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三）為權力，放棄底線，蔣介石自挖其墓

雖然並非是本文的主題，還是很有必要提一下當時國民黨的另一個關鍵人物，蔣介石。特別是蔣介石私人日記和蘇聯檔案解密後，史學家開始詳盡地了解對他在4.12事件前的表現。早在《孫越宣言》發表後，蔣介石同樣對蘇俄評價有嘉：1923年8月5日蔣介石在其親筆手書《致蘇俄黨政負責人意見書》中指出“蘇俄為吾中國惟一之同志，中國革命之成敗，自與蘇俄有密切之關係。” “時至今日，帝國資本主義之壓迫，更甚於前。中俄兩國主義之密切，其成敗厲害，實有存亡與共之關係。”

圖13，照片記載了孫中山死後的1927年，鮑羅丁（左二）和蔣介石（左三）在廣州舉行的一次有關中國局勢的會議上的合影。 美國著名攝影家林哈特（George Rinhart）為我們記錄了這一歷史時刻。

1923年8月16日，孫中山派遣蔣介石，向革命成功推翻俄羅斯臨時政府的蘇聯學習建立革命軍隊的經驗。經3個多月的訪問後歸國，徹底扭轉了蔣介石先前對這個共產國家的看法。蔣介石在【蘇俄在中國】寫道，“我未往蘇聯之前，乃是十分相信俄共對我們國民革命的援助，是出於平等待我的至眨�而絕無私心惡意的。但是我一到蘇俄考察的結果，使我的理想和信心完全消失。我斷定了本黨聯俄容共的政策，雖可對抗西方殖民於一時，決不能達到國家獨立自由的目的；更感覺蘇俄所謂「世界革命」的策略與目的．比西方殖民地主義，對於東方民族獨立邉櫻�更危險。”

凡是對蘇聯惡感的不需太多的政治常識，唯有良知即可鑑別。幾乎與蔣介石訪蘇的同時，1925年3月，詩人徐志摩因取道歐亞鐵路赴意大利會晤印度詩聖泰戈爾的途中，順便訪蘇俄。僅僅在蘇聯走馬觀燈三天，就徹底打破了他以往的蘇聯夢，他為此寫道：“他們相信天堂是有的，可以實現的，但在現世界與那天堂的中間卻隔着一座海，一座血污海，人類泅得過這血海，才能登彼岸，他們決定先實現那血海”。（《徐志摩散文全編》上冊，第605頁）對邪惡的認識可以是出於人的良知，但對待邪惡的態度卻不僅僅在於良知。

蔣介石並向孫中山匯報此行的收穫，形容蘇聯共產黨的可怕程度，並直言絕不可信任。然而孫中山依然不改變其容共的初衷。與鄧澤如和馮自由等辛亥革命元老赤誠的人品不同，蔣介石雖然親臨地獄般的蘇維埃國家，開始一改初衷，徹底覺醒，發自內心的反共和憎恨俄蘇聯特務鮑羅廷，但他卻是一個城府深，權力欲之旺盛，不亞於孫中山的政治人物。蔣介石不僅沒有空開與黨內同仁反對容共的政策，卻繼續當他黃埔軍校的校長，通過蘇聯的武器和教官逐步把國民黨的武裝掌握在自己的手中。

孫中山去世後，國民黨元老中的右翼從未停歇把共產黨和鮑羅廷驅逐出去的努力。1925年11月23日，林森、居正、鄒魯、葉楚倫等10餘個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在北京西山碧雲寺孫中山的靈前，召開國民黨一屆四中全會。在歷史上，這些國民黨內的有識之士被稱為西山會議派

會議最後一致達成決議：開除共產黨人譚平山、李大釗、毛澤東等中央執行委員會委員和候補中央執行委員職務，並取消他們的黨籍，同時還解除蘇聯鮑羅廷的顧問職務。會議還通過了《取消共產黨員的國民黨黨籍宣言》、《開除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共產黨人李大釗等通電》、等決議。尤其是會議最後向全黨警示：如果不在國民黨內實行清黨，恐怕“再過一年，青天白日之旗，必化為赤色矣”。

