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耀邦犯病與去世真相 地火在尋找噴口

陳小雅：八九民運史

第三卷 悼念引發抗議潮

第六章 胡耀邦逝世

第三節 胡耀邦犯病與去世真相

事情在很大程度上是從“謠傳”開始的。

4月15日下午，中央電台“簡訊”播出胡耀邦逝世的消息之後，社會輿論的第一個反應是感到意外：幾年前還經常出現在電視熒光屏上的胡耀邦，他那講演時不住揮動的手，給人民留下的印像是那樣的新鮮活潑，怎麼會傾刻之間就撒手人寰呢？有消息傳來，胡耀邦是在一次政治局會議上心髒病發作後，入院搶救無效去世的。但人們並不相信！如前所述，胡耀邦的“小朋友”張凱，就是懷有這種擔心的人之一。

據於光遠回憶：

“在1989年4月22日《光明日報》上發表的張凱寫的《年輕人的‘大朋友’——憶耀邦叔叔》一文中，張凱就提到„„我告訴他‘耀邦說過，他一生有兩個想不到，一是想不到他會擔任那麼重要的領導職務，二是想不到人們那麼理解他’。張凱也許沒有記准我對他講的話。耀邦對我說的第二個想不到是，„„想不到自己會在擔任黨中央最高領導職務這樣的崗位上被理解為一個如此不稱職、犯了嚴重的政治錯誤的人而不體面地下台。在最後十年，在政壇上作出如此光輝的業績，卻如此下台，對於絕大多數人來說——我是其中的一個，的確是完全想不到的，在思想上也是不能接受的！”

這就是說，耀邦直到去世前，仍對人們在他下台時加之於他的不實之詞耿耿於懷。在胡耀邦離職問題上，一直為他抱屈的人們，寧願把這位“苦星”的犯病歸結為受到一場圍攻，他的去世或許出於一場有預謀的“醫療事故”？因為當今醫藥科學的進步已經達到化腐朽為神奇的地步，它怎麼會對胡耀邦這樣一個年輕生命束手無策呢？特別是在此前聽到過“胡耀邦有可能在新一輪的中央全會上復出，擔任中紀委職務”的謠傳者，更相信是有某種勢力在阻撓他的出山。這種謠傳還描繪了胡在“下野”的兩年中，如何走遍全國，大量搜集“改革開放”過程中黨內以權謀私、“官倒”等不正之風的材料，在湖南逗留期間，他還與他的“宿敵”——鄧小平安排在左面對他施行制約，並在胡耀邦離職後一同被“烹”的——鄧力群會談“反腐”問題，歷時數小時„„到底是誰在謀害胡耀邦？誰有這個能力和權力？誰有利害相關？4月21日下午，北大、清華甚至傳出了耀邦是“被最高統帥警衛打死的”謠言。有的學生竟商議要“截靈車”。

實際上，胡耀邦去世前的情況是，他儘管很苦悶，但卻沒有被委以重任“重出江湖”的可能。他的身體情況的惡化，的確與情緒有關，但長期的忘我工作，生活節儉，則是其“陽壽”的基礎。

根據胡耀邦女兒的回憶，1988年秋，胡耀邦結束了將近兩年“獨對晨曦和落日”讀書思考的時光，心頭湧起了一股難以抑制的思鄉之情。11月，他和夫人李昭前往湖南。12月9日，在游君山的那天，他遇到一對夫婦遊客，對他批評“黨風很不好，群眾還提不得意見”，說“共產黨腐敗了，沒希望了，我要退黨。”胡耀邦心情沉重，加之旅途勞累，又受了風寒，第二天便覺得頭暈不適。

滿妹說：“„„兩個多小時後，父親的病情急轉直下，體溫高達40度，而且持續不退；血壓從120/70毫米汞柱直降到80/50毫米汞柱；心跳快，心律不齊，並出現了頻繁的期前收縮。從湖南醫科大學附屬第二醫院趕來的專家們初步診斷：感染性休克、心房纖顫，建議住院治療。這個診斷對於老年人來說是很重的，處理不好，可以致命。

此番心律失常，竟鑄成了他生命中最危險的隱患。”

3月下旬，胡耀邦從南寧返京參加六屆人大五次會議。因得知一些本已脫貧的地區近期又有吃不上飯的情況，心情一直不好。“他常常鬱郁寡歡地幾天都不說什麼話，不是悶着頭看書，就是默默無言地在走廊里散步；每頓飯都只是隨便扒上幾口，算是對人們勸他注意身體的無聲回答。”

滿妹回憶道：“4月7日晚父親有些不舒服，中央政治局的會議通知送來時，母親勸他不要去了，大家也都希望他在家休息。可是父親還是拔出筆來，一聲不響地在會議通知單‘到會’一欄里打了個鈎。”

