帝國的覆滅：蘇聯“八·一九”事件始末

敬言坊

1991年8月19日清晨，克里姆林宮鐘樓上的大鐘剛敲完六響，蘇聯中央電視台和廣播電台同時報告塔斯社頭條新聞：戈爾巴喬夫因健康原因不可能履行蘇聯總統職責。根據蘇聯憲法，副總統亞納耶夫代行總統職務，蘇聯國家的全部權力交給蘇聯國家緊急狀態委員會。這一爆炸性新聞，不僅使蘇聯人感到十分吃驚，同時也引起了全世界的關注。西方各大國領導人紛紛中斷休假和外出訪問旅行，召集高級助手研究事態的發展。

　　令人難以置信的是，一個由政界、軍界強有力人物參加和支持的政變，卻來也匆匆，去也匆匆。只有三天時間，政變就宣告失敗。人們不禁要問：政變何以發生?又是如何組織和行動的呢?

　　火山口上的戈爾巴喬夫

　　“政變並非像晴天霹靂那樣突如其來……回答是：根本性的變革觸動了整個社會機體和社會各階層的根本利益。”

　　——戈爾巴喬夫著《八月政變》

　　戈爾巴喬夫是蘇聯共產黨和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的最後一屆領導人。他於1985年3月11日入主克里姆林宮，從此開始領導這個世界上唯一能夠與最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美國平起平坐的超級大國。

　　戈爾巴喬夫是以改革家姿態登上政治舞台的。起初，蘇聯老百姓對戈爾巴喬夫的改革抱有極大希望。西方也歡迎這位克里姆林宮的新主人。戈爾巴喬夫一上任，就被西方輿論譽為“蘇聯各個領域的新一代領導人的代表”，“政治作風可能同他的前任迥然不同”，“戈爾巴喬夫有可能改變莫斯科的基調和方向”。

　　戈爾巴喬夫入主克里姆林宮後，迅速掀起了一股改革“新浪潮”。他試圖探討出一條不同於其他社會主義國家改革的新路子。他首先把改革重點放在意識形態和政治體制方面。戈氏最初的改革是要“完善社會主義社會”。但是隨着國際國內形勢的發展和其牽一髮而動全身的改革的鋪開，戈爾巴喬夫開始懷疑蘇聯的社會主義，試圖尋找一種“人道的民主的社會主義”。1987年11月初，戈爾巴喬夫在十月革命70周年慶祝大會上作報告，對蘇聯70年的歷史和重要人物進行了評價，強調要改變“被扭曲的”社會主義制度。同時應美國一家出版公司之約，戈爾巴喬夫趕寫了《改革與新思維》(該書原名題為《改革以及我國和全世界的新思維》)，突出地強調“新思維的核心是承認全人類的利益和價值高於一切”。戈爾巴喬夫說：新思維“是深刻思考當代世界現實的結果，是理解到對政治的負責態度必須有科學論證的結果，是放棄了某些從前認為是不可能動搖的公理的結果。”

　　被賦予“新思維”的戈爾巴喬夫準備徹底改革蘇聯的社會主義制度，“全面充實人權”。他在1988年6月蘇共全國黨代表會議上所作的報告中宣布：“要根本改變我們的政治體制”，實行“社會主義多元化”和“輿論多元化”，要改變共產黨的職能，把國家的“一切權力歸蘇維埃”。1989年11月26日，戈爾巴喬夫在《真理報》上發表長篇文章。他說：“如果前幾年蘇聯的改革只是完善過去的制度的話，”那麼現在“必須改建我們(蘇聯)整個的社會大廈——從經濟基礎到上層建築。”他還力主“促進多元化”，提倡議會民主和三權分立。

