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蘭人”[1]。從《元朝秘史》來看，當該詞以Sarta’ul（< Sartaq）的形式進入蒙古語時，它似乎是用來指稱西遼或花剌子模的地面及其人民的一個專用名詞[2]。蒙古人很清楚地知道，Sarta’ul的概念並未將回鶻（元代又稱“畏吾兒”）包舉在內[3]。這一區分，最終使得“回鶻”（或“畏吾兒”）與“回回”這兩個名詞，在大約十三世紀前後被分離開來而各有所指。此後直到元末，“回回”不再包括畏吾兒，而成為畏吾兒以西中亞諸人群的集體稱謂。當時，它的主要構成部份雖然是伊斯蘭信徒，但它還中國伊斯蘭在線資料不是“穆斯林”的等義詞。元代有“朮忽回回”（指猶太人）、“綠睛回回”（指信仰基督教的阿速部人）、“羅哩回回”（吉普賽人）等，便是明證。

漢語“回回”一詞真正轉義為伊斯蘭或伊斯蘭信仰者，似乎是在明初。在《華夷譯語》中，“回回”分別被用來對譯兩個不同的語辭。《韃韃館雜誌》用“回回”對譯“撒兒塔兀勒”；我們在十三世紀文獻裡遇見的這個蒙古語詞仍然存在於明清時候的蒙古語中；其詞義被固定為古代的地理－民族專名“哈剌契丹”，即西遼[4]。《回回館譯語》則用“回回”移譯“母蘇里馬恩”，即阿拉伯語詞“穆斯林”的波斯語形式Musalman的譯音（元代的漢語譯音作“木速蠻”等）。隨着明代漢地社會與蒙古人的隔絕，“回回”的前一種涵義逐漸退出日常通用的漢語，於是“伊斯蘭”、“伊斯蘭信仰者”遂成為它最基本的詞義。

從現在遺留下來的文獻資料看，在明代前期和中期的近二百年裡，“回回”的名稱雖然流行於漢地社會，但是今天回族的先人們那時似乎並不把它當作他們的自我稱謂[5]。在當時，他們用以自指的，很可能是今日仍可見於“經堂語”中的“穆民”（Mu’min，阿拉伯語，譯言“信仰者”，又異譯作“摩民”、“母民”、“穆我民”等）、“母思里媽納”（musulman）等稱謂，而“教民”、“教門人”“同教人”等詞，也許就是它們的更漢語化的對譯詞。今天所能見到的回族先民自稱“回回”的最早的證據，大概是寫於萬曆四十一年（1613）的北京牛街禮拜寺“敕賜禮拜寺記”碑[6]。可以說，至晚是在明末清初，“回回”一詞已相當普遍地被回回人群接受為自我的稱謂。王岱輿寫作於崇禎年間的《正教真詮》，康熙時代馬注的《清真指南》，康熙、乾隆時代的劉智附著語《天方至聖實錄》中的《回回說》，都中國伊斯蘭在線資料關注到對“回回”或“回輝”稱謂的解釋[7]。

到了清代後期，回回中間已有人明確地把自己的這個群體稱為“回族”。“回族”作為一種他稱，最早似出現在乾隆時代。據田坂興道的徵引，乾隆《重修肅州新志》卷三十“西陲紀略”敘述哈密人口向肅州地方的遷徙時寫道：

“哈密夷人於故明時徙居肅州衛東關鄉居住者三族。曰維吾兒族，其人與漢俗微同；曰哈喇布族，其人與夷同；曰白面回回，則回族也。今皆男耕女織，為邊氓矣。士商營伍，咸有其人”[8]。

