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交，還是意識形態？——70年之後看“一邊倒”

戴晴

1949年8月，《論人民民主專政》以轟轟然的大陣勢推出——

“完全倒向蘇聯！”

“與以美帝為首的資本主義陣營全面決裂！”

表面上看，這是個外交亮相：美蘇冷戰大背景下，為求得老大哥的好感，新生的陣營小兄弟，不得已而為之的策略。

我們今天已經知道，這一悲劇性地令世界對中國關閉了二十多年的國策，是“深明大義”與“高瞻遠矚”的毛澤東的單打獨斗，是在幾乎全部外部因素，包括蘇共斯大林、美國國務院、司徒大使本人、毛的幕僚如周恩來、以及當時還客氣地被稱作“先生們”的國民政府反對派和民主黨派人士„„都切望新成立的“人民中國應與美國及世界建立正常外交關係的情況下，以別人身上極為少見的執拗、偏狹，極力抗拒、”等待時機”、”引蛇出洞”„„特質，終於完成的。用他的話說，是“打掃干凈屋子再迎接客人”；是“防止孫行者鑽入牛魔王的肚子搗亂”。

這里的屋子，我們今天已經知道，是他的無人再敢多嘴的一統天下；牛魔王，可以說是即將成立的中央政府。而孫悟空，用毛自己的話說，“美帝國主義是也”。

美帝如何鑽得進來呢？須靠他的代理人：中國的民主個人主義者。這就是在今天，在我們回顧反“右”鬥爭五十年的時候，我要講的題目：

從“一邊倒”看毛與民主個人主義者

“中國的民主個人主義者”，何許人也？我們今天讀史已經知道，其實就是二十世紀以來，整整一批極為可貴地在艱難的戰爭環境成長起來、具有現代眼光與專業訓練、從學理（而非僅僅實際利害）抵制專權，並且一心報國的知識型人才。他們本以為，國家者，公器也。沒想到時至建國交關時刻，外交政策是否“一邊倒”，在毛心中，竟成了在將來共產黨的一統天下，他們究竟處於什麼地位、扮演什麼角色的問題。

我們先談“一邊倒”。

當時，有可能左右中國未來格局的政治勢力，大致有四個方面：蘇聯、美國、即將以武力拿下全部國土的中共、第三勢力。注意：這里說的第三勢力，不是鄧演達的第三黨，也不是國共開戰前的第三方面，而是當時國民政府中的反蔣勢力如李宗仁、國民黨里邊的反蔣勢力如李濟深，還有民盟及其他民主黨派、知名人士等等。

當時的這四大勢力的態度是怎麼樣的呢？

1949年1月18日，斯大林特使米高揚，在毛澤東多次懇求訪蘇不准之後，來到當時的中共中央所在地西柏坡，當面肯定了蘇聯對中國和毛的全面支持。

2月初，美國國務院的《重審並制定美國對華政策》獲得總統批准。文件着重分析國民黨失敗和共產黨成功的原因，明言美國必擺脫腐敗的國民黨政府，並和中共打交道——當時的美國駐華大使司徒雷登立即執行。

3月上旬，在共產黨的七屆二中全會上，毛澤東已經制定了自衛的底線：儘管美國人想承認我們，我們卻不忙與這些帝國主義國家建立關係。要特別警惕帝國主義“內部破壞”的陰謀。

3月底，為與中共高層搭上線，司徒大使開始出面聯絡第三勢力。如今已見證於史料的，有民革陳銘樞（許以美金二十億）；民盟羅隆基（許以美金四十億）；還有張東蓀等既有見識、又具有斡旋資格的老朋友。事實上，從這時候直到4月中，“燕京舊人”包括當時的校長、總務長、還有教授們，都在努力，期望正常的外交關係得以達成。

4月底，中國人民解放軍攻占南京。美國以大使不隨前政府去廣州，表明對新政權的態度，並造成除蘇聯以外，所有國家都沒有去的局面。

雖然蘇聯大使如此行事，毛澤東收到的斯大林電報，其實是這樣說的：

只要資本主義國家，包括美國在內，能夠正式放棄對蔣介石國民黨政府的支持，那麼，中國民主政府就不要拒絕同這些國家建立外交關係和進行正常的貿易往來。因為這樣做將有助於使美國放棄其分裂中國的計劃。