　　一石激起千重浪。戈爾巴喬夫在重大政治問題上的急轉彎，引起了蘇共黨內和蘇聯國內的政治分化。蘇共黨內隨即形成了以葉利欽為代表的“激進派”，以利加喬夫為代表的“傳統派”和以戈爾巴喬夫為代表的“主流派”(自稱是“政治中間派”)。同時，社會上還出現了500多個形形色色的政黨，6萬多個“非官方組織”。各種政治力量的消長，把戈爾巴喬夫推到風頭浪尖之上。戈爾巴喬夫仍能運籌帷幄，縱橫捭闔。1990年，戈爾巴喬夫為代表的“主流派”使用種種手法，貫徹“人道的民主的社會主義”路線。戈爾巴喬夫還利用各種派別之間的矛盾，在蘇共28大上繼續保住了蘇共中央總書記的職務。以葉利欽為代表的“激進派”，聯合社會上其他反對派，1990年上半年趁“自由選舉”之機在一系列加盟共和國和地區奪取政權，特別是葉利欽當選為俄羅斯聯邦最高蘇維埃主席。莫斯科和列寧格勒(現已改為聖彼得堡)等重要城市的蘇維埃政權也被“激進派”人物掌握。1990年下半年，葉利欽等人正式退出蘇共，致力奪取蘇聯中央政權。在戈爾巴喬夫居於黨政主要領導崗位和“激進派”不斷進攻的情況下，“傳統派”1990年比較被動，利加喬夫在蘇共28大上被排擠出領導崗位。此後，“傳統派”未出現有號召力的代表人物。

　　戈爾巴喬夫一方面窮於應付派系鬥爭，另一方面仍忙於政治改革，除了改組蘇共中央領導機構和大批更換黨政幹部以外，他還主持進行了政權機構的改革。首先建立了一個新的國家最高權力機構——人民代表大會，人民代表大會的常設機構是最高蘇維埃。1989年5月召開了蘇聯人民代表大會。1990年3月和12月先後舉行了兩次蘇聯人民代表大會，對憲法進行了重大修改。修改後的蘇聯憲法取消了蘇共的領導地位，允許多黨制和政治多元化，實行三權分立的政體和議會民主，確立了總統制。戈爾巴喬夫要賦予總統“一切必要的權力，把改革政策付諸實現”。1990年3月，戈爾巴喬夫當選為蘇聯第一任(也是最後一任)總統。1990年12月第二次人代會上還決定實行總統直接領導下的內閣制，並設立副總統職務，亞納耶夫在這次人代會上當選為蘇聯副總統。總統被賦予遠比最高蘇維埃主席更為廣泛的權力。按憲法規定，總統作為國家元首有16項權力。立志於改革“斯大林主義”專權的戈爾巴喬夫，卻把過多的權力集中於總統一人，不僅有悖於其改革初衷，而且增加了個人的責任和風險。總統成為矛盾鬥爭的焦點。

　　時間進入1991年。年初，“傳統派”對“激進派”採取了一些反擊措施，並對戈爾巴喬夫提出批評和警告。力量對比曾一度向“傳統派”傾斜。但是戈爾巴喬夫仍然堅持所謂“政治中間派”的立場。“激進派”則聯合民族分離主義勢力，鼓動礦工罷工和在一些城市組織遊行集會，要求改組政府和最高蘇維埃，實行軍隊“非黨化”和沒收蘇共財產，並要求戈爾巴喬夫辭職。“政治中間派”的遊戲，已經使戈爾巴喬夫引火燒身。他後來曾說：“當時出現了‘打倒總書記!打倒總統!’的呼聲。”

　　到1991年第二季度，戈爾巴喬夫倒向“激進派”。他對葉利欽作了一系列讓步，其中包括不顧3月17日全民公決結果對已經起草好的聯盟條約草案進行修改、改組聯盟中央政權。結果，戈爾巴喬夫招來黨內的一片譴責。以葉利欽為代表的“激進派”勢力猛增。葉利欽於6月12日當選為俄羅斯聯邦總統，7月20日發布“非黨化”命令，限期解散機關、企業和軍隊中的蘇共組織。俄羅斯議會通過一些實行私有化的法律。這時，蘇聯經濟嚴重衰退，1991年負增長達12%，人民生活水平急劇下降。承認各加盟共和國主權，把“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改為“主權蘇維埃共和國聯盟”的《主權共和國聯盟條約》(簡稱新聯盟條約)準備在8月20日簽字。這個新聯盟條約一旦簽署，至少有5個加盟共和國不再屬於蘇聯，這涉及到蘇聯國家的完整和統一。