一個多月以後，在蘇聯顧問鮑羅廷的操縱下，以國民黨左派和共產黨占絕對優勢的情況下，中國國民黨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於1926年1月4日至19日在廣州舉行。會議中，蔣介石不但沒有支持西山會議派，反而參與通過了一個《彈劾西山會議派之修正案》，決定永遠開除謝持、鄒魯的黨籍。大會選出中央執行委員36人，其中中共黨員7人；選出候補中央執行委員24人，其中中共黨員也有7人。中共黨員譚平山、林祖涵，和毛澤東分別控制了國民黨的組織部，農民部，和宣傳部等要害部門。據最新考證，外事部部長彭澤民也是中共黨員。各部做實際工作的秘書均為共產黨員。同時，各地方黨部大多數由共產黨員主持。很明顯，不同與孫中山的無知，蔣介石是放棄原則，明知故犯，不惜民族安危，藉助魔鬼養癰成患,以實現其個人的權欲。為此蔣介石因喪失起碼的政治道德底線，即在23年後終於得到了應有的報應，被共產黨趕出了中國大陸，只能盤踞在台灣度過餘生。

鮑羅廷的心腹有兩人，黨政方面是汪精衛，軍隊的代表即是蔣介石。1925年的下半年，陳炯明的勢力依然威脅國民黨政府，盤踞在距廣州東面僅150公里的惠州，同時任軍事部長兼廣東省政府主席許崇智的奧軍部下也在暗中串通陳炯明（對於孫中山的態度，軍閥雖非鐵板一塊，但他們與共產主義的勢不兩立是毫無疑問的），為此蔣介石帶領黃埔師生先下手為強，同年8月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勢卸下許部三個整旅的武裝，逮捕了許崇智的親信並把他流放出廣州。在鮑羅廷和共產黨的支持下，蔣介石向惠州的陳炯明發動圍剿。11月4日，周恩來率東征軍第1師一部及總政治部人員進駐汕頭，同年11月7日，東征軍第2縱隊第11師在陳濟棠（1890—1954）的帶領下克復陳炯明叛軍占據的最後一個城市饒平。這一天，正值蘇聯十月革命八周年。蔣介石在汕頭東征軍總指揮部宴請隨軍的蘇聯軍事顧問，並發表了《對於聯俄問題的意見》的長篇演說，席間，他還高呼“世界革命成功萬歲”的口號，以慶祝第二次東征的勝利。殲滅陳炯明的勝利讓蔣介石正式亮相於國內外的政治舞台。不過蔣介石與毛澤東在今後的交往中，切身體驗到他的一些心眼，在行騙高手毛澤東面前實在是班門弄斧！

蔣介石既非北洋出身，也非辛亥元老，純屬名不見經傳的亂世之輩。但經潛心鑽營，左右投緣，全殲陳炯明後，作為國民革命軍的總司令，可謂萬事俱備，準備北伐以完成孫中山奪取中國的統治權。1926年2月21日至24日，在鮑羅廷和蘇聯駐華大使加拉罕（(Lev Karajan, 1889-1937)的親自參與下，中共中央特別會議在蘇聯駐中國的大使館內召開。會議作出決議，全力支持蔣介石的北伐。無疑共產黨和蘇俄的支持是北伐勝利關鍵的因素，但它們畢竟是中國境內最邪惡的兩股勢力，竟然在建立邦交國的使館內，謀劃推翻合法政府的陰謀。

北伐軍不僅裝備最新蘇聯裝備，而且所有軍隊（八個軍，包括炮兵，陸海空等各個兵種）全部配備實戰經驗豐富的蘇聯軍事顧問。相比之下，軍閥的部隊軍餉匱乏，武器落後和參差不齊，因此北伐軍勢如破竹，軍閥部隊紛紛無奈倒戈，被蔣介石作為雜牌軍收編（為後來再度倒戈向解放軍留下伏筆）。1927年的3月，北伐軍進入南京和上海，拿下了半個中國。蔣介石認為與共產黨和蘇聯決裂的時刻到來了，於是在4月12日，蔣介石開始清（共產）黨，也就是被共產黨歷史書上描述的“四一二”反革命政變。

歷史往往是勝利者笑到最後。從長遠的眼光來看，北伐的真正受益者是中國共產黨。對共產黨來說，與其長征是宣傳隊，不如說北伐軍是宣傳隊。共產黨搭上北伐軍的大篷車，一路上，通過其有效的宣傳機器組織和煽動了不久將成為紅軍主力的成千上萬的工人，農民和激進的學生。當北伐軍攻占武漢時，在共產黨的鼓動下開啟了“打土豪”的先聲。農會的“革命熱情”被激發起來後，打土豪的浪潮一波高於一波，不僅組織群眾瓜分地主和土豪的田地，而且還毆打、遊街、罰款，乃至槍斃。這就是蔣介石依靠共產党進行北伐所付出的致命代價：動搖或重重打擊了中國的社會中堅，即地主階級。他們不僅是抵禦共產主義的最可信賴的力量，還是中國傳統文化真正繼承者。