4月8日上午差15分鍾9點，胡耀邦夫人目送他走出家門，向開會地點國務院懷仁堂走去。沒想到，當天會議還沒結束，就送回了丈夫的衣服。那是一件“舊毛料的外套，一件有細條紋的舊襯衫，領口和袖口已磨起了毛„„”

這次政治局擴大會議是為即將召開的黨的十三屆四中全會討論和通過《關於發展和改革中國教育的決定》做准備。這篇《決定》是由國家教育委員會起草的。因為前不久鄧小平在接見烏干達總統時談到“中國的最大失誤在教育”。所以，這天參加會議的除了政治局委員以外，還有幾位教委的領導。他們圍繞着一個橢圓形的會議桌而坐。

胡耀邦是差5分鍾9∶00進入會場的。當時，所有與會者已經到齊。胡耀邦走到後排，“坐在副總理田紀雲和國防部長秦基偉中間。”

據鮑彤回憶，胡耀邦坐在橢圓桌的這一頭，主持會議的趙紫陽坐在橢圓桌的另一頭。胡耀邦坐定後，會議隨即開始。會議由中共中央總書記趙紫陽主持。

首先是由中共中央辦公廳調研室主任陳進玉通讀《決定》草案。但沒過多久，胡耀邦就感到胸悶、心慌、頭昏、腿軟。但他堅持着。草案40分鍾讀完，緊接着由中央政治局委員、國務委員兼國家教委主任李鐵映作決定稿的說明。

李鵬回憶道：“大約10∶00左右，李鐵映的說明尚未結束，耀邦突然臉色蒼白，呼吸不勻，雙手發抖。耀邦很吃力地站起來，對趙紫陽說，我很不舒服，請允許我退席。趙紫陽當即點頭，說‘你回去吧’。”

江澤民回憶道：這時，胡耀邦並沒能離開位置，“而是又坐了下來。他幾乎以慢動作把雙臂放在桌子上，將頭埋在中間。”

鮑彤的回憶略有不同。他記得因為趙紫陽的囑咐，胡耀邦並沒有離開座位，是倒在自己的座椅里的：“我估計不到10∶00，耀邦在座位上，一邊捂着胸口，一邊向紫陽揮手，說：‘紫陽同志，我這里不太舒服，要請假„„’紫陽見耀邦用手按着心口，就問：‘你是不是心髒有病„„’耀邦一邊掙扎着想站起來，一邊說：‘過去我自己也不知道，上次出差„„（我不記得耀邦是說‘湖南’還是‘江西’），他們（那裡的醫生）說我„„’紫陽說：‘你如果有心髒病，現在千萬不要動，千萬不要站起來，不要移動。’紫陽立即叫中辦馬上找醫生。這時，耀邦已疼痛得說不出話了，靠在椅子裡。紫陽問：‘誰有心髒病的急救藥？’政治局委員江澤民在座位上猶豫了一下，說，‘哦，我有，我沒有心髒病，從來不帶這種東西，不過老伴一定要我帶’，於是從包里找了一個急救包出來。可是在座的人都不知道急救藥應該怎麼用。這時，一位工作人員說，他知道，站起來講解。”

李鵬繼續回憶道：“這時，中央保健處的牛福康處長和醫生們已趕到，初步判斷是心肌梗塞症狀，病情十分危急。隨後，北京最著名的幾位心髒病科專家：協和醫院的方圻，阜外醫院的陶壽琪、陳新正和北京醫院的錢貽簡均先後趕到。政治局的同志為了不妨礙醫生們的搶救工作，也退出懷仁堂，改到勤政殿去開會。待胡耀邦的病情稍為平靜一點後，於下午2∶00用救護車把他送到北京醫院。”

時任中辦主任的溫家寶在大會堂主持了對胡耀邦的搶救。胡耀邦入院後，黨和國家的一些領導人紛紛到醫院探視。趙紫陽、楊尚昆、彭真、宋任窮等，都到過病房。鄧小平和王震則派秘書到醫院看望，陳雲、徐向前、聶榮臻多次打電話了解胡耀邦的病情。胡耀邦還在病床上接到了國家主席李先念從上海打來的慰問電話，聽了人大常委會委員長鄧穎超寫給他的慰問信。

4月9日上午，李鵬到醫院看望了胡耀邦：“主治醫生錢貽簡告訴我，耀邦的病情已趨於穩定，但他的心肌壞死面積過大，一種判斷心肌梗塞程度的指標－－血液中的肌激酶CPK，正常值在50以下，而耀邦的CPK已高達3000之多，仍處在危險期„„看上去他的精神還不錯。我們交談了十多分鍾。他很誠懇地對我說：‘你當總理後辦事穩當，各方面反映不錯。’我勸他要安心治病，一定要與醫生配合好，不會有危險的。他的夫人李昭同志還特地囑託我勸勸耀邦同志，要按醫生的要求，在病床上小便和大便，不要下床。耀邦對此很不習慣，執意要下床大小便。這在心肌梗塞危險期，特別是前七天是絕對不允許的。這話我也向耀邦說了，當時他口頭上也答應了。”

