥就和我倆說，他又要離開北京了。我倆很吃驚，怎麼這麼快就走了？他說，他已經在家裡待不下去了，必須得走了。

原來，有一天，他妹妹在裡屋睡午覺，枕頭邊放了一本書。他在家沒事，想找本書來看看，就到他妹妹的枕頭邊去取那本書。沒想到，他妹妹忽然醒了，猛然看到一個人在她的床頭，立刻大叫了起來，並稱：曾驥要強奸她！起身到外屋抓起灶台上的菜刀要殺曾驥！鄰居聽到他家那麼大的動靜，急忙跑來勸阻，並奪下他妹妹手裡的菜刀。他媽媽回來後，他妹妹立刻告狀，哥哥要強奸她！不容分說，他媽媽立刻讓他滾出去！僵持了幾天，曾驥在家裡就這樣沒法待了，必須儘快的離開北京，再回到他那孤零零的山裡去！我們只有安慰他，以後總會有辦法的！還能說些什麼呢？

就這樣，第二天，曾驥一個人孤零零的去了北京火車站，（他沒有告訴我們他第二天就走）又走向他的大山，他那孤零零的山頭！ 沒成想，我們的這一別，竟成了這輩子的永別！

後來聽說曾驥回到洪崖的大山里以後，終於忍受不了這世界帶給他的這一切，他，自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