如把蔣介石與孫中山作一比較：雖然兩都屬於權力狂一類，但孫中山的容共從客觀上來講，畢竟是出於對罪惡政權蘇維埃的無知；而蔣介石對血腥的斯大林政權的直接肉身切身體驗達195天之久，深知蘇共乃屬於人間的邪惡，但依然忍氣吞聲，繼續姑息和縱容為共產主義病毒毒害可憐，又多災多難的中國4億同胞，提供最最關鍵的3年（1924至1927年）。有個讀者看了我的前文，感嘆地發問Why only in China, people keep creating generations of generations of leaders like this?（為什麼只有在中國周而復始，一代接一代地從不間隙地出現這種領袖？他問得太好了，值得每個中國人深思！

十四 孫中山最後的歲月中，廣州成了延安的前夜

1924年11月1日一份美國在上海出版的【中國周報】(China Weekly Review,1950停刊)提出這樣一個含義深刻的問題，孫中山是否真是在廣州升起的“一輪紅太陽”？

從不少表象而言，廣州已成為紅色的革命基地，所言不虛！雖然孫中山是個民族主義者，而非共產主義者。多年失敗的教訓，他深知沒有蘇聯的幫助，這輩子將無緣與總統的位置。雖然他並不贊同，特別是農村的“階級鬥爭”，卻無法阻止鮑羅廷和共產黨發動工人和農民作為他們用於階級鬥爭的武器。孫中山一面繼續高舉反對帝國主義的大旗，卻同時與蘇俄的赤色“帝國主義”結盟；孫中山還把鮑羅廷能接受的政治教條滲透到軍隊和高等學院，在黃埔軍校啟用國民黨政客，鮑羅廷和共產黨員等作為政治教官給士兵和軍官洗腦；他還多次親自前往廣州的大學宣傳三民主義。也是孫中山在中國開創並延續至今的軍隊和教育系統政治化的先例。由此可見，儘管孫中山對共產主義有所保留，但無論在中國百姓的眼裡還是國際輿論中，表現得越來越紅。

1924年年底，廣州發生了中國歷史上第一次反對共產黨的西關商團武裝起義。孫中山聯手蘇俄和中國共產黨把他們所謂的階級敵人，廣州商團殘酷地鎮壓下去，徹底把自己系在全面赤化中國的歷史軌道上。無疑廣州商團起義被國共兩黨的官史中定性為【商團暴亂】事件，但起義的參與者和國際歷史學家（西方學者把這一震驚中外的國共俄聯合殺人暴力事件稱為Canton Merchants' Corps Uprising）卻被冠以廣州商人的反孫和反共的起義。

1905年在上海的租界成立第一個商團組織。1911年社會動盪，廣州商人們為自身安全，組織志願性的地方武裝，或商團。英籍華人商界和慈善界名人陳廉伯當選掌控廣州商局公共安全，兼財務總監。至1924年，商團武裝擴展到13000人之中。商團純屬民間武裝，局外於10多年好似走馬燈式的政權交替， 卻有效保護了商人的利益和公共安全，因此深受廣州市民的歡迎。

圖14，台灣【芒果日報】，把孫中山的國民黨在1924年的廣州大屠殺比作蔣介石的國民黨在1947年2月28日增壓台灣本土人武裝起義的歷史重演。尖銳但毫無瑕疵的比喻。【芒果日報】創立於2006台灣紅衫軍作亂之時，以落實公民記者、全民媒體為主要理念，對抗親中媒體的輿論壟斷。

1923年，孫中山擊敗陳炯明重新占領廣州。孫中山為其大總統之夢，急於籌集軍費，不惜頒布徵兵法從民間聚斂，還竟然沒收和變賣宗教寺廟的財產。廣州人愛賭博，寧可減少賭場的稅收，陳炯明執政時，頒布禁賭令。然而孫中山為北伐籌款，不惜取消禁賭令。同時因政府無節制亂印鈔票，加劇了通貨膨脹。可想而知，孫中山如此“政績”，怎能不激起百姓和商界極為反感。1924年1月的國民黨一大上，孫中山正式採取了商人最為忌諱的聯俄容共政策，無疑共產黨是私有制的天敵，因此民間的不滿逐步演化成恐共，仇共和反共。

1924年8月商團從英國購買的9000枝步槍，40挺機槍以及300萬發子彈，在孫中山的授意下，被蔣介石無理扣留。在憤怒之下，商團出動千人前往孫中山官邸抗議，並在廣州發動罷市。事態惡化，國民黨警察殘忍地槍殺了

