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夏商周斷代工程的失敗檢驗“走出疑古”zt
　　
　　文章作者：吳光泳
　　
　　1996年5月，“夏商周斷代工程”（以下簡稱“工程”）正式啟動，國家史無前例地投入了幾千萬元的資金 ，讓一向經費少得可憐的社科界瞠目結舌。5月16日在該“工程”啟動會議上，宣讀了《超越疑古，走出迷茫》的官方發言，政府將“工程”定性為“凝聚力工程” ，從此，有人自稱於1992年“大膽”提出的“走出疑古時代”由一個私人口號上升為官方口號。外國學者觀察到：“‘走出疑古時代’正演變為國家的口號” 。提倡者抓緊機會，馬不停蹄地接待媒體採訪，強調“工程”“將大大有利於中國文明的尋根探索，提高中華民族的自尊自信，增強我們民族的凝聚力” ，這顯然是在說：一貫鼓吹“東周以上無史”的“疑古派”推翻戰國以來三代同源、黃帝一元的古史框架，打消了中華民族的自信心，瓦解了我們民族的凝聚力 ，不利於統戰 ，副作用更加明顯。“工程”結束後又投入400多萬元進行“中華文明探源預研究”，“走出疑古”的提倡者依然是領導。這還是預備性研究，真要研究起來，還不知是何等規模。由於事態還在發展，“走出疑古”的發展趨勢還無法預料 。
　　
　　學者紛紛指出，“走出疑古時代”和“夏商周斷代工程”可以是兩件事，也可以是一件事，且不論實際主持的學者與這兩件事息息相關，即使單就理念論，二者也是共通的 。因此，根據“工程”的成敗來檢驗“走出疑古”論，無疑是最恰當的。2003年12月，中國社會科學院、湖北民族學院專家歷時三年編纂而成的專題論文集《古史考》九卷由海南出版社，它匯集國內外經典力作，旨在展示1949年至2003年54年間中國古典學的重大進展和前沿成果，是高起點的純學術著作，《人民日報》（2003年12月23日第十一版）譽之為“一套全面反映建國以來中國古典學研究進展的集大成之作”。其中第九卷全面否定了夏商周斷代工程的結論，標誌着圍繞夏商周斷代工程的大討論由2000的網上落實到紙上。本文主要是圍繞這一捲來討論。
　　　　
　　　　 一、 夏－商界標、商－周界標的錯誤
　　　　
　　假如現在在北京某地挖出一個沙鍋，在沒有文字等資料的情況下，我們能否斷定這個沙鍋是2002年生產的或者2003年生產的？答案當然是否定的。“工程”既然叫“夏商周斷代工程”，就需要把夏和商、商和周從時間上斷開。令人吃驚的是，“工程”就是按斷沙鍋的思路確立夏－商界標、商－周界標的。
　　
　　“工程”堅持：“偃師二里頭遺址第三期第一、二號宮殿建築的廢棄，以及偃師商城在其東面6公里處的崛起，這一興一廢，明確無誤地反映出夏商二王朝的更替和興衰”。說得如此肯定，好像親眼所見，實際上考古學也是有局限的一門科學，在材料有限的情況下，只能判斷相對年代，而“斷代工程”求得的是絕對年代。而且正如考古學者所說，一座大型建築的毀壞，原因可能是多方面的，有人為破壞，也有自然破壞。在沒有充分的考古證據判斷其真實原因時，應該持審慎態度，即使提出某種傾向性意見，也應對另外的可能予以分析、說明。二里頭一號建築毀於三期之末，二號建築毀於四期之末或更晚，有什麼“明確無誤”的理由能肯定一號建築肯定是人為破壞，而且一定是成湯所為？那麼二號建築的毀壞又是什麼原因，何人所為？成湯為什麼僅毀一號，不毀二號？二里頭遺址還有其他大型建築，其毀壞又如何解釋 ？
　　
　　關於商、周分界，“工程”堅持高領袋足鬲只能是周人留下的遺存，不顧這只是一種未經證明的假說，周原、鳳翔、寶雞等地發現的高領袋足鬲，實際上只能從年代上進一步證明這個假說是錯誤的。夏商周斷代工程就是以這樣一個不正確的假說為依據，斷然為所謂“商－周考古界標”設置了年代上限。考古學者質疑：在類型學研究上，有什麼特徵可以作為區分“成王前期”和“成王后期”的標誌？什麼樣的器物、器型、組合、陶質、陶色、紋飾或其比例統計可以作為區別“成王前期”和“成王后期”的依據？如果在類型學上拿不出鐵證，又有什麼參照物，什麼標尺，什麼工具，什麼技術，什麼方法，什麼理論可以把“成王前期”的陶器和“成王后期”的陶器分開？又如何把這兩期從成王中間斷開而令其不能交錯 ？
