萬維（Creaders.net）網友劉放來稿

最近看到一些自由派人士的文章，對歷史上國共兩黨評價出現謬誤，是非黑白混淆不清。他們將這兩個完全不同的政黨綁在一起來批。例如，有些文章分不清國共內戰的本質，各打五十大板，說“毛蔣都是歷史罪人”。也有些人認為國共兩黨都拿蘇俄的錢，是蘇俄培養的兩個毒瘤。還有個知名自由派學者認為“毛領導的共產革命讓中國徹底擺脫了半殖民地位，獲得了民族解放。”

如此等等。

其實有關這些歷史真相的信息，在網上都能查到。

一

首先談談國民黨接受蘇聯援助的這段歷史。 

1916年袁世凱死後，中國北方陷入軍閥割據局面。北方戰亂頻仍，接連爆發了直奉戰爭、直皖戰爭。北洋時代並非如有些後人想象的那麼美好。雖然當時的經濟有所發展，北洋政府也偶有善舉，但總體來說，這種局面就像中國歷史上經歷過無數次的分裂割據一樣，並非民族國家之福。這與“聯邦制”根本不是一回事。這種分裂割據不可能讓中國真正走向民主共和。

革命黨人也曾努力與北洋政府溝通、談判，試圖以和平方式實現統一。但各據一方的土皇帝們根本沒有誠意接受。

在這種歷史背景下，通過北伐統一中國，實現民主共和，是推動社會歷史前進的必由之路。也是唯一選擇。革命黨人達成共識，決心北伐。有些現代自由主義者對孫中山北伐大加指斥，甚至謾罵污衊，將孫說成破壞民主共和的歷史罪人。

當時孫中山的南京政府財政拮据，一貧如洗。為了籌措北伐軍費，孫中山四處求人，向西方列強求助。但無人願意幫忙。就在此時，蘇聯蘇維埃政府伸出援手，答應全力支持革命軍北伐。他們派出專家顧問，出錢出力，出謀劃策。國民軍隊中設置黨代表制，就源於蘇俄。

蘇聯人當然有他們自己的盤算。這不是免費晚餐。

孫中山對共產主義其實早有清醒認識。在他的《三民主義》一書中，對共產主義作出了深刻批判。並指出共產主義必為人類禍害。

孫中山這是病急亂投醫，是飲鴆止渴。他接受了蘇聯的要求，提出“聯俄聯共”，允許共產黨人加入國民黨，共同北伐，共建民主共和。

孫中山天真地以為，共產黨是在國民黨領導之下和掌控之中，可以借共產黨之力共襄民主共和大業。這是他的失誤。孫中山是個堅定的民主革命家，但不是個精明的政治家。他錯在過於自信。完全低估了共產黨。這一步之錯，終釀成大禍。

後來北伐勝利，蔣介石的革命軍最終統一了中國。蔣介石通過訪蘇考察，看到的事實讓他徹底省悟（同時他也截獲了中共謀反的一些絕密文件），認識到共產黨乃是中華民族之最大禍害。因此決定消滅共產黨。這就是歷史上國民黨的“清黨運動”（共產黨稱為四二二大屠殺）。

但顯然為時已晚。共產黨已深深滲透到國民黨中，有些共產黨人以秘密身份進入國民黨黨政軍高層，甚至就潛伏在蔣介石身邊。這也是國民黨後來潰敗的主要原因之一。

必須澄清的是，國民黨於1919年由孫中山創立，信奉三民主義，目標是建立自由民主社會。屬世界自由民主體系。國民黨的建立與蘇俄沒有任何關係。

中共成立於1921年，隸屬共產國際。共產黨信奉馬克思主義，反對自由民主，主張消滅私有制消滅資本主義，以階級鬥爭手段實現世界共產主義目標。

共產黨的建立與孫中山也沒有任何關係。

國共兩黨源頭不同 ，價值觀截然相反，形同水火。他們永遠不可能走到一起。國共這段合作（聯俄聯共）始於1924年終於1926年。只有兩年時間。說兩黨都是蘇俄培植的一對螞蚱，絕對是一種謬誤。

