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夏開始，至今大約四千一百多年。讓我們先來宏觀的看看在這漫長的四個千年中中國的統一與分裂的線條：

夏， 16王，大約500年，聯邦制的統一國體。

商， 17代31王，大約600年左右，聯邦制統一國體。

西周，13王，257年，聯邦制統一國體。

以上三代是中國第一種統一的國家形式。說她是聯邦制，主要是諸侯國的軍政自治權比較獨立。也不是西方的鬆散聯邦制。遠古國家性質是一個專門問題，不想在這裡拉扯過多。

東周，即春秋時代，25王，100餘諸侯國，大約300餘年。

戰國，7大戰國，30餘小諸侯國，大約250年左右。

以上兩段是中國文明發展的大黃金時代，是中國創立新型統一國家的過渡時期，而不是通常意義的分裂時期。

秦帝國，兩任皇帝，15年，統一帝國。 楚漢相爭，5年內亂（分裂）。

西漢， 15帝，215年，統一時期。

新， 1帝，15年，統一時期（後期三年內亂）。

東漢， 14帝，196年，統一時期（初期8年內外戰爭，後期24年內亂）。

三國， 60年，分裂時期。

西晉， 4帝，52年，統一時期（後期15年內亂）。

東晉南北朝，12帝，264年，大分裂時期。

隋， 5帝，39年，統一時期（後期3年內亂）。

唐， 25帝，276年，統一時期（中間及後期內亂大約30年）。

五代十國，52年，大分裂時期。

北宋， 9帝，163年，統一時期。

南宋， 10帝，157年,大分裂時期。

元， 13君，88年，大分裂內亂時期。

明， 19帝，294年，統一時期。

清， 10帝，296年，統一時期。

1840年後的160年，只算共和國50年基本統一，其餘110年全部記為內亂、 外侮、分裂時期。

根據以上粗線條，中國前兩個千年基本統一，後兩個千年（秦帝國之後）中，統一時期為1215年，分裂內亂時期為785年（加上統一時期的中後期內亂， 大約800多年）。

從總的方面說，中國民族的統一占據了主流，分裂內亂終歸統一。一個基本規律是，強盛的中國全部是統一時期，積貧積弱的中國全部是分裂內亂時期。

世界上沒有一個大民族象中國這樣歷經如此多的分裂內亂而每次都能整合自己，最終回歸統一潮流！分裂勢力在中國歷史上沒有成功過一次，中國的國土沒有因為分裂內亂而永遠丟失那怕一寸！

不能不說，這是世界民族史的奇蹟。

中國民族智慧中最為眩目的明珠就是統一意識。世界上沒有一個民族將統一意識化做如此恆久的民族精神

中國民族整合統一的大智慧主要在以下三個方面：

其一，每次面對分裂，統一立即成為中國民族的最高理想，並且絕不動搖。民族的最高榮譽總是給予能夠領導統一的英雄領袖，民眾追隨的目標也立即洶湧澎湃的倒向統一力量。中國人總是將分裂內亂視為“國破”，又總是將“國破家忘”連成一條最簡單的因果直線，將“覆巢之下，豈有完卵？” 視做天經地義的邏輯。這就是中國民族面對分裂的思維定式，一種永遠不能改變的民族價值觀。請每個中國人牢牢記住，這就是中國人歷經數千年鍛鑄出來的精神利劍，光芒閃爍，充滿霸氣——對分裂者沒有道理好講，就是必須統一！