　　　　
　　　　 二、四大文明古國重新排座的刺激
　　　　
　　中國人有一種“五千年情結”，即堅信中華民族有比別的民族有更悠久的“五千年”文明史。世界上有四大文明古國，中國雖列其中，並宣稱有五千年的文明，可是要湊夠五千年談何容易！特別是商朝以前的一千多年怎麼辦？為了湊夠五千年，在四大文明古國中當老大，大家真是費盡了心機。“走出疑古時代”的第十三批判正是抓住了中國人的“五千年情結”，一再訴求只有“走出疑古”才能提高民族自信心、增強民族凝聚力，他指責“疑古派”鼓吹“東周以上無史”，抹殺炎帝、黃帝文明，打消了民族自信心、瓦解了民族凝聚力。他談道，在相當多的西方書籍中，中國古代文明被列為四大文明中最晚的一個。中國人自己講起5000年歷史也總有點小心翼翼，不敢篤定其實。夏商周斷代工程作為一個“凝聚力工程” ，所公布的年表粗看起來，可能和過去我們在辭典上常常見到的年表也差不多。可是，中國有五千年的文明史，我們只推到夏朝初年，夏朝初年在公元前21世紀，還差了將近一千年。因而有“中華文明探源工程預研究”，要在“夏商周斷代工程”的基礎上，把視野再擴大一下，在時間上再往上推一千年。李先生說，根據我們已有的知識來估計，中國古代文明的起源可能在公元前3000年左右。黃帝離現在約5000年，五千年文明史就是這麼來的 。2002年，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推出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編的《中國歷史年表》，明確把傳說中的燧人氏與陝西藍田猿人並列為距今100萬年的時代，伏羲的時代被定為距今10萬年，神農被定為公元前7000年前，黃帝被定為公元前3000年，並說“前2697為黃帝紀元元年。”這似乎反映了社會上涌動的一股落實中國五千年文明史的渴望。2002年，李學勤先生等亮相中央電視台，就“斷代工程”接受了記者採訪。被採訪者中有位女學者，在發言中介紹了西方媒體有一種意見指責我們“搞民族主義”，女學者即席作了批駁，說，西方也有媒體指責我們搞民族主義。搞沙文主義不對，但搞點民族主義有什麼錯？美國也搞民族主義，我們為什麼就不能有民族主義？“我可以肯定地說，民族主義是個褒義詞。” 可見“工程”成員大有“文不在茲乎”的使命。
　　
　　為了縮短黃帝時代與商周時代的懸隔，“工程”除了把夏代的起點往前拉，大概沒有別的辦法。在媒體對夏商周斷代工程一片歡呼聲中，考古學者發現其對夏代年代和夏文化測年有不少問題。劉緒先生指出，二里頭文化第三期文化也落在公元前1610－前1555年之間，二里頭文化第三期也應屬商代初年，屬早商文化，二里頭文化第三期和二里岡下層同時了。這與公認的二里頭文化到二里岡文化的考古學編年相矛盾。即使主張二里頭遺址為西亳、二里頭文化第三期為早商文化的學者，也未否認二里頭文化第三期早於二里岡下層文化的事實，因為這是被多處遺址的地層關係反覆證實了的，已屬考古常識 。《夏商周斷代工程1996年－2000年階段性成果》（簡本）出現這樣的問題，如果沒有特殊原因，則兩組測年結果肯定有一組不可靠，應該重新測定 。可以補充的是，據夏商周斷代工程“夏代年代學研究”課題組的組長鄒衡先生透露，自己雖然是專家組成員，也是“夏代年代學研究”課題組組長，但由於種種原因，參加的工作非常有限。