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摘自钱理群先生即将出版的新书《未竟之路——1980年代民间思想史》（牛津大学出版社，2024）。书中梳理1980年代繁荣的民间出版和思想市场，获钱先生授权，在壹嘉出版博客发表与《青年论坛》有关的部分内容。

“这里传达出的，已经是历史即将进入1980年代后期的时代呼唤：在新一轮的政治体制改革运动中，中国急需更加成熟，有着更为独立的“人格”和自觉意识的“新型知识分子”发挥引领作用。”

“以改革为体，以自由为魂”：《青年论坛》与八十年代

钱理群 

1984年12月，一本小开本、只有160页的杂志《青年论坛》在湖北武汉悄悄问世。但人们立刻被创刊号上的一篇文章的标题所吸引：《为自由鸣炮》，再看作者：胡德平，知情的读者都知道，他是胡耀邦的长子。杂志主编李明华后来回忆说，“这在当时是石破天惊、振聋发聩的一炮”。文章一出，《人民日报》、《新华文摘》、《世界经济导报》、《长江日报》等报刊纷纷转载。登载文章的杂志《青年论坛》也就一炮打响。^[1]  

1980年代的《青年论坛》杂志

这引起了我们的讨论兴趣：出现在1980年代中期，由地方出版的这本《青年论坛》是一份什么样的杂志？它的特点是什么？其思想史、文化史、出版史上的意义何在？

（此处略去谈《青年论坛》办刊至停刊经过部分）

著名历史学家章开沅曾这样对美国朋友说，你们要了解中国年轻一代在思考什么，可以读一读《青年论坛》。^[11]这或许正是《青年论坛》的特殊价值所在。

那么，从《青年论坛》看，1980年代中国年轻一代在思考什么，他们发出了怎样的声音？研究者有一个概括：“《青年论坛》所要建构的80年代，可谓一个‘以改革为体，以自由为魂’的时代”。^[12]或许还可以加上前引刊物“自我定位”时所说的“理论创新”。那么，可以说，这正是“积极投身于改革实践，追求精神自由，自觉进行理论创新”的年轻一代。“改革——自由——创新”就构成了《青年论坛》贯穿始终的三大关键词。

李锐题字送给《青年论坛》

《青年论坛》主要活跃于1985、1986年，而这两年正是中国改革的关键时刻。1985年3、4月，在广州召开了“中青年理论工作会议”，《青年论坛》以“本刊特约评论员”的名义，在1985年第4期发表了《述评》，一开始就为中国改革的形势作了这样的描述：1984年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党中央关于城市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发表以来，我国农村改革热浪迅速卷入作为地域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的城市，整个中国处于第二次革命的新浪潮之中”，“从实际进程看，我国的改革开放即将进入总体突破、全面展开的新阶段”。这大概是反映了人们的一个共识的：中国改革在1981——1984年的农村体制改革获得突破以后，到了1985年就是一个新的开端：将由农村推向城市，寻求“总体突破”；并由单一的经济体制改革推向“全面展开”，进入经济、政治、思想文化全方位改革的“新阶段”。本文重点讨论的“文化热”就是从1985年勃然兴起的。不难看出，与会的中青年理论工作者都敏感到了这样的历史新机遇，并为之欢欣鼓舞。《青年论坛》的述评，也就及时提出了关系他们自身发展的两个命题。其一是“改革呼唤着理论”：“总体的改革、全面的开放，既不能满足于感性直观的指导，也不能受制于旧理论模式的束缚。它需要新的、富有时代科学气息的、充满活力的马克思主义新理论，一种开放性的不断‘吐故纳新’的理论体系。经济模式的根本改革必然要求和导致理论上的突破。否则，中国的改革只能停留在‘走一步，看一步，走走停停，进进退退’的被动局面，步步伴随着风险”。其二是“中青年理论工作者的历史使命”：“今天的时代也是产生巨人也包括伟大理论家的时代”，“改革的潮流”将“造就一大批具有深厚理论基础岗位创新精神的中青年理论权威、学科带头人和学派领袖，以适应自己的需要”。而中青年一代“有着不同于老一辈学者的崭新的知识结构和崭新的思维方式”，理应作出更大贡献。^[13]