二

國民黨統一中國後，本可以按三民主義的藍圖，一步步走向民主共和。不管速度快慢，這個目標是完全可以實現的。

但歷史出現了兩個黑天鵝。國運陡轉。

1927年，中共發動了南昌起義、秋收起義，在江西井岡山建立起國中之國——蘇維埃共和國。

隨後日本發動的侵華戰爭，更是徹底改變了國運。

國民黨政府在內憂外患的極端惡劣環境中生存發展。從建政之日起，就沒有過一天可以從容治政，安心建設。經濟百孔千瘡，百廢待興。統一後勉強歸順的各路軍閥、土匪、黑社會，也都是陽奉陰違，阻礙民主進程。

但就在如此困難的條件下，國民政府還是砥礪前行，民主政治不斷健全，經濟發展迅速。

與此同時，國軍在抗日戰場上拼死作戰，抗擊和牽制了日軍主力，打了許多驚天動地的大仗，粉碎了日軍速勝的夢想，為結束二次大戰作出重大貢獻。國軍也付出重大犧牲（在今天，誰是抗日戰爭中流砥柱，已經無須再爭論了吧）。

民國政府的行政架構是三權分立。司法、立法基本獨立。並在1947年制定了第一部完整的憲法。

民國時期陸續廢除了歷史上西方對中國的許多不平等條約。二戰時，中國加入世界反法西斯陣營，德國、日本、意大利的對華不平等條約事實上作廢。

也是在民國時期，中國已陸續收回外國在華的所有租界。

1942年底，英美宣布放棄對華不平等條約。1945年中國以創始會員國的身份加入聯合國，成為五大常任理事國之一。

至此，中國已是一個主權完全獨立的國家。而封建帝制則早已在1910年推倒。哪裡來的“毛領導的共產革命讓中國徹底擺脫了半殖民地位，獲得了民族解放”？

民國時期宗教信仰自由。言論出版自由。集會結社自由。

民國時期從未發生過打壓佛教、基督教，或其他宗教事件。

許多民主黨派都是在民國時期建立的，如民主同盟、九三學社，等等。

民國時有許多私營報紙、刊物，連共產黨的《新華日報》都可以在重慶出版發行。民國時那些左聯作家，包括魯迅這樣激進的作家，都能自由發表文章。雖然也會有新聞審查，但他們也都能生存，都得到保護。

民國時知識分子的地位很高。有一個事例足於說明：安徽大學劉文典教授曾與蔣介石當面頂撞，因一言不合，對蔣介石大打出手。劉也並未被逮捕定罪。

這樣的情況在共產黨治下能想象嗎？

值得一提的是蔣介石對知識分子的保護。抗戰最艱苦階段，民國政府在財政相當拮据的情況下，組織華北、華東各主要大學的師生們轉移，南遷到西南後方，成立了西南聯大（詳見岳南《南渡北歸》）。

蔣介石認為知識分子乃民族的精華和血脈，保住了知識分子就保住了中國的未來。事實證明，西南聯大培養的人才，後來許多都成為國家的棟梁。

大陸易幟前夕，蔣又派出專機到北京上海接送一些重要知識分子、專家、學者赴台。這次，許多人不願登機，選擇留下。蔣痛心疾首。正如大家所知，這些留下來的知識分子精英，大多都在政治運動中含冤而死。

更多的中國知識分子、文化精英在歷次政治運動中被打壓，受到殘酷迫害。幾乎無一倖免！

蔣公沒有負中國知識分子。但中國知識分子負了他！

兩相對比，國民黨與共產黨對知識分子、對國民乃天壤之別，雲泥之別！怎麼能說國共是兩個壞蛋呢？

三

民國時代較為人詬病的是蔣的獨裁與官員腐敗。

蔣並非聖人。他有歷史局限性。我們要把他放在當時的歷史環境中去評價。

首先，按民國自己的規劃，這個時期是所謂的“訓政階段”，民國憲法也還沒有正式制定，還不是成熟健全的民主制度。蔣介石提出“一個主義一個黨”理論，可以作不同解讀和詮釋。蔣意在強化國民黨領導，抵制共產黨。但也可理解為就是一種獨裁。