“事後我得知，事情就出在七天之後。第八天早晨，耀邦開始執意要下床大便，醫生不同意，仍在床上大便，但因用力過猛，造成心髒破裂，搶救無效而死亡。去世時間是8∶25，家屬、醫護、警衛人員都在場。”

當時，還沒有從美國趕回的胡耀邦的女兒滿妹，事後通過與家人的溝通，了解到父親最後的狀況：“„„家裡人幫他在床上洗了臉、漱了口，還餵他喝了些西瓜汁。父親靜靜地斜倚在床上，等着吃早飯，等着母親來看他。這些天他一直被困在床上，也沒有吃過什麼東西，又餓又乏。

幾分鍾後，守護在父親身邊的三哥德華，發現心電監護儀上綠瑩瑩的心電圖波形突然急促地跳動起來，心率從每分鍾60次一直往上升，70、80、90„„三哥慌忙叫來值班醫生。醫生看了看心電監護儀，不經意地說：‘沒事兒，以前也有過這種現像。’

三哥不敢相信，仍然目不轉睛地盯着監護儀。果然，當每分鍾達到110次時，心率開始逐漸減慢，一分鍾後恢復到60次。可還沒等三哥和緊張得也湊過來察看的李秘書鬆口氣，峰谷狀的心電波形作了一個短暫的停頓，忽然耀眼地一閃，便冰雪消融般地坍塌下來，化作一條碧綠晶瑩的水平線，向 無極的空間延伸而去。與此時，只聽見躺在床上的父親痛苦地大叫一聲：‘啊！——’他那隻被李秘書握着的手突然鬆脫，頭部猝然轉向一側。”

第四節 地火在尋找噴口

正如長期飢餓的人群容易產生幻覺一樣，長期被廢除思考的人們則容易輕信謠言。來自民間的謠言，是政治懸念的產物。而政治缺乏透明度，缺少公開性，則是懸念得以積累和謠言得以流傳的基礎。但是，人們沒有證據，沒有能力去澄清事實，而嚴峻的現實又迫使他們不能再沉默。他們，在強大的無產階級專政面前，只能用他們的方式表達不滿和疑惑，給假想的敵人以某種心理壓力。

當一個人去世時，有誰能阻擋人們對死者的悼念呢？挽聯、悼文，在這時，是一種合情、合理、合法的宣傳品。

在胡耀邦去世的前兩天中，悼念基本上限於中央明令劃定的機關和單位內部。在知識分子和敏感的青年學生聚集的校園裡，已有自發的群眾性悼念活動。

新華社記者楊繼繩4月16日的日記里，記下了他的觀察：

“在人民大學，果然貼出了不少大字報。一張大紙上畫了一根點燃的紅蠟燭，旁邊寫道：

心線正直表里通紅渾身是火一生光明風吹不熄淚落始終

還有一張大字報寫道：

該死的不死不該死的死了

該死的是指那些整胡耀邦的老人。

有的大字報主張‘五四’搞大的政治活動：

蒼天已死，黃天當立。歲在五四，天下大吉。

署名‘悲夫’題為《悼胡公》的藏頭詩大字報寫道：

悼君唯怨是非多，

胡公又奈鄧公何

耀邦曾經華夏客，

邦國何事憑蹉跎

如果說上面一張大字報對鄧廢黜胡耀邦表示不滿的話，後面的大字報就指名道姓地批鄧了：

貓養七二鼠食盡民脂民膏最終貓成碩鼠魂系民心呼喊捉鼠打鼠畢竟魂仍是忠魂

黑貓白貓不抓老鼠才是好貓

賭棍惡棍只欺良民不如拐棍

橫批：去他媽的

由於鄧小平愛打麻將，有不少對聯是用麻將的術語寫成的：

借西風作胡胡公胡；

拋四條伐民民十萬”

據《中國青年報》4月16日報道，在北京及全國各地，廣大群眾舉行了一系列追悼胡耀邦的儀式和活動，一些學校和單位里，群眾自發地為胡耀邦設立了靈堂。胡耀邦曾經工作過的中央黨校大禮堂前，貼出了很多對聯、詩歌和雜文。

