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摘自錢理群先生即將出版的新書《未竟之路——1980年代民間思想史》（牛津大學出版社，2024）。書中梳理1980年代繁榮的民間出版和思想市場，獲錢先生授權，在壹嘉出版博客發表與《青年論壇》有關的部分內容。

“這裡傳達出的，已經是歷史即將進入1980年代後期的時代呼喚：在新一輪的政治體制改革運動中，中國急需更加成熟，有着更為獨立的“人格”和自覺意識的“新型知識分子”發揮引領作用。”

“以改革為體，以自由為魂”：《青年論壇》與八十年代

錢理群 

1984年12月，一本小開本、只有160頁的雜誌《青年論壇》在湖北武漢悄悄問世。但人們立刻被創刊號上的一篇文章的標題所吸引：《為自由鳴炮》，再看作者：胡德平，知情的讀者都知道，他是胡耀邦的長子。雜誌主編李明華後來回憶說，“這在當時是石破天驚、振聾發聵的一炮”。文章一出，《人民日報》、《新華文摘》、《世界經濟導報》、《長江日報》等報刊紛紛轉載。登載文章的雜誌《青年論壇》也就一炮打響。^[1]  

1980年代的《青年論壇》雜誌

這引起了我們的討論興趣：出現在1980年代中期，由地方出版的這本《青年論壇》是一份什麼樣的雜誌？它的特點是什麼？其思想史、文化史、出版史上的意義何在？

（此處略去談《青年論壇》辦刊至停刊經過部分）

著名歷史學家章開沅曾這樣對美國朋友說，你們要了解中國年輕一代在思考什麼，可以讀一讀《青年論壇》。^[11]這或許正是《青年論壇》的特殊價值所在。

那麼，從《青年論壇》看，1980年代中國年輕一代在思考什麼，他們發出了怎樣的聲音？研究者有一個概括：“《青年論壇》所要建構的80年代，可謂一個‘以改革為體，以自由為魂’的時代”。^[12]或許還可以加上前引刊物“自我定位”時所說的“理論創新”。那麼，可以說，這正是“積極投身於改革實踐，追求精神自由，自覺進行理論創新”的年輕一代。“改革——自由——創新”就構成了《青年論壇》貫穿始終的三大關鍵詞。

李銳題字送給《青年論壇》

《青年論壇》主要活躍於1985、1986年，而這兩年正是中國改革的關鍵時刻。1985年3、4月，在廣州召開了“中青年理論工作會議”，《青年論壇》以“本刊特約評論員”的名義，在1985年第4期發表了《述評》，一開始就為中國改革的形勢作了這樣的描述：1984年黨的十二屆三中全會通過的“黨中央關於城市經濟體制改革的決定發表以來，我國農村改革熱浪迅速捲入作為地域政治經濟文化中心的城市，整個中國處於第二次革命的新浪潮之中”，“從實際進程看，我國的改革開放即將進入總體突破、全面展開的新階段”。這大概是反映了人們的一個共識的：中國改革在1981——1984年的農村體制改革獲得突破以後，到了1985年就是一個新的開端：將由農村推向城市，尋求“總體突破”；並由單一的經濟體制改革推向“全面展開”，進入經濟、政治、思想文化全方位改革的“新階段”。本文重點討論的“文化熱”就是從1985年勃然興起的。不難看出，與會的中青年理論工作者都敏感到了這樣的歷史新機遇，並為之歡欣鼓舞。《青年論壇》的述評，也就及時提出了關係他們自身發展的兩個命題。其一是“改革呼喚着理論”：“總體的改革、全面的開放，既不能滿足於感性直觀的指導，也不能受制於舊理論模式的束縛。它需要新的、富有時代科學氣息的、充滿活力的馬克思主義新理論，一種開放性的不斷‘吐故納新’的理論體系。經濟模式的根本改革必然要求和導致理論上的突破。否則，中國的改革只能停留在‘走一步，看一步，走走停停，進進退退’的被動局面，步步伴隨着風險”。其二是“中青年理論工作者的歷史使命”：“今天的時代也是產生巨人也包括偉大理論家的時代”，“改革的潮流”將“造就一大批具有深厚理論基礎崗位創新精神的中青年理論權威、學科帶頭人和學派領袖，以適應自己的需要”。而中青年一代“有着不同於老一輩學者的嶄新的知識結構和嶄新的思維方式”，理應作出更大貢獻。^[13]