其二，痛下殺手，毫不手軟。中國民族對分裂勢力的殺伐決斷遠遠狠於對外來勢力的運籌抵禦。對外用兵，中國人在歷史上一般都極為謹慎。但對內消除分裂完成統一，中國民族從來沒有優柔寡斷。在是否統一的問題上， 中國人從來沒有決策過程。要決定的只是一個，如何打？而且，統一戰爭從不顧及力量對比，打敗了也要前赴後繼的再打。每每是統一戰爭，中國史書都觸目驚心的記載着“血流漂杵”“浮屍百萬”！那些最大規模的戰爭，往往不是發生在抵禦外侮中，而是發生在統一戰爭中。戰國的長平大戰，秦趙兩國共出動雄師百萬，一戰消滅趙國五十萬大軍，從而創造了古典戰爭的最高典型。對外戰爭雖然也同樣有著名戰例，然則就戰爭規模而言，遠遠不如中國內部的統一戰爭。誠實的說，幾千年歷史上，能在中國人馬前走幾個回合的外敵，還確實沒有幾個，雖然近代以來我們也有過戰敗的恥辱。但是，內部分裂勢力卻是同樣優秀的人種，就不能不碰撞出最為絢爛的戰爭火花。這種為了統一不惜付出最大代價的拼命精神，最充分的體現了中國民族剛猛勇武的一面，足以使任何分裂勢力先自氣短三分。

其三，沒有談出來的統一，只有打出來的統一。這是殘酷的事實，痛苦的經驗。從本質上講，統一意味着分裂一方的陰暗命運，丟失政權並遺臭萬年，盲目追隨分裂的民眾也將付出慘重的代價；設若抵抗並戰而勝之，安知分裂者不能爭得統一的權柄？這種幻想每每支撐着形形色色的分裂勢力與動亂勢力，使他們幾乎永遠不可能回到“和平統一”的軌道，而總是選擇刀兵相見——戰場上說話。國有國情，族有族情。不要說世界上已經有和平統一的先例，更不要說和平是世界的主流。請牢牢記住，世界在變，但人性沒有變，各民族的獨特精神也沒有變，殘酷競爭的主流更不會變，而且永遠不可能改變；中國民族幾千年用鮮血和生命換來的統一經驗，絕不會因為世界出現了電腦、原子彈、衛星、航母等一大批新勞什子而突然過時。

從本質上看，統一沒有玄妙的技巧，更沒有我們祖先沒有想到的奧妙。中國人縱橫捭闔施展謀略，那可是如同兒戲。幾千年幾百代無數能踢能咬能不夠者看穿了的東西，絕不會走眼的。

想要中國統一強盛，還得有祖先強勢生存的錚錚傲骨與巍巍霸氣。

世界有多少個民族，便有多少種生存文明。在漫長的生存競爭歷史中，不計其數的文明形式伴隨着民族的消亡，而成為飄散的文明粒子。同樣，不計其數的民族也因為自身文明的脆弱，而導致民族主體在競爭中的滅亡。文明形式是民族生存的特殊本質，民族形式是文明存在的特殊載體。一而二，二而一。文明形式與民族形式的命運具有完全的歷史同一性。迄今為止，沒有那一種脫離了民族形式而存在的所謂文明，更沒有那一種脫離了文明形式而存在的所謂民族。

從本質上說，一個民族所創造的文明，就是這個民族的全部生存方式。從民族競爭的意義上說，民族文明是該民族特立獨行於世界民族之林的根基，又是該民族抗擊其他文明蠶食的本體武器。文明形式有多麼飽滿，民族的生 命狀態就有多麼強大；文明形式有多少缺陷，民族的生命狀態就有多少死穴。

漫長的歷史興亡，一再證明了這個殘酷的真理。

與中國春秋戰國大體同步的古希臘文明，是一種溫和脆弱的海島民族的文明。儘管這個文明中所蘊涵的深刻的哲學、理性的法學、浪漫的神話與一些著名的科學原理，已經成為人類不朽的文明遺產。但是，古希臘文明缺乏一種內在的強悍與巨大的生命張力。她們關注深邃的生命存在的意義，所以誕生了深刻的哲學。她們關注自己存在秩序的文明化，所以誕生了法學。她們沉溺於浪漫的幻想，所以編織了燦爛的神話。然則，一個擁有如此文明的民族，卻竟然沒有誕生兵學著作——一種偉大抗爭精神的結晶！這只能說明，對外部世界的防範抵禦的意識，根本沒有成為這個民族的文明組成部分。最終的結果，古希臘民族沒有逃脫滅亡的厄運，被文明落後的羅馬民族的步兵無情的消滅了。