在北長安街會計司胡同25號——胡耀邦座落在中南海一側的寓所里，他的家人為他設立了一個開放的“家庭靈堂”。這間有40多平米的會客廳，正中懸掛着胡耀邦的一張生活照。照片上胡耀邦飽經憂患的面龐，身後是一片綠油油的冬青。黑紗環繞着遺像，置於蒼松翠柏和君子蘭之間，更被層層疊疊的花圈挽聯花藍簇擁着。台歷，仍然翻在1989年4月8日„„

這里，迅速地成為了他的同事、友人、政治崇拜者與追隨者，各大專院校師生、甚至更多僅僅是因為熱愛和同情的普通人憑弔與寄託哀思的地方。

據滿妹回憶：

“父親去世的第三天，前來家中弔唁致哀的，一天竟達4000多人。靈堂內外，白花如雪，淚水如雨。無數的花籃、花圈和挽幛，將靈堂堆得只剩下一條僅容一人通過的走道。八旬高齡的詩人艾青拄着拐杖走過來鞠了個躬，傷心地說：‘耀邦同志當總書記時，把別人從廣州帶給他的新鮮荔枝，分送給我、丁玲、馬海德和艾黎。’

楚辭專家文懷沙對着父親的遺像說：‘中國人民、世界人民愛您，需要您，您仁慈的心何忍停止搏動？因襲放翁句，書此聯以奉靈右。’他悲聲顫抖地朗誦道：‘民望甚飢渴，公行胡滯留。’

年近九旬的著名兒童教育家孫敬修在孫女的攙扶下，悲不能言地走到靈前，半晌才發出一聲呼喊：‘你是一個大好人啊！’

《中華英烈》編輯部的同志將兩本最新出版的、父親生前常看的雜志獻到靈前，九位編輯簽名的挽聯上寫着：獻給我們的摯友胡耀邦！

父親生前的一些老同事、老部下，在靈前老淚縱橫，悲慟得直不起身子。

在我們家珍藏的悼念留言簿上，有公交司機的筆跡，也有郊區農民的留言，還有解放軍官兵的簽名，每一頁都留下了共和國公民的無盡哀思：‘人民又一次陷入極大的悲痛之中。’‘你心裡有人民，人民心裡有你。’‘說真話人民知音，辦實事一代偉人。’”

老戰友張愛萍緬懷他們一道走過的長征路。念及文革中，他受林彪一夥迫害時，耀邦給予了他的子女有益的影響。在中越自衛反擊戰中，耀邦親臨老山前線，發表了“國威軍威看西南”的名言。他還想到了“東風五號洲際導彈”全程飛行試驗成功的那一天，耀邦跨越“座橋”與他熱烈擁抱的動人場景！在這一天，寫下了這樣一首詩：

“《痛悼耀邦同志1989年4月16日》

突聞噩耗哽咽喉，往事涌心頭。

少年戰場攜手，長征喜同儔。

肩重任，為國謀，譜春秋。

感君勳業，造福人民，光耀神州。”

《人民日報》刊載的孟曉雲、王楚《11億中國人為你送行》也記錄了這個小靈堂的場景：

幹部、工人、學生，一個接一個無言地走過這里，只有挽聯上的字留下了他們的心聲：

一生正氣深得人民敬愛，兩袖清風堪稱為人楷模；

至大至剛拓荒總履險，飄（漂）漿甘兮飲水長思源。

“老部下張黎群與耀邦同志的小兒子德華抱頭痛哭，噩耗傳來，他夜不能寐，伏案疾書：一盞多麼明亮的智慧卓絕之燈熄滅了！一顆多麼偉大的赤子之心停止了跳動！一個多麼仁義正直的人民的兒子離去了！一位多麼忠貞的共產黨人停止了戰斗！

“老紅軍賴大超柱着拐杖匆匆從廣州趕來„„

“知名的、不知名的老幹部來了„„有的在靈堂里嚎淘大哭，有的跪在遺像前悲痛欲絕，喊着：‘沒有你，我的冤屈就無法平反哪！’

 „„

“十幾條雪白的哈達是中國藏族語系高級佛教學院的學生獻上的，幾個大學生將自己扎的小小的花圈奉獻在靈前；街坊鄰居老少幾代人聯袂前來弔唁。

從山西趕來的種棉能手、80歲的吳吉昌，一進門就跪在靈前，磕了三個頭„„

“留言簿上還有許許多多動人的題詞：“‘說真話人民知音，辦實事一代偉人’；‘代表人民的領袖，真正的漢子’；‘民主先鋒’。”

在中共領導者中間，歷史上可稱為“人民的領袖”者，在70年代以前，只有毛澤東一人。但毛澤東最終在自己錯誤的積累下，逐漸失去過去由人民衷心贈與的這個稱號。而在此同時，“人民的領袖”一詞，也逐步賦予了“與人民同受苦難者”的含義。就如同失去精神家園的民族往往是偉大宗教的搖籃一樣，“人民的領袖”一詞，重音也從後面的“領袖”二字向前移到“人民的”下面。“領袖”這時也由政治的首領轉變為精神的教主。在這方面，1976年在民族危機中去世的周恩來和1989年中國改革危機時去世的胡耀邦，就成了70年代與80年代中國人心目中的耶穌。