鄒先生說，“斷代工程”關於夏文化的工作沒有什麼新鮮的，無非是在偃師二里頭、登封王城崗和禹縣瓦店新開掘了幾個探方，發掘的結果同過去的也沒什麼不同，並沒有什麼新發現。問題是舊問題，意見是老意見。根據“斷代工程”的精神，是不提倡學術上的爭論的，最好是用協商的辦法，求同存異，基本上大家認同即可。這當然是非常困難的，最後大家都異口同聲地說，二里頭文化一至四期都是夏文化。夏文化爭論二十年，爭論的諸方，都從不相讓，一直堅持自己的觀點。這樣爭論下去，再過幾十年，恐怕也得不到認同。然而，“斷代工程”不會讓這場爭論繼續下去，否則，“斷代工程”就無法得出商朝的起始年和整個夏朝的年代了。“斷代工程”的領導者針對這種情況，想出一個很好的辦法，就是協商。大家之所以很快意見一致，這項精神起了很大的作用 。二里頭文化雖經“協商”全為夏文化，可是《簡本》所見二里頭文化第三期卻落在早商文化範圍內，還是矛盾重重。
　　
　　而且正如劉緒先生所說，把二里頭晚期部分（無論二期以後還是三期或四期以後）分出歸商之後，所剩早期部分無論如何不夠夏代年數，只能用龍山文化最晚一部分來補充，以至形成了同一文化（二里頭文化）分屬夏商，不同文化（河南龍山文化和二里頭文化）湊合成夏的奇怪現象。河南龍山文化晚期14C測年數據表明，該文化的下限年代為公元前2030－前1965年，即公元前2000左右。以往對黃河中下游地區其他遺址龍山文化的年代也有測定，下限與此相當，應該接近於實際。這說明各地區龍山文化的結束基本是同步的，它的結束也標誌着另一個新時代的來臨。在黃河中下游地區，繼龍山文化之後確實出現了若干新的考古學文化，構成了又一新的歷史時代，二里頭文化僅是其中之一，並非偶然現象，這應該有其深層的歷史原因，很可能與最初王朝的產生密切相關。因此，以龍山文化的下限年代為夏代起始之年更合情理 。還應該指出，將夏的起始年提前，代表了多年來將四大文明古國重新排座的勢頭。
　　　　
　　　　 三、“高科技”基礎質疑
　　　　
　　“多學科結合”“高科技”是它的兩大宣傳點。“高科技”集中體現在碳十四測年，其實碳十四也只能測定相對年代。而且“工程”碳十四數據所依據的OxCal系列樣品算法不能代表獲得公認的14C樹輪校正方法，“工程”專家的解釋是：“就14C校正的算法而言，並不存在什麼國際標準”。蔣祖棣指出這是一個令人吃驚的說法。這種說法出於自然科學工作者對自己工作方法的表述就更令人困惑：哪一種自然科學的方法不存在國際公認的標準？又怎麼根據一個沒有標準的方法，得出足以獲得公認的科學結論呢？就14C樹輪校正的算法而言，還是存在國際公認的標準的，例如國華盛頓大學的Calib程序，全世界兩千多個考古單位、實驗室和專業人員為其註冊用戶。採用該程序進行碳十四校正的例子在國際考古界內無法盡數。“工程”採用的OxCal程序的系列樣品算法，國際14C專家已經指出它包含了人為加工的成分。“工程”專家的解釋是：“值得指出的是，該文發表時，作者是維也納大學物理系的在讀博士研究生，還未躋身國際14C界的知名專家。”這又是一個令人吃驚的說法。沒有獲得博士學位、“還未躋身國際14C界的知名專家”，竟成了學術爭論中“值得指出”的論據！我們無意在學術討論中重複那些“小人物”也可能掌握真理的常談，不過這種對“小人物”的輕蔑居然從私下議論直登大雅之堂確實不太妥當。遠的不說，人們能否用同樣邏輯，根據工程14C專家中有幾位博士、有幾位算得上國際14C界的知名專家來對工程14C研究加以評判呢？而且工程的碳十四年代數據只具有68%的置信度，怎能以此作為衡量西周具體王年的尺度？ 再說，工程的系列樣品算法還包含了來自考古的有爭議的、甚至明顯錯誤的信息。“工程”把碳十四年代結論作為評判歷代諸家歷史年代研究對與錯的標準，也是很危險的 。
　　　　
　　　　 　 四、“多學科結合”質疑
　　　　