文勝於質，是古希臘文明的致命缺陷，也是古希臘民族悲劇的必然所在。

幅員遼闊的羅馬帝國，則是戰馬劍盾鑄成的剛性社會。他缺乏豐厚淵深的原生文明，又拒絕汲取古希臘文明而改造自身。雖然強悍，卻沒有柔韌的文明根基。羅馬帝國留給人類的，除了龐大的鬥獸場、血腥的奴隸角斗場、 無數的征服戰例、奢靡的沐浴方式與酗酒惡習，以及一部《羅馬法典》與哲學詭辯派之外，還有什麼呢？對於一個存在千年左右的世界性帝國，其主體文明竟然如此貧瘠，確實令人不勝惋惜。 惟其如此，在歷史歲月的侵蝕中，羅馬民族最終無聲無息的解體了。倒是曾經被他征服的許多民族，依舊沒有滅亡。

質勝於文，這是古羅馬文明的致命缺陷，也是古羅馬民族悲劇的必然所在。

民族競爭是全方位的競爭，是綜合素質的競爭。決定民族命運的，絕不僅僅是戰爭與暴力。其中重要的一點，就是文明形式本身的衝突競爭。生活方式是否具有包容性？語言文字是否簡潔並具有美感？是否有利於交流傳播？ 信仰是否具有多元特點？並對其他民族的信

仰形式具有共處性？人文精神、價值觀念、倫理道德、國家形式、社會結構、消閒方式、審美方式、居住方式、人際關係準則、婚姻與兩性關係的傳統、家庭與家族形式的親和力等等 等等，是否具有堅實的根基？是否具有強大的精神感召力？

歸納起來，就是由所有這些方面綜合形成的文明方式，對本民族個體是否具有深刻的吸引力、強烈的凝聚力？對不同民族是否具有包容性與親和力？ 文明衝突是民族競爭的“軟”形式。它更為長久的決定着一個民族的興衰榮辱。文明形式不具有彈性（包容性與親和力

）的民族，必然是民族文明的尊嚴極端化的民族，也就是老虎屁股式文明。這種文明的民族，必然陷於 連續不斷的外部衝突與內部族群文明的衝突，誰也容納不下誰，最終導致整 個民族的衰落。歷史不乏文明衝突導致戰爭與對抗的例子。

十字軍東征大約是中世紀東西方文明衝突最典型的戰爭。所謂宗教聖戰，無一不是文明衝突引發的戰爭。就現存文明民族而言，在文明衝突中受傷害最深的恐怕莫過於以色列民族。一部《聖經》中的一個故事（即或這個故事是信史），一個猶大，使以色列人在西方民族（文明）宗教世界墮入了萬劫 不復的地獄。一切對猶太民族的殘害殺戮，莫不起源於這個

“神聖”的故事！從這個意義上說，猶太民族的災難至今仍然沒有結束，因為某種文明的狹隘與偏見仍然沒有結束。

中國民族的聖人是孔子。孔子在世時的敵人多如牛毛（有沒有出賣過孔子的叛徒？我不清楚。請熱心的網友查證）。可那個中國人要將孔子敵人的後裔當作異類消滅，那在中國民族看來簡直要笑掉大牙，連認真的憤怒都不需要。可能有人說這是不倫不類的比較。我倒認為非常的能說明問題。假如說出賣孔子的叛徒還沒有找到，那麼出賣武聖人關羽的孟達總是真有其人吧，還有割去了關羽頭顱的潘璋（東吳大將）也是證據確鑿吧。可是，非但封關羽為“聖”為“王”的政權沒有下令將潘璋、孟達的後裔（潘孟二族）斬草除根，就是那些最講“忠義”精神、尊關羽為“鼻祖”的中國會道門們，也沒有對潘孟二族尋仇。中國民族在漢代之後最痛恨的人是秦始皇（姑且不說對不對），可是秦姓依然在繁衍，以致出了個遺臭萬年的秦檜之後，竟然姓秦者依然如過江之鯽！

