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賤民從政的惡果

1892年7月，26歲的孫中山以首屆成績榜首畢業於西醫書院。行醫2年後孫中山憑自己留洋和醫學博士的頭銜，又通過關係，攜帶精心撰寫的，直言如何強國的萬言書，北上天津力圖投靠當朝漢人第一高官李鴻章，希望得到他的賞識，並在其幕府謀得一個職務。

當年康有為也是通過上書得到年輕，幼稚，尚未真正入世的光緒皇帝的青睞。而李鴻章則是歷經同治、光緒兩朝功臣，品才兼優和精通內政外交的穩健政治家。

壯志滿懷，被潑上一頭涼水，孫中山求見李鴻章的要求竟然被拒絕。史書上有多種猜測，其一，孫中山的文章過於膚淺，毫無新意；其二，李鴻章正被困於中日就朝鮮問題的重大糾紛，而脫不了身；其三，孫中山農村長工出身的家庭背景太丟人現眼，令貴氣十足的直隸總督不屑一顧。

但我認為，第三種的可能性最靠譜。

就惜才，愛才和招賢納士的為官之道，李鴻章在晚清可謂首屈一指的官僚。他的門下有不少腳踏實地，學識出眾的賢士。如把【天演論】引進中國的嚴復（1853-1921），他出身福建一個頗有名望的中醫世家；被譽為揭開民主與科學序幕的啟蒙思想家鄭觀應(1842-1923)，鄭氏家族世居澳門，父親又是個讀書人，因此自幼受歐風薰陶，可謂品學兼優，他出版於1893年的【盛世危言】，為中國指明了君主立憲，保守，漸進，腳踏實地穩步自強的道路。還有，李鴻章洋務運動的得力幹將，馬建忠（1844-1900），他世代文人出身，先祖曾是宋元時代就盛名歷史學家馬端臨（1254年－1323年）。馬建忠不但漢文基礎紮實，而且還精通英、法語文及希臘文、拉丁文，不愧為李鴻章的得力助手。此外還有唐廷樞（1832-1892），薛福成(1832-1894)等等。他們都是出身門第優秀，深涵啟蒙和教養，自幼就培養良好的人品與學識。

家庭背景與個人的品行直接的聯繫，我無法從科學的角度來評價。但不難想象一貧如洗，家徒四壁，父母為一日三餐疲於奔命，精神生活極為匱乏的家庭環境，無疑會帶來難以磨滅的痕跡。光從近200年來看一些中國為首的政治人物，如洪秀全，孫中山和毛澤東都是出身最低賤的，因此他們的地位一旦對社會變得舉足輕重後，缺乏良好啟蒙教育，因環境所至的潛移默化的人格缺陷，往往會使他們的行為與各自所倡導的背道而馳。

洪秀全是家裡唯一識字的孩子，父母寄於他考取功名光宗耀祖，可是三次府試都失敗落選。儘管如此，功名之心不死，相隔6年後，洪秀全赴廣州第四次府試，還是名落孫山。想起吳敬梓筆下的范進，直到54歲那年才總算開始考上仕途。而洪秀全卻沒有耐心，乾脆殺人造反，奪天下直奔皇位。中國歷史上所有殺人造反的領袖，無論怎麼荒唐，卻都能編出一套理論，洪秀全雖然從沒讀過聖經，卻自稱耶穌的天兄，專門來人間來斬妖除魔。在中國，百姓不僅貧困，更是愚昧和精神匱乏，凡是有人帶頭，他們深信，殺人放火是改變貧困處境的唯一途徑。結果13年的太平天國浩劫造成全國人口1/4的人死於非難。

太平天國覆滅38年後的1894年，孫中山投奔李鴻章報國不成，以洪秀全為榜樣，同樣是通過殺戮推翻外族滿清的統治。無疑，孫中山也有政綱，即“振興中華”和“驅除韃虜，恢復中國，創立合眾政府” 。