问题是，如何抓住这一历史机遇，完成这样的历史使命？于是就有了“理论的生命：实践与自由”命题的提出：这或许是更加值得注意的。一位30岁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研究生远志明把“实践——自由思维——理论创新”作为自己所要追求的“精神生命”，同时强调，这不仅事关人的主体“自主”性，也是“社会机制”问题：^[14]这都点到了要害。

远志明在青年论坛座谈会上

如《述评》所说，这一代中青年理论工作者的显著特点就是十分重视“把理论研究同社会实践、同党和国家的重大决策相联系”，而现在就有了更大的自觉性。于是就有了“从象牙塔里走出来”的呼唤，而且赋予了四个层面的意义。一是“从书斋走向社会”，不仅“经济学家走向社会”，而且“经济学这门学问也要从经济学家的手中解放出来而普及于社会”。二是要从宏观与微观两个方面“影响决策”，而且“经济学家应从歌颂型走向挑剔型”，要“帮助政府和企业寻找问题，发现问题，而不是对政府和企业的某一政策进行论证和颂扬”。三要善于总结实践经验，提升到理论的高度，进行理论创新，反过来指导实践。四要“从中国走向世界”，要把“中国经济的变化反馈和波及世界经济的大体系中”。^[15]

另一个重要主题，就是“自由”。这也是《述评》论述的重点：“学术自由是理论创新的前提”，“是任何创造性活动的前提；而人的创造是全部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前提，所以，自由是人类文明的前提”。《述评》并具体提出了学术自由的四个方面的基本内容：“第一，它依赖于一种有利于从事学术研究的自由的社会环境，或者说，一种高度民主的社会政治条件”；“第二，学术研究自身构成一个相对独立的领域。它不必也不应屈从于任何权力意志”，“在学术领域中大搞‘长官意志’，以权定论的结果，只能蘖生不学无术的‘学阀’，滋长趋炎附势的‘风派’，危及和破坏理论队伍的建设”；“第三，允许创立、坚持和发展不同的学术派别”；“第四，学术自由的保障是法制”，“要采取充分的措施，保证理论工作者批评和反批评的权利”。^[16]这里强调的保证“自由”的两大社会机制：“民主”与“法制”，已经是对政治体制改革的呼吁了：这正是“自由”问题的关键。

到1986年底的11月，《青年论坛》1986年第6期发表了北京记者站写的《刀近喉头》。文章一开头就说：“1984——1985之际改革浪潮汹涌，1985——1986之际趋势显得淡然。面对这种状况，再回顾一年来的风雨烟云，确实让人心撼；然而仔细品味，又悟出一层深意：刀近喉头了！”所谓“刀近喉头”，其意有二。一是说“改革之刀已逼近了旧制度的要害痛处”，触犯了“既得利益”，形成巨大阻力；二是改革的深入，触及到中国社会与国民深层次的“社会——心理结构”，引发了“传统习惯”势力的“本能、自认为充满正义感的抗争”。这正是中国改革的特殊艰难之处，而“多数改革者”（包括我们这里讨论的中青年理论工作者）对此都缺乏足够的思想、心理准备，在前文谈到的“1984——1985之际”的“欢欣鼓舞”中，完全没有料到“竟有这么多‘节外生枝’的阻力和压力”。^[17]

“跨世纪的中国”学术讨论会代表在东湖

戴晴在“跨世纪的中国”学术讨论会上

因此，来自全国各地的中青年理论工作者在1986年10月底、11月初聚集在武昌东湖，召开“跨世纪的中国——来自社会科学各学科对中国现状和未来的思考”学术讨论会时，就开始冷静下来，面对“中国进行全面改革的重重障碍”和“迈向二十一世纪的中国的步履维艰”。《青年论坛》1987年1 期（1月5 日出版）集中刊载了会议发言的摘要。这一期实际上就是《青年论坛》的终刊号；我们因此也可以把这些发言看作是“青年论坛”群体发出的最后的呼声，而且有共同的主题，即是对政治体制改革的呼吁。