　　美國前國家博物院院長、芝加哥大學社會科學院院長、古代近東研究所所長Robest Mc Cormick Adams先生在1971年看了何炳棣《東方的搖籃》一書的文稿，該書詳盡的論述了豐富的中國古代文獻流傳歷程，特別介紹了古本《竹書紀年》的史料價值。看後他說“你們的古代文獻遺存遠比古代近東的文獻優越，在西方，可靠的文獻資料，往往成為研究古史年代學的主要根據，可惜你們沒有很好的利用這些珍貴的資料研究中國的歷史年代。”這是美國第一流的學者對中國歷史年代學研究發出的感慨。何炳棣、劉雨先生認為斷代工程在總體思路上的重大失誤，不幸為美國學者在三十年前所言中。斷代工程沒有充分利用古本《竹書紀年》的記載，是整個研究中的最大敗筆。古本《竹書紀年》史料價值極高，通過分析可以看出，其諸多數椐有一貫的正確性，它與《魯周公世家》打通，可以把中國可信年代上推到998BC，“武王克商年”無須捨近求遠查考，可直接使用古本《竹書紀年》的1027BC。夏始年也可用古本《竹書紀年》的1994BC，而不必拖長到2070BC，它所記載的夏積年、商積年、周積年都是可靠的，理應成為夏商周斷代工程《三代年表》的框架 。
　　
　　“工程”一位成員自我介紹是“國家九五重點科技攻關項目‘夏商周斷代工程’‘有關夏商周年代、天象的重要文獻的可信性研究’專題的負責人和主要承擔者”。實際上學術界並不了解此人對“夏商周年代、天象的重要文獻”有什麼研究，而且此人因剽竊文物資料被著名學術雜誌通報批評 ，更顯示出“多學科結合”在用人上的失誤。

五、限期完成質疑
　　　　
　　現年88歲的國際《尚書》學權威劉起釪先生指出，作為“工程”負責人的李學勤無學術責任心地於事先提出可如期完成，事後又果然如期完成，這種給學術工作預定期限的做法，是不符合學術工作特色、不符合學術工作本身發展規律的。學術工作的工程不同於土木工程、水利工程或其他物質建設工程可以預定期限，它是不能定期限的。顯然中外學術發展情況足以證明這一點，劉先生列舉我國歷史上幾個主要朝代的學術成敗為例子說明這一問題。
　　
　　首先是漢代這一大一統盛大王朝，以國家的力量扶植各種學派，今文學派、古文學派及其他各種學派都有名家相繼而起，但王朝從來沒有給他們規定任何期限。
　　
　　唐代又是一大一統盛大王朝，他們要把自漢傳來的各經做出總結性的整理，唐太宗命孔穎達等五儒臣撰《五經正義》，經博士馬嘉運指出其中錯誤，令孔氏修訂，未成而死。至唐高宗永徽二年命中書門下，國子三館博士們考正，最後命尚書左僕射於世寧等三個大臣就加增省，於永徽四年“頒孔穎達《五經正義》於天下。”孔穎達卒於公元648年，永徽四年為公元653年。是孔穎達先經多少年撰成此書，是沒有規定期限的；及書成受到指責，又叫他修訂，仍沒給期限，未成而死。死後經其他幾位學者經四、五年的修訂而後頒行。唐代後來擴大為《九經正義》，宋代撰其它四經《義疏》，明清兩代匯刻成《十三經註疏》傳下來，至今尚為代表漢學的“註疏本”。是花了較多時間寫成，經歷數百年尚為有用的典籍。
　　
　　宋代是一國力不強而文化、技術空前發展的朝代（可參看拙著《尚書學史》第七章），一代的論著數量遠遠超過自先秦至唐論著總數，都是放任寫作，從來無任何期限。司馬光撰《資治通鑑》，都是隨他的官職遷移和生活遷徙不同地點把寫作班子隨身帶着走，自治平（公元1064年）至元豐七年（1084年）歷時20年成書。可見足夠的歲月使他完成傳世久遠的巨著。又朱熹弟子蔡沈費十餘年撰成《書集傳》，至今尚為代表宋學的名著。
　　