歷史的諷刺往往令人啼笑皆非。孫中山要恢復的明朝，其土地面積大約400萬平方公里，而大清國的最盛期達到1500萬平方公里，與元朝的相仿。今天孫中山乃被台灣和大陸稱為國父的同時，中國人不僅把滿洲女真蠻人（還有蒙古人）帶來的土地占為己有，而且甘拜是他們的子孫。有人以此類推，如果中國亡與日本，不但日本歸中國，那倭寇也是中國人的祖先了。

孫中山雖然沒有像洪秀全那樣與耶穌稱兄道弟，但也把自己看成是先知先覺。他曾在【建國方略】中寫道，”他的三民主義，5權憲法為中國人民精心設計的強國之路”。與中國傳統格言“說易而行難”相悖。孫中山認為自己為愚蠢的百姓指明了救國方略，這是最難的，餘下的則是最容易的，讓革命者或百姓自己去實現。

還是老祖宗有理“說易而行難”。實際中國並不缺思想，除了歷史上聖賢古訓，西方政治文明之基石，英國1215年的《大憲章》也在晚清時傳入中國，不同的翻譯版本已在學界傳閱。同時晚清學者通過大憲章也開始蘊育出對人權思想、立憲政治以及憲法學的新觀念。這一過程，被稱為滿清《大憲章》“華化”的肇始

自被稱為英國【光榮革命】中產生了大憲章以來，西方社會經過了600年以上的人文演化，才有了今天的政治文明。除了別用用心的，靠殺人，造反走捷徑來改變社會的頑疾，純屬自欺欺人。事後證明孫中山本人的人格與道義也根本沒有超越時代，他的革命對民族帶來的除了災難，還是災難。

自從1894年起孫中山在境外檀香山成立中興會後，就致力武裝結束滿族的統治。我對如何推翻的過程並不感興趣，文章旨在闡述中國數千年歷史的鐵打規律：出身社會底層，特別是本人素質低下的，一旦取得權力後，即使是改朝換代後，依然是舊藥換新瓶，或更惡劣，孫中山也不列外。

       （六）孫中山的宿敵，辛亥革命前後的袁世凱

1911年10月10日，滿清新軍陸軍發動兵變，數小時後起義軍占領武昌，並成立以黎元洪為都督的中華民國軍政府鄂軍都督府，這就是史書所記載的辛亥革命的開始。

雖然孫中山曾多次領導推翻滿清的武裝起義，但他與武昌起義卻毫無瓜葛。此刻孫中山正遊走歐美，接到的黃興（1874-1916，辛亥革命時期的先驅和領袖）有關武昌起義的電報已是武昌起義的數天以後。孫中山沒有應黃興的要求立即返回中國，有兩個原因：第一，武昌起義後，朝廷重新讓袁世凱掛帥北洋軍，而南昌革命軍面對強大的北洋軍好似以卵擊石，生死未卜，孫中山自認回國投入戰鬥的時機並不成熟，伺機以待；其次，也是孫中山公開答覆黃興的主要理由，即繼續在歐美政府當說客，為新政府謀取經濟援助。

孫中山獲悉武昌起義的消息後沒有及時回國，引起前線革命同仁的憤怒，據英國泰晤士報記者莫里森(George Morrison, 1862-1920)的報道，有人指責孫中山是個懦夫，在緊急關口總是遠離第一線。

儘管革命軍依然在浴血作戰，孫中山卻在歐美，以民國政府總統之名宴請政要。他在倫敦的下榻，坐落在倫敦市中心，泰晤士河畔邊，英國最豪華的大飯店之一，薩伏伊賓館(Savoy Hotel )。因中國國內處於戰亂，局勢不明朗，歐美各國政府乃與孫中山保持一段距離，拒絕作出任何經濟援助的承諾。

因獲悉朝廷已同意與革命政府舉行談判，滿清的末日幾乎已成大局，孫中山

才於12月25日自香港抵達上海。沿途中記者最感興趣的是，在歐美滯留2個月，到底募集了多少經濟援助，開始孫中山不直接回答，只是繞圈子，打迷魂陣，最後不得不婉轉地承認：“人人均以余帶來幾千萬現款，實則餘一文未帶。所帶來者，僅此革命之精神耳。”