　　這樣，關於蘇聯的前途、蘇共的命運和社會發展等重大問題，都以尖銳的形式提到各種政治力量面前，激烈的較量在所難免。

　　倉促上陣的緊急狀態委員會

　　1991年8月16日，即“八·一九”事件的前三天，發生了兩件引入注目的事件：一、蘇聯軍隊黨的監察委員會和武裝部隊黨的特別委員會發出呼籲書，呼籲軍隊中的蘇共黨員加強團結，保衛祖國；二、曾任蘇共中央政治局委員、中央書記、蘇聯總統首席顧問的雅科夫列夫在《消息報》上發表聲明，退出蘇共，並警告社會各界：蘇共領導正準備進行一場政變。

　　8月18日下午，蘇聯副總統亞納耶夫正在莫斯科郊外蘇聯總理帕夫洛夫的別墅里參加慶祝帕夫洛夫的一個兒子返回莫斯科舉行的晚會。晚會的氣氛正濃的時候，克格勃打來電話，說國家安全委員會(即克格勃)和克里姆林宮其他領導人需要馬上開會討論一項可怕的緊急事件。亞納耶夫和帕夫洛夫立即驅車前往。

　　與會者除亞納耶夫和帕夫洛夫以外，還有蘇聯國防會議第一副主席巴克拉諾夫，蘇聯克格勃主席克留奇科夫，蘇聯內務部長普戈，蘇聯農民聯盟主席斯塔羅杜布采夫，蘇聯國營企業和工業、建築、運輸、郵電設施聯合會會長季賈科夫，蘇聯國防部長亞佐夫，蘇聯總統辦公室主任博爾金，克格勃負責蘇聯領導人安全保衛工作的第九局負責人普列漢諾夫，蘇共中央書記舍寧。除戈爾巴喬夫以外的蘇聯重要領導人幾乎都來了。

　　克格勃主席克留奇科夫在會上說：“發生了重大災難”。他說，克格勃得到消息，有人要發動武裝起義。但他沒有說企圖搞武裝起義的人是誰。他還說，那些人就要包圍首都的一些戰略要地，其中包括電視台總部、火車站和議員們居住的兩個飯店。他還發現一個黑名單，黑名單上列有與會絕大多數人員在內的一些政府官員的名字，這些政府官員和家人都將被處決。普列漢諾夫說，他也通過其他渠道了解到同樣的情況，問題的確很嚴重。同時，蘇聯總統辦公室主任博爾金說戈爾巴喬夫總統病勢嚴重。他和其他幾位剛從戈爾巴喬夫的克里米亞福羅斯灣總統別墅回來的人說，他們看到了戈爾巴喬夫，醫生不讓打擾。博爾金還說：“他可能是心臟病發作或中風。”

　　接着，緊急狀態委員會宣告成立。緊急狀態委員會由國防會議第一副主席巴克拉諾夫、克格勃主席克留奇科夫、國防部長亞佐夫、總理帕夫洛夫、副總統亞納耶夫、內務部長普戈、蘇聯農民聯盟主席斯塔羅杜布采夫，蘇聯國營企業和工業、建築、運輸、郵電設施聯合會會長季賈科夫等8人組成。

　　8月19日凌晨4時，蘇聯國家緊急狀態委員會開始工作。據說，凌晨4時30分，在莫斯科的一位國家緊急狀態委員會的親信給俄羅斯電視台一位負責人的家裡打電話，預先告知說正在準備一場政變。

　　翌日晨6時，蘇聯中央電視台和廣播電台正式宣布了蘇聯副總統亞納耶夫的命令：蘇聯總統戈爾巴喬夫因健康原因已不能履行總統職責，根據蘇聯憲法127條，由副總統亞納耶夫代行總統職務。