乾隆五十年（1785），福康安在關於鎮壓西北回民起義的奏摺里，也不止一次使用“回族”的提法[9]。光緒十六年（1890）刊印的楊昌睿《甘肅忠義傳》，在傳文中亦多次出現“回族”、“回籍”的字樣[10]。光緒後期的樊清心在《甘肅回匪肅清善後議》裡，更將“回族”一名當作明確的分類範疇來使用[11]。恐怕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下，“回族”也逐漸成為回回人的一種自稱。同治六年（1880），雲南人馬開科為馬復初的《大化總歸》作序時說：“科生不辰，相見恨晚。雖隸籍回族，而非真回”[12]。馬開科在這篇序言裡幾次提及自己的族屬。他更多地使用的是“回人”這個詞；可是在上面引述的那一處，他確實明白地稱呼自己是“回族”。由回民留下的涉及自身族屬問題的文獻實在是太少了。無論如何，這個例證不應當被看作只是措辭方面的一種偶然巧合。正如下文將要說到的，如果在民國前期，“回族”已成為一種相當普遍的自稱，那麼這一傾向在清末開始呈現，不是正在情理之中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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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克勞森（Sir Gerard Clauson）：《13世紀前的突厥語辭源學詞典》，牛津：克拉蘭頓出版社，1972，頁846。

[2] 例如，《元朝秘史》節152這樣提及該地：“撒兒塔兀勒的地面[上]垂河[處]哈剌乞塔的古兒汗”。又見節254、節260、節264等。

[3] 《元朝秘史》節198謂：“乃曼的古出魯克汗，經過委兀兒人[和]合兒魯兀惕（即哈拉魯）人，去與駐在撒兒塔兀勒地面垂河[處]的古兒汗相會”。類似證據不一而足，茲不贅。

[4] 見烏蘭：《〈蒙古源流〉研究》，瀋陽：遼寧民族出版社，2000，頁162/3、231、278。科瓦列夫斯基：《蒙俄法詞典》，喀山大學，1844，頁1337。

[5] 呼和浩特清真寺清真寺內存有“洪武皇帝御製回輝教百字”碑。碑名中的“回輝”即“回回”異名。其碑名及碑文內容，與其它許多地方清真寺中的“洪武皇帝百字贊”碑都不相同。例如據1930年代的調查，成都鼓樓清真寺內有“奉天敕命太祖高皇帝御製百字聖號”，年月署為“洪武捌年（廣運之寶）伍月日”；無論對該匾額所署年月作何解釋，其題款中都沒有“回輝”字樣。該碑的碑名連同“回輝”這一異稱，甚至包括碑文本身，恐怕都不是明初的製作。碑文見余振貴、雷曉靜主編：《中國回族金石錄》，銀川：寧夏人民出版社，2001，頁200至201。成都“百字號”見虎世文：《成都回民現狀》，李興華、馮今源編：《中國伊斯蘭教史參考資料選編》，下冊（1911－19491119，銀川：寧夏人民出版社，1985，頁1667至1675。

[6] 碑文見《中國回族金石志》頁3。按、同書頁48收錄的弘治六年（1493）“杭郡重修禮拜寺記”也有“回輝氏”一語。從文末語氣判斷，該碑文作者本人並不是回回人。故與此處討論無大關涉。

[7] 可參見田坂興道前揭書，上卷，頁111至115。

[8] 田坂興道前揭書，下卷，頁1102。按、“哈喇布”應為“哈喇灰”之訛。因手邊無書，姑依田坂氏引文移錄於是。復按原文，尚待來日。又、明末中國伊斯蘭在線資料茅瑞徵《皇明象胥錄》卷6“哈密”條，謂該地“部夷雜居，有回回、畏兀兒、哈喇灰三種”。它與前引肅州志所指之“回回”、“白面回回”、“回族”，均指當地歸依了伊斯蘭教、因而一度喪失了畏吾兒族群認同的“纏頭回回”，而所謂“畏吾兒”，則指此時仍信仰佛教的畏吾兒人。關於“回族”內涵在清代的伸展，詳下文。

[9] 《欽定石烽堡紀略》卷20，“五十年正月十三日”。

[10] 《甘肅忠義錄》卷16，《回民列傳》。“回籍”一詞的出現，使人有理由推測，當時甘肅的戶籍資料中，可能已有中國伊斯蘭在線資料分辨回、漢族屬的記錄。同卷傳文又有稱回民為“回部”者，也表明清人將回族和“回部”視為一體的傾向，關於這個問題，詳下文。

[11] 《續甘肅通志稿》卷216，“文征”16。見田坂興道前揭書，下冊頁897。

[12] 《大化總歸》卷首，馬開科序。

未完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