共產黨內部，也並不是人人都對與美國建交懷着如毛澤東那樣超乎尋常的警惕。南京剛拿下，燕京大學肄業生（後來的共和國外長和副總理）黃華，即奉周恩來之命，頂着專門為他而設的頭銜“軍管會外僑事務處處長”，開始與“老校長”作非正式接觸。對此，毛沒有反對。作為謀略家，他也需要有人到第一線作試探。

當時，黃華的同班同學（同時也是司徒雷登校長事無巨細的助手和秘書）傅涇波，正在大使身邊。通過極為謹慎的接觸，黃華終於與司徒見面，並於5月10日發回匯報。毛澤東親自批閱回復，並對“黃華報告”的第三條（“敦促美國拿出實際行動來”）作了重點批示，強調：“任何外國不得干涉中國內政”。（！）

5月13日，帶着主席切告，黃華正式前往大使官邸（第一次是學生探訪老校長）。會面時傅涇波在座。有學者認為“這次談話可看成是新中國成立前夕中美雙方的第一次重要的外交接觸”，但如果考慮到外交其實是內政的外延，著者傾向認為，它對後來毛的絕對不許外人干涉的內政的影響，怎麼估計都不會過高。當然這里所說的外人，已不僅僅指外國人。比如文化人梁漱溟就是國家農業政策制定的外人；經濟工作，也不是彭德懷份內的事。至於這“內”與”外”會在什麼時候以及如何劃定，只能聽憑偉大領袖自己的直覺了。

會面中，黃同學忠實轉達了毛“停止援助國民黨，割斷和國民黨反動殘餘力量的聯系”意向。對此，司徒大使書生氣十足地解釋，“只要國民黨政府仍然存在並得到美國承認，美國與國民黨政府之間的外交關係多半不會因為中共的軍事勝利而迅速改變。”

接着，雙方談到至關重要的“干涉中國內政”問題。作為崇尚自由主義的司徒雷登，以大使身份表達的——我們後世讀史人現在已經清楚看出——是一句多麼要命的話：美國的承認，要視新中國政府是否能夠廣泛吸收“民主分子”參加。（！！）

從5月中旬到5月底，對如何處置中美未來的關係，似乎有兩根線在同時運作。

溫和的一根：傅涇波再次面見黃華，明確告訴他，美國國務院與國會，在對中共的政策問題上，是存在着極大分歧的。形勢緊迫，對於司徒雷登力主與新中國建立友好關係，望得到中共方面的信任和諒解。黃華也在得到批准後，主動約司徒（還有傅涇波）在外事處再度面談（6月6日），雖然對原先談過的（也就是毛規定的）三原則，不敢有一絲鬆口。

司徒除了就國際法向他的學生解釋，在“中國沒有一個新政府”的局面下，無所謂承認，也不能與尚有存在條件的舊政權斷絕外交關係。“美國准則”和“人類普世價值”，在這次關鍵性的會見中再次被強調。

第一次當大使的傳教士兼教育家司徒雷登，一點不具外交官常持的“與人方便自己方便”（Practical Convenience),再次溫和卻十分明確地告訴黃華，承認與否，將視未來中國的政府里是否能夠儘量吸收一些民主開明的人士參加而轉移（！！！）。

另一根強硬的線，基於毛澤東那一刻也沒有放鬆的警惕。

對美國人最關切的“中國會不會成為鐵托或者半個鐵托”，偉大領袖沒有興趣——那是20多年以後“整蘇修那個王八蛋”的時候才提上日程的。他此時正“耐下性子”，一邊“偵察美國政府之意向，一邊等待轉機。”