　　明代又是一大一統帝國王朝，從內部看，往往民生疾苦，朝政腐敗，但對外能長期保持其帝國形象。日本豐臣秀吉入侵朝鮮，它派兵擊敗之，豐臣龜縮日本本土，繼起的德川幕府吸取教訓，制定鎖國政策，保境安民，倡行儒學，終江戶時代不向外擴張。已到明代中後期，還能由王朝派出將領，至滇黔調集幾處地方武裝，向緬甸開疆拓土，發揮威力。北方領土東逾奴兒干都司及庫頁島，北逾貝加爾湖，長期鞏固擁有，而更有前此各朝代都趕不上的下西洋海外貿易。可是整個明代，沒有樹立起良好學風，文化學術事業比其前後各代都差得遠。由於朱元璋武夫作風，凡事雷厲風行，程限迫促，過期即嚴懲，影響後代一些繼任者亦這麼幹，養成士大夫奉命維謹，應付搪塞，弄虛作假，以保持祿位。明成祖永樂年間命儒臣胡廣等撰《五經四書大全》，這是適應新的大一統帝國需要而在思想文化方面的巨大建設，正像唐撰《五經正義》一樣，是一代盛典。可是因為限期成書，這些儒臣不能在期限內撰成，便偷偷地抄襲舊著以成書，如《書傳大全》是抄襲元陳櫟《尚書集傳纂疏》及陳師凱《書蔡傳旁通》二書而成。而《詩經大全》則逕照抄元劉瑾一人之書《詩傳通釋》而成。顧炎武《日知錄》卷18《四書五經大全》條云：“當日儒臣奉旨修《四書五經大全》，……書成之日，賜金遷秩，所費於國家者不知凡幾。……而僅取已成之書，抄騰一過，上欺朝廷，下誑士子，唐宋之時，有是事乎？”皮錫瑞《經學歷史》也說：“明永樂十二年（1414年）敕胡廣等修《五經大全》頒行天下，此一代之盛事，自唐修《五經正義》越八百餘年而再見者也。乃所修之書，大為人姍笑！”
　　
　　由歷史上這幾個重要的學術成敗事例，就使我們知道由國家主辦的學術事業，不能像物質建設事業那樣規定期限，是由學術事業本身發展規律所規定着的。不依發展規律辦事就會誤事。何況恩格斯早已說明：“即使只是在一個單獨的歷史實例上發揮唯物主義的觀點，也是一項要求多年冷靜鑽研的科學工作。”夏商周斷代確只是一個單獨的歷史實例，對它發揮唯物主義觀點進行研究，怎麼能不經過多年的冷靜鑽研？怎麼能在短短的1996—1999年四年時間內拿出成果？而且由李先生以首席身份到電視屏上向舉世發布呢？而且本來發布的報告，寫明了是“階段成果報告”，掌握了主動，自然是還有下一階段的工作待繼續進行，怎麼能由李先生把它作為最後成果公布，就使全國各地不少出版物紛紛轉載奉為國定三代年代，學術上的事可以這樣幹嗎 ？
　　
　　2000年11月25日《文匯讀書周報》載王春瑜《評泡沫史學》一文 ，針對上述這一現象提出警句云：“王觀堂、董彥堂、郭鼎堂在天堂聞此，真不知作何感想？”此外，據《古史考》首次披露，自稱“畢業” 於清華大學的李先生實際只在該校讀了兩學期書。此後到中國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當臨時工，絕非如李學勤父子一再宣傳的是因為考古所有一個“殷虛文字綴合”的科研項目，邀請李學勤參加。李先生趕上一次又一次的政治運動，抓住時機，批死人、整活人，步步遷升 。與李先生同處於一個研究室的學術前輩已指出李先生是個沒有學術責任心的人 。為迎合1989年之後特殊的形勢而提出的“走出疑古時代”口號竟成為國家巨無霸學術工程的指導思想，正如學者慨嘆的那樣：“留給學術界的思考卻是沉甸甸的” ！
　　　　
　　　　 六、“工程”是怎樣“走出疑古”的
　　　　
　　“工程”內部的專家通過剖析斷代工程對武王伐紂年求取的過程和對古本《竹書紀年》的再認識，否定了“工程”制定的《夏商周年表》，嚴肅指出其失敗的原因是：“斷代工程領導層研究思路出現了偏差，其研究方法有很大的任意性，他們號稱要‘走出疑古’，而實際卻墜入了‘懷疑真古，相信假古’的泥潭。” 1989年春夏之交的政治風波之後，流行“保守主義”，不少人把新文化運動混作《河殤》來批判，殃及作為新文化運動組成部分的古史辨運動。“走出疑古”乃是在歷史學領域呼應保守主義的標誌性口號。2000年，廣西人民出版社推出三卷本《90年代思想文選》，第一卷收錄不少有關保守主義的論文，包括李學勤《走出疑古時代》一文。確實，李先生身體力行地“走出疑古”已形成一股風氣，代表了90年代中國思想的一個側面，自然引起各方面的注意，編輯將《走出疑古時代》一文入選《90年代思想文選》，無疑是合理的。以“走出疑古”的思路寫成的文章、專書不計其數，例如鄒昌林《中國禮文化》一書，評論者稱讚此書是“走出疑古”的有益嘗試，並說：“二十紀九十年代之後，隨着中國經濟水平與國際地位的提高，對民族主體意識的要求日漸轉化成為普遍性的社會心理自覺。從官方到民間的諸多學術文化現象，諸如夏商周斷代工程的啟動，學術界對文化激進主義的反省及對文化保守主義的重新評價，等等，其中的意蘊，都有必要置入此種背景之中，才有可能獲得充分的體悟。” 這種背景分析，是符合實際的。