在這個時期，內有共產黨割據，外有日本侵略，中國實際處於戰爭狀態。按國際慣例，國家在戰爭狀態下不具備選舉條件時，總統任期可以延長至戰爭結束。

所以蔣的連任有一定法理依據。即便如此，蔣在民國政府中也不能為所欲為。因為畢竟有兩院制度，有獨立司法、立法，有反對黨。故蔣介石有三次被迫下野。只不過，因當時複雜嚴酷的國內環境，也因為蔣在軍政界的實力和威望，只有他才能控制局面，反對派只得無奈請他回來。

蔣退守台灣後，他和民國政府已身處險境。大陸失守，看到眾多的親信下屬背叛，蔣對許多人都已不敢信任。在此特別時期，台灣省政府宣布實施“戒嚴令”，實行“戰時勘亂臨時條款”。台灣人稱“白色恐怖”。直到後期蔣經國、李登輝宣布解除。這也是歷史事實。

民國時期確實有嚴重貪污腐敗。試想想，一個處在內戰外患的國家，民國政府根本就沒有機會能夠安下心來治理吏政，整頓貪腐。尤其到了民國後期，戰亂讓國家完全失控，通貨膨脹、貪污腐敗更加嚴重。

且看今日的中國，在和平時期，貪污腐敗如何？可謂是怵目驚心！無論官員貪腐的普遍、貪腐的程度，與民國相比，簡直是小巫見大巫！根本不可同日而語。

再就是關於“蔣宋孔陳”四大家族貪腐的傳聞，說他們搜括了多少公共財產民脂民膏等等，都是些不實的謊言。

四大家族中，孔祥熙家族本就是傳統富商，宋子文家世也略為殷實，其他所有貪腐傳言都屬子虛烏有。

迄今為止，並未發現蔣介石在經濟上有重大貪污行為。蔣一生清廉。他是基督徒，生活簡樸，對金錢物質沒有太大興趣。

蔣去世後宋美齡移居美國。其生活費用按相關規定，由台灣政府定期付給。每年約為人民幣200多萬（含醫務人員、工作人員費用）。她的生活也得到外甥女（孔家）的資助。不過她收藏有一些字畫，據說還是值點錢的。

經濟最拮据的是陳立夫。他離開大陸後在加拿大辦養雞場，靠賣雞蛋為生。一個耄耋老人，像工人那樣親力親為，不辭勞苦。直到百歲。

這哪裡像是搜括了大量民財的樣子？

四

再談談國共內戰。

這應該分兩個階段來談。也就是俗稱的第一次內戰和第二次內戰。

第一次內戰比較簡單。1927年，中共接連發動南昌起義、秋收起義，在江西建立起蘇維埃政權。

在一個正常主權國家內發動武裝起義（政變），建立國中之國，這是妥妥的顛覆國家政權罪。而這個“蘇維埃共和國”只是共產國際的一個分支，那麼“勾結境外勢力”應該也坐實了。

民國政府剿滅、取締這股威脅他們政權的武裝力量，具有一定正當性。經過五次圍剿，井岡山紅軍幾乎潰敗。

1934年10月紅軍以“北上抗日”為由，突破重圍開始長征。並在1936年抵達陝北，暫時逃出生天。國民黨功敗垂成。

當然“北上抗日”是經不起推敲的——陝北並無日軍。

1936年12月突發“西安事變”。張學良、楊虎城在西安抓捕了蔣介石，迫蔣停止剿共，共同抗日。在蘇聯、中共等多方調停下，蔣在同意他們的條件後獲釋。

第一次內戰暫時結束。但國共雙方的零星磨擦，小戰還是常有的事。

1945年抗戰勝利，國民政府即開始着手制定憲法、召開國民大會，邀請中共會談，籌備建立聯合政府。如果不是發生內戰，實現民主共和是可期的。

但此時情況已不同了。共產黨在八年抗戰中避免了與日軍的正面衝突，保存了有生力量，建立了廣大的敵後根據地，遍布十幾個省，有人口一億多。中共軍隊也擴展至120多萬人。

日本投降，蘇軍占領東北，將大量日軍留下的精良武器直接給了中共軍隊。另外還將蘇軍二戰時淘汰的許多武器送給中共軍隊。解放軍已經是一支強大的武裝力量。再不是“小米加步槍”的土八路。