不要說中國文明不認真不嚴肅沒有仇恨意識。斤斤計較仇恨的文明永遠不會“泛濫”為汪洋恣肆的文明。說到底，還是文明的“海納”問題。

中國民族在歷史上遇到的文明衝突大約有四種情況： 一、外來民族入侵而被趨趕後，殘存人口保留的文明。 二、自願歸化的少數民族的文明。 三、和平往來中流入中國的外來民族文明。 四、周邊民族的文明伸展。

以上四種情況，大約每個民族（尤其是大民族）都會或多或少的遇到， 所以也可以說它是具有普遍性的四種情況。

對待文明衝突，每個民族並非都是相同的對策。

就整個歐洲而言，可以說文明形態並無大的差異，某種意義上甚至可以說，歐洲就是一個大的文明形態。其文明形式的差異，絕不會大於中國西北與嶺南人之間的差異。西方學者動輒精通十幾種語言，恩格斯能“結結巴巴的說二十多種語言”，即或普通的文化人大約也能通曉三五種語言。這就是文明基本標誌——語言文字的相似性。而在中國，除了文字的統一，語言可真是千差萬別，江南嶺南數十里不同語的山區大有在者。飲食、居住、婚姻、風俗等等，也自古有“十里不同俗”之說。

然而，中國卻是一個擁有穩定的共同文明的大國。歐洲卻從來都是由許多許多文明相似的國家組成的民族生存區域。這就是民族文明消解衝突的能力所致。

中國文明對前兩種情況下的文明衝突，總是有着一種偉大的情懷——“以仁為本”。具體說，不奪其地，不變其俗，不殺其人。即或對於那些曾經以野蠻方式對待我族而後來成為失敗者的夙敵，也不睚眥必報以眼還眼以牙還牙，不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這種事例在中國歷史上屢見不鮮。春秋對夷狄，秦漢對匈奴，隋唐對胡人，明對蒙古，民國對滿族，二戰中對日本戰俘，抗美援朝對美國戰俘……不要說中國人應該狠毒。正是這種偉大的“王師”氣魄，使中國文明保持了飽滿的文明正義的資本，從而在危亡關頭敢於大無畏的面對任何強敵。整個農業文明的數千年，中國屢屢面對無賴民族的糾纏，但卻從來沒有喪失高貴的人性尊嚴，從來沒有與無賴之敵一起墮入靈魂的地獄。中國文明中歷來有“殺降不詳”的價值觀念，從不推崇那些殘暴殺降的功臣。

一個典型例子。戰國秦昭王時期的統帥白起戰功卓著，每戰拔城十座以上，最後打得山東六國無人敢於掛帥迎敵。後來的長平大戰中，白起秘密掛帥，一戰滅敵五十萬，創造了中國兵法的最高典型，堪稱戰神當之無愧！然則由於他坑殺趙國降卒四十萬，卻被中國的正統史家永遠的打入另策，從來不列為名將褒獎（當代研究除外）。相比之下，日本民族的靖國神社堂而皇之的供奉肆虐屠殺的“英雄”，除了說明這個民族沒有多少名將英雄可供奉外，民族文明的卑俗猥瑣的價值觀當是更為深層的原因。