6月上旬和中旬，似乎是，溫和派占了上風。司徒在上海的學生都在說，老校長已經得到去北平的邀請（意味着與周、甚至毛的會見）。軍管當局甚至同意他乘坐他自己的那架飛機。

這時候，一個相對“負面”的消息出現了——在我們後世讀史人看來，也算是這一大趨勢的鋪墊：6月19日，中共突然採取了自春天以來第一個針對美國政府的強硬行動，公布“美國駐瀋陽領事館人員從事間諜活動”。五天后（6月24日），毛澤東決定將此事件再度升級，親自批示公開廣播一篇特稿《英美外交特務外交》——這些，都可以看作是為即將到來無可避免的建交打擊對方、拔高自己。他似乎決定暫時“悠着點”。因為，就在那天下午6時，毛澤東照例給胡喬木寫信，命他寫一篇紀念“七一”的社論。胡的那篇，並不是我們後來看到的那篇著名的《論人民民主專政》。毛在那時候，還沒有覺得自己必須全部重寫。

到了6月30日，毛正式批准“禁止美國新聞處在中國的活動”，並決定對美國駐瀋陽總領事華德等一干人進行公開審判。這已經不僅動嘴，而是動手了：為“黨的生日”造勢。

但他還沒有拿到最後“撕破臉”的機會。

6月30日，應該動身北上的司徒，沒有聽從傅涇波的力促：“先行動後請示”，而是依例向國務院報告自己接到的（北上燕京過生日）邀請，請示能否成行。

此請示用的是明碼電報？美國沒有自己的外交系統秘碼？事實是，此“請示”為毛所得知，隨即明白給出“從即日起，對於司徒雷登來北平問題，不再有任何興趣”之諭示！

毛澤東等到了他掐斷溫和路線的機會：細微處砸下大原則——難道是我們在主動邀請你麼？這是絕對不能原諒的。

偉大領袖以自己的面貌出場，“奪回對中國政治的主導權”。《論人民民主專政》當日發表，“一邊倒”正式出台。

別再夢想什麼鐵托的第三條道路！新中國將義無反顧地倒向蘇聯！

至於什麼“真正容納民主人士參加的聯合政府”，對不起了，用不着你們多嘴。我們要的是“人民民主專政，或曰人民民主獨裁”：

人民是什麼？在中國，在現階段，是工人階級，農民階級，城市小資產階級和民族資產階級。這些階級在工人階級和共產黨的領導之下，團結起來，組成自己的國家，選舉自己的政府，向着帝國主義的走狗即地主階級和官僚資產階級以及代表這些階級的國民黨反動派及其幫凶們實行專政、實行獨裁、壓迫這些人，只許他們規規矩矩，不許他們亂說亂動。如要亂說亂動，立即取締，予以制裁。對於人民內部，則實行民主制度，人民有言論集會結社等項的自由權。選舉權，只給人民，不給反動派。這兩方面，對人民內部的民主方面和對反動派的專政方面，互相結合起來，就是人民民主專政。„„

積四十年和二十八年的經驗，中國人不是倒向帝國主義一邊，就是倒向社會主義一邊，絕無例外。騎牆是不行的，第三條道路是沒有的。我們反對倒向帝國主義一邊的蔣介石反動派，我們也反對第三條道路的幻想„„

8月2日，司徒雷登“夾起皮包走路”了。5日，就在他抵達珍珠港的當天，《美中關係白皮書》發表。一周后，8月12日，新華社（我們已經知道，其實就是毛澤東）在接下去不到一個月的時間里，連撰五篇評論，“對白皮書進行透徹的分析與批判”。其態度之峻刻、用語之刻薄、行文之一瀉千里，以及為受盡了委屈與蔑視的中國共產黨人吐氣伸冤之酣暢淋漓，不僅在政治，甚至從文化與文學層面，奠定了幾代中國人對現代文明的仇視、疏離與無知。

縱觀中國外交史，似乎未見有人撰文論述，一個成熟的主權大國，應否由筆力雄健的元首，如此恣意地抒發郁悶於胸的怨與恨——完全不顧如此激揚文字，是否會給他國政府造成“蓄意激怒”的印象，而為以後的外交操作造成障礙，乃至悲劇性地改變歷史走向。