　　
　　作為故宮博物院研究員劉雨先生，全程參加了斷代工程金文曆法小組的研究工作，他與著名美國華裔學者何炳棣先生撰寫了《夏商周斷代工程基本思路質疑》（收入《古史考》第九卷時題為《懷疑真古，相信假古》），指出“走出疑古”的實質是“懷疑真古，相信假古”的泥潭。”例如《國語》“伶州鳩語”是“工程”用天文推算武王克商之年的重要依據，可是伶州鳩這段話所記的星象語句是典型的戰國星象家的星占說，用春秋時代的人伶州鳩的口講出戰國人編造的故事來，這本身就近似於胡言亂語。他所述星象多是肉眼看不到的，只能是推算出來的，而西周早期的人尚不具備推算出這些天象的知識，不可能由他們推算出這一套天文星象。“工程”說它是“故老相傳”，難以令人信服。古文獻有的字句現在難以理解，“工程”採取改字的辦法撮合，凡與其觀念不合的數據都遭到不公正的對待，為了維護這個主觀的觀念，幾千年前的銘文干支可以改寫，珍貴的標準器小盂鼎銘文可以故意不用，兩個師兌簋可以不顧其內容，隨意顛倒位置，這已超出學術研究水平高低的範圍，而是學風不誠實的表現。儘管如此，現在所謂的“金文歷譜”中，離譜的器和勉強不離譜的器仍達十餘件之多，與前此出現的諸種歷譜，不相伯仲，至多是五十步百步之別，這樣水平的歷譜，本身的問題如此嚴重，恐怕很難擔負起檢驗年代方案標準的重任。可以斷言：斷代工程的所謂“金文歷譜”研究，還在摸索階段，距離可以拿出來為學術界使用的水準相差還很遠。劉雨認為短時間研究不清楚某些問題，得不出合適的結論，可能是方法有待改進，也可能是客觀條件還不成熟，這是科學研究中常有的情況，多聽聽不同的意見，從不同的角度不斷進行試驗，也許會找到解決問題的途徑。實在找不出解決的辦法，老實承認這個現實，向讀者如實講清研究的進展情況，也可以對今後的研究有所幫助。最可怕的是強不知以為知，甚至不惜曲解科學資料，以求符合主觀設想，製造偽科學結論。綜觀工程對金文歷譜的研究，是失敗的！而且對古代曆法的實際情況我們無法完全掌握，因此工程儘管在局部認識上取得不少成果，但從總體研究方向把握上卻出現了重大的失誤，導致一批關鍵性結論論證失敗，因而其擬定的《三代年表》整個框架不能站立起來。
　　
　　2003年8月8日，在中國社會科學院舉辦的紀念顧頡剛先生110歲誕辰會上，原故宮博物院院長張忠培先生當着李學勤的面，闡述了“疑古”為什麼走不出。本人也指出，“疑古派”認為一切史料都摻雜了人的主觀成分，文籍器物都須審查，因此他們不贊成所謂考古學是古史問題的唯一解決方法。李學勤先生則堅持，連被古史辨派推翻、記載黃帝一元歷史框架的《帝系》等等都是可靠的，暗示《尚書》偽孔傳也是可靠的 ，他的追隨者乾脆說郭店楚簡證明了偽《古文尚書》不偽 。李先生還有一個基本立場：最起碼考古獲得的東西就“就沒有辨偽的問題。” “疑古派”認為：“現們要否認偽史是可以比較各書而判定的，但要承認信史便沒有實際的證明了。” 袁征先生已指出，這個觀點跟波普（Karl Popper）著名的“證偽理論”不謀而合。歷史學家可以斷定某些材料是不可靠的，卻不能有絕對的把握肯定任何史料是完全可靠的。在許多情況下，學者只要找到一條不利的證據，就能懷疑某種記載有誤；但即使掌握了一萬條有利的證據，也不能完全肯定某種記載是正確的，因為第一萬零一條證據可能會說明這種記載完全或部分失實，而學者暫時還沒有看到這條證據，或者這條證據已經丟失 。劉起釪、葉林生先生以具體事例列舉“走出疑古”風給學術界帶來的危害 ，發人深省。