對和平流入的外來民族的文明，中國文明歷來持包容態度，任其自生自滅。苦難多多而又號稱最難同化的猶太人，在北宋朝時期，曾經有四百多戶流入開封，百年之後竟全數變為中國人。二戰時期，全世界幾乎沒有一個大國敢於接納猶太人，然則民國政府對流入上海的大量猶太人，卻沒有因為世界法西斯勢力的猖獗而拒絕接納，成為為數極少的敢於接納猶太人的國家之一。據一則資料，中國雖然曾經長期譴責以色列的猶太復國主義，並大張旗鼓的站在巴勒斯坦一邊，但猶太民族對中國的攻擊立場卻一直保持沉默，原因就是只有中國在猶太民族生死存亡的關頭敢於以國家形式接納猶太難民。中國民族也不是沒有擴張（雖然這種擴張總是限制在奪取敵方進攻根據的範圍內）。但是，對擴張土地內的原住民族，中國人的國策遠遠比歐洲移民（後來的美國人）對待美洲原住民（印第安人）的殘酷殺戮偉大高尚得多。與日本民族的大屠殺、日耳曼民族的種族滅絕相比，更是民族文明的兩重境界。一個民族的文明程度，絕對能夠從它的戰爭方式中表現出現出來。侵略戰爭與有組織的戰爭暴行，是一個民族文明的墮落。這種野蠻的墮落，將這些所謂的發達民族永遠的釘在了歷史的恥辱柱上。

中國文明在對外戰爭中所具有的人道主義光輝，永遠是世界歷史的一盞明燈。不要因為我們落後了，就將那些曾經是野獸般殘酷屠殺與掠奪世界的所謂發達文明，看得如同他們自己標榜的那樣道貌岸然。對那些傢伙別太當真。歷史的發展終究是平衡的，一個依靠屠殺掠奪其他民族而積累了原始資本的血腥民族，不管他後來戴上了何等光芒閃爍的桂冠並且以世界領袖自居，他 終究都會付出慘痛的代價。列寧曾經提出過一個概念，叫做“歷史的報應”， 好象還舉了印度與英國作為例子（請那位網友論述一下，我一下記不清了）。

這是民族生存競爭的法則之一。

不是不報，時候未到。請記住中國人的這句老話。在世界大民族中，沒有一個民族的崛起會象中國民族這樣具有文明的正義性與資本的正義性。中國民族沒有文明歷史的大血債，沒有資本掠奪的大 血債。中國的崛起完全依靠着自己的力量，依靠自己的勤奮與智慧。不要以 為這種偉大的文明情懷是一種迂腐，她是人性文明的高貴所在。一個民族在數千年歷史中能夠始終如一的保持這種高貴的文明心態，即或是一時落後， 即或是曾經屈辱，也無法掩蓋她不朽的萬丈光焰！

想一想，法西斯主義為什麼沒有在中國誕生？為什麼偏偏誕生在自詡“最優秀種族”的日耳曼民族？而對這種邪惡“主義”的毀滅性失敗，很少有人從其文明根源中去探詢，卻圍繞戰術與武器找原因。這種卑劣與淺薄以 日本民族為甚，至今還在喋喋不休的探討“二戰如果這麼這麼打，日本就會勝利”。從遊戲軟件到研究文章，從靖國神社到天皇、議會、政府，無恥低能得令人齒冷。一個強盜殺人放火而遭痛打，竟然一味埋怨自己跑得不快，否則如何能被捉住？卻從不去想強盜行徑本身的“原罪”。只要做強盜，一開始就註定了他必然的結果，即或贏得了一場戰爭，這種被殺的結果總會到來。

一個民族的文明中隱藏了邪惡與瘋狂的基因，能說這個民族的文明是健全的高貴的成熟的麼？如同一個患有癲癇（羊角風）並不時瘋狂發作的人一樣，能說他是健全高貴的麼？

對待周邊民族文明，中國文明依然是以一貫之的國策，古人人稱做“ 懷柔”“安撫”或者“綏靖”。實際上就是立足於和平共處的有限讓步，從而 獲得文明共生。無論中國強大與貧弱，這個傳統都沒有大的偏離。對越南，對朝鮮，對蒙古，以及對周邊更小的民族，幾乎沒有例外。