1911年的12月29日，17省的代表在南京選臨時總統。當時黃興和黎元洪對總統一職並不感興趣，因此孫中山當選是理所當然的，但他提出把 ‘臨時”兩個字拿掉，遭到大會的斷然拒絕。實際上黃興，黎元洪等辛亥革命領袖與朝廷北洋軍統帥袁世凱已達到默契，一旦袁世凱結束滿清統治，中華民國總統非他莫屬。這當然使得權欲望攀天的孫中山極為不滿，並為隨後的14年餘生中，直至他去世，因垂涎權力而不惜踩踏損民和害國的底線留下了伏筆。

圖4， 12月29日，根據《中華民國臨時政府組織大綱》第一條，全國17省代表在南京召開，並選出孫中山為臨時大總統。圖為代表集體照。

據12月31出版的《紐約時報》報道，參加這次選舉的代表屬非法代表。孫中山立即致電袁世凱，稱東南各省久缺統一機關，行動困難，總統之職只是由他暫時擔任。1912年的元旦孫中山在南京正式宣誓就職中華民國臨時大總統。此刻的袁世凱正是清廷的內閣總理大臣，有關民族面臨戰亂陰霾還是和平過渡的重大決措都落在一人肩上。

馮玉祥與孫中山屬一類，而袁世凱則否矣。據【真假袁世凱辨別】（2012版，端木賜香著），袁世凱出生在富人家庭，祖上也受過窮。然而在中國與賤民出身的政治領袖相比，富就是一種原罪。尤其是近百年來，中國人對共（他人）產的革命理想遠勝於地球上的其他民族，因此無論是把城市或農村的富人當成革命目標，最能激起廣大民眾的熱情。因其家財萬貫，袁世凱在中國人的口碑中本身就存在一種致命的先天不足。

袁世凱出生時，家有田四五十頃（約4，5000畝）官，除此以外在北京等地擁有錢莊和當鋪。出身富家，自小有對物質錢財既知足又惶悚抱愧。據【袁世凱與近代名流】（2003年，張華騰著）記載，袁世凱24歲在分家後，開始在經濟上自主並有了支配權，並非迷戀奢侈生活，而是辦起“麗澤山房”和“勿欺山房”兩個文社，旨在“捐資供給食用”。當年徐世昌因參加順天鄉試，缺少盤纏，袁世凱慷概解囊，奉上100兩白銀。這種品格大概在靠“共產”致富的一類人群中幾乎絕然稀有。

圖5，上海《東方》、《北洋畫報》等刊載袁世凱身披蓑衣斗笠在河南洹上怡然垂綸的照片。

袁世凱在22歲那年，經鎮壓捻軍立功的朝廷命官，即嗣父袁保慶的介紹，投奔山東登州任慶軍的統領吳長慶，開始起軍戎生涯。後隨軍赴朝鮮參與平定壬午軍亂，又在朝鮮甲申政變中指揮軍隊擊潰日軍，被清廷委以重任，如曾任外務部尚書等。他組建新軍，襄贊洋務運動及清末慈禧太后宣布的1906年9月1日【預備立憲】的新政。慈禧太后去世後，反對新政並與袁世凱有宿怨的攝政王戴灃準備把他一刀斃命，最後因懼怕北洋軍造反，於1909年（宣統元年）1月2日，僅僅把他削職為庶民，趕出京城。為此國內外一片譁然，袁世凱被罷免遭致許多朝廷大臣，北洋將領憤憤不平。由於袁世凱一慣堅決進行體制改革，一些西方國家和輿論也大為不滿。英國【泰晤士報】在袁世凱罷免的次日特地讚揚袁世凱不尋常的才能和對朝廷的忠誠，並為其革職放逐而鳴不平。

被貶職而隱居在河南彰德（今安陽）的洹上村韜光養晦的袁世凱，論聲望，絕對不遜於孫中山，論錢，可謂家財萬貫，論人脈和實力，有朝廷文武官員和北洋軍隊。但他的信念是和平過渡，而非孫中山，洪秀全的暴力革命。 袁世凱靜心養身，壯心未死，伺機等待召喚，為國出力，如此貴氣是平民素質的孫中山不僅馬塵不及，而且是無法意識到。