　　莫斯科市民聽到亞納耶夫的命令後，大都十分驚訝，然而卻反應冷淡。此後幾小時，莫斯科市仍秩序井然。

　　與此同時，國家緊急狀態委員會成員、國防部長亞佐夫召集各軍區司令員開會，並下達指標：根據形勢，維護秩序，加強軍事設施的警戒；其餘情況，注意收聽廣播和看報。但亞佐夫並沒有下達調遣軍隊的命令。

　　大約半小時後，副總統亞納耶夫、總理帕夫洛夫和國防會議第一副主席巴克拉諾夫三人聯名簽署了《蘇聯領導的聲明》，宣布從1991年8月19日4時起在蘇聯個別地方實行為期6個月的緊急狀態，並成立蘇聯國家緊急狀態委員會。同時，亞納耶夫致函各國國家元首和政府首腦以及聯合國秘書長，重申蘇聯信守以前“承擔的國際義務”，希望“得到各國人民和政府以及聯合國的應有理解”。

　　蘇聯國家緊急狀態委員會發表《告蘇聯人民書》，作為國家緊急狀態委員會的成立宣言和對此次事變的正式解釋。《告蘇聯人民書》說：“由戈爾巴喬夫發起並開始的改革政策，原想作為保障國家迅速發展和使社會生活民主化的手段，卻因種種原因走入死胡同。無信仰、冷漠和絕望取代了最初的熱情和希望。各級政權失去了居民的信任。……

　　“蘇聯政治和經濟形勢的日益不穩定破壞着我們在世界上的地位。……昨日，在國外的蘇聯人還感覺自己是一個有影響的受尊敬的體面的公民。今日，他常常感覺到自己是二等外國人，人們對他常常投以蔑視或憐憫的目光。

　　“我們呼籲蘇聯全體公民意識到自己對祖國承擔的義務並大力支持蘇聯國家緊急狀態委員會，支持在使國家擺脫危機方面作出的努力。”

　　中午11時，國家緊急狀態委員會發表第1號決定，要求各級政權機關“確保無條件實行緊急狀態”，立即解散非法的機構與武裝，禁止遊行、集會、示威和罷工等，並提出使經濟形勢正常化的一些措施。

　　蘇聯國家緊急狀態委員會是以亞納耶夫、帕夫洛夫和巴克拉諾夫為核心的。基本上集中了除戈爾巴喬夫以外的黨、政、軍、工、農等各個方面的要人。國防部、克格勃和內務部的第一把手參加國家緊急狀態委員會無疑有利於控制全國局勢。以至於當時的美國總統國家安全顧問斯考克羅夫斯特得到蘇聯“八·一九”事件消息時，也認為歷史經驗表明，由如此強有力的人物支持的政變很可能成功。

　　當時，俄羅斯聯邦總統葉利欽擁有相當的支持者。葉利欽很快在俄羅斯議會大廈成立了抵抗指揮部。中午11時46分，葉利欽在俄羅斯議會大廈舉行記者招待會，宣讀了《告俄羅斯公民書》，宣布國家緊急狀態委員會是“非法的”，是“右派反憲法的反動政變”，要求立即召開蘇聯非常人民代表大會，呼籲“俄羅斯公民對叛亂分子給予應有的回擊”，號召在俄羅斯全境內進行無限期罷工。

　　在葉利欽和俄羅斯聯邦其他領導人的號召下，很快形成了反對國家緊急狀態委員會的浩大聲勢。中午12時許，莫斯科跑馬場上，有人舉行集會，開始只有上千人，人越聚越多。集會者宣讀了葉利欽的《告俄羅斯公民書》。直到此時，在國家緊急狀態委員會的命令下，軍隊開到莫斯科。集會開始不久，一隊裝甲車從大劇院方向開往跑馬場廣場。12時30分，示威者在民族飯店前用兩輛無軌電車封鎖了特維爾大街。市中心的所有橋梁上都停着坦克。軍隊開始在莫斯科市內大規模調動。

　　中午13時，葉利欽走出俄羅斯議會大廈，登上封鎖俄羅斯議會大廈的塔曼師110號坦克，他的幾名助手也隨其登上坦克。葉利欽發表了演講，呼籲莫斯科人和俄羅斯全體公民進行反擊。