問題是，如何抓住這一歷史機遇，完成這樣的歷史使命？於是就有了“理論的生命：實踐與自由”命題的提出：這或許是更加值得注意的。一位30歲中國人民大學哲學系研究生遠志明把“實踐——自由思維——理論創新”作為自己所要追求的“精神生命”，同時強調，這不僅事關人的主體“自主”性，也是“社會機制”問題：^[14]這都點到了要害。

遠志明在青年論壇座談會上

如《述評》所說，這一代中青年理論工作者的顯著特點就是十分重視“把理論研究同社會實踐、同黨和國家的重大決策相聯繫”，而現在就有了更大的自覺性。於是就有了“從象牙塔里走出來”的呼喚，而且賦予了四個層面的意義。一是“從書齋走向社會”，不僅“經濟學家走向社會”，而且“經濟學這門學問也要從經濟學家的手中解放出來而普及於社會”。二是要從宏觀與微觀兩個方面“影響決策”，而且“經濟學家應從歌頌型走向挑剔型”，要“幫助政府和企業尋找問題，發現問題，而不是對政府和企業的某一政策進行論證和頌揚”。三要善於總結實踐經驗，提升到理論的高度，進行理論創新，反過來指導實踐。四要“從中國走向世界”，要把“中國經濟的變化反饋和波及世界經濟的大體系中”。^[15]

另一個重要主題，就是“自由”。這也是《述評》論述的重點：“學術自由是理論創新的前提”，“是任何創造性活動的前提；而人的創造是全部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前提，所以，自由是人類文明的前提”。《述評》並具體提出了學術自由的四個方面的基本內容：“第一，它依賴於一種有利於從事學術研究的自由的社會環境，或者說，一種高度民主的社會政治條件”；“第二，學術研究自身構成一個相對獨立的領域。它不必也不應屈從於任何權力意志”，“在學術領域中大搞‘長官意志’，以權定論的結果，只能櫱生不學無術的‘學閥’，滋長趨炎附勢的‘風派’，危及和破壞理論隊伍的建設”；“第三，允許創立、堅持和發展不同的學術派別”；“第四，學術自由的保障是法制”，“要採取充分的措施，保證理論工作者批評和反批評的權利”。^[16]這裡強調的保證“自由”的兩大社會機制：“民主”與“法制”，已經是對政治體制改革的呼籲了：這正是“自由”問題的關鍵。

到1986年底的11月，《青年論壇》1986年第6期發表了北京記者站寫的《刀近喉頭》。文章一開頭就說：“1984——1985之際改革浪潮洶湧，1985——1986之際趨勢顯得淡然。面對這種狀況，再回顧一年來的風雨煙雲，確實讓人心撼；然而仔細品味，又悟出一層深意：刀近喉頭了！”所謂“刀近喉頭”，其意有二。一是說“改革之刀已逼近了舊制度的要害痛處”，觸犯了“既得利益”，形成巨大阻力；二是改革的深入，觸及到中國社會與國民深層次的“社會——心理結構”，引發了“傳統習慣”勢力的“本能、自認為充滿正義感的抗爭”。這正是中國改革的特殊艱難之處，而“多數改革者”（包括我們這裡討論的中青年理論工作者）對此都缺乏足夠的思想、心理準備，在前文談到的“1984——1985之際”的“歡欣鼓舞”中，完全沒有料到“竟有這麼多‘節外生枝’的阻力和壓力”。^[17]

“跨世紀的中國”學術討論會代表在東湖

戴晴在“跨世紀的中國”學術討論會上

因此，來自全國各地的中青年理論工作者在1986年10月底、11月初聚集在武昌東湖，召開“跨世紀的中國——來自社會科學各學科對中國現狀和未來的思考”學術討論會時，就開始冷靜下來，面對“中國進行全面改革的重重障礙”和“邁向二十一世紀的中國的步履維艱”。《青年論壇》1987年1 期（1月5 日出版）集中刊載了會議發言的摘要。這一期實際上就是《青年論壇》的終刊號；我們因此也可以把這些發言看作是“青年論壇”群體發出的最後的呼聲，而且有共同的主題，即是對政治體制改革的呼籲。