武昌起義使得清廷驚慌失措，此刻朝野共識的是，唯有袁世凱出山才能控制局面。 10月22日袁世凱提出清廷必須接受的六大政治改革條件，攝政王戴灃被迫接受，並在當天對全國下了一條諭旨，釋放所有“從亂者”（即政治犯），並解除“禁黨”。一方面清廷基本六大條件，另外全國處於戰亂，如無政府主義，任意暴亂和復仇行為泛濫成災。10月30日 袁世凱離開隱居2年多的河南彰德老家,前往湖北孝感，親自指揮北洋軍，擊敗毫無戰鬥力的武昌軍守，有效抑制了全國內亂的進一步蔓延。

同時清廷也願意走和平過渡到君主立憲的國家體制，並令資政院迅速起草憲法，選舉法，並籌備召集國會。但是滿清錯過了和平過渡的最佳時間，革命黨的目的是不惜武力，徹底結束滿清的統治。

袁世凱對時局的認識是相當清晰的。12月2日他在《時報》著文說，“……中國進步黨中有兩種人，一種主民主共和，一種主君主立憲。余不知中國人民欲為共和國民，是否真能成熟？抑現在所標之共和主義，真為民人所主持者也？…….清政府現在雖無收服人心之策，而已頒行憲法信條十九條，大權將在人民之手。故以限制君權之君主立憲政體與國民欲取以嘗試，不論是否合宜之他種政體比較，則君主立憲實為經常！……余之主意在留存本朝皇帝，即為君主立憲政體，從前滿、漢歧視之處，自當一掃而空之。”

袁世凱在《時報》的這篇文章已立下當時重大變革的基調：保留皇室，執行共和。同時清廷也顧全大局，同意徹底放棄權力。當袁世凱審閱遜位詔書，時，有句話是這樣的，“即由袁世凱以全權組織臨時共和政府，與軍民協商統一辦法。總期人民安堵，海宇乂安，予與皇帝得以退處寬閒，優遊歲月，長受國民之優禮，親見郅治之告成，豈不懿歟？欽此。”袁世凱看後，在“海宇乂安”後加上了“仍合滿、漢、蒙、回、藏五族完全領土，為一大中華民國。”與千萬條無辜生命休戚有關的一句。

圖5，《清帝遜位詔書》。宣統三年十二月二十五日，即1912年2月12日，清帝宣布退位。詔書不僅文采斐然，而且也是洋溢當時中國上層的氣宇非凡。它不僅標誌着一個朝代不流血的結束，更是國家體制史無前例的巨大變革。皇室與袁世凱的妥協，充分體現了中國傳統中庸文化的亮點，即使在世界文明史上也極為罕見。可悲的是，中國最後的貴族被隨後百年來自社會最底層的那些崇尚革命和殺戮的，沒有絲毫道德底線的權力狂所取代！

而當時孫中山的口號是“驅除韃虜”，因此袁世凱的貴族胸懷避免了漢人對前朝滿族的大屠殺。。據《盾鼻隨聞錄》中的“兩江記略”、“庶吉紀略”等文記載，洪秀全攻入南京城後，六万旗人中的成年男性全部戰死或被殺，未成年人則被割生殖器而痛殺，老年婦女和幼童被太平軍全部炸死，屍骨無存，年輕女子淪為軍妓。然而在1949年共產黨取代國民黨建政後短短幾年中，毛澤東繼承洪秀全衣缽，幾百萬國民黨殘餘被趕盡殺絕，其家屬也遭到殘酷珠連。

1912年的2月12日，清廷宣布退位，面對手握北洋六鎮兵權，軍事實力上有壓倒性優勢的袁世凱。當南北談判有了結果後，孫中山被迫辭職（據說他臨死前後悔這一決定），2天后袁世凱被南京參議院選為中華民國臨時大總統。1924年底被共產黨譽為“愛國將領”的馮玉祥背信棄義，撕毀清廷退位協定把溥儀趕出紫禁城，中國開始進入新一輪的惡性循環。

(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