不過，與毛澤東不同的是，人民，幾乎是在他們的“領袖”離開時才發現他們的價值。他們的英靈，藉助對亡者的追思與悼念的莊嚴氣氛飄離塵世，在高天張揚開去„„雖然看不見，摸不着，但每一個人通過感覺都知道，它聚合着一股能量。而且，這能量因政府為它限定的空間所造成的壓力，密度在不斷地加強。

學生的反應是最迅速的。4月15日，中央電視台胡耀邦逝世的消息剛播出10分鍾，北京大學的校園裡便貼出了大字報，一個小時後，悼念的大字報和小字報已經貼滿了三角地的報欄。

還有一幅對聯寫着：

“耀邦七三先死，小平八四健在，問政壇沉浮，何無保命；

民主70未全，中華40不興，看天下興亡，北大亦哀。”

一份大字報要求“撤換無能政府，推翻專制君主，建立民主政治”。

當天下午，中國社會科學院馬列所副所長、黨委副書記彭克宏，率領正在讀大學的兒子，在天安門廣場人民英雄紀念碑前獻上了第一個花圈。

中共北京市委辦公廳編輯的《1989，北京制止動亂平息反革命暴亂紀事》載，紀念碑前出現的第一個花圈，署名是“顧保忠”敬獻的。它的挽聯上寫着“真正的中國共產主義戰士胡耀邦同志千古”。

當晚，有目擊者稱，紀念碑前的索鏈上出現了第一朵小白花。小白花的挽帶上寫着“耀邦不死，耀邦永存”八個字。當時就有人拿出步話機報告了這一消息，並問怎麼辦。大概是對方問了送小白花人的特徵，報告者說：“是一個身材高大的軍人”。

據官方統計，截至16日止，北大、人大、民院、清華、北師大等20所高校共出現標語、挽聯、大小字報300多份。天安門廣場紀念碑前有花圈6個，白花15朵，條幅5個，黑紗一個。不少學校都出現了對黨和政府不滿及指名攻擊中央領導人的大字報。人大貼出題為《哭耀邦》的大字報，指名道姓攻擊多名中央領導同志。北大題為《你死我活》的挽聯，影射中央領導同志是“欺世盜名的竊國奸雄”。清華、北京理工大學的大字報提出“朽翁聽政”、“獨裁集權”、“蠻橫腐朽”，攻擊中央有一個“搜刮民脂民膏的新四大家族”。民院的大字報攻擊中央領導同志“心狠手毒，殘害忠良”。北大題為《猛回頭》的大字報影射中央、人大常委、國務院是“獨夫”、“橡皮圖章”、“草包衙內”，提出“實行議會民主制度，三權分立”，“全國大選產生總統、省市長”。

4月17日，《人民日報》在第一版顯著位置，刊登了一幅人民英雄紀念碑的照片。紀念碑上放置着5個悼念胡耀邦的花圈。這令讀者感到，黨報對人民的感情是尊重的，對新聞是忠誠的。猶如給自發悼念的群眾運動填了一把柴火。

據陸超祺回憶，圖片刊出的過程是這樣的：

“耀邦同志的逝世，海外傳媒反應很快。香港《文匯報》除了刊登中央的訃告、耀邦同志的簡歷外，還登了該報駐京記者采寫的耀邦同志發病治療經過，他家裡設小靈堂，什麼人去弔唁，紫陽同志與胡德平的談話，以及各界知名人士的談話等，整整登了兩塊版。新聞透明度和記者工作效率之高，恐怕是內地同行望塵莫及的。„„

對比香港《文匯報》，深感在內地我們的報紙對耀邦同志的逝世太冷清了。昨晚上班，沒有什麼東西可登。正在發愁的時候，攝影組的同志送來一幅群眾自發到天安門人民英雄紀念碑獻花圈的照片，說是通訊員送來的。我看畫面尚好，問有關方面對群眾自發送花圈取什麼態度？拒絕呢還是照收？回答是不拒絕，凡是送去的都收。我也不請示老錢（社長錢李仁）和老譚（總編輯譚文瑞），決定在一版用這張照片。大余也決定在海外版用。

我們是不謀而合。我所以不請示錢和譚，主要是考慮到這張照片，廣大群眾固然高興，反映了他們的感情，但也可能引起一些人的不滿，向中央告我們的狀。為了不給他們兩位添麻煩，有事我們做具體工作的來承擔責任。不要把主要領導人一下子就推到矛盾的第一線，給他們留下周旋餘地，這也是《人民日報》的一個優良傳統。”