　　　　
　　　　 七、“特事特辦”是怎樣辦的
　　　　
　　2002年4月，中國學者一行四人（由歷史學、考古學、天文學、物理學專家組成，均為夏商周斷代工程專家組成員，其中有兩位是夏商周斷代工程首席科學家）應邀赴美國參加4－7日在華盛頓召開的“亞洲研究學會”（AAS）第54屆年會 。年會原來沒有“工程”的議題，是“工程”成員努力加進去的。原想製造國際聲譽的“工程”學者，萬萬沒有想到“老外”並不糊塗。2002年5月24日《中國文物報》以整版的篇幅刊登了張立東《面對面的對話“夏商周斷代工程”的美國之旅》 ，詳細報道了包括李學勤在內的工程成員出席美國學術會議的情況，6月16日《文摘報》又作了轉載。作者是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所副研究員，也是工程的參加者。該文披露了夏商周斷代工程“無論策劃理念、運作方式，還是研究方法，都有很多值得反思之處。”‘工程’在文字證據（文獻和金文）的研究中尚沒有就任何主要爭議提出獲得公認的解決方案。”“‘夏商周斷代工程’的成功經驗和暴露出來的嚴重問題，值得在策劃和實施‘探源’工程（或類似的其它工程）時充分考慮。”據該文，這些“嚴重問題”包括：
　　
　　　　 1.不講學術道德：不提別人的已有成果。
　　
　　　　 2.方法不科學：最吸引人是高科技口號，而碳十四採納的英國牛津的程序，不代表國際標準。
　　　　 3.試驗數據不真實：“人為擬合”的數據至少32％不可靠，批評者現場用電腦進行了演算。
　　　　 4.工程試圖把錯誤的年代作為正式出版物的標準。
　　　　 5.遇到對自己不利的就改字。
　　　　 6.學風：都存在由於冒進而形成的穿鑿。晉侯墓地8號墓年代數據前後相差8年，自己還沒發現。
　　
　　文章發表後，轟動京城，以至該期報紙脫銷。要不是以往的蓋子捂得太嚴，顯然不會有如此轟動。時逢中華書局在人民大會堂慶祝成立90周年，有學者提出李學勤先生既然是“首席科學家”，也應該承擔“首犯”的責任。此前媒體把夏商周斷代工程捧上了天，斷代工程的負責人不停地呼喊“特事特辦”，“張立東事件”顯然給躊躇滿志的斷代工程澆了一盆冷水，2002年6月，斷代工程辦公室在北京懷柔召開“專家組擴大會議”，討論張立東的文章 。“張立東事件”後，盛傳夏商周斷代工程的領導打着中央領導的名義干涉《中國文物報》，此一傳聞現在無法證實，但從此在《中國文物報》上看不到任何對斷代工程“不利”的文章，這從“蔣祖棣事件”表現得最清楚 。
　　
　　斷代工程天天叫嚷“特事特辦”，不同的聲音就被“辦”掉了。李先生這幾年空前活躍，是因為主持斷代工程，“工程”結項時，在沒有經過學術界批判性論證的情況下，自己給自己評獎、發獎金，李學勤先生獨得兩份 。可是地底下埋着死對頭，2003年1月，陝西眉縣楊家村出土的銅器 ，證明“共和”不獨立紀年，而斷代工程恰恰主張“共和”是獨立紀年的，“多米諾效應”不可避免，因此，就有了下面的承認：
　　
　　對陝西省新出土的12件青銅器列鼎所鑄銘文的初步研究表明，銘文內容所涉及的西周曆譜與“夏商周斷代工程”所繪製的西周曆譜存在“偏差”。專家們一致認為，這一發現將填補“斷代工程”長期存在的疑點 。
　　
　　真是善於措詞！雖然我們搞錯了，但它是“長期存在的疑點”，也不能怪我們嗎！它反而“為‘夏商周斷代工程’提供新佐證”嗎 ！假如這批銅器不出土，是不是就不能證明“共和”不獨立紀年呢？實際上，正當斷代工程熱火朝天、叫喊“特事特辦”的時候，我國學者已指出：“共和期間，無論是周公、召公，還是共伯和執政，都不可能還以厲王來紀年。” 斷代工程最吸引人的方法是高科技加考古，剝開包裝，老實說，不過如此！