　　由於莫斯科流傳軍隊要在下午16時進攻俄羅斯議會大廈，示威者從15時30分開始在紅色普列斯尼亞河岸的俄羅斯議會大廈旁設置路障。實際上進攻並沒有發生。

　　下午17時許，蘇聯最高蘇維埃主席盧基揚諾夫宣布定於8月26日在莫斯科召開蘇聯最高蘇維埃非常會議，會議將批准在蘇聯個別地區實行緊急狀態的決定。緊接着，亞納耶夫頒布命令，宣布從8月19日起在莫斯科實行緊急狀態，任命莫斯科軍區司令加里寧上將為莫斯科市衛戍司令，授權他頒布嚴格規定維持緊急狀態必須執行的命令(當日，列寧格勒警備司令也宣布，在列寧格勒及其附近地區實行緊急狀態)。

　　蘇聯國家緊急狀態委員會發布第2號決定，決定暫時限制中央、莫斯科市和州的社會出版物。只允許下列報紙出版：《勞動報》、《工人論壇報》、《消息報》、《真理報》、《紅星報》、《蘇維埃俄羅斯報》、《莫斯科真理報》、《列寧旗幟報》、《農村生活報》。

　　儘管國家緊急狀態委員會的主要矛頭是針對葉利欽的，但亞納耶夫等人試圖藉助憲法的權威，使緊急狀態委員會行動合法，遲遲沒有對葉利欽和俄羅斯聯邦其他領導人採取措施，這不能不說是一個重大失誤。當葉利欽在俄羅斯議會大廈前舉行記者招待會時，大廈四周市民極少。如在當時採取措施，葉利欽等人難逃厄運。國家緊急狀態委員會甚至沒有切斷俄羅斯議會大廈的對外聯繫，葉利欽還可用國際電話與布什等外國領導人通話。

　　葉利欽等俄羅斯領導人對自身的安全也十分擔心，葉利欽曾作了最壞的打算。當天下午，葉利欽簽署成立業務管理小組的命令。該小組實際上是俄羅斯的“影子內閣”，由俄羅斯聯邦副部長理洛博夫、俄羅斯聯邦最高蘇維埃主席團成員克拉薩夫琴科和俄羅斯聯邦國務委員會委員布洛科夫領導，由20多人組成。“影子內閣”被派到俄羅斯中部位於離斯維爾德洛夫斯克市70公里處的森林中的備用轉播站領導俄羅斯。準備萬一俄羅斯議會大廈失守，可組織另一個根據地，進行長期鬥爭。

　　當晚17時46分，亞納耶夫舉行首次記者招待會。參加記者招待會的還有國家緊急狀態委員會成員巴克拉諾夫、普戈、斯塔羅杜布采夫、季賈科夫。亞納耶夫表示，國家緊急狀態委員會決心“採取最果斷措施使國家和社會儘快擺脫危機”，並打算提請預定於8月26日召開的蘇聯最高蘇維埃非常會議確認實行緊急狀態的權力。亞納耶夫在談到戈爾巴喬夫時說，戈爾巴喬夫“處於十分安全的狀態中，沒有受到任何威脅”，“現在正在克里米亞休息和治療”，希望“戈爾巴喬夫康復後履行自己的職責”。“我的朋友戈爾巴喬夫總統將會歸隊，我們還將在一起工作”。

　　晚上，蘇聯總理、國家緊急狀態委員會成員、政變的主要領導人之一帕夫洛夫在內閣晚間會議之後，突然高血壓病發作。國家緊急狀態委員會決定，在帕夫洛夫患病期間，委託第一副總理多古日耶夫履行總理職務，這對緊急狀態委員會是一個不利影響。也有人認為，這是帕夫洛夫撤出政變的一種做法。