同日，北大、清華、人大、師大部分師生的《幾點建議》在各校貼出，號召花圈、挽聯向天安門廣場集中；成立北京學生治喪委員會；廢除專制政治；建立民主政治新秩序；責成政府對十年改革中的重大失誤作出檢討，責任者引咎辭職。

當天中午1∶00，中國政法大學法律系86級學生抬着製作的花圈遊行來到廣場，並跨過圍繞在人民英雄紀念碑周圍禁止通行的索鏈，將花圈送上了紀念碑的基座。在場的美國《芝加哥論壇報》、《華爾街日報》、英國《獨立報》、香港《南華早報》等媒體十餘位記者進行了拍照、錄像和錄音采訪。事後，有40餘人到胡耀邦家進行了慰問。

緊接着，北京航空學院動力系87級研究生製作的花圈也送到了廣場。

法大花圈的白布挽帶上，蒼勁的墨跡寫着：

問歷史真正無私有幾人，耿耿丹心，錚錚鐵骨，人民之友人民懷念。

胡耀邦同志千古

長空當笑，笑天下醜陋之人

大地當悲，悲地上英雄之傑

獻給耀邦同志

北航的花圈挽聯上寫着：

倡民主興科學精神不滅，

哭導師憶先驅心隨魂走。

還有一位署名“年輕的共產黨員”留下的貼在紀念碑上的字跡是：

新時代的開拓者，中國改革的旗幟

此後，北京大學、清華大學、中國人民大學、北京師范大學、北京經濟學院、北京醫科大學、北京氣像學院、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生院、中國中醫研究院、中國農業大學的師生都陸續來到廣場。其中北大送來的一條挽幛，上書“中國魂”三個大字；北京師范大學湘藉同學的挽聯，上書“三湘慟哭，四水悲歌；一生正氣，兩袖清風；耀邦千古”、“青年摯友，民主鬥士”；中央美術學院繪制的一幅胡耀邦巨幅畫像，被安放在花圈的最高處，旁邊配有黑底白字的醒目挽聯“何處招魂”；中央戲劇學院送上的，則是一幅“打鬼”鍾馗的臉譜畫„„黨政機關和事業單位中最早到紀念碑送花圈的，有中國歷史博物館、中國科學院、《人民日報》社等單位。

由此，原來封閉在校園和機關單位內的悼念活動終於衝出院牆校門。他們以到天安門廣場的人民英雄紀念碑獻花圈為由，向北京市政府1986年反自由化運動期間定立的禁止遊行集會的《十條》規定提出了挑戰，為那一年遭到鎮壓的學潮向北京市委示威報仇。並藉助遊行，把對胡耀邦的緬懷和繼續推進改革與政治民主化進程的決心，展示於社會，最終還是要展示於黨。

中國政法大學的這次行動，率先使悼念胡耀邦的活動走出校園，不僅為該校在此後的學運中躍居領導地位打下了基礎，也以其自身的專業優勢，給本次學運打下了不同於過往學運的烙印。

據該次遊行的組織者之一，時任中國政法大學憲法學教研室副主任，同時兼任陳子明社經所所務委員的陳小平回憶：

“胡耀邦去世的那天上午，我正好去《世界經濟導報》„„當時，因為北京社會經濟科學研究所與‘導報’正在進行當代中國憲政改革計劃，我常去‘導報’辦事。我既是‘導報’的特約記者，又代表研究所出面主持這一計劃，而‘導報’方面主事的則是張偉國。偉國在京城是消息靈通人士，胡耀邦去世的消息就是他告訴我的。我記得當時我聽到消息後，心中猛一驚。但是，在我的意識深處是沒有想到要立即打算作什麼事情的。”

離開“導報”後，陳小平回到了他在政法大的宿舍：

“南平房住的大多數是光棍漢，平房的地理優勢適合交流、串聯，一呼百應。大家的信息和感情交流幾乎沒有什麼障礙。當天7∶00新聞聯播過後，我的房間里專為聚會購買的轉角沙發上就坐滿了幾乎與我心情一樣的人。而僅一門之隔的鄰居，號稱對政治問題‘從來不感興趣’、後來帶領青年教師‘占領’新華門的北大校友吳仁華（他與我是北大分配過來的僅有的兩人）從我回來後就幾乎沒有離開過我的房間。在打破沉默後，一個悼念胡耀邦的行動方案很快出台：隔日下午1∶00，不管人數多少、‘風雨無阻’地在教學主樓前集合，向天安門進發。為此，一個相對細致的分工方案也很快通過„„”

4月16日一整天，他們都在忙於製作花圈。陸陸續續有師生加入。傍晚時分，一個直徑近兩米的巨型花圈已經做成。花圈上的挽聯是：耀邦千古。落款是“中國政法大學部分青年教師敬輓”。