胡平在會上明確提出：“為了使我國順利地跨入21世紀，搞好政治改革是一個關鍵。政治改革包括多方面的內容。其中非常重要的兩點是：對權力加以合理的劃分與制約；對公民權利加以確切的保障”。在他看來，“原有的體制的一個基本的前提就是認定最高領導者絕對英明、絕對正確，所以它僅僅注意到保障權力的有效而忽略了權力的有限，從而用權力吞沒了權利”。這樣的政治體制不加改革，依然“像過去一樣把一切權力都集中在少數幾個領導者身上”，“把目前進行的這樣一種深刻的改革完全寄希望於最高領導位置的理想傳遞上，^[18]我們在政治上就是犯了幼稚病”。胡平的這一預警，很快就被隨後中國政治形勢的巨大變動所證實。中國人民，包括中國知識分子也都為這樣的“政治幼稚病”付出了沉重代價。胡平說得好：“在某種意義上我們必須說，對權力持有謹慎的懷疑，乃是一個民族在政治上成熟的基本標誌。所謂謹慎的懷疑，就是要對權力施加某些必要的制約，同時確保公民的一些基本權利免受任何權力的侵犯”。^[19]

前文提到的《理論的生命：實踐與自由》的作者遠志明也出席了這次研討會，他的發言尖銳地指出，中國的改革陷入困境，是因為中國人的心理結構、政治結構、經濟結構“三隻腿相互牽扯，哪一隻都單獨動彈不得”。他強調“（19）76年以來，經濟體制改革一直發展到今日，以至於再要向前跨一點兒，都非得動政治體制不可”。但他又同時看到，“政治民主化沒有民眾的獨立人格又是不可能確立的”，而“心理結構的改變，又非得靠經濟和政治環境的改變”：“這樣就陷入了惡性循環”。因此，他預計，中國的改革的前景，或者是“惡性循環的強行中斷”，或者是“中華民族的全方位共時性改造”，這都“相當難”；最大的可能是“整個民族身軀”以“不徹底、妥協和反覆的持續方式”“蠕動前行”。^[20]——這都可以看做是一種“警世之言”，卻都看到了中國問題的癥結所在。

還有的發言者則對風行一時的文化熱進行了質疑和反省，針鋒相對地提出：“跨向新世紀的起點不是被置於文化熱中人們所提出的對傳統文化的批判”，而應該是“體制的重建”。因為“我國現存的一切體制幾乎都有不能適應於改革。改革的所有障礙幾乎都來自於體制，尤其是政治體制”，中國的改革已經發展到不進行“體制（特別是政治體制）重建”就無法向前推進的階段，政治體制改革“確確實實是個最為根本的、現實的、迫切的大事”。結論是：必須“把文化熱的熱點引導到人的參政意識、建制意識、享權意識上來，使現代的民主的政治意識找到其載體和實現的保證”。^[21]而在一些發言者看來，這樣的推動政治體制改革的“載體”和客觀條件已經出現：“經濟體制的改革已使商品經濟發展與政治權力過分集中的矛盾充分暴露，具有經濟意識和競爭精神的企業家階層應運而生，他們與爭取學術、創作自由的知識分子一起正在成為呼喚和推動政治改革的不可忽視的社會力量”，而“社會各階層的政治心理的變化也形成了對政治改革極為有利的氣氛”。^[22]

《青年論壇》狹小簡陋的辦公室

不可小看這一由文化熱轉向推動政治體制改革的呼籲：它是反映了時代思潮的一個重要變化的。我們不妨對改革開放以後社會思潮演變的歷史作一簡要的回顧。大體說來，在1978——1980年的改革初期，理論界和思想文化界都着眼於思想的解放（“實踐是檢驗真理的標準”的討論，人道主義思潮的興起等），而民間改革運動（民主牆，民刊等）則着力於政治體制改革的推動，因而觸犯了黨的既得利益而在1981年初被宣布為“非法”。在這樣的政治高壓下，民間改革運動只能在體制邊緣尋求發展空間，並轉向思想文化學術領域，開闢民間思想界、學術界。經過一段醞釀準備，到1980年代中期（1984——1986）就形成本文主要討論的“文化熱”。而這裡所說的1986年底、1987年初《青年論壇》所參與和關注的討論則表明，由於中國改革在由農村深入到城市遇到的阻力與挫折，整個社會情緒、心理與思想，也逐漸趨向激進，醞釀着新一輪的政治體制改革，1980年代的中國改革也就進入了以政治體制改革為主要訴求的“後期”（1987——1989）。在《青年論壇》討論里，呼籲政治體制改革最有力者胡平、閔琦都是當年民間刊物（《沃土》、《北京之春》）的骨幹，這當然絕非偶然。這其間歷史發展或隱或顯的線索，是頗耐尋味的。