　　在“緊急狀態”的第一天裡，一切按計划進行。反對者沒有組織起有效的抵抗。除俄羅斯聯邦外，其他大部分加盟共和國保持相對平靜。烏克蘭、哈薩克、亞美尼亞、立陶宛、格魯吉亞等共和國領導人都對事件表了態，雖口徑不一，但一般都要求共和國居民保持平靜、克制、謹慎，遵守紀律，不受挑唆，不與軍隊對抗。8月19日21時15分，國家緊急狀態委員會發表聲明，指出國內局勢保持平靜，居民對緊急狀態委員會所採取的措施表示支持，國外也表示某種程度的理解。聲明對俄羅斯領導人“直接縱容人們採取違法行動”的“不負責任的、不明智的舉動”提出警告。

　　美國等西方大國對亞納耶夫等人的行動完全持否定態度，紛紛表示支持戈爾巴喬夫和葉利欽，同時宣布中止對蘇聯的經濟援助，向蘇聯國家緊急狀態委員會施加壓力。

　　正在緬因州休假的美國總統布什午夜被叫醒，聽取了美國國家安全顧問斯考克羅夫斯特的匯報。布什在休假地舉行記者招待會並發表聲明說：“顯然這是一個令人不安的事態發展，將對蘇聯社會、蘇聯同其他國家的關係，包括同美國的關係產生嚴重的後果。”但斯考克羅夫斯特勸布什，“由如此強有力的人物支持的政變很可能成功”，“我們也不要截斷和他們聯繫的橋梁。”

　　但美國國家情報委員會主任弗里茨·埃馬斯卻以情報分析為基礎向總統提供了相反結論的報告。埃馬斯在得到蘇聯事變的消息後，迅速到中央情報局總部啟動電腦查詢近幾天來蘇軍和克格勃的調動部署情況。令他吃驚的是與事前沒有什麼變化。他對同事說：“嘿，這些傢伙，沒有什麼大不了的事情。”他給總統的報告指出：這次政變是一次不協調的、倉促準備的臨時性行動。對事件的後果評估中，他預測克里姆林宮回到保守派手中的可能性是10%，保守派和改革派之間處於無限期僵持狀態的可能性為45%，而政變早期失敗的可能性也是45%。

　　布什在得到一系列情報分析並與助手磋商之後，對蘇聯事變的措詞更加強硬。美、英、法、德、意、日、澳等西方國家統一口徑，對蘇聯國家緊急狀態委員會大加譴責，形成圍剿之勢。美國還利用“美國之音”，轉播葉利欽號召推翻亞納耶夫等人以及布什表示同情的講話，使葉利欽有了一個向俄羅斯人民發表講話的重要機會。

　　前途未卜的戈爾巴喬夫

　　8月，是蘇聯和西方首腦休假的季節。戈爾巴喬夫於8月4日來到風景秀麗、氣候宜人的克里米亞福羅斯的蘇聯最高領導人別墅休假。戈爾巴喬夫1985年入主克里姆林宮後就擁有了這幢別墅。他著名的《改革與新思維》一書，就是1987年休假時在這幢別墅里完成的。

　　1991年8月，戈爾巴喬夫在這幢別墅里休假，也有一項重要任務，那就是為新聯盟條約作最後準備。

　　直到8月17日，戈爾巴喬夫還同俄羅斯總統葉利欽、哈薩克斯坦總統納扎爾巴耶夫分別討論了即將簽署的新聯盟條約和聯邦委員會會議的有關事項。他準備8月19日飛回莫斯科，8月20日在克里姆林宮主持新聯盟條約的簽字儀式，並發表演說。

　　8月18日中午，戈爾巴喬夫同副總統亞納耶夫通話，並告訴亞納耶夫他抵達莫斯科的具體時間，亞納耶夫答應要去機場迎接戈爾巴喬夫。午餐後，戈爾巴喬夫繼續起草預定在新聯盟條約簽字儀式上發表的演說稿。