不錯，一個巴掌拍不響——你美國是怎麼對待我們中國人民的？但綜觀《美中關係白皮書》，其中雖然有對中共的不恭之處，但主要內容還是檢討他們自己錯誤的對華政策，並拿蔣介石問罪。作為主要靶的，老蔣的反應相當平靜，只例行公事地發表了一個語氣平和的抗議聲明；奇怪的是，本應對這樣的檢討表示歡迎的共方，卻是出人意料地激烈——太反常了。

美帝是老毛的天敵麼？1944年，“迪克西使團”到延安的時候，對美國，高傲的他，曾經抱有多麼大的期望：主義可以放在一邊；“共產黨”三個字也可以不要（英語廣播中，已經改為令聽眾一頭霧水的kong chan tang）„„體現善意的援助依舊未到，美國政府給錢給槍的，依舊是毛頭號敵人蔣介石。

到了1947年，帝國主義兇相畢露，軍事上前所未有地„„結果如何？如今我自己搶回了江山！坐在金鑾殿上的，已是我共產黨政府！這回，想要用我對付蘇聯了，是麼？

這累積了八年，累積於兩場大戰中的氣，自不待言。但毛什麼人？記在肚子裡幾十年的仇，爆發前一分鍾你都察覺不出來。

有這樣的想法墊底，他同意黃華前往接觸，“以偵察美國政府之意向為目的”。從黃華發回的報告裡，他知道自己的戒心不是無的放矢：美國的承認要視新中國政府是否能夠廣泛吸收”開明的民主分子”參加——這難道不是要干涉中國的內政？南京市委當時就對司徒雷登這段話做了生動解說：“聯合政府內應吸收美帝走狗”。

但“廣泛吸收開明的民主分子參加政府”，本是1946年馬歇爾特別使華、希望迫使蔣介石政府接受的條件。所針對的，是中國這個大國里邊的專制獨裁，無所謂國民黨或者共產黨。中共當時對此不但竭誠擁護，還做出若干相當大度舉措，很有在野大黨的氣概，比如為青年黨參會而讓出自己名額„„。而台上的蔣介石，則以絕對的不合作，迫使美國政府換馬。

應該說，毛澤東對美帝的警惕、對知識人（堅持獨立思考，從而對獨裁者可能有構成制約與挑戰）的厭憎，並非始自黃華報告。有據可查的是，1947年10月27日，在國民黨宣布民盟為非法團體時，在周恩來起草的一份《論及統戰策略》的中央文件上，毛澤東就曾加寫：

在蔣介石打倒以後，因為自由資產階級特別是其右翼的政治傾向是反對我們的，所以我們必須在政治上打擊他們，使他們在群眾中孤立起來，即是使群眾從自由資產階級的影響下解放出來。但這並不是把他們當作地主階級和大資產階級一樣立即打倒他們，那時，還將有他們的代表參加政府，以便使群眾從經驗中認識他們特別是右翼的反動性，而一步一步地拋棄他們。

1947年11月6日，民盟在國民黨的壓迫下正式宣告解散。就在周恩來、潘漢年竭盡全力，將重要的“盟友”救到香港之當口，毛澤東則確定“讓所有的政黨都離開政治舞台，決心搞一黨制”。他在這年11月30日給斯大林發去的一封電報，是對“建國”後體制的通盤考慮。在匯報了戰事進展後，毛這樣提到如何對待抗戰勝利後曾一同爭民主、爭自由的盟友：

隨着民主同盟的解散，中國中小資產階級的民主方向不再存在。民盟成員中有同情我黨的人士，然而他們的領導者大多數是動搖分子。正是他們在國民黨的壓力下解散了民主同盟，從而表明了中等資產階級的軟弱性。在中國革命取得最終取勝時，根據蘇聯和南斯拉夫的榜樣，除中國共產黨以外，全部政黨都應退出政治舞台，這樣能大大鞏固中國革命。