從這一角度來看《青年論壇》，就可以看出，它雖然只是一份地方雜誌，而且主要活動時間也限於1985、1986兩年，但它比之前文討論的三大學術群體似乎更接地氣，更能反映中下層青年知識分子中的改革者、理論工作者與在中國這塊大地上真實發生的改革實踐的血肉聯繫：當1985年出現改革機遇，他們立刻表現出投身改革實踐、進行理論創新的極大主動性和自覺性；當1986年改革出現危機，他們經過獨立、深入思考，又表現出推動政治體制改革的極大決心。而他們自始至終抓住不放的則是論者所說的“自由之魂”。對他們來說，“自由”既是自身在面對改革機遇與危機時都必須堅守的“獨立自主性”的保證，也是推動改革持續發展的前提和關鍵環節：他們都強調在政治體制改革的“民主”與“自由”兩大目標中，“自由”是更具根本性的：“失去了人的自由意志的民主就可能變成虛假的民主”，“背離了自由，民主目標的控制會轉化為專制”。^[23]應該說，這些認識都是代表了那個時代的前沿水平的。^[24]

正是這對“自由”的呼喚和思考，構成了《青年論壇》群體最鮮明的特色。在創刊號發表胡德平的《為自由鳴炮》一炮打響以後，又陸續發表了9篇文章討論自由問題，即《將自由寫在文學的旗幟上》（於可訓，《青年論壇》1985年2 期），《自由的命運及其他》（沈大德、許蘇，《青年論壇》1985年3期），《關於自由的三則對話》（凱明，《青年論壇》1985年3 期），《為學術自由呼號》（陳恆六，《青年論壇》1985年3 期），《理論的生命：實踐與自由》（遠志明，《青年論壇》1985年4 期），《學術民主與學術自由》（王增浦，《青年論壇》1985年6期），《論言論自由》（胡平，《青年論壇》1986年7月號，9月號），《出版自由與馬克思》（閔琦，《青年論壇》1986年11月號），《首都各界人士座談<論言論自由>》（甘陽、陳子明等，《青年論壇》1986年11月號）。14期刊物中竟有8期都以“自由”為主題，幾乎貫穿了辦刊的全過程。如此密集、充分的討論，在同時期的民間刊物里，都是僅有少見的。《青年論壇》在1980年代獨樹一幟地高揚“自由”精神，這無疑具有思想史與出版史的意義和價值。

歷史的起端，還是胡德平的振臂一呼。他在《為自由鳴炮》裡，一開筆就直奔主題：“‘自由’，這本是人類第一個階級社會最底層的人們——奴隸，最早發出的怒吼和要求。以後，每個被壓迫階級都有一部自由鬥爭史，每個代表新的生產力的先進階級也總有一曲自由的凱歌。奇怪的是，歐美資產階級只把自己尊為自由的代表，把他們的世界稱作‘自由世界’，認為社會主義就是消滅自由的社會。同樣奇怪而又令人難過的是，在我們社會主義國家中有人也作如是觀。對自由，或是噤若寒蟬不敢問津；或是囁嚅趔趄不敢越雷池一步；或是心嚮往之卻把自由和‘自由世界’畫等號。筆者有感於此，願為自由鳴放一炮，以求學術上徹底、明確地探討，並希望‘自由’二字在政治上不要永遠成為一個避諱的字眼”。^[25]應該說這是一個真誠的共產主義者的心聲：以爭取“被壓迫階級”的“自由”權利為己任的共產黨人，卻在自己領導的“社會主義”國家，“噤如寒蟬不敢問津”自由，而把自由旗幟奉送給“資產階級”，這是“奇怪而又令人難過”和尷尬的。但這卻是無情的歷史與現實。而胡德平如此旗幟鮮明地“為自由鳴炮”，強調自由“在政治上”的合法性，爭取“在學術上徹底、明確地探討”自由問題的權利，是表現了非凡的勇氣的：這是建國以後，也就是共產黨掌握權力以後，第一次由共產黨的後代高舉起“自由”的旗幟，確實是石破驚天之舉。後來胡德平回憶說，他父親胡耀邦看到此文後，只淡淡地說了一句話：“這事沒有完”。^[26]他顯然看到了“自由”問題將會成為思想文化領域，以至黨內鬥爭的一個焦點。事實上，在整個1980年代，黨的高層就不斷有人發動“反資產階級自由化”運動，最後胡耀邦自己也成為“反自由化”的對象，《青年論壇》最後被禁，罪名就是“鼓吹自由化”。把《青年論壇》對自由問題的倡導與討論置於這樣的背景下，就不難看出，這是一場真正的“自由保衛戰”，其意義是不可低估的。