為了擴大影響，吸引更多的師生，他們特意將花圈擺放在教學樓大門前，還貼出公告：“茲定於17日去天安門廣場敬獻花圈。請參加者於下午1∶00整在校門口集合。”

翌日，遊行隊伍沿學院路、西直門、復興門、西長安街奔向天安門廣場。師生們沿途不斷地唱《國際歌》和呼喊口號。口號限制於悼念胡耀邦和要求民主自由法制兩項內容。途中，曾有人呼喊“打倒新權威”的口號，當即遭到眾人勸阻。在途徑西直門立交橋時，因花圈巨大無法通過，只好將花圈放倒，才順利通過。

據吳仁華回憶：

“當初我提議製作巨大花圈，就是為了引人注目，擴大影響。記憶中，1976年爆發的四五天安門事件，就是源於群眾自發的悼念活動，其中北京重型電機廠製作的巨型花圈讓人印像深刻。”

當法大師生遊行到天安門廣場，將巨型花圈抬上紀念碑基座時，戲劇性的事情發生了。原來：

“中國政法大學師生上街遊行的消息很快傳到了共青團中央，那裡正在召開北京十所高校的團委書記會議。與會的團幹部們不僅不憂慮，反而顯得很興奮。他們紛紛對政法大學團委書記白希說：‘這次你可露臉了。’同時又奚落北京大學團委書記張來武：‘你們北大這次怎麼被人搶先了？！’遊行沿途的消息不斷傳進會議室，與會者無心繼續開會，終於決定終止會議，趕赴天安門廣場觀察。”

回憶沒有說團委書記們是何時結束“觀察”者身份，參加到悼念隊伍中來的。但是，天安門的活動結束後，政法大部分師生前往胡耀邦家悼念，卻是在團委書記白希的帶領下前往的。

時任政法大學研究生會生活部長、法律古籍整理研究所的86級碩士研究生浦志強認為，當時，在法大師生中確有一種與北大爭“風頭“的心理。

就在首都北京學生開始悼念活動的同時，全國各大專院校也出現了相似的情況：

4月15日，率先走上農村改革道路的安徽省，安徽大學學生貼出了“傑出的無產階級革命家胡耀邦同志永垂不朽”；“懷念青年的朋友耀邦同志”等橫幅。次日，貼出了“悼念您，激進的改革派，耀邦同志；懷念您，學生運動的理解者，耀邦同志”的橫幅。中國科技大學，合肥工大也有類似的悼念活動。

同日上午，中國近代第二都城南京政治學院掛出了悼念的挽聯。寫有：“國威軍威再看西南，黨心民心心向書記”；“敬愛的胡總書記，泰山是您的忠骨，長江是您的脈搏”等內容。4月17日，南京大學哲學系88級研究生開始在校園募捐，籌辦悼念活動資金。有一名“同鄉校友的對聯曰：“革命六十載，心瘁膽摧，一心卒為民主死；英名九萬里，內貞外達，曠世難逢天下才。”有大小字報也對社會政治問題展開了討論。如《論中國特色》《耀邦改革祭》《民主科學的殉道者》等等。有文章說中國的“民主患了軟骨症”，“自由聾啞了”，“教育嚴重營養不良”，“科學成了棄兒”，“真理在牆角哭泣”，“法律成了破鞋”，問“中國還有什麼？”

上海復旦大學還貼出標語，稱“四項原則是禍國之源，民主自由是興邦之本”。

與北京的中國政法大學上街遊行的同一天，4月17日上午，天津南開大學一千學生也高唱《國際歌》、《國歌》、《中國人民解放軍進行曲》，高呼打倒獨裁！打倒專制的口號走上了街頭。

18、19兩日，湖南師范大學也貼出了“經濟體制改革走入死谷，關鍵是政治體制改革沒動”，“反獨裁，要民主”的大字報。桂北山區融水苗族自治縣也出現了“民主未得身先死，神州無處不悲歌”，“肥了貪官，閒了庸官，醉了昏官，少了清官”等內容的標語。西安交大，南京大學，上海復旦的學生均上街遊行。復旦大學還成立了“悼念胡耀邦行動委員會”，提出了包含“取消中顧委”，“整頓中紀委”內容的行動綱領。南開大學則貼出了《新五四綱領》。

據陳一諮回憶，4月18日，體改所社會研究部主任白南風做了兩個特大氣球，用解放牌大卡車運到天安門廣場。結果，寫着“耀邦不死”的氣球飛上了天，寫着“改革萬歲”的氣球掉在了地上破裂。