胡平在会上明确提出：“为了使我国顺利地跨入21世纪，搞好政治改革是一个关键。政治改革包括多方面的内容。其中非常重要的两点是：对权力加以合理的划分与制约；对公民权利加以确切的保障”。在他看来，“原有的体制的一个基本的前提就是认定最高领导者绝对英明、绝对正确，所以它仅仅注意到保障权力的有效而忽略了权力的有限，从而用权力吞没了权利”。这样的政治体制不加改革，依然“像过去一样把一切权力都集中在少数几个领导者身上”，“把目前进行的这样一种深刻的改革完全寄希望于最高领导位置的理想传递上，^[18]我们在政治上就是犯了幼稚病”。胡平的这一预警，很快就被随后中国政治形势的巨大变动所证实。中国人民，包括中国知识分子也都为这样的“政治幼稚病”付出了沉重代价。胡平说得好：“在某种意义上我们必须说，对权力持有谨慎的怀疑，乃是一个民族在政治上成熟的基本标志。所谓谨慎的怀疑，就是要对权力施加某些必要的制约，同时确保公民的一些基本权利免受任何权力的侵犯”。^[19]

前文提到的《理论的生命：实践与自由》的作者远志明也出席了这次研讨会，他的发言尖锐地指出，中国的改革陷入困境，是因为中国人的心理结构、政治结构、经济结构“三只腿相互牵扯，哪一只都单独动弹不得”。他强调“（19）76年以来，经济体制改革一直发展到今日，以至于再要向前跨一点儿，都非得动政治体制不可”。但他又同时看到，“政治民主化没有民众的独立人格又是不可能确立的”，而“心理结构的改变，又非得靠经济和政治环境的改变”：“这样就陷入了恶性循环”。因此，他预计，中国的改革的前景，或者是“恶性循环的强行中断”，或者是“中华民族的全方位共时性改造”，这都“相当难”；最大的可能是“整个民族身躯”以“不彻底、妥协和反复的持续方式”“蠕动前行”。^[20]——这都可以看做是一种“警世之言”，却都看到了中国问题的症结所在。

还有的发言者则对风行一时的文化热进行了质疑和反省，针锋相对地提出：“跨向新世纪的起点不是被置于文化热中人们所提出的对传统文化的批判”，而应该是“体制的重建”。因为“我国现存的一切体制几乎都有不能适应于改革。改革的所有障碍几乎都来自于体制，尤其是政治体制”，中国的改革已经发展到不进行“体制（特别是政治体制）重建”就无法向前推进的阶段，政治体制改革“确确实实是个最为根本的、现实的、迫切的大事”。结论是：必须“把文化热的热点引导到人的参政意识、建制意识、享权意识上来，使现代的民主的政治意识找到其载体和实现的保证”。^[21]而在一些发言者看来，这样的推动政治体制改革的“载体”和客观条件已经出现：“经济体制的改革已使商品经济发展与政治权力过分集中的矛盾充分暴露，具有经济意识和竞争精神的企业家阶层应运而生，他们与争取学术、创作自由的知识分子一起正在成为呼唤和推动政治改革的不可忽视的社会力量”，而“社会各阶层的政治心理的变化也形成了对政治改革极为有利的气氛”。^[22]

《青年论坛》狭小简陋的办公室

不可小看这一由文化热转向推动政治体制改革的呼吁：它是反映了时代思潮的一个重要变化的。我们不妨对改革开放以后社会思潮演变的历史作一简要的回顾。大体说来，在1978——1980年的改革初期，理论界和思想文化界都着眼于思想的解放（“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的讨论，人道主义思潮的兴起等），而民间改革运动（民主墙，民刊等）则着力于政治体制改革的推动，因而触犯了党的既得利益而在1981年初被宣布为“非法”。在这样的政治高压下，民间改革运动只能在体制边缘寻求发展空间，并转向思想文化学术领域，开辟民间思想界、学术界。经过一段酝酿准备，到1980年代中期（1984——1986）就形成本文主要讨论的“文化热”。而这里所说的1986年底、1987年初《青年论坛》所参与和关注的讨论则表明，由于中国改革在由农村深入到城市遇到的阻力与挫折，整个社会情绪、心理与思想，也逐渐趋向激进，酝酿着新一轮的政治体制改革，1980年代的中国改革也就进入了以政治体制改革为主要诉求的“后期”（1987——1989）。在《青年论坛》讨论里，呼吁政治体制改革最有力者胡平、闵琦都是当年民间刊物（《沃土》、《北京之春》）的骨干，这当然绝非偶然。这其间历史发展或隐或显的线索，是颇耐寻味的。