這年12月中央開會。毛澤東說：

中間派沒有了，民盟解散了，至於解放區，素無中間黨派。以為民族統一戰線一定要有許多黨派並存，是不對的。

雖然未來的政府中實際只有共產黨一家，但還可以叫做聯合政府，故聯合政府的提法並不取消。

到了1948年底（12月4日），就在三大戰役血肉橫飛之際，一則不知從哪個渠道發回來的“談話材料”（說是從一個美國記者那裡獲悉），引起他嚴重注意：

美國國務院現政策之中心，在於如何在新的聯合政府中造成一有效的反對派，以抵抗中共力量，美國則在某種方式下承認新的聯合政府，恢復與中國貿易，對新中國投資，以此方式分化中共統一戰線，竭力支持聯合政府中之非共產份子。

毛將談話材料批送給全體中共要員（劉、朱、周、任、彭真、胡喬木）：

此種陰謀必須立即開始注意，不要使美帝陰謀在新政協及聯合政府中得逞。

在被周派到南京“偵察對方意向”的黃華報告發回，美帝“赤裸裸地打算在新中國政府里支持民主人士，以抵抗共產黨之政治攻勢”這樣一個陰謀坐實之後，毛澤東的基本國策一錘定音：

對外，“把這個世界上最強大的帝國主義國家當成自己頭號敵人，時刻保持高度警惕，並且針鋒相對地進行鬥爭”；

對內，則把試圖鑽進牛魔王肚皮的美帝代表（“民主個人主義者”），一個個收拾掉。

作為一個大國至高無上的統帥，他正面臨一場新的戰爭。

在這場如何“造福”他的子民的戰爭里，他的敵人——或者更確切地說，他新的、駕凌一切之上霸主地位的主要威脅，已經不再是王明、不再是張國燾、不再是蔣介石和他美式裝備的百萬大軍，而是有帝國主義在後邊撐腰的民主個人主義者。對此，艾奇遜在《白皮書》中已經明白招認：

“中國的民主個人主義終於會成為改造社會的有效力量”；

“中國悠久的文明和她的民主個人主義終於會再顯身手，中國終於會擺脫外國的羈絆。對中國目前和將來一切朝這個目標的發展，我認為都應當得到我們的鼓勵。”

對這些大小毛猴，偉大領袖自有他的一套。自由主義者或所謂民主個人主義者麼？管你西裝革履；管你長袍馬褂——他的戰場，不見硝煙、不見升旗降旗、不見合同條款。他將直戳心靈。好名的，好利的，好面子的，好風雅的„„你總有一好吧？我就斗你那一閃念，讓你從此規規矩矩——什麼自由、平等、人權、民主，“堅決徹底干凈全部”清除，從此絕了你美帝的望！

“一邊倒”（即與美帝決絕）後，中共一手包辦了新中國中央人民政府，數量可觀的開明的民主人士，給安放到直令泥腳杆老軍頭跳腳怒罵的高位。1949年10月1日，新政權決定向世界公布剛剛產生的中央人民政府主席、副主席名單。感到由衷高興的張瀾，建議同時公布56名委員——“讓全世界看看我們的陣容” ！

當時沒有人想到，或者想到了也沒有膽子指出，這陣容會持續多久。

“一邊倒”在紅旗與熱淚中收場。開國大典只有四名外國記者到會：蘇聯一位，意大利一位，朝鮮兩位。

在緊閉的大門里，毛澤東完成了他的鎮反、肅反、合作化、工商“改造”、反“右”、大躍進和文革。

沒有任何外國政府就此干涉，也沒有任何一個國際組織就“反文明”或“反人類”罪，對他予以正告。

大門里邊的“民主個人主義者”呢？

此時，距離將章伯鈞羅隆基們拉到鬥爭台上、距離把一眾真誠、熱烈、勇敢、誠實，並且一心為民族、為國家的發言者，誘進絞肉機，殘忍地碾碎、榨乾，還有七年。

早在以“民主個人主義者”為敵的外事決策戰場，毛澤東已經牛刀初試。以力排眾議的“一邊倒”，“扭轉了歷史發展的趨向”（朱正對反“右”之結語）。

【本文為作者2007年6月30日，在《中國當代知識分子的命運：反右運動五十周年國際研討會》上的發言2021/02感到歷史或許重演？些許補正再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