此時打與不打，已不是國民黨說了算。在蘇聯幫助下，林彪部隊很快控制了東北這個戰略要地。戰爭主動權已經掌握在共產黨手中。

從根本上來說，共產黨的目標是奪取政權，共產國際的最終目的是解放全人類，建立烏托邦社會。中國戰場只是其中一個分支。可以說，中共自始至終都沒有考慮過與國民黨合作搞什麼民主共和。這些也都是有據可查的。

國共根本就不是同路人。

中共以前那些許諾，包括延安時期的報紙輿論，及毛那些蠱惑人心的講話，什麼反對一黨專制、學習美國，走自由民主之路等等，都是幌子，都是謊言。與國民黨的一次次合作，都是一種策略，一種權宜之計。

所以再去查究是誰先動手，誰後動手，已經沒有多少意義。但從歷史的角度，從人類普世價值的角度，從戰爭帶來的後果，是不難作出是非判斷的。將國共各打五十大板，那種“毛、蔣都是歷史罪人”的說法，絕對是一種謬誤。

五

然而，蔣介石的失誤也是顯而易見的。

他繼承了儒家文化某些傳統。如仁義禮智信。他同時又是個基督徒，主張寬恕、仁愛。正是這樣的文化特質，讓他在處理有些重大問題時猶柔寡斷，進退失據。

古人說，慈不領兵。蔣的這些性格特點顯然不適合叢林法則，不適合殘酷的政治鬥爭和軍事鬥爭。蔣在西安事變後的“一諾千金”，已近乎迂腐。

蔣基本上執行了協議，停止剿共，承認延安政府和軍隊的合法存在，並給他們財政撥款，給他們武器彈藥、糧食和給養。        

事實證明，中共並未將這些資源投入抗日。如上所述，中共避免與日軍正面衝突。他們的戰略是在安全的敵後大量建立根據地，等待時機奪取國民黨的政權。日本侵華戰爭反而成為共產黨崛起的歷史機遇。國民政府是在當冤大頭，養虎遺患。中共建政後，毛澤東在不同場合多次感謝日本人，實屬事出有因。這些也都是有據可查的。

蔣也並未殺死張學良，只是將他軟禁，直至老年。有史以來，統治者如此寬對一個謀反者，也是絕無僅有的。蔣只為某種江湖“義氣”（蔣、張曾金蘭結義）。

他其實有多次機會可以成功。紅軍長征時，國民黨壓倒性的軍力優勢居然未將紅軍消滅在途中，也為世人詬病——要是這次解決了，就沒有後來什麼事了。

張戎在《毛澤東不為人知的故事》一書也對此提出質疑，認為因蔣的兒子蔣經國被蘇聯扣為人質，蘇聯以此要脇蔣放紅軍一馬。

又如重慶談判。他太看重自己的聲譽，太在乎公眾輿論和國際輿論的壓力。事實上他只要敢於豁出去，完全可以一網打盡，一舉成功的。任何事情，做了就做了，造成既成事實，生米熟飯，覆水難收，人們就只能接受現實，定格歷史。從來都是成王敗寇。

可惜他成為兩千年後的又一個項羽，他的悲劇是性格的悲劇。對方也是看準了他的項羽命格，所以才敢貿然赴這個鴻門宴的。

有時候良知和道德會成為正義的綁縛——對付流氓絕不能心慈手軟。

這是血的教訓。

正是這種“仁慈”，斷送了中華民國（大陸），斷送了中國民主共和之路。蔣雖逃離，偏安台灣，但留在大陸的數百萬軍政人員慘遭迫害；成千上萬的抗日將士被殘忍殺死。其後的土改、鎮反、反右、大躍進、大饑荒、文革等等各種運動，各種折騰，殺死害死了多少民族精英，餓死了數千萬民眾。知識分子的脊梁被徹底打斷，傳統文化、傳統道德被徹底摧毀。中華民族已經沒有了魂。

這就是蔣的最大失誤。

這就是天意？就是國運？

叩問蒼天，中華民族何時能走出輪迴，免遭劫難？