商團第九分團中隊長鄒競先。由於商團忍無可忍，他們決定與孫中山的國民黨徹底決裂，並提出取消苛捐雜稅，歸還所有被政府非法霸占的民產和寺廟等，歸還被蔣介石非法劫持的一槍一彈，對謀殺鄒競先兇犯必須處以極刑並撫恤其家屬等6大訴求。

8月24日，廣州商團負責人陳廉伯被捕，全城宵禁。兩天后，廣東全省近20個縣決定參加罷工，以支持商團，局勢發展到一觸即發的狀態。有蘇俄顧問鮑羅廷作後盾，孫中山決定大開殺戒。10月15日，蔣介石率領黃埔軍校的軍隊回到廣州，開始用蘇聯提供的武器屠殺反共而起義的商團。戰場主要發生在廣州的西關商業區，由於雙方力量相差懸殊，商團雖經頑強反抗，起義最終還是被殘酷地鎮壓下去。約2千市民被殺，財務損失達5000萬港元，廣州西關一帶一片焦土。因此歷史上又被稱作【西關大屠殺】，10月15日被廣州人民和歷史上定為【孫中山焚燒商場，殘殺粵民哀痛紀念日】。1989年的64天安門大屠殺是共產黨的一大傷疤，因此今天大陸的中國人很少有人會知道這一天。不難理解1924年10月15日，也被國民黨的宣傳部消失了。

孫中山對廣州商團維護私有財產和社會公益的民間組織進行血洗，徹底顛覆了他的革命初衷。同時蔣介石為了權力不惜對民間反共的中堅力量動武，註定了他1949年被共產黨趕出大陸的可悲命運。歷史的進步是緩慢漸近的，低層和上層的精神文明過程也應該是同步的。晚清時，國人見到西洋和日本步入現代化之羨慕心情完全可以理解，但必須腳踏實地迎頭趕上。因其個人素質和品格的缺陷，完全不適合從政的孫中山卻去扮演了一場完全不應該屬於他的角色。到頭來，孫中山鼓動多少人為之犧牲，勵志消除中國社會中最厭惡和鄙視的東西，卻一而再，再而三的發生在他自己身上。中國的如此悲劇何時落下帷幕？

                  後記

我並非政黨史的專家，但可以確切地說，納粹，和國共等三個政黨都有一個特點，就是設立專門用於洗腦的宣傳部。根據牛津字典，“洗腦”（Brainwashing）的定義是，通過系統的漫長過程，即採用強制的手段使人們產生與事實完全相違的信念。1950年在形容中國政府如何讓百姓與其合作時，美國記者愛德華•亨特（Edward Hunter (1902–1978)在政治學或新聞學中第一個使用了“洗腦”的概念。亨特在1920年代被派駐中國當記者，直至中日爆發戰爭後才撤離。因此對中國政黨的“洗腦”文化有切身的體會。當然1949年後接管中國的共產黨政府更是變本加厲，1958年3月，亨特還親自在美國眾議院非美國人活動委員會作證，警告共產黨在宣傳和心理操縱方面的優勢。

國共雖曾是同根生，但後來兄弟反目為仇，卻都堅持不渝地自稱是孫中山的合法繼承人，把他美化成聖人成了唯一合力之舉。即使今天台海戰爭一觸即發的形勢下，台灣不再由國民黨執政，但孫中山在民進黨中的國父地位居然也巋然不動，這大概也屬於世界吉尼斯的中國政治奇觀之最。

當今在海外的不少民運分子，可謂對共產黨恨之入骨，置它於死地而後快，卻同時對孫中山頂禮膜拜，神聖不可褻瀆。可見國共兩黨篡改歷史的奇效非世人之敵。

孫中山到底是榮國之父還是殃國之輩，但願此文能為中文為唯一史實來源的讀者們，帶來窺一斑而知全豹之效。

完成於蔓延全球的武漢病毒中

注1【袁氏當國】，2004，唐德剛著

注2，【Big Sister, Little Sister, Red Sister: Three Women at the Heart of Twentieth-Century China】, 2019, by Jung Chang

注3，原日本外交部檔案，收錄於【The Japanese and Sun Yat-sen】，1954，by Marius B. Jansen

本文史料的一部分參考書籍：

Sun Yat-sen, 1998, by Marie-Claire Bergere, translated from France by Janet Lloyd

Sun Yat-sen His life and its meaning, A critical Biography, 1934 by Lyon Sharman

China and Soviet Russia，1956, by Henry Wei, PhD

Missionaries of Revolution, Soviet advisers and Nationalist China (1920-1927), 1989 C. Martin Wilbur and Julie Lien Ying How.