　　下午4時50分，貼身衛士長列夫列也茨進來報告：有一群人要見戈爾巴喬夫總統。戈爾巴喬夫聽後心存疑慮，立即問是什麼人。因為他沒有邀請任何人，事先也沒得到有人來訪的通知。戈爾巴喬夫馬上問衛士長：“那麼你為什麼讓他們進來?”衛士長回答：“普列漢諾夫同他們一起來的。”普列漢諾夫是蘇聯國家安全委員會(即克格勃)負責蘇聯領導人警衛工作的保衛局局長。衛士長是他的下屬，當然不能阻攔，否則衛士不會讓人接近總統。

　　戈爾巴喬夫似乎預感到什麼。作為蘇聯總統的戈爾巴喬夫，身邊有全套的通訊系統——政府線、普通線、戰略通訊線和衛星通訊線。他拿起一個話筒，不通，一連拿起5個話筒，都未接通，內線電話也被切斷了。戈爾巴喬夫覺得事態嚴重。他首先把所發生的一切告訴了陪同他來度假的他的妻子賴莎·瑪克莫芙娜、女兒伊利娜和女婿阿納托利，並同他們簡單商量了應變對策。

　　戈爾巴喬夫走出來，這時來訪者已經進入他的辦公室。戈爾巴喬夫認為，這是“一種前所未聞的失敬”。來訪者是戈爾巴喬夫總統辦公室主任博爾金，蘇共政治局委員、中央書記舍寧，國防會議第一副主席巴克拉諾夫，國防部副部長兼陸軍總司令瓦連尼科夫大將，還有克格勃保衛局局長普列漢諾夫。戈爾巴喬夫“命令”普列漢諾夫離開辦公室。

戈爾巴喬夫問：“在繼續我們的談話之前，我要問你們，是誰派你們來的?”回答是：“委員會。”

　　“什麼委員會?”

　　“哦，是為處理國家緊急狀態而建立的委員會。”

　　“誰建立的?我沒有建立，最高蘇維埃沒有建立，誰建立的?”

　　來訪者隨即向戈爾巴喬夫攤牌：簽署緊急狀態令，否則把職權交給副總統。

　　戈爾巴喬夫說：“用這種方式解決問題的根據是什麼?”

　　回答：“國家的狀況——正走向災難，必須採取措施，需要實行緊急狀態——其他措施挽救不了我們，我們再也不能欺騙自己。”

　　戈爾巴喬夫拒絕了這一要求。他說：“如果有不同意見，讓我們到最高蘇維埃提出這些問題，讓人民代表大會討論並尋求解決方案。”

　　戈爾巴喬夫認為，近年來他不止一次成功地阻止或防止了事情發生危險的逆轉。他相信，今天他仍能改變局勢。他告訴來訪者：“你們和派你們來的人是不負責任的。你們會毀掉自己，但這是你們自己的事，去你們的吧!但是你們也將毀掉這個國家，毀掉我們已經做的一切。告訴派你們來的委員會吧。”

　　“我們即將簽署聯盟條約。我們已同各共和國一起，準備就食品供應、燃料和金融問題做出重大的決定，以便儘快穩定政治經濟形勢，加速向市場經濟過渡，給人民以更多的機會在各方面進行發展。我們馬上就要達成協議了。當然，我們還沒有達成充分協議：雙方都沒有擺脫猜疑。這種猜疑存在於各共和國和中央的關係中，也存在於各派政治力量和社會運動之間的關係中。但是尋求協議是唯一出路。它已經有了眉目，我們已經開始向前邁進。只有一心要自殺的人才會現在在我國實施緊急狀態。我同此事毫無關係。”

　　瓦連尼科夫向戈爾巴喬夫提出：“交出你的辭呈。”戈爾巴喬夫回答說：“這兩件你們一件也得不到——把這告訴派你們來的人吧。”

　　戈爾巴喬夫接着說：“實際上，我有可參會見許多共和國的領導人來討論這些問題。8月20日我們將簽署聯盟條約。8月21日將舉行聯邦委員會會議。我們將在內閣會議上討論達成協議的事項。我們必須作出某些決定。但不是用你們要使用的方法。”

　　“這麼說，你們明天要宣布緊急狀態。此後會怎麼樣呢?你們能不能至少制定出接下來一天的計劃以及以後的幾個步驟——再下一步怎麼辦?國家將拒絕這些措施，不予支持。你們想利用困難和人民的厭倦，你們以為他們準備支持任何一個獨裁者……”