从这一角度来看《青年论坛》，就可以看出，它虽然只是一份地方杂志，而且主要活动时间也限于1985、1986两年，但它比之前文讨论的三大学术群体似乎更接地气，更能反映中下层青年知识分子中的改革者、理论工作者与在中国这块大地上真实发生的改革实践的血肉联系：当1985年出现改革机遇，他们立刻表现出投身改革实践、进行理论创新的极大主动性和自觉性；当1986年改革出现危机，他们经过独立、深入思考，又表现出推动政治体制改革的极大决心。而他们自始至终抓住不放的则是论者所说的“自由之魂”。对他们来说，“自由”既是自身在面对改革机遇与危机时都必须坚守的“独立自主性”的保证，也是推动改革持续发展的前提和关键环节：他们都强调在政治体制改革的“民主”与“自由”两大目标中，“自由”是更具根本性的：“失去了人的自由意志的民主就可能变成虚假的民主”，“背离了自由，民主目标的控制会转化为专制”。^[23]应该说，这些认识都是代表了那个时代的前沿水平的。^[24]

正是这对“自由”的呼唤和思考，构成了《青年论坛》群体最鲜明的特色。在创刊号发表胡德平的《为自由鸣炮》一炮打响以后，又陆续发表了9篇文章讨论自由问题，即《将自由写在文学的旗帜上》（於可训，《青年论坛》1985年2 期），《自由的命运及其他》（沈大德、许苏，《青年论坛》1985年3期），《关于自由的三则对话》（凯明，《青年论坛》1985年3 期），《为学术自由呼号》（陈恒六，《青年论坛》1985年3 期），《理论的生命：实践与自由》（远志明，《青年论坛》1985年4 期），《学术民主与学术自由》（王增浦，《青年论坛》1985年6期），《论言论自由》（胡平，《青年论坛》1986年7月号，9月号），《出版自由与马克思》（闵琦，《青年论坛》1986年11月号），《首都各界人士座谈<论言论自由>》（甘阳、陈子明等，《青年论坛》1986年11月号）。14期刊物中竟有8期都以“自由”为主题，几乎贯穿了办刊的全过程。如此密集、充分的讨论，在同时期的民间刊物里，都是仅有少见的。《青年论坛》在1980年代独树一帜地高扬“自由”精神，这无疑具有思想史与出版史的意义和价值。

历史的起端，还是胡德平的振臂一呼。他在《为自由鸣炮》里，一开笔就直奔主题：“‘自由’，这本是人类第一个阶级社会最底层的人们——奴隶，最早发出的怒吼和要求。以后，每个被压迫阶级都有一部自由斗争史，每个代表新的生产力的先进阶级也总有一曲自由的凯歌。奇怪的是，欧美资产阶级只把自己尊为自由的代表，把他们的世界称作‘自由世界’，认为社会主义就是消灭自由的社会。同样奇怪而又令人难过的是，在我们社会主义国家中有人也作如是观。对自由，或是噤若寒蝉不敢问津；或是嗫嚅趔趄不敢越雷池一步；或是心向往之却把自由和‘自由世界’画等号。笔者有感于此，愿为自由鸣放一炮，以求学术上彻底、明确地探讨，并希望‘自由’二字在政治上不要永远成为一个避讳的字眼”。^[25]应该说这是一个真诚的共产主义者的心声：以争取“被压迫阶级”的“自由”权利为己任的共产党人，却在自己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噤如寒蝉不敢问津”自由，而把自由旗帜奉送给“资产阶级”，这是“奇怪而又令人难过”和尴尬的。但这却是无情的历史与现实。而胡德平如此旗帜鲜明地“为自由鸣炮”，强调自由“在政治上”的合法性，争取“在学术上彻底、明确地探讨”自由问题的权利，是表现了非凡的勇气的：这是建国以后，也就是共产党掌握权力以后，第一次由共产党的后代高举起“自由”的旗帜，确实是石破惊天之举。后来胡德平回忆说，他父亲胡耀邦看到此文后，只淡淡地说了一句话：“这事没有完”。^[26]他显然看到了“自由”问题将会成为思想文化领域，以至党内斗争的一个焦点。事实上，在整个1980年代，党的高层就不断有人发动“反资产阶级自由化”运动，最后胡耀邦自己也成为“反自由化”的对象，《青年论坛》最后被禁，罪名就是“鼓吹自由化”。把《青年论坛》对自由问题的倡导与讨论置于这样的背景下，就不难看出，这是一场真正的“自由保卫战”，其意义是不可低估的。