在今天看來，中國歷史上有許多行為遭到非議貶斥。鄭和下西洋，許多人都說那是一場毫無經濟觀念的政治炫耀，是中國人對外交往缺乏經濟觀念 的典型例證。設想如果中國當初象數百年後的哥倫布那樣有用小玩意兒交換 土地的頭腦或者征服意識，鄭和下西洋都會成為一次規模龐大的征服戰爭， 至少會成為一次大規模的經濟掠奪。從條件說，鄭和的遠洋艦隊擁有這樣的能力，當時的東南亞小國沒有抵禦這種遠洋征服的能力。可是，中國的明朝政府沒有這樣做，鄭和沒有這樣做。為什麼？除了中國的固有傳統，還有一個重要因素，那就是明朝是在趨趕異族入侵之後的統一政權，對蒙古人的結局有着特殊體會，對於依靠武力征服他國有着特殊深刻的認識。蒙古人征服中國將近一百年，最後還是在土崩瓦解， 導致了蒙古民族的大衰落。有着最直接的陸地通道，尚且不能保證征服的最終勝利，況且遠隔重洋迢迢萬里，征服掠奪的最終結局又會是什麼？如果今人想到了這一層，就會對明成祖政權的和平艦隊有更深的理解。

這種和平安邊的久遠傳統，是中國消解文明衝突的基本國策之一。在歷史上，她帶給中國民族一種曠遠持久的親和力、感召力，使周邊小民族產生了滾雪球式的歸化效應。最終，中國文明非但沒有消亡，而且穩定的壯大為多民族文明的泱泱大國。一個具有強大消解能力的文明形態，必然是海納百川，有容乃大。一個缺乏消解能力的文明，必然是踽踽獨行，難以滾大。有人說，大了有什麼好？ 統一有什麼好？勸這些朋友去問問歐洲共同體那些竭盡全力追求歐洲統一的官員和有識之士，富得流油的小國家小民族有何不好，偏要追求勞什子大歐洲統一？何況還在當代社會？再去問問西方與日本那些專門研究中國分裂為 多少個“國家”合適的機構與學者，為什麼如此賣力？中國“小”了對誰好？ 現在的大中國（儘管還是殘缺的）對誰不好？一種汪洋恣肆的強大文明形態，如果同時以統一國家的形式出現，其對民族的凝聚力與未來無可限量的競爭力的巨大意義，無論如何估計都不會過高。

皮之不存，毛將焉附？整體文明滅亡後個體的悲慘命運是無須論證的。它已經被無數的歷史事實所證明，絕不會因為世界發展到了“今天”，有了所謂人權理論而改變。時髦者們發發牢騷罵罵大統一大文明何嘗不可，然則千萬別上臉當真。畢竟，惶惶若喪家之犬的日子誰也不會嚮往。看看我們那些海外“民運”人士，不惜遊說美國國會斷絕與中國的一切貿易往來，徹底 摧毀現政權，再造一個“民主中國”（魏京生可謂典型）！美國人嘲笑這是比冷戰思維還要極端的極端觀念，嘲笑一通之後，連魏京生的“辦公桌”都被端了。且不說這並不是美國人有偉大的文明胸懷。即或真如魏京生所言，徹底打爛重來，可能麼？一旦打爛，重來的機會何在？統一文明的框架一旦解體，虎視眈眈的列強們豈容你“重建”更偉大的更有力的文明框架？

文明的發展，本質上是漸進的。中國文明在當代的境遇，如同瀕臨泥沼懸崖的巨大的戰車，只有一絲一絲的從舊日泥沼中拔起，一絲一絲的脫離臨淵之危，穩健漸進的駛入快車大道，才是唯一的選擇。任何投鼠不忌器的莽漢們，都會導致中國民族與文明的整體毀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