　　戈爾巴喬夫又說：“我建議召開一次最高蘇維埃和人民代表大會，在那裡解決一切問題。你們對現狀擔憂嗎?我們也都擔憂。你們相信需要緊急措施。我持同樣的意見……我將捍衛政策的三個主要方向：尋求一致，擴大改革，與西方合作。特別是因為，在這決定性的階段，其他國家願意同我們合作。”

　　賦有使命的來訪者當然不會妥協，戈爾巴喬夫也毫不讓步。戈爾巴喬夫最後說：“那麼就這樣吧。沒有什麼可以再談的了。回去報告，我絕對反對你們的計劃，你們將被擊敗。”會面就這樣結束了。

　　8月18日晚上，克格勃主席克留奇科夫向普列漢諾夫下令，對戈爾巴喬夫實行隔離並切斷他與外界的一切聯繫。8月19日凌晨4時，克格勃的塞瓦斯托波爾團奉蘇聯防空軍參謀長馬爾采夫上將之命，封鎖了戈爾巴喬夫在克里米亞福羅斯灣的別墅。這個團用兩輛牽引車切斷了別利別克機場的飛機跑道。當時機場上停放着蘇聯總統的兩架飛機：“圖——134”型飛機和“米——8”型直升飛機。

　　被軟禁的戈爾巴喬夫心急如焚，他急於知道蘇聯政局到底變成什麼樣子。而他除電視外，又沒有任何信息來源。後來，他的貼身衛士在服務區找到一些舊的無線電收音機，安上天線，開始收聽外國廣播。他們居然收到英國廣播公司和自由廣播電台，又設法收到了美國之音。他的女婿用袖珍索尼牌收音機也收到一個西方電台。他們開始匯集和分析信息，評估局勢的發展趨向。

　　戈爾巴喬夫對自身的安全十分擔心。特別是國家緊急狀態委員會8月19日記者招待會上答應近期內出示戈爾巴喬夫身體狀況的診斷證明之後，戈爾巴喬夫認為，國家緊急狀態委員會會使用一切手段來摧殘他的身心健康。

　　值得戈爾巴喬夫慶幸的是，他的32名貼身衛士仍忠誠於他。衛士們為了戈爾巴喬夫的安全，將整個住地劃分了責任區。他們決定拒絕接受每天從外面運來的食物，只靠原存食品和衛士食堂的供應生活，防止加害戈爾巴喬夫。

　　戈爾巴喬夫多次提出要求：恢復他與外界的一切聯繫，派一架飛機送他回莫斯科。這當然沒有結果。

　　8月20日，戈爾巴喬夫向他的助手契爾尼亞耶夫口授了一個四點意見的聲明。他本人還親筆寫了開頭語並簽字：

　　我請人民代表大會和蘇聯最高蘇維埃注意下面的

　　聲 明

　　1.亞納耶夫藉口我生病不能履行職責而擔任起總統的責任，這是企圖欺騙人民，因而只能稱之為政變。

　　2.這意味着由此而產生的一切行動都是非法的，沒有法律效力。

　　無論總統還是人民代表大會都沒有授予亞納耶夫這種權力。

　　3.請向盧基揚諾夫同志轉達我的要求，緊急召開蘇聯最高蘇維埃和人民代表大會，考慮已發生的局勢。

　　因為他們，只有他們，在考慮局勢後，才有權決定政府應採取的措施以及付諸實施的手段。

　　4.我要求立即中止國家緊急狀態委員會的活動，直到上面所述的決定由蘇聯最高蘇維埃和人民代表大會作出之時。

　　國家緊急狀態委員會行動的繼續和措施的進一步升級最終將證明是對各族人民的悲劇，它將進一步惡化局勢，甚至將使中央和各共和國為走出危機而進行的共同努力全遭破壞。

　　蘇聯總統

　　米·戈爾巴喬夫(簽字)

　　於克里米亞

　　1991年8月2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