应该说，胡德平还是谨慎的，他的文章集中在鼓吹“经济自由”和工农群众“劳动自由”上，强调“给国家收税的自由，给企业以自主权的自由，给职工‘各尽所能，按劳分配’的自由”，并没有涉及更尖锐的政治自由与思想、学术自由。^[27]这也就给后续者留下了很大的发挥余地：有的沿着胡德平的思路，强调要“为自由正名”：“社会主义社会中人的自由，不是出于个别领导人物或领导集团的明智或策略考虑，而是社会主义内在本质的确切规定和必然趋势”；^[28]更多的人最关注的，则是“为学术自由呼号”。讨论集中在两个问题上：一是“什么是学术自由？”论者引述爱因斯坦的观点：“我所理解的学术自由是一个人有探索真理以及发表和讲授他认为正确的东西的权利。这种权利也包含一种义务：一个人不应当隐瞒他已经认识到是正确的东西的任何部分”。二是“怎样实现学术自由”？首先，“要努力通过国家立法，明确规定法律保障学术自由，任何人不因发表了自己认为是正确的关于知识的一般和特殊问题的见解和主张，而招致任何不利于自己的后果，包括政治和经济以及其它方面”；“另一方面，要努力通过对公众进行启蒙教育，使全体人民对一切不触犯法律的思想、言论持宽容的态度”。而要做到这两点，就必须有一定政治条件作为保障，政治上的“民主制是学术自由的前提”，^[29]而且在政治上也要允许提出不同意见，以保证“政治自由”：政治自由与学术自由是相辅相成的，都不可或缺。^[30]有研究者还进一步指出，“真正的自由的前提”，乃是“人的自我意识的觉醒”，必须“唤醒人的自尊心，即对自由的要求”，关键是要“把人（包括他人和自己）当做人”，“倘不具备人格，他即不得自由”。^[31]所有的这些讨论，当然都不是无的放矢，而有明确的现实针对性。一篇题为《将自由写在文学的旗帜上》的文章，就尖锐指出，在文学领域（显然不只文学领域）“一而再、再而三地反对所谓‘右’”，恰恰表明“‘左’的思想和情绪，实在是自由的天敌”。因此，要让自由真正成为文学（和一切思想文化学术领域）的旗帜，“继续肃清‘左’的流毒，仍然是当务之急”。^[32]

《青年论坛》最引人注目的，还是它们在1986年7月号、9月号连续发表了胡平的《论言论自由》，于1986年11号发表了闵琦的《出版自由与马克思》，并于9月召开了“首都各界人士座谈《论言论自由》”的讨论会，会上发言记录也都刊发在《青年论坛》1986年11月号：这本身即构成了一个思想文化事件。前文说到，胡平、闵琦都是1970年代民间反抗运动的骨干，胡平的《论言论自由》就发表在民刊《沃土》特刊上，在1980年11月北京大学竞选运动中曾张贴于校园产生了很大影响。而闵琦也曾写了倡导“出版自由”的文章，发表在《北京之春》上。这段历史的研究者认为，胡平、闵琦对言论自由与出版自由的倡导和论述，是1970年代民间政治、思想运动中的两大理论成果。现在又在1986年重新刊出和提出，并引发更大范围的关注与讨论，自然不同寻常。在讨论会上，发言者纷纷指出，胡平的文章“称它为现代中国的人权宣言，似乎并不过誉。虽然它出现在读者面前稍嫌晚了一点，但是这个事实本身恰恰说明中国历史已经进入了一个关键时期”（何家栋）；“读胡平的《论言论自由》，觉得好像在读欧洲启蒙学者的论辩文章。两者的风格实在相近。这不是偶然的。最重要的原因是，中国需要启蒙，非常迫切地需要启蒙”（梁治平）。还有的发言者特意强调“胡平的文章是一个标志，是中国新型知识分子人格逐渐形成，新的知识分子的典范逐渐形成的一个标志”（陈子明）^[33]：这里传达出的，已经是历史即将进入1980年代后期的时代呼唤：在新一轮的政治体制改革运动中，中国急需更加成熟，有着更为独立的“人格”和自觉意识的“新型知识分子”发挥引领作用。在1980年代的历史即将翻开新的一页的关键时刻《青年论坛》的终刊号，留下这样一份历史记录，足以让后人永远怀想。