應該說，胡德平還是謹慎的，他的文章集中在鼓吹“經濟自由”和工農群眾“勞動自由”上，強調“給國家收稅的自由，給企業以自主權的自由，給職工‘各盡所能，按勞分配’的自由”，並沒有涉及更尖銳的政治自由與思想、學術自由。^[27]這也就給後續者留下了很大的發揮餘地：有的沿着胡德平的思路，強調要“為自由正名”：“社會主義社會中人的自由，不是出於個別領導人物或領導集團的明智或策略考慮，而是社會主義內在本質的確切規定和必然趨勢”；^[28]更多的人最關注的，則是“為學術自由呼號”。討論集中在兩個問題上：一是“什麼是學術自由？”論者引述愛因斯坦的觀點：“我所理解的學術自由是一個人有探索真理以及發表和講授他認為正確的東西的權利。這種權利也包含一種義務：一個人不應當隱瞞他已經認識到是正確的東西的任何部分”。二是“怎樣實現學術自由”？首先，“要努力通過國家立法，明確規定法律保障學術自由，任何人不因發表了自己認為是正確的關於知識的一般和特殊問題的見解和主張，而招致任何不利於自己的後果，包括政治和經濟以及其它方面”；“另一方面，要努力通過對公眾進行啟蒙教育，使全體人民對一切不觸犯法律的思想、言論持寬容的態度”。而要做到這兩點，就必須有一定政治條件作為保障，政治上的“民主制是學術自由的前提”，^[29]而且在政治上也要允許提出不同意見，以保證“政治自由”：政治自由與學術自由是相輔相成的，都不可或缺。^[30]有研究者還進一步指出，“真正的自由的前提”，乃是“人的自我意識的覺醒”，必須“喚醒人的自尊心，即對自由的要求”，關鍵是要“把人（包括他人和自己）當做人”，“倘不具備人格，他即不得自由”。^[31]所有的這些討論，當然都不是無的放矢，而有明確的現實針對性。一篇題為《將自由寫在文學的旗幟上》的文章，就尖銳指出，在文學領域（顯然不只文學領域）“一而再、再而三地反對所謂‘右’”，恰恰表明“‘左’的思想和情緒，實在是自由的天敵”。因此，要讓自由真正成為文學（和一切思想文化學術領域）的旗幟，“繼續肅清‘左’的流毒，仍然是當務之急”。^[32]

《青年論壇》最引人注目的，還是它們在1986年7月號、9月號連續發表了胡平的《論言論自由》，於1986年11號發表了閔琦的《出版自由與馬克思》，並於9月召開了“首都各界人士座談《論言論自由》”的討論會，會上發言記錄也都刊發在《青年論壇》1986年11月號：這本身即構成了一個思想文化事件。前文說到，胡平、閔琦都是1970年代民間反抗運動的骨幹，胡平的《論言論自由》就發表在民刊《沃土》特刊上，在1980年11月北京大學競選運動中曾張貼於校園產生了很大影響。而閔琦也曾寫了倡導“出版自由”的文章，發表在《北京之春》上。這段歷史的研究者認為，胡平、閔琦對言論自由與出版自由的倡導和論述，是1970年代民間政治、思想運動中的兩大理論成果。現在又在1986年重新刊出和提出，並引發更大範圍的關注與討論，自然不同尋常。在討論會上，發言者紛紛指出，胡平的文章“稱它為現代中國的人權宣言，似乎並不過譽。雖然它出現在讀者面前稍嫌晚了一點，但是這個事實本身恰恰說明中國歷史已經進入了一個關鍵時期”（何家棟）；“讀胡平的《論言論自由》，覺得好像在讀歐洲啟蒙學者的論辯文章。兩者的風格實在相近。這不是偶然的。最重要的原因是，中國需要啟蒙，非常迫切地需要啟蒙”（梁治平）。還有的發言者特意強調“胡平的文章是一個標誌，是中國新型知識分子人格逐漸形成，新的知識分子的典範逐漸形成的一個標誌”（陳子明）^[33]：這裡傳達出的，已經是歷史即將進入1980年代後期的時代呼喚：在新一輪的政治體制改革運動中，中國急需更加成熟，有着更為獨立的“人格”和自覺意識的“新型知識分子”發揮引領作用。在1980年代的歷史即將翻開新的一頁的關鍵時刻《青年論壇》的終刊號，留下這樣一份歷史記錄，足以讓後人永遠懷想。