後來屢屢被官方提起，並作為向鄧小平匯報，使形勢發生不可挽回的逆轉的一張“關係圖”也出現在這時。

陳一諮回憶道：

“（4月18日）晚上，楊曉給我拿來了一張貼在人大的‘關係圖’。我一看，感到要糟糕，這張‘關係圖’幾乎把所有上層領導人都點了、罵了。既有不滿，也有惡作劇，真是天真地把政治當兒戲，還是有意在故意攪混水？不可小視。像在‘關係圖’中，‘李鐵映’名下寫的就是：‘鄧小平的私生子，靠裙帶關係竊據政治局委員要職’。

„„據我所知，鄧小平這個人剛毅果決。早在二野時，他就是‘順我者昌，逆我者亡’。所以毛澤東說他是‘鋼鐵公司’„„鄧小平在受辱的情況下不得已韜光養晦，但在掌權的時候決不會讓步。

4月19日，我和體改所的幾個骨幹說：‘從這張關係圖反映的情緒看，搞不好這次學生又要鬧悲劇了。要抓緊作領導人的工作，儘快促成與學生對話，以免情勢的惡化。同時要想辦法勸學生理性、冷靜。’說心裡話，從看到‘關係圖’開始，我的心情變得非常沉重。”

陳一諮不知道，其實，根據官方掌握的消息，早在4月16日，中國人民大學有標語提出：“悼胡公罵李公不如倒了鄧公；說千條道萬條不如砍掉四條。”17日，中國政法大學的大字報更加明確地說：“現在的任務是要保護活着的改革派，保護趙紫陽。”

——“倒鄧”和“保趙”——這兩個發生在不同時間、不同地點的口號，再次被列在一起，上報中央。

據報道，上街的群眾在最初的幾天裡有數千人、圍觀者上萬。在眾多的觀眾中，大都懷着一種對事態的關注心情，議論着幾個話題：（1）事態會如何發展；（2）事情會有什麼結局；（3）議論胡耀邦的為人；（4）對黨和政府的領導作風的不滿。

一般以幹部與知識分子對前兩項較為關注。這說明，他們一開始就認為，所有街頭行動都是在追求一種政治目標的。而且也較為理性地考慮了結局。而後兩項則多為一般群眾議論的焦點。他們到這兒來，大多不過是要發泄一下胸中的郁悶而已。

4月17日下午，分管國家教委的中央政治局委員李鐵映分別向趙紫陽、李鵬匯報了兩天來全國高校的情況，說何東昌已經向他反映，北大、人大、復旦與武漢大學等一批院校在悼念活動中出現的值得注意的情況和苗頭，國家教委將馬上發一個通知。趙紫陽對他說，要充份肯定學生的愛國熱情，同時指出他們的一些不當做法，要深明大義，曉之以理。

這天下午，教育部、公安部和北京市報告北京大學、中國政法大學動向的《簡報》，已送達李鵬案頭。李鵬對李鐵映表示，工作要做在前頭，發現問題及時解決。當天，姚依林在與李鵬的個別交流中談到，這次學生悼念耀邦的動向值得高度注意。一批資產階級自由化分子早在等待時機，現在耀邦去世了，正好給他們提供一個機會。這些人會利用學生的愛國熱情來搞資產階級自由化。所以，一定要採取果斷措施，防止事態的擴大。

當天晚上，李鵬看完北京市送達的材料後，致電陳希同，了解天安門廣場的學生到底是怎麼回事。陳希同通過電話簡單匯報後，於18日早晨，簽發了一份北京市政府給國務院的報告。報告稱：

“北京高等學校青年學生悼念胡耀邦同志的活動，從4月17日開始出現升溫趨勢。”

據市委教育工作部今天早晨的統計，胡耀邦同志逝世後，北京已有26所高校的學生自發舉行各種形式的悼念活動。校內張貼的悼詞、挽聯、大小字報共計七百多份。

報告簡述了4月17日午後，北大學生集結到天安門遊行的經過；人民大學17日晚出現的“人大民主牆”；北京理工大學“一天就貼出93幅條幅”等情況。還報告了各高校，出現的悼詞、挽聯、大小字報、講演和開設靈堂狀況，以及有的學生提出的“送靈”要求。

從七百多份大小字報、挽聯、悼詞內容看，主要有三類：第一類，正常悼念，這是大多數；第二類，為耀邦同志的生前鳴不平；第三類，對現實不滿，帶有煽動性、攻擊性的言論。

同日，何東昌簽發了國家教委向全國部份省市教育部門和委屬高校發出的《通知》，《通知》指出：於進行悼念胡耀邦同志活動時，也出現了一些值得注意的情況和苗頭。少數人由於對當前面臨的一些問題不滿意，想藉機發揮。需要進行細致的思想工作，加以引導。也有校內個別別有用心的人想藉此把矛頭指向黨和政府，對此要保持清醒的頭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