　　　　
　　　　 八、蓋棺定論
　　　　
　　本來，夏商周斷代工程的倡導者宋健先生對工程的意義和研究方法曾經有過論述，他說 ：
　　
　　“斷代工程”難度很大，這是可以預想到的。
　　和其他學科一樣，研究古代史，必須依靠科學事實，堅持科學精神，運用科學方法，進行真正的、實事求是的科學研究。
　　只有在自由討論、百家爭鳴的環境中，科學才能進步。
　　
　　斷代工程的領導顯然沒有對待不同意見的肚量，而是挖空心思拿“國家”這塊大牌子壓制不同意見。“工程”內部的專家一直要求將各人不同的意見寫進出版的書裡，以免背黑鍋，“工程”的領導者不僅拒絕，而且一再強調“工程”的結論是200多位甚至500多位專家聯合攻關的結果，無非是想用人多加強結論的權威性，也擴大承擔責任的面。最近在上海召開的一次國際學術會議上，鄒先生作總結髮言，說斷代工程的結論恐怕只有小學生會相信，因為他們什麼都不懂。75歲高齡的北京大學考古學教授鄒衡不僅是“工程”21位專家之一，而且還是夏代組的組長，他一直對“工程”作低調評價，竟成了“工程”領導者提防的對象。92歲的老革命家何幼琦先生 實在看不下去了，痛斥斷代工程假冒偽劣，欺騙國務院：
　　
　　這個驗收組既不是國務院派出的，也未經國務院批准，從法律上說是非法的，其驗收是無效的，何況他們又是不驗而收的。按照國家機關的工作程序說來，一個工程驗收之後，總工程師就該離開現場，至於如何發布，國務院新聞辦公室自會處理，他就不必操心了。這項工程在所謂的通過“驗收”之後，這位專家組長急急忙忙於11月9日晚在科技部召開了新聞發布會，自行發布。應當指出，他既非政府發言人，也沒有被授權發布新聞，這次發布超越了新聞辦公室，是非法的。前後五年中，根本見不到和國務院有什麼關係。在他的發言中有一句“得到政府支持”，這個政府既非北京政府，也不是一部兩院（科技都、中國科學院、中國工程院）；另外，把國家工程在實施中所用的預算經費說成是政府支持，這又無意中暴露出其私人作品的本色。最後就是對全部工程所作的評語：“課題專題設計合理，技術路線正確，組織系統完善，經費使用合理”，如果名符其實的話，這個應是其上級作出的評語，卻由他們自己代作了。總而言之，他們和國務院沒有什麼關係，有問題需要報告時就找“一部兩院”，連中國社會科學院也“靠邊站了”，這個專家組還有沒有上級呢？看得出來，它儼然是一個獨立王國，獨斷專行，包攬一切，我行我素，誰也不許干預。其結果，就是拿出了一個假冒偽劣的成果。對於這一點，他們除了應向國務院有所交待外，還應向國人作出滿意的解釋。
　　
　　　　 ……
　　
　　他們為什麼對趕緊發表有那麼強烈的欲望？我們只能說，是為了把個人的偽劣產品冒充國家的斷代工程，不管正確與否，爭取公布出去，造成既成事實，強迫世人同意，強迫國家同意，把欺騙性異化為正確性。果然，科技部受騙了，驗收組受騙了，中科院和工程院524位專家被騙了，曾將《四年成果報告》定為“1999十大科研成果之一”的新聞界受騙了。
　　
　　這是對斷代工程最恰當的蓋棺定論。何先生強調：“當前經濟市場中不斷進行打假活動，在學術市場中也需要來一次打假，本文就是作者揭發假冒偽劣作品的公開檢舉信，希望廣大讀者明辨是非，以免受騙上當。”以前，媒體把“工程”稱為“中國文化史的最偉大的事件”，超越了明代《永樂大典》和清代《四庫全書》的纂修，認為“工程”摘取了歌徳巴赫猜想的桂冠。“工程”得出的《夏商周年表》已被《辭海》和一些字典採用，而且還有中學教師在出高考的模擬考題時，將《夏商周年表》視為惟一的正確答案。現在，經過“疑古”，證明它是一次成功的炒作，在學術上卻是失敗的，難逃“金玉其外，敗絮其中”之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