[1] 李明华：《<青年论坛>：80年代的“新青年”杂志——对八十年代一份刊物的回忆》，网上文章。

[2] 青年论坛杂志社、编辑部：《稿件征订启事》，《青年论坛》创刊号。转引自李明华：《<青年论坛>：80年代的“新青年”杂志——对八十年代一份刊物的回忆》。

[3] 青年论坛杂志社、编辑部：《鸣谢（二）》，《本刊征集封面设计》，载《青年论坛》1985年第1 期。按，本文作者仅有篮子君（他当年在贵州，是《青年论坛》的忠实读者）提供的7本《青年论坛》，即1985年第1、2、3、4、5、6期和1987年第1期（即终刊号），1984年创刊号以及1986年全年6期均缺失。因此本文只能作有限的分析，特此说明。

[4] 李明华：《<青年论坛>：80年代的“新青年”杂志——对八十年代一份刊物的回忆》。

[5] 以上关于《青年论坛》从创刊到被迫停刊的历史回顾，均参看李明华：《<青年论坛>：80年代的“新青年”杂志——对八十年代一份刊物的回忆》。

[6] 以上黎澍、章开沅、于光远的《前辈寄语》，见《青年论坛》1987年第1 期，1985年第1 期，1985年第6期。

[7] 以上社团介绍见《青年论坛》1985年第1、2、3、4、5期。

[8] 参看李家华：《<青年论坛>：80年代的“新青年”杂志——对八十年代一份刊物的回忆》。

[9] 杨海文：《<青年论坛>：记忆为何如此艰涩？》，网上文章。

[10] 李明华：《<青年论坛>：80年代的“新青年”杂志——对八十年代一份杂志的回忆》。

[11] 见《<青年论坛>创刊一周年向读者、作者致意》，《青年论坛》1985年6期。

[12] 杨海文：《<青年论坛>：记忆为何如此艰涩？》。

[13] 本刊特约评论员：《中青年理论工作者广州座谈会述评》，《青年论坛》1985年4期。

[14] 远志明：《理论的生命：实践与自由》，《青年论坛》1985年4期。

[15] 陈东升：《关于发展建设经济学的几点浅见》，《青年论坛》1985年4期。

[16] 本刊特约评论员：《中青年理论工作者广州座谈会述评》，《青年论坛》1985年4期。

[17] 北京记者站：《刀近喉头》，《青年论坛》1985年6期。

[18] 胡平讲话的1986年底，许多人仍然把中国改革的希望寄托在胡耀邦的顺利接班上。

[19] 胡平：《权力与权利》，《青年论坛》1987年1 期。

[20] 远志明：《跨世纪的中国改革步履维艰，前景不容乐观》，《青年论坛》1987年1 期。

[21] 刘敏中：《起点：体制的重建》，《青年论坛》1987年1期。

[22]闵琦：《政治发展展望》，《青年论坛》1987年1 期。

[23] 黄克剑：《参照、思索上世纪末的情况》，闵琦：《政治发展展望》，均载《青年论坛》1987年1 期。

[24] 汤一介也认为，“自由是最重要的”。在文化热关于体用问题的论争中，汤一介根据“‘体’指内在精神，‘用’指‘体’否认功用”的理解，提出了他的“自由为体，民主为用”论。见《在非有非无之间——汤一介自述》，61页。

[25] 胡德平：《为自由鸣炮》，《青年论坛》1974年11月创刊号。

[26] 胡德平：《改革放言录. 前言》，《改革放言录》，1页，人民出版社，2015年出版。

[27] 胡德平：《为自由鸣炮》，《青年论坛》1974年创刊号。

[28] 凯明：《关于自由问题的三则对话》，《青年论坛》1985年3期。

[29] 陈恒六：《为学术自由呼号》，《青年论坛》1985年3 期。

[30] 沈大德、许苏民：《自由的命运及其他》，《青年论坛》1985年3 期。

[31] 沈大德、许苏民：《自由的命运及其他》，《青年论坛》1985年3 期。

[32] 於可训：《将自由写在文学的旗帜上》，《青年论坛》1985年2 期。

[33] 《首都各界人士座谈<论言论自由>》，《青年论坛》1986年11月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