[1] 李明華：《<青年論壇>：80年代的“新青年”雜誌——對八十年代一份刊物的回憶》，網上文章。

[2] 青年論壇雜誌社、編輯部：《稿件征訂啟事》，《青年論壇》創刊號。轉引自李明華：《<青年論壇>：80年代的“新青年”雜誌——對八十年代一份刊物的回憶》。

[3] 青年論壇雜誌社、編輯部：《鳴謝（二）》，《本刊徵集封面設計》，載《青年論壇》1985年第1 期。按，本文作者僅有籃子君（他當年在貴州，是《青年論壇》的忠實讀者）提供的7本《青年論壇》，即1985年第1、2、3、4、5、6期和1987年第1期（即終刊號），1984年創刊號以及1986年全年6期均缺失。因此本文只能作有限的分析，特此說明。

[4] 李明華：《<青年論壇>：80年代的“新青年”雜誌——對八十年代一份刊物的回憶》。

[5] 以上關於《青年論壇》從創刊到被迫停刊的歷史回顧，均參看李明華：《<青年論壇>：80年代的“新青年”雜誌——對八十年代一份刊物的回憶》。

[6] 以上黎澍、章開沅、于光遠的《前輩寄語》，見《青年論壇》1987年第1 期，1985年第1 期，1985年第6期。

[7] 以上社團介紹見《青年論壇》1985年第1、2、3、4、5期。

[8] 參看李家華：《<青年論壇>：80年代的“新青年”雜誌——對八十年代一份刊物的回憶》。

[9] 楊海文：《<青年論壇>：記憶為何如此艱澀？》，網上文章。

[10] 李明華：《<青年論壇>：80年代的“新青年”雜誌——對八十年代一份雜誌的回憶》。

[11] 見《<青年論壇>創刊一周年向讀者、作者致意》，《青年論壇》1985年6期。

[12] 楊海文：《<青年論壇>：記憶為何如此艱澀？》。

[13] 本刊特約評論員：《中青年理論工作者廣州座談會述評》，《青年論壇》1985年4期。

[14] 遠志明：《理論的生命：實踐與自由》，《青年論壇》1985年4期。

[15] 陳東升：《關於發展建設經濟學的幾點淺見》，《青年論壇》1985年4期。

[16] 本刊特約評論員：《中青年理論工作者廣州座談會述評》，《青年論壇》1985年4期。

[17] 北京記者站：《刀近喉頭》，《青年論壇》1985年6期。

[18] 胡平講話的1986年底，許多人仍然把中國改革的希望寄托在胡耀邦的順利接班上。

[19] 胡平：《權力與權利》，《青年論壇》1987年1 期。

[20] 遠志明：《跨世紀的中國改革步履維艱，前景不容樂觀》，《青年論壇》1987年1 期。

[21] 劉敏中：《起點：體制的重建》，《青年論壇》1987年1期。

[22]閔琦：《政治發展展望》，《青年論壇》1987年1 期。

[23] 黃克劍：《參照、思索上世紀末的情況》，閔琦：《政治發展展望》，均載《青年論壇》1987年1 期。

[24] 湯一介也認為，“自由是最重要的”。在文化熱關於體用問題的論爭中，湯一介根據“‘體’指內在精神，‘用’指‘體’否認功用”的理解，提出了他的“自由為體，民主為用”論。見《在非有非無之間——湯一介自述》，61頁。

[25] 胡德平：《為自由鳴炮》，《青年論壇》1974年11月創刊號。

[26] 胡德平：《改革放言錄. 前言》，《改革放言錄》，1頁，人民出版社，2015年出版。

[27] 胡德平：《為自由鳴炮》，《青年論壇》1974年創刊號。

[28] 凱明：《關於自由問題的三則對話》，《青年論壇》1985年3期。

[29] 陳恆六：《為學術自由呼號》，《青年論壇》1985年3 期。

[30] 沈大德、許蘇民：《自由的命運及其他》，《青年論壇》1985年3 期。

[31] 沈大德、許蘇民：《自由的命運及其他》，《青年論壇》1985年3 期。

[32] 於可訓：《將自由寫在文學的旗幟上》，《青年論壇》1985年2 期。

[33] 《首都各界人士座談<論言論自由>》，《青年論壇》1986年11月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